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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權運動與禁酒運動的共振效應

作者:程同順 鄺利芬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發布時間:2018-05-16  瀏覽次數: 1623

【摘 要】美國歷史上的禁酒運動分為戒酒、禁酒和廢禁三個階段,不論在哪一個階段都有婦女的積極參與。禁酒運動與那個時期的女權運動具有高度的同步性,兩者互相發展壯大、相得益彰。禁酒運動為女權運動提供了載體和發展機遇,而女權運動的政治化促進了禁酒運動在不同階段的成功。

【關鍵詞】女權運動;禁酒運動;公共領域;私人領域;


美國的禁酒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內戰之前為倡導戒酒的“戒酒運動”(TemperanceMovement),內戰之后是一些城市、村鎮呼吁用強硬的法律手段阻止喝酒的“禁酒運動”(ProhibitionMovement),1919年到1933年是廢除禁酒立法的“廢禁運動”(Anti-prohibition Movement)。美國有組織的禁酒運動從19世紀初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這也正是美國第一次女權運動不斷發展并走向衰落的時期。美國禁酒運動和女權運動在時間上高度同步,在實踐中密切互動、彼此共振,相互壯大和促進,產生了特有的疊加效應,演繹出了一段耐人尋味的二重奏。

一、女權運動與禁酒運動的歷史機緣

回首美國禁酒的歷史,人們不免感到奇怪,像美國這樣一個把民主與自由視為至高無上價值的國家,怎么能讓禁酒寫進憲法來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習慣,這個困惑應該從男女不同性別對于飲酒的態度來理解。美國禁酒運動獨具特色的一面,在于它是一場婦女加盟并起重要推動作用的社會改革運動。禁酒運動是美國婦女在倫理道德和保護家庭的掩護下,為爭取婦女權利、提高婦女地位而進行的一場社會政治實踐。美國女權運動與禁酒運動能夠同步發生,不僅在于它們彼此對另一方都有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特定的歷史契機提供了條件。

1.婦女參與禁酒運動具有一定的社會合法性

在整個禁酒運動過程中,婦女是禁酒運動的生力軍。婦女能夠成為禁酒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在于婦女參與禁酒運動的社會合法性。這里的社會合法性與是否符合法律無關,它指的是是否被社會大眾的態度所接受。在那個時期,婦女參與禁酒運動的正當性能夠被社會大眾所認可,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禁酒運動橫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領域原則是19世紀指導美國處理兩性關系的一條重要的社會規范,這一原則認為婦女從心理和生理上都不適合公共事務,她們只需要在家里履行好母親和妻子的責任就可以了。處在私人領域的婦女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才能進入禁酒活動所屬的公共領域。而酗酒對婦女以及家庭造成的直接傷害恰好提供了這個契機。在倡導戒酒和推動禁酒立法時期,婦女認為男子飲酒過量不僅導致身體的疾病,還可能使家庭陷入經濟的泥潭;醉酒回家的丈夫常有暴力傾向,對妻子是一種身心的折磨,也不利于兒童的成長,嚴重影響了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正因為酗酒對家庭的危害,使得和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密切相關的禁酒運動具有了一定私人領域的色彩,從而為當時想參與公共事務但又礙于傳統家庭觀念束縛的婦女找到了一個通往公共領域的突破口。婦女以捍衛傳統家庭、保護兒童為出發點,獲得了參與禁酒運動的合理依據。

第二,禁酒運動是一場關乎道德的社會改良運動。婦女參加禁酒運動,符合社會對婦女傳統道德形象的要求。一方面,禁酒的緣起是美國19世紀初期興起的社會福音運動。由飲酒滋生的罪惡正好與福音派的倫理價值以及改革理想背道而馳,為此他們傳播禁酒思想,開展了各種轟轟烈烈的禁酒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強調和推崇的女性美德是以婦女宗教上的虔誠信仰為核心的,婦女為丈夫和孩子提供道德指導被認為是她們的基本任務,因此婦女參加教會組織的活動并沒有違背領域原則的要求。參加公共祈禱是她們不再需要取得男性權威人士的首肯而完全按自己的想法行動的第一步。[1]因此,婦女參加禁酒運動既符合“家政崇拜”的婦女形象,又切合社會福音派道德改良要求。

2.婦女參與禁酒運動的主觀條件已經成熟

從19世紀起,美國婦女逐步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到鍍金時代1(19世紀最后30年),更多的美國婦女,尤其是一些中產階級婦女已具備了參與一定社會公共事務的前提條件。

