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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國家與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

作者:張 信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  發布時間:2018-11-05  瀏覽次數: 14180



內容簡介

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系在民國時期的河南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關系模式:河南北部是強勢國家與弱勢社會并存的模式,西南部則正好與之相反。檢視這兩種模式的形成,作者得出結論,現代國家政權建設并非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一個國家與地方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其結果通常為長期的社會演變過程預先決定。


作者簡介

張信,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華裔歷史學者,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


目錄

中譯本序言

第一部分 導言

第一章 理論背景

一、以社會演變為理論框架

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第二章 河南之社會經濟環境

一、河南的地理與市場結構

二、迥然不同的河南西南部與北部區域

三、外國入侵、商品化與匪患危機

第二部分 地方精英與共同體權力變遷

第三章 演變中的地方社會

一、晚清公眾組織之發展

二、世紀之交的變化

三、1911年革命期間的奪權活動

四、精英活動之衰落:早期民國

五、20世紀20年代中期地方政治之演變

六、抗衡國民政府

七、總結

第四章 社會演變過程中的精英流動

一、晚清地方社會

二、1911年革命

三、地方權力結構之變化

四、總結

第三部分 精英活動與社會轉型

第五章 以個人關系網為主體的社會

一、文學社的最初幾年

二、地方關系網與地方權力

三、羸得地區地位

四、更上一層樓

五、渡過難關

六、跨地區活動

七、拜訪袁世凱

八、袁世凱的崛起

九、“共和不獨立”運動

十、連接關系網

十一、聯絡人的權力

十二、創建國家級關系網

十三、暫時的挫折

十四、帝制之爭

十五、關系網的衰落

十六、總結

第六章 地方認同、地方主義與合法性危機

一、自治只創辦

二、自治方案

三、合法性危機

四、地方認同問題

五、地方主義現象

六、從精英統治到民眾參與

七、南召自治

八、總結

第四部分 現代國家政權建設與國家和社會間的互動關系

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

一、國家的定義

二、河南北部

三、河南西南部

四、總結

第八章 相互制約中的國家與社會

一、社會控制與現代國家政權建設

二、河南北部

三、河南西南部

四、總結

結論

一、個人層面上的演變

二、社會層面上的演變

三、現代國家政權建設與社會演變

四、社會演變與中國現代轉型

附錄

引用書刊目錄

譯者后記


張信著《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

馬俊亞

為了將20世紀美國“中國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劍橋大學出版社委托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主持出版了一套“劍橋中國現代史叢書”,其中收錄的張信(Xin Zhang)所著《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以下簡稱《演變》),很值得向中國同行作一介紹。

《演變》的作者張信,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該書系根據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

劍橋大學出版社委托的三位審查人對該書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蕭邦齊(R.Keith Schoppa)認為該書“是研究20世紀中國的前沿之作……作者對理論問題的應用和闡述將確保進行比較研究的讀者獲得不同于在其他學科和其他史學領域中所獲得的感受。可以肯定,該書將是該領域中的一項重大的成就”(見該書封底)。帕墨朗茲(Kenneth Pomeranz)寫道:“這部研究上功力深湛、理論上爐火純青的獨具匠心之作,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尚欠研究的領域——20世紀早期中國農村社會網絡和社會交往的進化——的窗口”(同上)。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則認為:“我們迄今很少見到像這樣的著作,把舊的社會秩序的崩潰是如何產生社會前進的新途徑——這條途徑直接關系到現代國家的發展——的問題闡述得如此清晰”(同上)。托馬斯·希伯爾(Thomas Heberer)發表的書評寫道:“張著對國家從下層擴張其權力的過程提出了詳備的觀點……該書將不僅令研究區域發展的學者對其興趣盎然,也將令那些研究不同階層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歷史價值中不同的角色來理解地方發展是如何對國家構建做出貢獻的學者對其備感興趣。同時,它對正確評價當前的發展——如檢驗20世紀20—30年代的自治規劃與關于地方自治的現行的論點之間的關系———也非常重要。該書展示了極高的理論水平,可以推薦給每一位從歷史學和比較學角度研究中國現代發展的學者。”②另外,西方著名中國學專家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馬若孟(Ramon H.Myers)、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等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該書的贊賞。

