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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問題,無關中西:在歷史的內在脈絡中建構的學科——對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的思想史考察

作者:宋少鵬  責任編輯:張 璐  信息來源:《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03期  發布時間:2019-05-14  瀏覽次數: 1349

摘 要文章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就gender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以及“婦女/性別研究”的命名進行了思想史考察,指出相對西方的同類研究,中國婦女/性別研究“以婦女為中心”、重“社會性別”輕sexuality研究的學科特質,恰恰是90年代的中國學者基于自己的問題意識、為解決自己關切的問題——包括社會問題與理論焦慮,從在地出發的“拿來主義”的策略,是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包括既有理論基礎、文化傳統、思維結構與問題意識下的創造性運用與轉化。文章意在闡明對于學科建設,勿囿于中/西、傳統/現代的二元架構,故步自封。真正的文化自信應立足在時在地的問題,從問題出發,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與寬闊的全球視域中理解自己的文化與精神特質,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資源,面向未來構建自己的學術真問題,才能走出“本土化”的焦慮,因為一切真問題都是在時在地化的。“本土化”與中—西權力結構中的權力焦慮有關,這一敏感當然需要,甚至必不可少,但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邏輯困境中而不可自拔。

關鍵詞gender;社會性別;性/社會性別研究;本土化;歷史內在視域


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各學科都在討論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若以1999年12月“中國婦女研究會”建立、《婦女研究論叢》(1992年創刊)成為研究會會刊為標志(1),婦女/性別研究開始作為一門體制化的獨立學科存在于中國的學科體系中,那么,這個學科也已有近二十年頭了。同時,婦女/性別研究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專業,近十年逐漸滲入各個學科,成果發表量與能見度、學術化程度都大幅上升,各學科對于性別研究的接納度也大為改善。某種程度上,婦女/性別研究已經走過了尋求合法性的時期,進入以學術爭學科地位的階段。盡管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建基于歷史更為悠久的本土婦女研究,但自gender進入中國始,“本土化”的討論一直不絕于耳,似乎至今仍沒有走出“外來”學科的印象,這與該學科起步較晚且其核心概念與理論視角———“(社會)性別/gender”多來自西方密切相關。

借著這次各學科討論“中國特色”或是“本土化”的歷史時機,以及其所打開的新的認知視域,有必要重新回顧“gender”進入中國及在地化的歷史進程,理解在具體的中國歷史中建立起來的婦女/性別研究的“中國特質”,然后再回到學科建設上,在方法論角度討論要不要“本土化”,怎么“本土化”,因此,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結合這波學科化大討論,考察圍繞gender進入中國之后,國內曾經展開過的“本土化”討論與實踐。在方法論層面探討“本土化”這套話語策略與研究路徑的有效性與有限性。第二部分,進入中國的內在語境,以“歷史的內在視域”為方法,立足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從“gender”的概念史入手,探問如下問題:中國研究者的時代關切與時代焦慮是什么?為什么婦聯與學界對gender的概念基本都是持開放與接納的態度?gender概念滿足了什么需要、解決了什么問題?中國研究者從西來的gender概念中拿取了什么?舍棄了什么?為什么會采擷這些在而舍棄了另一些?換言之,gender怎么就“社會性別”化了,為什么強調“社會性”的社會性別能夠被絕大多數的中國使用者接納與使用?新來概念與本地社會的同類概念(如男女平等、婦女)、既有的理論脈絡之間是如何對接、互通、挪用、轉化與重裝,賦予其本土社會所理解的共識性內涵并流通,運用于解決本土所遇到的問題,最終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婦女/性別研究”。在21世紀新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條件下,演化出以“婦女為中心”的“婦女/性別研究”和以sex為中心的“性/別研究”,形成當今中國性別研究的兩支學術脈絡。

