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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扶貧脫貧的歷史進展與發展趨向

作者:李海金 賀青梅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8期  發布時間:2019-03-26  瀏覽次數: 1252

2018年2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省成都市主持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時強調:“我們加強黨對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領導,建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責任體系,精準識別、精準脫貧的工作體系,上下聯動、統一協調的政策體系,保障資金、強化人力的投入體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戶因人施策的幫扶體系,廣泛參與、合力攻堅的社會動員體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形成了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為脫貧攻堅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1]可見,立足于中國的扶貧開發制度、政策與實踐,梳理中國扶貧脫貧的發展脈絡和內在機理,提煉具有推廣性的經驗與啟示,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在當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新戰略和新背景下,更應當從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秩序等多個角度來梳理與探討扶貧脫貧的歷史進展和演變規律,厘清經濟發展、政治社會穩定與扶貧脫貧的關聯程度和機制,并結合習近平關于扶貧的重要論述對中國今后一段時期扶貧脫貧工作的發展趨向和策略作出初步研判。

一、經濟增長、經濟發展與減貧的關系

以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促進貧困地區扶貧開發和貧困農民脫貧致富,是引起世界矚目的中國保持快速減貧進程的基本動力,也是中國減貧的基本經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貧困農民的脫貧成就基本上是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作推動下取得的,其基本的運行機制是體制、政策因素的外在促動。中國扶貧事業巨大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開發式扶貧方針,即堅持“以開發促扶貧”“以開發促發展”的工作思路[2],強化經濟要素的主導性和帶動性。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所提出的:“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不斷出臺有利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為大規模減貧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條件。”[3]這是中國扶貧工作的基本歷史經驗之一,并經受了實踐的檢驗。開發式扶貧的基本思路是,調整以直接的生活救濟為導向的扶貧方式,實現扶貧脫貧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有效連接,以利益為紐帶,增強貧困人口的主動性,通過發展生產、擴大就業和增加收入來緩解或消除貧困,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

一般來說,有關經濟發展與減貧關系的討論往往是被放在經濟增長的話語體系下。經濟發展與減貧的關系可以細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經濟增長與減貧的關系,一般以收入增長與減貧的關系來呈現;二是基于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性質等,著眼于收入分配狀況與減貧的關系,一般以收入差距或不平等狀況與減貧的關系來呈現。已有研究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具有普適性和自發性,即經濟增長能夠使包括窮人在內的所有人受益,進而達致絕對地減少貧困甚至消除貧困,這也被稱為經濟增長的“涓流效應”;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具有不確定性,經濟增長如果不能使所有人尤其是貧困者平等受益,反而會導致貧困惡化,因此經濟增長的“涓流效應”也受制于經濟環境、文化習俗、制度安排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兩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從不同歷史時段來考察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影響,或者從不同維度和評判指標來探究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

為此,筆者將從兩個層面來探討經濟發展與減貧的關系:一是分別梳理與分析經濟發展、貧困減少的歷史變遷和階段性特點;二是歸納與評估經濟發展對貧困減少的影響層面和機理。

(一)經濟發展和貧困減少的變遷與特點

在經濟發展層面,農村扶貧和農民脫貧巨大成就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國家整體層面的經濟實力,其量化指標主要體現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快速提升。基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扶貧任務極為繁重,單靠一省、一市、一縣的相對有限之力,難以快速、有效地實現扶貧和脫貧目標,因而扶貧事業應從戰略和政策等宏觀層面進行總體設計和整體推進。為此,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就凸顯為在多大范圍內、多大程度上和多快速度上實現扶貧和脫貧目標。

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及其分析來看,1978年以來,中國GDP一直處于快速增長之中,尤其是90年代以來其增長勢頭一直屢增不減。1978年為3678.7億元;1986年超過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2010年達到41萬億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7年突破80萬億元。同時,除了個別年份以外,1980年以來GDP增長率基本保持在8%左右,個別年份甚至高達15%。除GDP總量這一指標之外,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更有力地表明一個國家的實際或可支配的經濟實力。縱觀各個歷史時期,80年代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總體上人均GDP增長較快;1990年人均GDP1663元,是1980年的4倍,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0年人均GDP7942元,是1980年的17倍,增長速度進一步提升;進入21世紀,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降,不過仍保持著強勁勢頭,2017年人均GDP達到59660元,是1980年的127倍。[4]

與此同時,在貧困減少層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反貧困事業取得巨大成就,貧困問題得到極大程度的緩解。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1978年的7.7億已穩定減少到2017年末的3046萬,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3.1%。在貧困人口明顯減少的同時,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加快,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5]。在國際減貧的視野下,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發展趨勢上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均呈波動式下降趨勢。當然,從發展脈絡來看,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扶貧戰略和脫貧體系也是處于不斷完善和調整之中的。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對于經濟增長成果的利用與轉化也是有差異的。