《演變》所選擇的研究對象是甚少受到西方學者關注的河南省的兩個地區:南陽和豫北,包括其中十幾個縣。但全書的視域是全國性的。作者這樣做的本意是由于河南地處中國的中心地帶,便于與華北、東南地區(這兩個地區是中國最受西方學者關注的地區)進行比較。與其他地方史研究不同的是,該書從縣以下的基層著手,將兩個地區做對比,再將這兩個地區放到全國統一的背景中。作者有意采用地方史和比較史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同時在宏觀和微觀上觀察事物,不致失于一偏(第8頁)。

《演變》一書涉及了西方社會、歷史、政治、心理、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其中心論點主要圍繞“社會演變”這一概念延伸開來。由于這個概念曾經被前人大量使用過,照搬任何一種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的發展,都難免會落入俗臼。而最后仍選定“社會演變”作為全書的理論框架,正在于作者詳盡分析比較了前人的成說,發現這些理論盡管都有各自的合理之處,但仍有很大的缺陷,需要充實更完備、更合理的理論元素和框架結構。作者認為“社會演變”(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真諦在于社會多向度(multi-dimensional)的發展,而演變的過程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為新舊交替,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同的社會內部和外部因素是造成特定社會“生態環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條件,這些因素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性的。而這些因素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都在互相融合中推動著社會發展。于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往往會出現新舊不分的混雜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作者認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皮爾松(Talcott Parsons)、愛森斯泰特(S.N.Eisenstadt)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會發展觀,反對把社會的演變視為直線性的進化過程,后者的錯誤在于把傳統和現代看成是互相排斥的,并且將社會的發展看成是有終極目的的(teleological)。實際上,這種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發展觀,馬克思和列寧都把社會的發展看作為一種混合的形態①,恰恰是國內一些學者始終堅持單線條的發展觀,把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混合形態視為病態。

基于以上對社會發展的認識,作者把以往關于社會和國家之間關系的研究歸入三大理論框架:第一種主要研究地方精英及其個人的背景、社會地位的變動、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的角色;第二種主要詳細考察社會動員中的政治動力,尤其集中于精英活動范圍的擴大;第三種主要研究國家權力的延伸(第4-5頁)。具體說來,第一個理論框架的著眼點是鄉紳階層賴以維持政治、經濟權益的手段和他們在20世紀初期社會地位的變動。第二個理論框架的著眼點是地方政治勢力的興起及其所參與的社會政治活動,以及他們如何全面擴張對地方的控制和削弱國家的權力。第三個理論框架就是從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看國家與地方各種勢力之間的制衡關系,從而推導出鄉紳階層角色的變化。作者認為,雖然每一個理論框架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察問題的角度,這三個框架仍可以從整體上被置于一個大的理論體系之下,即該書所提出的“社會演變”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從20世紀初期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來看,以上三個觀察角度所展示的只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上農村社會變革的三個方面。如果從整體著眼,則更容易悟出這三方面之間的有機聯系。

《演變》首先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河南各個地區所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出發,經過審慎的分析、比較,總結出具體導致社會演變的內在因素,進而發掘地方權力結構變化的原因及其對國家權力的影響。全書共分四個部分。在前言部分,作者詳細闡述了當時河南農村社會所面臨的“社會生態環境”,說明以南陽和豫北地區為分析樣本的典型意義。如南陽地區土匪為患,社會經濟文化等相對閉塞;而豫北地區商業經濟發達,外部文化的沖擊極為明顯。這些因素構成了上述兩個地區不同的發展條件。