一、面對在地的經驗:我們該用什么語言來表述外來概念的存在

(一)“本土化”與“本土的”討論:語義局限與詞不達意的困境

對本土化的討論,可以說自gender概念引進中國時就同步發生了。當年gender概念的積極引介者本身就有很強的本土意識,幾乎不存在無條件擁抱西方理論的狀況。1993年7月天津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聯合海外中華婦女學會召開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是很多中國學者接觸gender概念的源頭。研討班提前為參會者準備了16篇呈現西方學術的閱讀材料,這些閱讀材料由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五位成員分別推薦,由天津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組織國內學者譯成中文,并編輯成冊。這本內部閱讀材料被命名為《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與就業———西方的視角》。該書編者特意給這些閱讀材料冠上“西方的視角”,提醒學員注意與本土語境之差別。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杜芳琴教授為這本集子寫了一個簡短的“前言”,一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即將召開的’95世婦會的大語境下,強調討論中國的婦女問題時要有“世界的觀念”和“世界的視野”,另一方面強調“西方女權主義,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應根據自己的歷史和國情探索自己的婦女解放之路,為此目的而進行本土化的有關婦女和性別的學術研究”[1]。此后,杜芳琴教授積極組織社會性別理論的譯介與推動學科化進程,就如何把外來的“社會性別”視角與方法運用于中國的婦女學與婦女史研究進行了長期的本土探索。其所著的《婦女學和婦女史的本土探索———社會性別視角和跨學科視野》一書的書名[2],即可直觀地呈現她對兩者之糅合。

她在不同的場合與文章中,闡釋過自己對“本土化”的理解,其中一個直白卻有力的表述是:“中國的哪門學科沒有借鑒引進?理論、概念、方法,不過是工具,拿來有用則用,無用則棄;更重要的是借鑒別人的,不是丟掉自己原有的,要組裝、嫁接、達到創造本土的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還不夠,要通過研究本土,提供世界共享的知識經驗。”[3](P12)值得關注的是,杜芳琴一直在進行本土化的理論創造。她受瓊·斯科特(JoanScott)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的啟發,結合華夏族儒家社會的男女秩序,提出“華夏社會性別制度”(2),這是基于本土社會狀況為解釋本土社會而進行的重要理論創造。當然,杜芳琴理論創造的思想資源并非單一的西方資源,其自言是“整合諸家,博采眾長”,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瓊·斯科特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韓國張必和的亞洲父權制,等等[4]。

把社會性別運用到農村婦女的發展領域、GAD(genderanddevelopment,社會性別與發展)網絡的創始人之一高小賢對本土化曾給出一個自己的界定:“本土化是指將外來理論用于本土的一個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根據自己所在地域的經濟、文化、歷史、社會性別等狀況重新審視外來理論,選擇適合我們的部分創造性地運用到實踐中,也包括用我們實踐中的經驗和思考去補充和發展外來理論。”[5]高小賢一方面認同社會性別理論在婦女發展項目中的有效性,并認為“‘社會性別主流化’也成為改善婦女地位的一個策略、目標和口號而為國際社會所認同”[6],另一方面積極總結中國GAD方面的“本土化”經驗,并有意識地進行知識生產。2000年8月上旬在西安組織召開了“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會議召集全國各地80多位有一線經驗的實踐者,盡可能征集到國內之前幾乎所有的GAD案例,社會性別本土化是會議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議題。會議成果收集在《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7]一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高小賢為這套叢書所取的名字是“社會性別本土研究叢書”。

杜芳琴與高小賢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投入婦女/性別研究的那批先驅性人物中的代表。盡管兩位關注點不同,一位致力于推動學科發展,一位扎根農村社區從事婦女發展項目,但是兩位對于“本土化”的理解卻有異曲同工之妙:(1)強烈的主體意識和主位意識。(2)清晰的“在地意識”,不只是“中國意識”。作為歷史學家與一線實踐者,她們非常清楚中國的文化多樣性與民族多樣性。(3)為解決自己問題的“拿來主義”。(4)有意識地進行知識生產與創造本土理論的欲望。(5)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本土”是在“全球”里的本土[8],并非自我隔離式的孤立,兩人都有與中國之外的世界分享中國知識與中國經驗的文化自信與學術理想。另外,這種全球意識早已超越了中國與西方的單維關系,正是出于對于全球學術體系中“西方中心”的警惕,杜芳琴非常有意識地推動亞洲區域內的婦女/性別研究學人的聯結與共同的知識生產,參與“亞洲婦女學”的建設[9]。