改革開放初期,即1978年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經濟恢復和增長為驅動、推動制度變革和體制改革進而達致農村減貧和農民脫貧。1978年前中國的普遍性貧困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業經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造成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為此,制度變革和體制改革就成為改革開放后緩解貧困的主要途徑。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首要的是土地經營制度的變革,即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體經營制度。這種土地制度的變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逐步放開、發展鄉鎮企業等多項改革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并通過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農業產業結構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轉化以及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就業三個渠道,將利益傳遞到貧困人口,使貧困農民得以脫貧致富,農村貧困現象大幅度緩解。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中國進入大規模開發式扶貧階段。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中國農村不少地區憑借自身的發展優勢,經濟得到快速增長,但部分地區由于經濟、社會、歷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制約,發展相對滯后。農村發展不平衡問題凸顯出來,低收入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經濟收入不能維持其生存的基本需要。為進一步加大扶貧力度,自1986年起,國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如成立專門扶貧工作機構、安排專項資金、制定專門優惠政策,并對傳統的救濟式扶貧進行徹底改革,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自此,中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中國扶貧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然而,自80年代中后期以來,盡管經濟仍然保持快速增長,減貧卻出現了放緩的趨勢。1986年至1991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的變化方向不太穩定,各年份有升有降。經濟增長質量下降與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貧困人口受益比重下降以及獲取收入機會減少是減貧放緩的重要原因。而且,農村扶貧開發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不平等程度不斷上升導致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下降,瞄準偏離問題也降低了扶貧資源的減貧效果。[6]

2001年,中國頒布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構建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開發格局。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此后,扶貧開發工作進入解決和鞏固溫飽并重的綜合性、“大扶貧”階段。這一時期減貧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的合力攻關,城鄉二元結構的適度松動,農民的發展權利和機會得到重視,以及惠農政策全面實施并體系化,等等。不過,進入21世紀以后,農村貧困人口規模下降速度放緩,其中2003年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比上年有所擴大。這一不利的局面反映了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貧富差距程度在扶貧工作進入攻堅時期后,成為農村扶貧和農民脫貧實現關鍵性突破的重要桎梏。為此,201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作為此后十年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明確要求把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作為主戰場,把穩定解決扶貧對象溫飽、盡快實現脫貧致富作為首要任務,實行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

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進一步將扶貧和脫貧工作提升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作出了新的部署和安排。2013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概念。2013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將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作為六項扶貧機制創新之一,對精準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進行了頂層設計。2015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正式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扶貧開發的基本方略,并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2016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對脫貧攻堅作出總體部署和工作安排,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戰略和政策指引。在脫貧攻堅的地方實踐層面,首批“脫貧摘帽”縣如河南蘭考縣確立了以脫貧攻堅統攬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發展思路,以確保經濟社會發展與扶貧脫貧同步推進、同向而行。

(二)經濟發展對貧困減少的影響層面與機理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權威性,運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的全國性、分年度的宏觀數據,并以國定貧困線標準為分析基點,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進行數據分析和理論解釋后發現,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貢獻是顯著的[7]。但是,在不同的貧困線下,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對于不同的區域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而言,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貢獻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8];而且,城鄉之間、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惡化又消解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性質,進而抵消或弱化了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

除了基于相關數據資料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貧困減少的影響狀況和程度進行量化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立足于農村和農民尤其是貧困地區和農民的主位立場和視角,梳理、解釋與分析經濟發展對貧困減少的影響機理和脈絡,挖掘經濟發展與減貧的關聯方式和機制。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應當引起關注。

第一,農村經濟活力得到極大激發、農民自主性日益增強,是經濟發展的減貧效應最重要的內在動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發展生產和脫貧致富的動力,使農民在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上的決策權、收益權和相關權益得到了法律政策的支持和保護,從而擁有了對生產資料、生產過程、農產品等的支配權和控制權。這些都使得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加速的經濟增長能夠輻射到農村和農民身上,使他們共享或者至少是較大程度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強化了經濟發展的減貧效應。

第二,非農就業和社會流動擴展了農民的經濟自由度、優化了農戶的收入結構,是經濟發展的減貧效應最重要的外部推力。在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農業在三次產業中的邊際經濟效益是最低的。為了拓展收入來源并優化收入結構,鄉鎮企業開始異軍突起,非農收入逐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并成為農村減貧的新動力[9]。據測算,1978年至2006年鄉鎮企業的從業人數由2827萬增加到1.47億,農村就業結構中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占鄉村就業人員的比重從1985年的81.9%下降到2005年的59.5%,農民收入構成中來自鄉鎮企業的收入比重從8.2%增加到46.4%[10]。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的加速,農民開始大規模進城務工,導致其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非農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1997年以來,農民外出務工收入一直呈兩位數增長。2013年,農民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純收入,農民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的貢獻率達到59%[11]近年來,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不利影響,農民工就業狀況有所惡化,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不過農民收入增加的最大貢獻因素仍然是工資性收入。預測2018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將超過6000元,比上年增長約10%[12]可見,逐步放開并鼓勵農民非農就業和社會流動,賦予農民經濟活動的自主性,增強農民的可行能力,是經濟發展減貧效應的重要實現路徑。

第三,城鄉居民之間、農村居民內部收入不平等的雙重惡化,是經濟發展減貧效應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礙。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2.611985年一度縮小到1.91,這種較為平等的狀況為益貧性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促進改革開放后20多年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但其后情況惡化,1994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9121世紀以來進一步惡化,2002年達到3.112007年擴大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3.3311978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僅為0.2480年代基本上穩定在0.30左右,1990年達到0.33;之后開始逐步增大,1998年突破0.40的警戒線,2008年達到最高值0.491。在農村內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在0.25以下。2000年以后農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逐漸提高,農村貧富差距也日益顯性化,2011年達到0.39,接近警戒線。不過,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貧富分化程度有所緩解。[13]總體上看,城鄉居民之間、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程度不斷加大,經濟社會分化呈現擴大趨勢,這就對經濟發展的減貧效應構成了反向的作用,極大地減緩甚至消解了經濟增長的涓流效應或益貧效果,成為國家對扶貧脫貧戰略和政策體系進行重大調整的內在動因。

