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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

作者:[德]何夢筆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  發布時間:2018-11-20  瀏覽次數: 13887


內容簡介

德國學者何夢筆(Carsten Herrrnannpillath)博士所著《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一書對中國的傳統和現代化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何夢筆則試圖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以“網絡”概念為基礎,構造一個“社會型”來解釋華人的經濟行為方式和中國及東亞的經濟增長。對歷史和現實的仔細考察,使作者得出了一些有益和新穎的結論,如中國具有自己現代化的傳統、網絡的形成是歷史演進的產物和解釋現象時要做到社會學和經濟學方法的結合和創新等。


作者簡介

何夢筆教授是德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他先后在杜伊斯堡大學、圣加侖大學、蘇黎世科技大學、維藤大學任教,現任法蘭克福金融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維藤大學、波恩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和南京大學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廣泛,重點涉及演化經濟學、制度與治理、創新管理、國際經濟與貿易、多元文化比較等方面,尤其對中國、俄羅斯等轉型經濟的研究有獨到之處。他先后主持過眾多科研機構和基金會資助的社會經濟研究課題,發表了10多部專著和250多篇學術論文,并獲得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杰出獎、朱利葉斯·路透創新獎、路德維希·艾哈德財經獎、中國國家圖書獎等殊榮。


目錄

第一章 隙縫經濟和中國的現代化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粗放型增長和隙縫經濟

第三節 國家主導型的現代化:增長作為政府的任務

第四節 國家主導型現代化的問題:文化經濟圈和民族國家經濟

第五節 現代化的傳統和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極的未來地位

第六節 展望

第二章 網絡:中國經濟研究的范式基礎

第一節 研究主題的產生

第二節 關于網絡概念的理論說明

第三節 儒教、網絡資本主義和華人意識

第四節 網絡和中國學研究方法

第五節 結論

第三章 流動性、社會整合和中國現代化的傳統

第一節 導論:一般方法論對漢學的沖擊

第二節 作為理性工作的科學和科學的客體

第三節 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探求它們的聯系

第四節 中間小結

第五節 普遍有效的基本歷史模式

第六節 華人文化圈內流動性的長期穩定機制

第七節 機動性、社會經濟活力和文化整合

第八節 類型構造和翻譯問題

第四章 中國網絡和氏族一無政府制度:制度經濟學分析

第一節 制度不確定性的經濟理論問題

第二節 關系、氏族和國家:制度經濟學考察

第三節 政策競爭、氏族和制度間隙的出現

第四節 華人網絡經濟作為社會類型

第五節 結論

第五章 進化理性、“經濟人”與社會秩序的基礎

第一節 哈耶克的心智觀: 對傳統理性概念的重要突破

第二節 背離理性的異常現象和一個可能的進化論解釋

第三節 策略的相互作用:關于非理性的理性

第四節 變異作為進化的理性行為

第五節 社會情感和文化進化

第六節 哈耶克心智觀對社會秩序理論的含義及我們與哈耶克的分歧

第七節 結論

參考文獻

圖表檢索

調查村莊在中國地圖上的位置

4.1 韋伯國家類型的系統概括

5.1 市場進入對弈

5.2 研究變異的進化論方法

5.1 鷹鴿對弈和市民策略


重新審視中國現代化的傳統──讀《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

中國圖書評論199906


中國的發展始終處于“傳統”和“現代化”的巨大張力之中,這種源自中西文化差別的內在摩擦與沖突,隨著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危機、東南亞經濟的動蕩和“文明沖突論”的崛起,而日趨引起國際學界的高度關注。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回首百年,如何重新審視中國現代化的理念和目標,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仍是一個世界性和世紀性的重大課題。而這一切的基礎之一,就是對民族傳統的正確解讀。德國學者何夢筆(CarstenHerrrnannpillath)博士所著《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行為方式》一書(以下簡稱《網絡》)對中國的傳統和現代化給出了一種新的解釋。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經用“差序格局”來刻畫鄉土中國到華人的行為方式特征,何夢筆則試圖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以“網絡”概念為基礎,構造一個“社會型”來解釋華人的經濟行為方式和中國及東亞的經濟增長。對歷史和現實的仔細考察,使作者得出了一些有益和新穎的結論:

1.中國具有自己現代化的傳統。相信中國傳統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基本障礙,是許多華人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認為,只有當傳統因素失去作用之后,社會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而現代化的基本內容--經濟現代化,只有在民族國家的控制之下才能實現。但作者通過對中國近年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明確反對這種看法,因為華人經濟圈中增長最迅速的,恰恰發生在國家控制的政治經濟結構之外的“隙縫經濟”,這種隙縫經濟有著歷史根源,在歷史上,源自于晚清時期的“非國家化”趨勢,是國家機構在社會中的作用大幅度降低,這種經濟和社會結構,后來成為“縫隙經濟”的規范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后,進過幾十年國家控制的高速增長之后,當國家控制減弱時,“隙縫經濟”(鄉鎮企業)的崛起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與東亞其他地區的情形極為相似,因為在東亞的一些地方華人在政治上并不在主要的社會階層里,但恰恰是處于隙縫中的華人取得了經濟上的驚人成就。因此,必須將人為制造的中華“傳統”和“現代化”之間的沖突擱置一邊。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內生的現代化,“中國具有自己現代化的傳統”,其進程在西方列強人侵時被人為阻斷。

2.網絡的形成是歷史演進的產物。華人經濟圈中的“內生現代化”源自于東亞地區具有“建網”的社會功能這種關系能力使它在世界各地區和各企業的競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競爭優勢。“網絡”是華人行為的基本特征。這種相對穩定的非正式關系的重要性,超過了正式組織,成為一種重要的關系資源,極大地增強了華人調動其他資源的能力。而超越親屬關系的“網絡”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的高度流動性密切相關。與大多數中國人的看法不同,《網絡》認為,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僵化的社會,而是一個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次上都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流動和社會整各構成社會的基本存在形態。就是說,中國文化促進了遷移導向的行為,產生了允許遷移的結構,遷移本身又成了一種文化類型,以在遷移中出現的“家庭無秩序”為基礎,形成了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開放的非理性結構”,這種特殊的結構可以比在國家作為“第三者”制定和執行理性的游戲規則這樣一個系統更有效率。作者甚至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城市中有“市民社會”的基礎,因為城市中的商會等機構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發揮著管理公共事務的功能,是一種自治型的機構。

3.社會學和經濟學方法的結合和創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放棄先驗的文化假說,特別是拋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勾畫的傳統中國的既定圖畫,強調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區別,以民間生活的變遷為藍本,運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來進行合理抽象,做到一般社會學和經濟學原理與生活實際的有機結合。在解釋現象時強調理論的創新,如要理解中國社會中存在的開放的“非理性結構”,必須拋棄源自于韋伯的、滲透在經濟分析中的過于狹隘的“理性”概念,以哈耶克的“進化的理性”為基礎,重新思考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這與新制度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謀而合。不依靠韋伯意義上的理性官僚制度,中國社會也能創造出“沒有法律的秩序”。“進化的理性”排除了在東西方沖突中總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感情與理性的沖突,既是對中國社會理解的基礎,又是對西方科學主義方法的反思。

《網絡》秉承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非正式制度給予了高度關注。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必須植根于民族傳統的發揚和創新,但與新儒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傳統不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精英文化傳統,而是表現為日常行為方式的民間傳統,民間傳統處于基礎的地位,影響著現代化的進程和取向。這種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是非常緩慢的,對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可以看出,本書的一些結論是富有啟發意義的,雖然有些是值得商榷的,如對網絡的負面經濟效應論述不多,對經濟企業網絡和社會關系網絡的比較還有待深人。但這些理論并非空穴來風,是作者以中國鄉鎮企業的崛起為對象,進行實證考察和大量理論探討的學術成果。作者呼吁只有通過文化的交流和對話才可能理解文化傳統和現代化的真意。在重視非正式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同時,不可忽視正式制度和法律的建設,也不應以為重視非正式制度是東方文化的特色,事實上,西方國家也有“網絡”,對于正處于深刻變遷中的東西方來說,交流與對話是最為重要的。此書作為中德文化合作研究項目的成果“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和村落文化叢書”的一本,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必將進一步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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