綜上兩位代表性人物對于“本土化”的理解,“本土化”這一概念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語義鴻溝,并不能精確地表達概念使用者的主位意識以及思想資源“混雜性”的狀況,并非“化”字能概括的。“本土化”概念的字面含義:(1)寓意著某種理論的普適性。(特殊的)地方為了適應在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進行在地化、情境化的改造與適應。一旦進入“本土化”的語言結構,就會落入“普遍”與“特殊”(3)、“特殊”與“共性”(4)的思維結構中。(2)彰顯理念的傳播方向是從發源地出發的單向度線性傳播方向,視接受者為客體。事實上,如果這個故事是以概念使用者為主體與主位的,那么,使用者在接受與運用外來新概念時,一定是基于自己的問題與關切,與在地化的各種思想資源混雜之后做出的行動決策。杜芳琴與高小賢對于“本土化”的理解及其行為實踐,遠遠超出了“本土化”這個概念的字面內涵。

相比于杜芳琴、高小賢對于西學東漸的“社會性別”理念持歡迎以及融合東/西的拿來主義態度,李小江對于殖民主義、對于西化/同化表現出更強烈的警惕與抵制,她特意區分了“本土的”與“本土化”兩個概念。她認為“本土的”是強調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人文、社會特色。“‘本土化’,原本就是在西方社會特有的語境中產生的,它強調的不是“本土”而是“化”,即西方的價值體系在其他土地和人群中的普及和滲透;它的主體仍然是“西方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本土的’東西。”[10]為此,她認為在學科建設中,尚還可提“本土化”,因為學科在西方發展的較早,“介紹、引進和借鑒”是一條可選擇的捷徑;而在發展領域,“本土研究”“幾乎是唯一可能接近真實并有效服務于社會的途徑”[10]。李小江一直在進行她自己的本土探索,包括在學科建設(5)與知識生產方面(6)。與杜芳琴、高小賢兩位“本土化”的論述相比,李小江更強調“本土的”立場。這一“本土的”,既是相對西方的本土立場,也是相對國家的民間立場[10]。但是,細究之,這三位婦女研究界的先驅,并無實質性、原則性的立場差異。三位都是身體力行進行本土探索的行動者,在行動策略上也是相似多于差異:三位都很重視合作,善于整合體制內外、中國與西方、國家與民間的各類資源以推進自己關切的事業。只因理論關切點的不同,李小江在理論上更強調“獨立性”———對國家與西方的雙向分離,從而保衛“婦女”與“民間(本土)婦女研究”的主體性。正是出于對“獨立性”與“主體性”的理論關切,在話語層面上,李小江也更為強調“本土的”因素,這也體現在她堅持把gender對譯成中文“性別”上[11],盡管對于“性別”的本土內涵學界有著不同的理解(7)。

如上文所示,杜芳琴與高小賢對于融合東/西思想資源的定位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西化以及放棄主體性與獨立性。反之,李小江希望以“本土研究”抵制“全面西化”,同時希望通過本土研究“對(西方)女權主義‘放之四海’的一元化傾向也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10],也并不意味著李小江對于西方女權主義或者說對于gender理論的拒斥。相反,據筆者的閱讀所及,李小江在1991年的時候就向國內介紹性別研究(8),她可能是最早向國內學界介紹gender理論的人之一,早于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學者接觸到gender的1992年的哈佛會議與1993年的天津會議。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李小江自述了自己的思想資源,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女權主義’兩種光照的對比中汲取資源,把握平衡”。她非常遺憾研究自己思想的學者注意到了前者,沒有注意到后者這條思想線索。她自承在20世紀80年代的婦女研究中從早期歐美女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其“對中國婦女解放的質疑就是與西方女權主義的對比中開始的:以女權主義先驅為榜樣,呼喚中國婦女‘女性主體意識’覺醒”。在同一篇文章中,她特別提醒讀者,盡管自己對西方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始終抱著學習的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效仿或追隨西方婦女走過的道路[12]。所以,對于李小江來說,“‘本土’意識并不是拒絕外來因素,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抵御(西方)‘同化’的一個本能的反應;不是拒絕開放和引進,而恰恰是在開放和引進中對自主主體身份的堅守”[11]。

綜合此節所析,從李小江、杜芳琴、高小賢———三位對于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做出開拓性貢獻的前輩———對于“本土化”/“本土的”的論述來看,除了理論關切點稍有不同之外,立場上并無原則性分歧,甚至在問題意識、行動策略、目標追求方面存在更多相通之處。