二、政治社會穩定與減貧的關系

毫無疑問,貧困首先是經濟意義上和物質層面的,從而使得經濟發展與貧困和減貧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與此同時,貧困也具有政治社會意涵,對貧困人口而言,政治社會層面的致貧因素相比經濟層面的致貧因素恐怕更不易消除,這就導致政治、社會是否穩定與貧困、減貧也存在很強的關聯性。換言之,貧困及貧困問題毫無疑問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政治乃至文化問題;貧困的存在與產生不僅與自然因素有關,而且與一個社會的發展戰略、政策框架及治理體制有關。[14]為此筆者著重從政治社會體制對減貧的支撐、作為一種政治社會穩定機制的減貧、農民致貧的政治社會因素三個方面對政治社會穩定與減貧的關聯作出解析。

(一)政治社會體制對減貧的支撐

政治社會穩定對減貧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政治社會體制為減貧所創造的支撐環境和條件上。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有序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治理格局,自然而然會促進以改善民眾生活福祉為中心的減貧進程。鑒于國家轉型和社會轉變,貧困和貧困者與政治社會體制的關聯度越來越高,而減貧很大程度上也逐漸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能和現代社會的重要責任。為此,國家和社會應當將減貧事業和工作從個體、社區、地方層次提升到整個社會和國家的集體、公共層次,將之轉化為國家行為和社會行動。

事實上,政治社會體制對減貧的支撐及其相應的實現機制,正是中國的減貧效果如此顯著、減貧進程如此快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減貧經驗的核心要點之一。從全球減貧進程來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減貧進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社會穩定程度,以及該國家能否從政治責任高度和發展戰略層面構建減貧的政策體系和行動框架。處于戰爭、動亂等狀態或面臨這些風險以及具有不穩定政治體制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在減貧行動中毫無起色甚至引發更大面積、更高程度的貧困。對于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政治運轉還是社會運行基本上都保持著一種穩定、有序的狀態。在這種有利的政治社會狀態下,逐漸構建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和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大扶貧開發格局,這一扶貧開發格局強調三種扶貧類型和三方扶貧力量在扶貧戰略、策略、政策等多個層面上的相向而行、協同推進,由此就形成了政府主導型扶貧、市場導向型扶貧和社會參與型扶貧三種扶貧機制的多元協同架構。[15]20186月,習近平總書記對脫貧攻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調動社會各界參與脫貧攻堅積極性,實現政府、市場、社會互動和行業扶貧、專項扶貧、社會扶貧聯動。”[16]

實質上,中國政治社會體制對減貧的支撐,很大程度上源于減貧進程中所具有并得到運用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在脫貧攻堅的背景下,中國扶貧脫貧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集中體現在以下體制機制上,即脫貧攻堅五級“一把手”負責制、“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管理體制、自上而下層層簽訂責任書和軍令狀、以扶貧脫貧為中心的干部考核獎懲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黨政系統內部或第三方督查巡查評估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工作機制等。在政治體制機制層面,至少可以作出兩點理論解釋。一是政治體制所蘊含的國家“在場”和政府主導的政治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基于歷史文化傳統、發展歷史時段的差異和內外部環境與條件的約束,后發現代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往往建立了威權型的政治體制,政府大而強、社會小而弱,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性相當明顯,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如日韓、“亞洲新四小龍”。這種體制下國家和政府往往更有力地介入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聚集有限資源實施趕超性發展戰略,尤其是在反貧困和民生領域推行大規模的干預行動。二是黨政聯動的領導體制和條塊結合的治理體系。中國的黨政系統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也具有較大的優勢,尤其是在面對事關執政基礎、政權穩定和國家發展的重大事項時,可以快速、有效地達成政治共識并轉化成實際的決策和行動。在行政領域,盡管存在政府機構、部門之間的條塊矛盾、分歧與不協調,但是在某個時間段處置政府的中心工作時,往往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達成較高的行政效率。

而在社會體制機制層面,恐怕有三點值得探討。一是扶貧濟困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具有較強的伸縮性或張力,可以局限在以血緣和姻緣為基礎的家族、宗族、親族,也可以擴展到血緣與地緣合一的社區或地方共同體,還可以拓展到非人格化的社會和國家。事實上,中國在救助、救濟、慈善等公共事務領域一直存在著政府與民間合作、官治與民治互動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二是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自20世紀以來,伴隨著國家政權建設,政黨和政府等政治力量對社會的滲透和動員程度、深度不斷強化,以至于形成了動員型體制和動員式參與。當然,政府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也為政府治理帶來了更豐富的外部資源,取得更大的治理績效。三是多元化、網狀化的貧困治理格局。鑒于貧困問題的歷史性、復雜性和多樣性,貧困治理在主體、資源、工具、結構等方面除了保持政府主導的特點之外,還需要社會各方面力量和資源的參與和支持。這是中國減貧的基本經驗之一,也是今后穩定脫貧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議題之一。

