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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對鄉村權威及其格局影響的實證研究——以村莊主要干部的姓氏來源為分析基礎

作者:劉金海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東南學術》2016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8-11-23  瀏覽次數: 525

【摘 要】一般情況下,農村社會中第一大姓氏成為了村莊權威人物的主要來源,但不可高估,還有些村莊的第一大姓根本沒有當選為權威人物;不過,第一大姓成為村莊主要權威人物來源的可能性則要高一些。較大的姓氏也經常性地成為村莊權威人物的來源,但在可能性上仍然低于他們在村莊中的比例構成,在主要位置上的任職率也均低于平均值。而村莊的小姓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在所有位置上的任職率均遠遠高于平均值。就此而言,宗族確實影響到了村莊的權威格局,但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第一大姓也只在他們占主導地位的村莊有優勢,更有相當部分村莊的權威格局是一種平衡或者均衡的產物,這在那些小姓居多的村莊里表現得比較明顯。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是,雖然各個村莊的姓氏結構多樣變化,但權威格局有朝著主導型和均衡型集中的趨勢。

【關鍵詞】姓氏;宗族;姓氏結構;權威人物;權威格局


一、問題的源起

關于農村宗族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視角:第一種是歷史變遷的視角;第二種是社會功能的視角;第三種是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即探討宗族對農村社會權力結構或權威秩序的影響。本項研究關注的重點是第三種視角,所以這里僅對第三種視角下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

以政治社會學視角研究宗族的成果,根據宗族組織與正式組織及權力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宗族對村莊民主選舉的影響研究,二是宗族勢力對村莊權力運行的影響研究。從宗族與正式權力的關系來看,前者是權力的初始分配,具有基礎性和實質性的意義,后者主要是在前者基礎上的發揮與展開,因此,前者更能夠體現政治社會學研究的視角。關于這個方面的研究,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地區村莊的宗族通過選舉控制村莊正式權力,二是村莊主要宗族通過選舉獲得了村莊正式組織的主要位置。

關于宗族通過選舉控制村莊正式權力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1)宗族結構與村莊正式權力結構呈現出對應性關系,代表性的為朱秋霞(1998)、張星久(2004)等。(2)主要宗族控制村莊正式權力,代表性的有“中國村民自治研究”課題組(2000)、孫昌洪(2007)等。

關于宗族通過選舉獲得了村莊正式組織主要位置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毛少君1991年對湖南省臨湖縣8個《村委會組織法》試點村的分析表明,有4個選舉了各自族長為村主任。2)“中國村民自治研究”課題組2000年對6660個村的調查表明,村支書中大姓所占的比例最高,在“民選”的村主任中大姓的比例達60%3)肖唐鏢先生20世紀90年代39個抽樣村莊的調查結果是,大多數村支書、村主任來自大族、大房;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他們另行調查的10個村治個案村中。4)張星久對湖北省的研究表明,在大姓為主、或一姓占絕對優勢,以及幾大姓為主的11個村子里,有8個村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村民小組長長期是從這些大姓中產生的,所占比例為72.7%5)白如冰的跟蹤研究更有代表性,他對某地36個村選舉前后村支書和村主任所在宗族的調查分析顯示,選舉前36個村中有22個村的村支書或村主任為最大族,占村總數的61.1%,選舉后居然有28個村的村支書或村主任為最大族,占村總數的77.7%6)孫召鵬隨機抽取的30個村中,有宗族背景的村支書(村主任)23人,占全部數量的76.7%;村委會班子成員有宗族背景的64人,占整個村干部數量71.2%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農村宗族的存在,對村莊選舉及村莊干部的來源確實有基礎性的作用,一些大的宗族傾向于控制村莊的選舉過程,并因此控制村莊的正式權力;在一些地區,農村主要的宗族確實成為了村莊正式組織主要職位的主要來源。

不過,也有研究者認為,宗族對村莊選舉及權威秩序的影響小,或者不受影響。如孫昌洪在對荊州市岑河鎮鎮東湖村考察的同時,對同處荊州市近郊的廟興村也進行了考察,他考察該村2004年的選舉結果是,產生的主職干部都來源于小姓家族,村莊兩大家族任書記、村長的僅僅只有一人,且只任職了一年時間就辭職了。?長期從事宗族問題研究的肖唐鏢先生在2011年也認為,宗族對村莊選舉的影響十分微弱;在那些宗族越是多且雜的村,宗族對選舉的影響也就越弱。?