第一,婦女就業和教育水平初步提高。美國在兩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很快進入現代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家用電器的普遍化和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減輕了婦女家務勞動的負擔,使得婦女走出家庭、走向職場成為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于男子大量走上戰場,原來很多由男子主導的行業和領域讓婦女有了補充進來的機會,婦女成了社會生產的重要成員。大蕭條時期,由于婦女的勞動力價值低廉,使她們成了少數工作機會的寵兒。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產階級婦女參加白領工作成為女性就業的一個新現象和發展趨勢,已婚婦女就業也越來越普遍。[2]

此外,美國婦女在教育方面也有了相當的發展。獨立戰爭之后,美國的公共小學已普遍招收男女學生,19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一批全新且嚴格的私立學校,為女生開設了地理、數學、語法、修辭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課程。1860年招收女生的高等院校已有61所,大多數高等院校開始實行男女同校。[1]雖然美國婦女教育的初衷是培養賢妻良母,但始料不及的影響卻是促進了婦女走向獨立,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經濟地位的改善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婦女有足夠的物質資本和智力條件開展禁酒活動。婦女能夠成為禁酒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大原因就在于婦女禁酒組織是由一批擁有經濟實力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組成的。

第二,美國婦女逐步獲得參政權。19世紀初,最初的禁酒組織大多具有教會背景,婦女只能以宗教組織成員的身份參與禁酒活動。戒酒組織的領導權掌握在男子手里,婦女作為酗酒的直接受害者,卻不能對禁酒活動進行表決,婦女經常處在從屬地位。她們的主要任務是發揮道德的力量,在家里對丈夫和孩子進行規勸禁酒的教育。

20世紀初,婦女選舉權運動已經取得了初步的進展。到1913年,包括華盛頓、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等在內的九個州都給了婦女完全的選舉權,之后越來越多的州承認了婦女的選舉權利。婦女逐漸擺脫之前在禁酒組織中受男子控制與指使的處境,組建了完全由自己主導的禁酒組織,并把禁酒活動與爭取選舉權的女權運動結合起來,形成了禁酒運動的一支獨立力量。如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WCTU)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它成立后開展的系列改革活動都是把禁酒與提高婦女權利結合起來的。

各州陸續開展的婦女參政權運動不僅提高了婦女在州議會中對禁酒進行投票表決的權利,而且鍛煉了婦女開展禁酒運動的組織和宣傳能力,為婦女把禁酒運動上升到政治的軌道做了充分的鋪墊。1920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確立了全體適齡婦女選舉權的法律地位,這為“濕派”2婦女在反禁酒時期走上前臺,成為反禁酒的支柱性力量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

二、禁酒運動為女權運動提供了舞臺和機遇

禁酒運動往往和其他的社會改革運動交織在一起,女權運動也是其中之一。借助禁酒運動,有些女權組織與禁酒組織聯合起來開展爭取婦女權利的活動,有些女權組織只是借用禁酒的“名”而從事女權運動的“實”,有些女權組織在禁酒運動中發現了新的女權問題。禁酒運動增加了女權活動的廣度和深度,豐富了女權運動的內容,為女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1.從“家政崇拜”到“禁酒勇士”:推動婦女參與公共事務

從美國建國初期“共和母親”到19世紀“家政崇拜”的轉換,只不過是肯定了婦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但同時將她們對公共政治的直接參與降低到最低程度。[3]

為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婦女們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如社會福音運動、社區改良運動、廢奴運動、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禁酒運動等。在這些運動中,禁酒運動吸引了當時最廣泛婦女群眾的參與。

社會福音派展開的禁酒活動,為婦女走出家門、參與公共事務找到了一條最切合現實的途徑。早期禁酒運動的倡導者福音教派,為了壯大宗教隊伍和實現宗教改良社會的理想,積極吸收婦女參與禁酒活動,有著龐大宗教信仰隊伍的婦女也借此參與到了公共事務中。禁酒活動讓她們認識到了自身的價值和尊嚴,產生了拯救人類、改良社會的歷史使命感,也讓她們借此加強了“姐妹情誼”,鍛煉了組織技能和政治技巧。之后,隨著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不斷提高,她們便不再甘于在禁酒組織中的無權和受排擠地位,于是,組建一支自己的隊伍,擺脫宗教組織的束縛,獨立開展禁酒運動,便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了。

1874年,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在俄亥俄州成立。它吸取以前禁酒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把婦女的禁酒改革納入主流政治,從而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影響。它與反對酒館聯盟(ASL)聯合,共同推動了1917年有關禁酒立法的憲法第18條修正案的出臺。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的禁酒活動使婦女走出教區的藩籬,在走向社會的道路上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打開了千萬婦女的眼睛,使她們為了家庭和國家的利益,擔當起她們自己可能不會主動尋求的公民責任。[4]