在實踐層面,政府在中國農村減貧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政府主導是中國減貧最重要的特點和經驗之一。其具體表現和實現機制主要有:通過建立扶貧領導和協調組織體系、將扶貧整合到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之中,使扶貧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保證了扶貧所需要的組織支持;政府利用其行政體系和資源,動員和安排扶貧資源,保證了必要的扶貧投入;政府根據扶貧的需要,調整相關的政策或者制定必要的法規和制度,為扶貧工作的有序開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7]政府主導型扶貧集中體現在扶貧資金投入上,“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以來,國家一直在推行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行動,國家層面的扶貧資金投入也處于不斷地增長之中。1986年中央扶貧資金投入(含貼息貸款、以工代賑、發展資金等)總量為42億元,2000年達到170多億元[18]2013年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提出后,中央和地方的扶貧財政投入總量和增幅都有極大的提高。2016年,中央和省級兩級財政投入超過了1000億元,分別保持40%50%以上的增長率[19]2017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超過14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補助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860.95億元,比2016年增長30.3%[20]201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補助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1060.95億元[21]

除了政府主導扶貧之外,政府對社會的動員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也很強,從而形成社會參與扶貧的局面,并構成政府與社會合力推進扶貧的工作格局。在政策和實踐層面,扶貧開發工作不只是扶貧部門的一項專門工作,也是牽涉到各級各類政府職能部門的一項系統工程;扶貧開發事業不僅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政治任務,也是企業組織、社會組織等共同參與和支持的一項全社會的大事業;扶貧開發格局不僅僅是政府一元化、單向度的治理體系,更是包括定點幫扶單位、東西扶貧協作機構、社會組織、民營企業、公民個人等在內的統合型治理結構。自1986年以來,社會扶貧一直是中國扶貧脫貧的重要力量。經過長期實踐,已初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扶貧動員機制和多元扶貧主體共同參與的運行體系。在新一輪精準扶貧進程中,社會參與型扶貧將成為脫貧攻堅的一大亮點和扶貧脫貧機制創新的重點領域之一。以社會組織扶貧為例,基于志愿性、公益性、專業性等政府部門和企業組織無法替代的獨特優勢,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可以更加有效地凸顯自下而上的工作視角、需求導向的運轉機制、扶貧對象的主位立場以及互動雙贏的操作格局,其發展進程非常迅猛、發展前景也相當廣闊。根據中國社會組織網的統計,2017年,全國社會組織總數突破80萬,達到801083個,其中基金會6322個、社會團體373194個、民辦非企業單位421567個。在社會捐贈方面,2017年,全國社會捐贈總量預估約為1558億元,繼續保持增勢。在志愿服務方面,2017年,全國志愿者總數為1.58億人,經測算實際有6093萬名活躍志愿者參與了志愿服務活動,服務時間17.93億小時,志愿者貢獻價值547.97億元。2017年,全國全核算社會公益總價值(社會捐贈總量、全國志愿服務貢獻價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預估為3249.23億元,比2016年增長8.56%[22]基于中國扶貧開發的發展脈絡和歷史經驗,社會力量在貧困治理體系中主要承擔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動員社會力量,擴大扶貧資金來源;創新扶貧模式,滿足貧困群體多樣化需求;累積工作經驗,培育大量專業扶貧人員;推動扶貧主體多元化,促進政府治理轉型[23]。當然,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也亟須將社會治理視角、理念和資源引入減貧領域,拓展減貧事務的活動范圍和運作空間,構建可持續減貧的整體框架和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

(二)作為一種政治社會穩定機制的減貧

當前,中國扶貧仍面臨著解決溫飽和鞏固溫飽的雙重壓力,以及消除絕對貧困與減少相對貧困的雙重任務。為此,扶貧開發工作就不能僅僅滿足于改善不利于人生存的自然環境或解決溫飽問題,還應關注人的發展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24]減貧不僅具有經濟功能,還具有很強的政治社會功能,它對于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有著不可或缺的安全閥和穩定器的作用。中國的貧困問題在區域分布上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農村貧困比城市貧困嚴重得多,西部地區、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整體發展差距也很大。基于資源稟賦、發展條件的差異以及發展戰略的影響,沿海地區與中西部相對貧困落后地區在發展水平和速度上存在著顯著差異。從貧困類型上看,區域性貧困也成為當下農村貧困的主要類型之一。盡管貧困人口在逐年減少,但貧困特征也隨之發生較大變化,貧困人口分布呈現明顯的地緣性特征。貧困人口越來越集中分布在以地理環境險惡、生態環境脆弱、少數民族集聚、民俗文化多樣、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后為基本特征的連片特困地區,這些地區大多地處省際交匯地帶,生態脆弱、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在當下脫貧攻堅進入沖刺階段后,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問題又凸顯出來,成為扶貧脫貧最短的“短板”和最大的“瓶頸”。國家層面的深度貧困地區主要是指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于一體,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青藏高原缺積溫,直過民族地區,以及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造成的經濟發展滯后地區,簡稱為“三區”“三州”和“三類人”。“三區”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區,“三州”是指甘肅臨夏州、四川涼山州和云南怒江州,“三類人”包括因病致貧人群、因災和市場行情變化返貧人員以及貧困老人。[25]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問題在屬性上可歸入整體性貧困和區域性貧困,往往與多維貧困、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貧困代際傳遞、文化貧困、貧困心理等扶貧脫貧的關鍵挑戰和核心論題有著高度的關聯。鑒于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問題的區位特性、政治社會屬性,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脫貧工作與民族融合、邊疆治理、國家安全等重大政治社會議題緊密聯結在一起,從而充分彰顯了減貧的政治社會功能。