還有研究者持更加中肯的觀點。如王麒、陳沭岸(2014)認為,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治理建立在基層民主選舉之上,在眾多影響農村基礎民主選舉的因素中,宗族社會所從事的活動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這既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也有它的現實合理性。而且,宗族在選舉競爭中常常出現大宗大族更易當選的情況,這一現象具有多數原則的客觀必然性。?

然而,宗族對村莊政治格局的真實影響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宗族真的會成為控制或主導村莊民主選舉的結果嗎?村莊最大的宗族真的在村莊政治生活中居于優勢地位嗎?村莊主要干部真的主要來源于大的姓氏嗎?村莊宗族結構與村莊權威秩序之間真的存在著對應關系嗎?雖然以上研究為我們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基礎,但仍然無法在一般意義上回答這些問題,也無法準確地判斷影響程度究竟有多大?與此同時,這些研究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缺陷,如因關注宗族問題而研究宗族在村莊政治中的影響;或者主要是一種典型性的研究,并因此選擇一些宗族比較興盛的地區或者是宗族問題比較突出的村莊作為研究對象;或者是研究的對象過少,有的甚至是個案性的研究,仍然局限于研究對象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特征;或者是僅僅關注村民委員會主任或者村黨組織書記個人等。

二、本項研究的設計

本項研究欲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對上述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拓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判斷宗族屬性的最主要指標確定為村干部的姓氏,正如有些研究者已經做出的那樣。這種拓展有一定的風險,正如朱秋霞曾經指出的那樣,這種判斷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然而,兩個原因決定它也并不是沒有道理:其一是,判斷宗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姓氏,這點不言自明;其二是,如果通過姓氏無法確定宗族的影響,那么,僅就研究者自己觀察到的活動及聯系本身也無法確定是宗族自身在村莊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另外一個方面是,已有的研究主要以權威人物或選舉結果為依據,這里不僅考慮到主要權威人物個體,而且還要考慮到村莊的權威格局整體。

本項研究借助于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百村十年”觀察平臺,在2012年獲得了203個村莊主要村干部的姓氏來源數據。這些村莊是“百村十年”觀察計劃的固定觀察點,是在科學抽樣的基礎上選取的,每個省份選取的村莊數量與該省農村的村莊數量之間有對應關系。分別如下:河南18個,山東16個,湖南13個,四川12個,河北11個,安徽、廣東、山西、浙江各10個,湖北9個,云南、江西各8個,福建、江蘇各7個,廣西、陜西各6個,貴州、遼寧、重慶各5個,黑龍江、甘肅、寧夏、內蒙古各4個,吉林、青海各3個,海南及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各1個。

在變量設計上,主要考慮了兩個方面:一是村莊的姓氏及所占比例。鑒于要考察對象——村莊權威秩序的內部構成,只考慮到了排在前四位的姓氏,分別冠以第一大姓、第二大姓、第三大姓、第四大姓,四個主要姓氏之外的姓氏則以其他類代替。這類數據主要通過訪談村莊主要村干部獲得的。二是村莊權威秩序中的個體數量。根據規章制度及中國農村實際狀況,我們確定了本項研究中的村莊權威秩序,即黨組織書記是村莊權威秩序中的第一位人物,村委會主任是第二位人物,其他成員特別是村委會成員依次類推成為第三、第四號人物,其中,委員數量視黨組織書記與村委會主任是否“一肩挑”在1~2之間變動。這類數據的獲得充分考慮了村莊一些主要干部的意見,在綜合考慮的基礎上得出的。

正如前面已經探討的一樣,我們計劃從政治社會學分析的角度,通過不同姓氏在村莊主要干部位置上的數量及位置本身,回答三個問題:

1.第一大姓是否一定會成為村莊干部的主要來源?或者是主要權威人物的主要來源?

2.較大的姓氏是否較多地占據了村莊權威的多個位置或主要位置?

3.村莊的姓氏結構是否直接影響到村莊的權威格局?或者說,村莊不同姓氏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會直接影響到他們在村莊權威格局中的均衡分配?