1920年,保利娜·薩賓領導的全國禁酒改革婦女組織(WONPR)宣布成立。它不僅瓦解了鐵板一塊的婦女禁酒陣營,而且推動了廢除禁酒的憲法第21條修正案的出臺。禁酒運動促進了婦女從“家政崇拜”到“斗酒勇士”的角色轉換,加快了婦女獨立走向社會的進程。

2.從單一到多元:深化和擴展了女權運動的疆域

誠然,禁酒運動并不是女權運動的天然土壤。在觸及禁酒活動之前,為改善地位和爭取權利,婦女就已經以各種方式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抗爭,如“廢奴運動”、“女裝改革運動”、“控制生育運動”等。雖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婦女的影響力,但范圍非常有限。禁酒運動不僅為女權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突破口,而且使女權運動的內容由單一向多元發展,增加了它的深度和廣度。禁酒運動使業已開展的女權運動在內容上得到了巨大拓展。

首先,禁酒運動擴大了婦女的政治權利。當禁酒從道德改革轉移到法律改革時,由于婦女在一些州還沒有投票權,這給婦女參與禁酒運動帶來很大的不便。這些州的婦女便把禁酒運動與取得婦女投票權運動結合起來,從而推動婦女選舉權運動向更多的州擴展。

其次,禁酒運動擴大了女權運動的主體范圍。第一波女權運動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婦女領導的,她們早期關注的主要是和她們利益密切相關的就業、教育以及平等的參政權等問題,禁酒運動使得白人中產階級婦女跳出了階層的局限,開始關注農村婦女、黑人婦女、妓女等社會底層婦女的權利。1878年,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成立墮落婦女工作委員會,拋棄雙重標準,給愿意改過自新的女犯人、妓女等的生活、就業提供條件。

最后,禁酒運動促使女權運動開始關注更加廣泛的社會問題。禁酒運動擴展了婦女的視野,使她們的注意力從家庭轉向更廣闊的社會現實生活,將影響力由家庭滲透到社區或地方乃至全國政治生活。禁酒運動使她們把觸角深入到了包括清潔用水、街道照明、垃圾清理、公共圖書館設置等在內的其他社會問題。正是因為在學校向孩子宣傳禁酒,她們才關注到童工和兒童受虐問題,才推動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勞工法》的出臺;正是因為到監獄禁酒,她們才關注到監獄制度,才有了監獄委員會的設置;正是因為尋找替代飲酒的消遣方式,她們才關注到妓女,才有了墮落婦女工作委員會的出現。若沒有禁酒運動,這些問題都很有可能是女權運動關注的盲點。再以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為例,其1882年在全國的20個部門中只有3個部門的活動是脫離禁酒的核心目標的,第二年在31個部門中則有9個不單是以禁酒為目標的,到1896年時在39個部門中竟有25個的活動完全或基本上與禁酒不相關了。[4]

三、女權運動為禁酒運動掀抬聲勢

追根溯源,美國的第一波女權運動是由兩大分支組成的:一支指向上層婦女的家庭角色,另一支關注婦女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內戰后,這兩支繼續分別發展成兩個分支:一支與家庭和宗教緊密相連,為戰后禁酒運動提供了支持;另一支更為世俗,與政府和法律緊密相連,它是由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推動的,這一支的政治化實踐經驗對禁酒運動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兩大分支從不同層面促進了婦女的解放,為婦女成為禁酒運動的生力軍提供了物質準備以及智力支持。

1.以“保護家庭”為口號推動禁酒運動走向深入

盡管美國女權運動的這兩大分支在發展脈絡上有些不同,但是兩者都堅持一個基本的信念,即相信婦女的力量和權利都來自日常公民家庭和宗教活動,這也是切合美國社會領域原則的一個現實選擇。婦女推動社會改革要想為社會接受,取得理想效果,就必然不能過多地跨越性別角色的鴻溝。

在戒酒時期,婦女充分利用教徒身份,配合宗教禁酒組織,從道德、宗教和經濟的角度出發,在家庭和社區宣傳酗酒的社會危害,規勸人們放棄飲酒惡習,從而達到凈化社會道德、提高生產效率、保護家庭的目的。在她們的努力下,整個社會對過量飲酒的惡果有了一個共識,一些州頒布了禁酒法令,禁酒運動取得了初步成效。1873年底,俄亥俄州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清教徒婦女為了保護孩子、丈夫以及親人免受縱酒帶來的痛苦,發起了一場被媒體稱為婦女戰爭的禁酒的“圣戰”運動,她們走上街頭,手拿圣經,跪在酒館門前,吟誦贊美詩,祈求酒館業主關門停業。她們的行動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隨后許多城鎮、鄉村都成立了婦女禁酒協會,僅僅幾個月之內就有1000多家酒館被迫關閉。[5]