同時,貧困問題又與“三農”問題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貧困問題可以說是“三農”問題的一個子問題。尤其是在農村內部分化程度逐漸加大的背景下,貧困問題與政治社會穩定的相關性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三農”問題與政治社會穩定的相關性。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城市的作用是一個常數:它永遠是支持反對派的力量根源。農村的作用是一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26]他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既可能是現政權的有力支持者,也有可能走向現政權的對立面并成為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和參與者。從中國的政權興衰史也可以發現,農民在現代化和革命進程中一定程度上處于多重角色的搖擺不定狀態,對于政治良性運轉和社會有序運行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杜潤生曾深刻地指出:“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27]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貧困地區黨政領導干部的職責時曾說道:“‘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在‘三農’工作中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中之重,這樣才有重點。”[28]為此,貧困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執政黨和國家的重視與解決,就意味著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為執政黨政權穩定和國家良性治理提供有力支撐。

在功能定位上,減貧實質上是一種有效的政治社會穩定機制。鑒于此,黨和國家及其領導人一直將扶貧脫貧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并將貧困、富裕與社會主義制度聯結在一起。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9]“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30]。其實,從全球范圍看,消除貧困和不平等,不管是作為一個理論命題還是一條實踐經驗,一直與發展結構、社會政策和政治權力緊密相關。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院基于世界各大區域的歷史性和比較性的經驗研究發現,減貧需要有效的國家行為。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成功減貧的國家成立和維持了能夠勝任的官僚機構,并擁有目標明確、增長驅動和福利增進的政治制度。高效的國家必須能夠克服關鍵性市場失靈,協助掌握新技術、為生產部門調動和分配資源、執行標準和規則、建立社會契約、成立和管理服務和社會項目。[31]因此,將貧困問題和減貧工作及時、有效地納入國家權力的運轉體系并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政治行動,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對行政系統進行適應性的改造,提升減貧政策的執行能力和效果,亦是國際減貧事業的基本經驗之一。在國家權力和行動的支持下,減貧戰略和政策體系所內含的社會安全網也就能夠承接政治社會穩定機制的功能需要。

(三)農民致貧的政治社會因素

貧困是經濟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其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及發生、發展的變化規律。它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貧困的產生、延續、傳遞和消除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權利格局和社會變遷等具有高度的關聯,貧困在內涵和類型上不僅有收入貧困,也有權利貧困和能力貧困,而且后兩種貧困在當下急劇的政治社會變遷中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為此,筆者著重從制度視角、權利視角和社會排斥視角來考察與分析農民致貧的政治社會因素。

制度視角是貧困研究的基本視角之一,即從社會制度及其操作化的體制政策安排等角度探討貧困的成因和特性。馬克思和繆爾達爾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其基本觀點是,失業及其所導致的貧困完全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結構上或制度上的差異,正是由于這種差異的存在,滯后、短缺成為不發達國家經濟的普遍現象[32]。在探討中國農民貧困的成因時,一些研究者把分析的視角轉向國家制度和政策安排所造成的影響,包括非均衡發展戰略、土地制度、金融政策、稅收制度、就業制度等,認為許多國家制度、政策安排都是不利于農民的,或者就是農民貧困的直接成因[33]。立足于中國國情和發展脈絡,城鄉二元結構及其一系列的制度體制是農村貧困發生和存續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城鄉二元結構帶來了一系列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如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公共服務體制、資源配置體系等,這些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極大地限制了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妨礙了貧困人口社會流動以及通過自由流動擴展生計來源和發展機遇的機會,導致貧困農村民生事業發展滯后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及其與發達地區和城市之間顯著的非均衡性,從而使得貧困地區和農民難以平等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

將權利理論和社會排斥理論引入貧困研究領域,很大程度上就實現了貧困研究視角的轉換,即從宏觀的結構、制度層面轉向微觀的貧困者個體和家庭層面,關注作為個體的人的發展和權利以及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將貧困的根源主要歸結于人力資本的質量[34],使人們對貧困的認識從外部環境轉移到人的自身上,凸顯了貧困者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貧困研究者阿馬蒂亞·森則進一步指出,貧窮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剝奪和機會的喪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單純的收入少。他認為應高度重視人類貧困、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并從賦權給貧困者以增強其可行能力的角度來探尋減貧和發展方案。[35]阿馬蒂亞·森的權利貧困理論是建立在對印度、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基礎上的,這對中國的反貧困問題自然也有很強的參照性和解釋力。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發展權利與機會總體上處于不斷增長和擴展中,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延續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優先序等因素,貧困地區和農民的權利、機會與可行能力受到較大的限制,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優質資源配置和優先發展機遇之外。在區域發展方面,盡管國家也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但是鑒于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東部開放、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卻帶來了更強的發展引擎,西部貧困地區與東中部的發展差距不降反增,而且各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也有所增加。同時,在農村政治領域實施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賦予了農民在村莊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上的利益表達、民主參與和自治等政治權利;在農村社會領域構建以救濟、救助、保障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安全網,提升了農民的生存、發展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然而,由于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受制于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文化資源約束,各地的實施效果參差不齊,普通農民在村莊治理與發展中的權益仍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上的差距仍相當突出,如農村在交通、通訊、教育、醫療、低保、養老等方面有較明顯的滯后或缺失,這些其實都是貧困人口在脫貧致富和發展道路上的關鍵性社會支持體系。另外,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型貧困群體,如失地農民、進城農民工和留守人群的權利受損、利益表達不暢和關照不夠等問題也尤為棘手,這些新現象和新問題在應對策略上往往面臨更為復雜多樣的境況和約束條件。