為了統計分析上的方便,我們的分析邏輯有所調整。

三、研究分析及結果

(一)正式組織單個權威的姓氏來源

從表1可以看出,村黨組織書記人選來源中,第一大姓占絕對優勢,第二、三、四大姓依次緊跟其后,不過,后三大姓當選人數之和還沒有第一大姓人選數量多;其他姓氏也占據了相當的份量。村民委員會主任、村民委員會委員1的人選來源也延續了這一特征。即是說,在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村委會委員1的姓氏來源中,第一大姓所占的比例大約在50%左右,隨后的第二大姓、第三大姓、第四大姓依次遞減(有一個情況比較特殊,即在203個村莊中,有61個村莊實行村委會主任和村黨組織書記“一肩挑”,所占比例為34%。不過,這種情況并不能改變第一大姓在村莊中居于絕對優勢的特征,只不過第三、四大姓就順延上升至第二、三大姓。)


1正式組織單個權威人物的姓氏來源



村民委員會委員2的人選來源是一個特例。從上表可以看出,雖然第二、三、四大姓當選該職位的人數及所占比例均與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及委員1的人數及比例大致在一個水平位置上,但第一大姓當選該職位的人數明顯地少于當選其他職位的數量,而其他姓氏當選該職位的人數及比例則明顯地高出第一、二、三、四姓氏很多;僅從數量及所占比例來看,其他姓氏當選委員2的數量及比例均居于第一位。若考慮到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是否“一肩挑”的情況,則情況又有點復雜。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一肩挑”的村莊中,村委會委員2來源于第一、二、三、四及其他姓氏的可能性分別是38.5%16.9%6.2%6.2%32.3%;而在沒有實行“一肩挑”的村莊中,第一、二、三、四及其他姓氏當選村委會委員2的可能性分別是25.7%14.2%9.7%7.1%43.4%。很明顯,“一肩挑”的村莊中,村委會委員2也是主要姓氏特別是第一大姓競爭的職位,而在沒有實行“一肩挑”的村莊中,其他姓氏及外來媳婦才更有可能當選為村委會委員2

(二)不同權威人物的姓氏來源比較

我們再來考察主要姓氏在村莊權威不同位置上的當選情況,并把它與各個姓氏的平均值(分別是44.71%19.38%12.10%8.03%15.78%)進行比較。結果如圖1(圖中不帶標記的黑線代表各姓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



1不同權威人物的姓氏來源比較


相對于各個姓氏所占比例而言,第一大姓在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及村委會委員1這三個主要職位上的任職率有所上升,而在村委會委員2位置上的任職率直線下降;第二大姓、第三大姓、第四大姓在四個職位上的當選率均低于他們的平均值;而其他姓氏在四個職位上的當選率均高于平均值,并特別表現在村委會委員2的當選上。這說明,相對于第二、三、四大姓,第一大姓更有可能當選為村莊主要干部,而其他姓氏則更有可能進入這里考察到的所有位置。也就是說,村莊的第一大姓和其他小姓對第二、三、四大姓形成擠壓態勢,從而在村莊權威位置的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

(三)權威人物姓氏來源的整體代表性

綜合四個職位來看,第一大姓當選的比例為44.44%,第二大姓當選的比例為14.95%,第三大姓當選的比例為9.52%,第四大姓當選的比例為5.16%,其他姓氏當選的比例為25.80%。與第一、二、三、四大姓及其他姓氏在村莊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相比,第一大姓基本持平,第二、三、四大姓當選的比例均低于該姓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其他姓氏當選比例則遠遠高于所占比例的平均值。

從圖2中可以看出:整體上看,姓氏結構與權威人物數量之間保持著一種均衡,特別是姓氏比例與權威秩序之間隱然顯現出一種均衡態勢;從單個姓氏來看,第一大姓的代表性意義在權威格局得到了切實體現,第二、三、四大姓的代表性意義均沒有得到有效的體現,而其他姓氏的代表性意義則得到了突出體現。這可能是選舉規則的原因,但更可能的原因是選舉的有關規定(婦女在村委會成員中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