在禁酒時期,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成立。之后它在弗蘭西斯·威拉德的領導下,到19世紀末便發展成了當時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的禁酒改革組織,會員多達17.6萬人。威拉德把禁酒與政治嫁接在一起,充分利用政治渠道,提高婦女的社會影響力,把婦女的禁酒改革納入主流政治,成功地實現了女權運動與禁酒運動的偉大會師,它們相互壯大,同步推進。1917年,在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和反對酒館聯盟的聯合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立法禁酒的憲法第18條修正案。

在反禁酒時期,女權運動影響下的新女性打破了男性為主導的酒館和酒文化,把新女性與飲酒、性緊緊連在一起,作為表達時尚、獨立與成熟的新方式。新女性飲酒文化以及禁酒以來的社會負面影響,促使了婦女禁酒陣營的瓦解,保利娜·薩賓為代表的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在反禁酒組織中脫穎而出。無獨有偶,薩賓打著“保護家庭”的口號,反對禁酒給社會帶來的一切惡果。最終,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成功地推動了憲法第21條修正案的出臺。

2.女權運動的政治化對禁酒運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政治化是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反對酒館聯盟、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這三大禁酒組織制勝的法寶。

19世紀80年代之前,禁酒運動取得的影響僅限于地方層面,禁酒的成效非常有限,而且時常有反復。1874年,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吸取婦女“圣戰”運動的經驗教訓,深刻地意識到,要想使禁酒超出地方的限制,取得全國范圍的影響,就必須把禁酒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為了形成一個廣泛的政治聯盟,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甚至試圖將激進分子和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人團結在一起。它先后與禁酒黨(The Prohibition Party)、平民黨(The People’s Party)、格蘭奇婦女組織(Grange Women’s Organization)、反對酒館聯盟一同結成統一戰線。它打破了鍍金時代強調黨員對政黨的認同感和忠誠的政黨政治傳統,宣布其只支持承諾支持禁酒立場的政黨候選人,成功地把禁酒與政治嫁接在一起,迫使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禁酒問題上都表明他們的態度。

1895年成立的美國反對酒館聯盟與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結盟,組成了美國當時最有效、強大的院外政治游說集團。它執行實用主義策略,制定比較現實的目標,靈活操作,對現任政府官員或者政客軟硬兼施,推動了禁酒運動的進展。20世紀20年代中期,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借著各方推動禁酒的力量,美國反對酒館聯盟與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聯合起來,再次啟用機會主義的政治策略,最后實現了禁酒的憲法修正案的通過。

隨之,由于禁酒立法滋生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鐵板一塊的婦女禁酒陣營內部開始瓦解。保利娜·薩賓領導婦女組成了當時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反禁組織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她延續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與美國反對酒館聯盟的政治化經驗,盡量將廢禁運動與民主黨捆綁在一起,讓廢除禁酒寫進民主黨黨綱,將廢禁運動發展成全國性政治運動。薩賓堅持不與任何一個政黨結盟,提出只要兩黨中任何總統候選人支持廢禁運動,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都將給予大力支持,這個做法與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和美國反對酒館聯盟政治化的策略別無二致。1933年,全國禁酒改革婦女協會成功地促使國會廢除了禁酒的憲法修正案。

四、結語

趁著歷史的機緣,禁酒運動恰好與19世紀第一波女權運動相遇了。它們兩者交織在一起,產生了奇妙的共振效應,互相影響,互相壯大。禁酒運動豐富了女權運動的內容,反過來,女權運動也為禁酒運動的發展提供了政治支持。相似的進步主義時代大背景是它們合作的前提,但主體、目標、運動模式等方面的不同,注定了它們終將回歸各自的軌道,按照各自的運動規律發展。禁酒運動落幕以后,飲酒問題逐漸遠離政治,主要依靠科學引導與道德規范進行調節。而第一波女權運動在20世紀初走向衰落之后,由于其在政治層面還有未竟之業,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機的逐步成熟,在以后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參考文獻:

[1](美)薩拉·M·埃文斯.為自由而生——美國婦女歷史[M].楊俊峰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2](美)洛伊斯·班納.美國現代婦女[M].侯文蕙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3](美)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M].王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周輝榮.19世紀美國婦女禁酒運動及其影響——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個案研究[J].史學月刊.2002,(5).

[5]郭九林.美國市民與禁酒[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

注釋:

(1)指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的那一段美國歷史。

2)禁酒運動分化為“干派”和“濕派”,干派支持禁酒運動,濕派則抵制禁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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