在現代社會,人們對貧困的理解已經逐步從收入或消費等物質層面擴展到健康、機會、能力、權利等領域,貧困的概念也從狹義、單一維度的物質貧困擴展為廣義、多維的貧困。在中國新階段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進程中,相對貧困越來越凸顯,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在市場轉型和社會變遷中所遭遇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社會風險等,以及所經受的能力弱化、權利受損、社會排斥及相對剝奪感等,將對反貧困進程和政治社會穩定構成很大的內在沖擊。為此,我們應注重從政治社會穩定與減貧相關聯的角度,預判減貧脫貧的宏觀形勢和發展動向,探尋更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

三、對中國未來扶貧脫貧發展趨向和策略的初步研判

在當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戰略體系和政策背景下,中國的扶貧脫貧事業迎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貧困和反貧困問題被納入政治問題的范疇,并與經濟社會發展理念、國家治理以及社會主義階段性發展目標等重要戰略和目標關聯起來。但是,與此同時,由于貧困問題和扶貧脫貧工作自身以及外部環境和條件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中國的扶貧脫貧問題也將面臨復雜多樣的挑戰。

1.市場化背景下貧困人口的風險應對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不足

在現代社會中,貧困與市場緊密相關,貧困的產生及其程度和深度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市場的聯結狀況,市場及其相關發展資源的缺失、不足或疏離是貧困人口的重要致貧因素之一。在現代化和市場化向縱深發展的背景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雙面性對擁有不同資源稟賦和發展能力的貧困人口的影響與沖擊差異迥然,其可能的結果是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和貧富差距等分化程度也越來越高。而對于貧困地區和群體尤其是處于深度貧困的村莊和農民而言,現代化和市場化所帶來的恐怕主要不是發展機遇和機會,而更多的是對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和框架的不適感、無力感、被剝奪感以及更巨大、更深層的生存發展風險,并導致其在可持續生計、發展機會和能力上的脆弱性。其主要表現有,貧困人口的優質市場資源較少,與市場及其配套要素之間的物理和社會距離較遠,市場意識和觀念不強,參與市場進程的機會匱乏,運用市場要素的成本高、能力弱等。當然,市場化對于貧困人口而言具有雙重效應,市場化也可以為貧困人口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反貧困的基本策略之一就是引導與帶動貧困人口對接上市場化進程,并將其納入現代化軌道。

2.城市化進程中新型貧困群體難以及時有序地被納入扶貧脫貧政策體系之中

目前,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服務體系、貧困監測和扶貧脫貧政策體系,均在不同程度上將留守農民、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等新型貧困群體排斥在外或關注不夠。而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急劇的經濟社會轉型,又可能進一步惡化新型貧困群體的生存發展境況,因為現有的權益保障和社會保護機制滯后于現實需要,難以及時有效地承接貧困人口的實際需求和訴求。這三類貧困群體所面臨的關鍵難題在于:對于婦女、老人和兒童等留守人群而言,主要是整體性的村莊基礎設施落后和公共服務滯后,以及個體性的家庭結構功能殘缺和社區關照、社會支持不足;對于失地農民來說,除了常態性的征地補償問題之外,收入結構的調整和生活消費支出狀況的變化等所引發的可持續生計困境,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及時跟進或水平較低等,解決這些問題是其核心訴求;而進城農民工所面臨的難題最為復雜,農民工的貧困問題往往是多維的,涉及收入、消費、居住、子女受教育、社會保障等多個層面,而且處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夾縫中,其中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面臨“生存—發展—風險”三維貧困問題,不僅收入低、發展受阻,而且缺乏社會保險易因外部風險致貧[36]

而在貧困問題的應對層面,新型貧困群體很大程度上也被現有的城鄉分割式扶貧體制和部門職責分工與利益機制所邊緣化。國務院扶貧辦的重心工作區域在農村,重點工作對象是農民;城市貧困問題則由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計委、教育部等多個部門負責,顯現出明顯的碎片化和非均衡性等境況。而介于城鄉貧困人口之間的新型貧困群體受制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其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單一性、同質化的貧困監測機制和反貧困政策體系等因素,難以或者無法充分地被納入常規化、體制性的扶貧脫貧框架之中。

3.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實施路徑和方式與貧困問題的長期性、扶貧脫貧的長效性等之間存在較大的張力