2權威人物姓氏來源的整體代表性


(四)姓氏結構與權威格局之間關系

為了探討姓氏結構與權威格局之間的關系,我們必須先建立兩類變量,其一為姓氏結構,其二為權威格局。

根據經驗及獲得的數據特征,我們把村莊的姓氏結構分為四類,分別是:絕對主導型,第一大姓所占比例越過50%;相對主導型,第一大姓的比例超過或者等于第二、三、四大姓所占比例的總和,或者第二、三大姓之間所占比例差不多,但第一大姓所占比例超過第二大姓10%以上;比例型,主要姓氏所占比例依次等差遞減(相互之間沒有很大的差距);均衡型,所占比例在兩個主要姓氏或者三個主要姓氏或者四個主要姓氏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不超過10%)

而關于權威格局,有必要先確定權威人物數量。為了考察的方便及比較的可能性,我們只選取了村莊的前三位權威人物。同時,按照是否采取“一肩挑”政策,確定:沒有采取“一肩挑”政策的村莊中,村黨組織書記為第一權威人物,村委會主任為第二權威人物,村委會委員1排序第三;采取了“一肩挑”政策的村莊中,一身兩任的村黨組織書記或村委會主任為第一權威人物,村委會委員12就依次上升為第二、第三權威人物,由是形成了村莊主要的權威格局。以這三個人物的姓氏來源為基礎,把村莊的權威格局也同樣分為四類,分別是:壟斷型,所有三個主要職位均來源于同一姓氏;主導型,第一個職位和第二個職位或者第一個職位和第三個職位均來自于同一姓氏;對應型,三個職位依次來源于村莊的主要姓氏(因三個職位數量少于主要姓氏數量,故可跳躍,如對應型不僅指三個職位依次來源于第一、二、三大姓,也指來源于第一、二、四姓或第二、三、四大姓,依此類推);均衡型,沒有任何一個姓氏會同時占據第一、二個職位,或第一、三個職位,但是,如果一個姓氏占據第一個職位,另外一個姓氏同時占據第二、三個職位,也計入此種類型。

分析結果(見表2)也顯示,村莊的姓氏結構與權威格局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經過雙邊檢驗,P=0.008)。另外,村莊的姓氏數量越少,姓氏越集中,村莊權威人物就越有可能來源于村中的大姓;村莊姓氏的數量越多,或者相對少數的姓氏在數量上差不多,或者村莊姓氏數量較多,相互之間并沒有哪一個姓氏有壓倒性的優勢,就越有可能形成均衡性的權威格局。因此,姓氏及其結構仍然對村莊的權威結構有很強的決定作用。


2姓氏結構權威格局交叉表



從圖3可以看出:一是權威的兩極化特征比較明顯,主要表現在均衡型與主導型的兩種類型上,有向這兩種類型集中的趨勢;二是壟斷型的權威呈現出兩種格局,在絕對主導型的村莊所占比例最大,在其他類型的姓氏結構中所占比例差不多;三是姓氏結構與村莊權威格局模式之間的關系并非一一對應的關系。



3姓氏結構與村莊權威格局模式的關系


(五)第一大姓的任職情況

其實,關于第一大姓的一些分析已經包含在前面的分析中。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大姓相對于第二、三、四大姓更有可能獲得村莊主要的權威位置,但不盡然,如正式組織單個權威人物的姓氏來源表圖所顯示的,第一大姓獲得村莊權威主要職位(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村委會委員1)的可能性大約在50%左右。

第一大姓也并不意味著能夠控制村莊的權威格局。如姓氏結構權威格局交叉表格所顯示的,第一大姓只能主導大約68個村莊的權威格局(包括壟斷型和主導型兩種類型,分別是278 19〕、4121 20),占村莊總數的比例為35.6%

而且,第一大姓作為村莊最大的姓氏,其獲得主要職位的可能也在不斷地變化著。整體上看來,第一大姓當選村莊權威主要職位的可能性與所占比例之間呈現了正相關關系。但不完全,第一大姓在村莊中所占比例在30%以下時,當選村委會主任的可能性隨著姓氏所占比例的上升而下降,在所占比例為30%~40%之間時,第一大姓當選為村委會主任的可能性最低;當第一大姓在村莊所占比例約為30%~40%左右時,當選為村黨組織書記的可能性仍然可能最小。另外,第一大姓當選村黨組織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可能性在整體上趨于一致,但與當選村委會委員1的可能性相比則略有不同。

當然,這只是以第一大姓作為分析的對象,如要考慮到整個村莊的姓氏結構情況,則需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