第二部分首先揭示了原有的農村政治權力結構,然后尋找使那些來自于不同背景的地方領袖成功的因素和他們爭權奪利的過程。作者認為,20世紀初期豫北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一變化過程與全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導致了社會交往的擴大。在南陽,有著各種不同背景的人輪番奪取了地方權力,他們有的源自地痞,有的是退伍軍人,有的出身于秘密社會。在豫北,許多地方精英通過組織文化團體、修建學校、經商、組織宗教活動及參政,構建了上至中央、下至基層的社會關系網絡,維持并提升了原有的社會地位。作者認為這一農村政治結構變化的基礎是清末民初人們思想的改變,也就是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農村內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危機。為了應付這些危機,人們開始擺脫過去傳統的以教育程度、家庭財產和出身為衡量標準的社會價值觀,而代之以實際能力為準線的價值觀,“社會互動很少按照明確的規則向前發展,目標很快成為手段的最好的借口。”(第65頁)如為了抵抗土匪的襲擾,民眾普遍認同有能力組織民團的人,而不是擁有學位的人(第88頁)。這種社會文化層面上的變化奠定了這一時期整個社會演變的基礎。

第三部分詳細分析了掌握地方政權者的政治意向及其社會活動對整個農村社會的影響。作者注意到,在南陽地區,甚少受到外部世界社會、經濟、政治變革的影響,這里出現的強有力的地方政權不僅擁有自己的武裝,還具有現代政府的特征。豫北地區的地方精英更是將其活動推向全國和國家最高層,他們利用和袁世凱等人的鄉關系,進入到更大的關系網中,其核心人物成為許多“社會圈子”的樞紐,從而使他們被吸納到豫北以外的企業經營、教育和政治活動中(第131頁);而在豫北本地,他們則能發號施令,鼓動一方。作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新一代地方精英的興起并導致了農村社會中兩股截然不同的潮流的存在:邊遠地區的地方化和商業地區的開放化。在地方化的潮流中,邊遠地區的精英依靠手中的權力,集中利用各種地方的政治和軍事資源建立了對當地長期的、獨占式的控制(第172頁);而在開放化的潮流中,一些原來主要依靠文化活動維持聲望的人物迅速改變其活動范圍,主要依靠社會關系網絡來維持對地方上的控制以及逐漸接近國家政權。盡管這兩種潮流都具有同樣的基礎,即基層農村社會接觸范圍的擴大、跨區域性思想交流的增多和政治活動面的增廣,但它們將不同地區的社會發展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第四部分,作者的著重點是尋找和分析以上所闡述的社會發展對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所帶來的影響。由于以往西方學者常常以西方的國家定義為準則來衡量中國社會,作者認為有必要根據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給這些概念重新下定義。他認為,從基層農村的角度看,當時的“國家”只能是指所有企圖在中國各地建立政權的大大小小的軍事強權。這些所謂的“國家”是因地因時而異的。通過對國家概念的修正,作者研究了在河南兩個地區存在過的軍事政權,發現他們盡管手法不同,但都試圖控制地方。在地方精英勢力確立以后,這些政權和地方精英之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爭奪政治權力的斗爭,其結果形成了國家權力在豫北地區得以擴展而在南陽地區則無從延伸的兩個明顯不同的模式(第266頁)。作者認為這一局面的形成完全是以上社會變化的結果,也就是說農村社會結構的演變是主導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根本因素,“國家對地方的控制不僅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更是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其結果已隱含于在這之前和在這之間的長期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第267頁)一旦社會勢力控制了地方,任何國家政權只能與這些勢力進行妥協。于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從上到下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而是你來我往的討價還價和互為制動的有機和辯證的關系。

揣其本意,此書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為例,說明非西方國家(至少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條件與西方社會有著根本的差別。作者既把中國社會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條件)作為研究的準線,也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中國近代社會的參照物,認為中國社會可以在沒有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為主導的基礎上完成自己特有的現代化歷程。鑒于許多西方理論家把以下幾點看成是現代社會的標志:人與人之間交往范圍的無限制性,社會活動分子的高度組織能力和社會勢力與國家之間處于全方位的互相牽制和抗衡狀態,他認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已經屬于現代化社會的形態,無論從人的行為方式、思想交流范圍、社會活動空間、人際關系層面和政治手段等各方面來看,中國社會都已具備了西方現代社會的許多重要特征,并因而證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其本身演變過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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