鑒于目標的強約束性和任務的高度緊迫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在一定程度上往往采取動員式的實施策略和工作機制,在扶貧脫貧體制機制、政策工具、資源調配方式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超常規、行政主導等特征,以至于扶貧脫貧領域較大范圍內出現了形式主義問題。實際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實施路徑和方式以及所引發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扶貧脫貧政策的實踐者對貧困問題及反貧困策略的認知偏差或不當。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在目標設定和時間限定等方面的約束,并不意味著貧困作為一個問題或一種現象將被完全消除,農村貧困不會也不可能走向終結。在表現形態上,中國農村貧困問題將從原發性的絕對貧困進入一個以轉型性的次生貧困為特點的新階段,轉型貧困群體和潛在貧困群體將會成為新階段扶貧脫貧的目標群體。[37]而在扶貧脫貧戰略和政策層面,項目制治理機制仍然是主要的操作化方式,在運行和監管體制機制上,目標管理責任制和壓力型體制也得到明顯的延續。其弊端在于:扶貧脫貧工作往往局限于短期目標和直接效應,僅僅聚焦于貧困人口脫貧、貧困村出列和貧困縣摘帽等顯性指標,難以深度關注貧困地區和人口中具有區域穩固性、代際傳遞性的發展瓶頸與關鍵難題,難以有效回應貧困人口的真正需求和發展意愿,難以綜合考量勞動力、人才、市場、資本、技術、信息以及觀念、文化、心理等多重發展要素和資源,進而探尋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實現路徑和貧困人口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

鑒于中國扶貧脫貧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目標以及國際社會的減貧議程,有兩個時間節點和發展事項將對中國未來扶貧脫貧的發展趨向和策略構成較強約束。一是2020年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屆時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這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絕對貧困將被消除。二是2015年聯合國大會第70屆會議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該議程包括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基于在減貧領域的超前性和引領性,中國恐怕會在某些發展目標上開展開拓性和創新性的行動。同時,從對貧困和反貧困策略的學術認知角度來看,應從社會和治理的雙重視角進行重新審視。從社會視角來審視貧困問題,有幾點基本認識:貧困是一種嚴酷的社會事實,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貧困也是一種公眾的社會評價,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貧困還是一種不良的政策后果,是一種難愈的社會弊病[38]。在治理的視角下,農村貧困和扶貧脫貧問題與農村基層社會制度和治理樣態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日益處于開放、流動中的鄉村治理環境將對貧困的現實形態和未來走向構成諸多挑戰,而從二元、單向、分割走向一體、互動、融合的城鄉治理體制將會為新時期扶貧脫貧戰略和策略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資源。為此,我們著重從以下三個層面研判中國未來扶貧脫貧的發展趨向和策略。

首先,推動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構建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將是一項核心議題。由于農村、農業在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產業效益等方面的絕對或相對劣勢,抑或“三農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貧困或發展滯后仍將是農村和農民尤其是貧困地區和人口的關鍵難題。為此,如何從長效性和可持續性兩個維度探尋脫貧和發展的實現路徑與機制將是2020年后扶貧脫貧戰略和政策體系的核心論題。筆者認為至少有兩個層面需要引起關注。一是在脫貧和發展的主客體互動上,通過建立一套分工合理、責任明確、結構完備、層次分明的管理制度、工作體制和運行機制,實現政府機構、市場組織、社會組織、貧困人口等內部與外部、主位與客位之間良性的參與、溝通、協商,形成全社會支持、參與農民脫貧和農村發展的強大合力。在貧困鄉村和人口層面,應綜合考量地域文化、價值理念、生產生活方式等復雜治理情境,將脫貧和發展資源嵌入農村治理結構中,深入到貧困人口的日常生活及其邏輯體系中,增強脫貧和發展資源的開放性、共享性,保障其基本權益和平等發展機會。二是在脫貧和發展的內容體系層面,因應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等多維貧困的認識框架以及脆弱性、可持續生計和社會排斥等的貧困分析范式,建立并完善以政治—經濟—社會為基本結構的支持體系,強化以中共領導和政府主導為基礎的穩定脫貧的政治支持系統,引導市場力量參與到脫貧和發展,尤其是弱勢群體保護、貧困人口心理疏導、考核評估等事務中。

其次,以城鄉公共物品均等化和社會保障一體化為導向,架構一套城鄉統籌和一體實現穩定脫貧的體制機制。基于中國經濟社會背景,城鄉、區域等的發展差距是貧困產生和存續的重要因素之一。城鄉統籌減貧與發展自然成為破解貧困難題的關鍵性策略,其實施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著力。一是從體制、內容、工具等多個角度,徹底改造城鄉二元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體系,著力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并推動農村民生事業發展,實現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公平公正享有。在實際操作層面,主要聚焦于貧困人口最關心、最迫切需要并與其生產生活尤其是脫貧致富密切相關的各項事務,至少應包括農田水利、產業、飲水、用電、交通、房屋、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事業等。二是消解妨礙城鄉互動和融合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打破不利于城鄉人口、勞動力流動的分割式、差異化、不公平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化解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差距性和非均衡性,保障農民的基本生存發展權利。三是探索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發展模式,貧困農村穩定長效脫貧機制的建立需要城市和二三產業的輻射與帶動,推動貧困地區的產業化發展和城鎮化建設。