3姓氏結構與村莊權威格局綜合分析



3結果顯示,在第一大姓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村莊中,當選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以及委員1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平均值為70.9%;在第一大姓占相對主導地位的村莊中,當選這三個主要權威人物的可能性就要小一些,平均值為53.7%;在均衡型的村莊中當選的可能性則保持在一個相當的水平上,平均值為36.9%。不過,第一大姓在姓氏結構呈比例型的村莊中,當選三大權威人物的可能性最小,平均值為28.9%,而且,第一大姓當選村黨組織書記的可能性最小,只有18.2%。這說明,只是在那些第一大姓占據主導地位的村莊中,第一大姓才有較大的可能左右村莊權威格局。

另外,第一大姓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定會成為村莊的權威人物。我們的調查表明,在203個村莊中,有36個村莊中的權威人物都不來源于第一大姓,所占比例為17.7%。而在這36個村莊中,有1個村莊中第一大姓居絕對主導地位,在7個村莊中第一大姓居相對主導地位,還有12個村莊屬于這里的比例型,第一大姓仍然占相對多數,但仍然沒有獲得村莊權威的主要位置。

四、研究結論及需要注意的問題

確如有些研究者已經做出的那樣,第一大姓確實成為了村莊權威人物的主要來源,但不可高估,可能性僅44.4%,還有些村莊的第一大姓根本沒有當選為權威人物;不過,第一大姓成為村莊主要權威人物(特別是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及委員1)來源的可能性則要高一些,在50%左右。相對而言,較大的姓氏如村莊的第二、三、四大姓也經常性地成為村莊權威人物的來源,但在可能性上仍然低于他們在村莊中的比例構成,在主要位置上的任職率也均低于平均值。而村莊的小姓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在所有位置上的任職率均遠遠高于平均值(這其中,婦女的貢獻功不可沒)。就此而言,宗族對村莊權威及其格局的影響不可高估。

不過,村莊的姓氏結構確實影響到了村莊的權威格局,但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第一大姓也只在他們占主導地位的村莊有優勢,更有相當部分村莊的權威格局是一種平衡或者均衡的產物(既指姓氏之間,也指宗族背景與其他能力之間),而這在那些小姓居多的村莊里表現得比較明顯。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是,雖然各個村莊的姓氏結構多樣變化,但權威格局有朝著主導型和均衡型集中的趨勢。

當然,這是一項嘗試性的研究,擬通過一般性的統計分析反映中國農村的一般情況。從研究結果來看,已經達到了預計目標;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還深化了一些研究結論。但是,這是一項嘗試性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如只選擇了四位正式職位作為分析對象,而沒有考慮到各個村莊自身的特殊情況,特別是一些發達地區村莊的經濟狀況及職位設置;在這四位選定的職位中,以正式職位作為度量權威的基礎,并按照經驗確定了以村黨組織書記為首的權威秩序;對村莊姓氏類型的分析基于事實的描述及經驗,是否科學或者合乎實際情況則無法檢驗;調研過程中對姓氏所占比例數據的獲得依賴于村莊主要領導人的經驗性估計;還有作為村委會委員2的成員,并沒有考慮到選舉規定的實際情況,而統一以其他姓氏概而括之,等等,都有可能削弱或者模糊本項研究的結論,需要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斟酌考慮。


注釋:

1、朱秋霞:《家族、網絡家族和家族網絡在村莊行政權力分配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8年總第23期。

2(8)、張星久:《農村宗族問題與村級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省農村為例》,《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3、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中國村民自治前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9頁。

4(11)、孫昌洪:《江漢平原宗族勢力對村治的影響分析》,《當代經濟》2007年第4期(上)

5、毛少君:《農村宗族勢力蔓延的現狀與原因分析》,《浙江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6、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中國村民自治前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9頁。

7、肖唐鏢等:《村治中的宗族》,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8、白如冰:《宗族對村委會換屆選舉影響之思考》,《民主與科學》2004年第2期。

9、孫召鵬:《淺析宗族(家族)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團結》2012年第5期。

10、肖唐鏢:《村民選舉“宗族勢力干擾論”可以休矣》,《人民論壇》2011年第8期。

11、王麒、陳沭岸:《南方農村宗族社會與農村基層選舉》,《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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