最后,以轉型貧困群體和潛在貧困群體為關照對象,實現從開發式扶貧向保護性扶貧轉變,建立聯結城鄉居民、益貧性的社會保護政策框架和體系。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保護”逐漸替代“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政策實踐和學術研究領域中使用頻率更高的概念。它既涵蓋了“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所包括的內容,又比這兩個概念單獨使用時更具包容性,在外延上攬括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所有項目。而在減貧與發展領域,國內外研究者發現,社會保護政策與反貧困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社會保護政策具有明顯的益貧(減貧)效應,它既能夠緩解和消除暫時性貧困,亦可以降低周期性貧困人群處于貧困陷阱和代際傳遞的風險。[39]在當前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脆弱性、社會排斥日益凸顯,以及多維貧困顯現為貧困的新型樣態的新背景下,保護性扶貧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創新空間。在保護性扶貧的政策內容上,應當綜合考量內在完備性與外在延展性,構筑以生產保險、生活保障、社區和社會支持等為中心的全方位、網狀化的政策框架,將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災害救助、生活救助、就業促進和風險管理等諸多層面都納入其中。在政策工具層面,應考慮將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新型政策工具引入扶貧脫貧領域,其中政府購買服務、民營化等市場化工具,以及社區治理、志愿者、公眾參與等社會化工具可以為提升扶貧脫貧政策的精準度和績效提供更多的載體。


注釋:

1、《提高脫貧質量聚焦深貧地區扎扎實實把脫貧攻堅戰推向前進》,《人民日報》2018215日。

2、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編:《在發展中消除貧困》,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年,第2頁。

3、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51頁。

4、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第5657頁;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20182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5、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編:《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第1112頁;陸婭楠:《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去年再減1289萬》,《人民日報》201827日。

6、胡鞍鋼、胡琳琳、常志霄:《中國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19782004)》,《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汪三貴:《在發展中戰勝貧困——對中國30年大規模減貧經驗的總結與評價》,《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

7、相關研究參見閆坤等:《我國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測算——基于1981年—2005年的數據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3年第3期;夏慶杰等:《經濟增長與農村反貧困》,《經濟學》2010年第3期;林伯強:《中國的經濟增長、貧困減少與政策選擇》,《經濟研究》2003年第12期。

8、相關研究參見李小云等:《2000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的作用:一個全國和分區域的實證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0年第4期;羅楚亮:《經濟增長、收入差距與農村貧困》,《經濟研究》2012年第2期;沈揚揚:《經濟增長與不平等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年第8期。

9、李小云等:《關于中國減貧經驗國際化的討論》,《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10、宋洪遠主編:《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年,第256257頁。

11、鄭直:《農民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純收入》,《農民日報》2014415日。

12、魏后凱、黃秉信主編:《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7-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17頁。

13、這些數據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整理得來。

14、徐勇、項繼權:《反貧困:生存、服務與權益保障》,《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15、李海金、羅憶源:《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的戰略創新---以武陵山區為例》,《中州學刊》2015年第12期。

16、《真抓實干埋頭苦干萬眾一心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人民日報》2018612日。

17、吳國寶:《中國減貧的成就與挑戰》,中國日報網,20151016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10/16/content_22204487.htm

18、姜永華、高鴻斌主編:《中央財政扶貧》,中國財經出版社,1998年,第23頁;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第50頁。

19、章正、李晨赫:《去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人》,《中國青年報》201731日;《審計署有關部門負責人就158個貧困縣扶貧審計結果答記者問》,《中國審計報》2017626日。

20、楊亮:《今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規模超過1400億元》,《光明日報》2017528日。

21、李麗輝:《撥付完成2018年千億元專項扶貧資金》,《人民日報》201855日。

22、楊團主編:《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3頁。

23、鳳凰國際智庫課題組:《宣戰2020---中國扶貧報告》,鳳凰國際智庫,20161017日,http//pit.ifeng.com/report/special/zgfpbg/index.shtml

24、李海金:《構建中國的益貧性社會保護政策框架》,《國家治理》2016年第5期。

25、《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于學習貫徹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精神的通知》(201774日),國務院扶貧辦,http//www.cpad.gov.cn/art/2017/7/6/art_50_65281.html《國務院扶貧辦:采取超常規方法讓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新華網,20177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05/c_1121270531.htm

26、塞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劉為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7頁。

27、《杜潤生和中國農民的一個世紀》,財經網,2015109日,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5/1009/3980043.shtml

28、《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第33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373頁。

30、《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9頁。

31、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院:《反對貧困與不平等---結構變遷、社會政策與政治》,《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3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2頁;[瑞典]岡納·繆爾達爾著,[]賽思·金縮寫,方福前譯:《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7頁。

33、陸漢文:《當代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與反貧困工作---基于城鄉關系與制度變遷過程的分析》,《江漢論壇》2006年第10期;劉明宇:《貧困的制度成因---產業分工與交換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117-215頁。

34、[]西奧多·W.舒爾茨著,梁小民譯:《人力資本投資》,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8頁。

35、[印度]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61-63頁;[印度]阿馬蒂亞·森著,任賾、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24頁。

36、朱曉、段成榮:《“生存-發展-風險”視角下離土又離鄉農民工貧困狀況研究》,《人口研究》2016年第3期。

37、李小云:《把攻克深度貧困堡壘作為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貴陽日報》201789日。

38、唐鈞:《精準扶貧需在“可持續”上狠下功夫》,《人民論壇》2017年第1期。

39、Armando BaarientosDavid Hulme& Andrew ShepherdCan Social Protection Chronic Poverty.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5,(3);唐鈞:《從社會保障到社會保護:社會政策理念的演進》,《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徐月賓、劉鳳芹、張秀蘭:《中國農村反貧困政策的反思---從社會救助向社會保護轉變》,《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7期。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