筆者認為“本土化”并不是很貼意的概念。對于一個外來概念,“本土化”焦慮本是使用者強烈的本土意識的表現,這種“焦慮”早已融化在對于在地文化與情境的敏感性及其外來概念與既有概念之間的對接、轉化。但是,“本土化”這個概念自身的語義結構引導出來的討論方向,不得不把討論限定在中-西二元結構里,把論題聚焦在外來概念如何適應在地的文化與情境,終是走不出西方中心,討論易于陷入拒斥或是“沒學好”的對抗性的兩極思維中。所以,才有李小江基于在地、本位的“本土的”概念的提出。

(二)基于“歷史內在視域”的研究方法

在這次各學科圍繞創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學術話語的討論中,浮現出一條“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徑。從文明與文化的角度來追求“中國特色”和“中國特性”,與“本土化”所強調的在地文化與在地情境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是“文明路徑”更強調長時段的文化影響和文化的持久性。“文明”/“文化”的概念,自然是想擺脫“本土化”這一概念的字面語義的束縛,彰顯中國學界擺脫西方中心,或者說擺脫向西方學習的學徒心態,在“文化自信”的話語號召下回歸并實現與自身歷史傳統的重新勾連。在經歷過強調現代與傳統斷裂的革命之后,回過頭來重新檢視“傳統”與“現代”甚至“革命”與“傳統”之間的內嵌性關聯。從強調“斷裂”與“變遷”到尋找“延續”與“不變”之處,似乎已成為一種新的學術思潮,也成為一種有生產力的研究進路。各學科的很多學人不約而同地匯聚到這股思潮與路徑之下,更多的是追求對自身社會、文化、歷史與當下更復雜的理解。但是,何為“中國性”?中國近代化進程與西方的愛恨情仇,在重塑對“中國”的理解時,終是擺脫不了“西方”的內嵌性存在。在“他者”與“主體”的二元框架中,在重建中國的主體性時,有時擺脫不出“中國”與“西方”互為主體/他者的二元認知框架,也易被誤解為這種學術路徑是從“西方中心”向“中國中心”的簡單位移。而對“中國性”的追求,會不會走向另一極?在重視了歷史延續性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歷史變遷這一面相,特別是近代中國革命所帶來的深刻變革,在構建中華文明特質的同時,故意跳過革命這段歷史而去建構“當下”與“傳統”的銜接。換言之,當我們以(中國本位的)“文明”/“文化”這套話語與路徑去追求“中國性”時,會不會陷入如“本土化”一樣的語義陷阱?但是,它打開的認知視域卻值得繼續探尋。

本文擬沿著“文明”/“文化”路徑打開的研究視域,倡導一種基于“歷史的內在視域”的研究方法,努力跳出中/西、古/今(傳統/現代)、理論/實踐的二元性的話語框架,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探析更為復雜的“變中的不變”與“不變中的變”。所謂“歷史的內在視域”,就是要超越某些先驗的外部標準(包括理論先行的研究進路),努力進入歷史,貼近歷史。立足問題,立足在時在地,在歷史脈絡中理解行動者,理解行動者的焦慮、行動者的關切;理解行動者所處的立體的歷史條件,各種可用的在地資源,包括政治資源(比如政權性質、國家政策等)、物質資源(比如所處的社會結構、生產力條件、勞動力狀況等)、文化思想資源(比如既存的傳統文化資源、官方價值導向、同期存在的各種外來新思潮等)、社會網絡資源,等等;同時把行動者理解成有情感、有德性、有精神世界,當然也是有物質需求、功利計算的俗世世界中的具體主體,以求撐開歷史,避免把歷史扁平化與線性化。所以,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是從歷史行動者出發、從在地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從某種假定出發。“本土化”這條路徑本質上還是理論本位的,而非以在地化的“人”和“問題”為本位的。而“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徑也有可能預設了某些本質化的文明特性。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不是拒絕理論和概念,而是提醒從“理論”進入的外部視角,希望回到在地的“人”與“問題”,擺脫中/西、古/今的糾結。“內在的”研究路線也是符合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的行為邏輯,日常生活中的我們都是立足于引發我們焦慮的問題(這個問題既可以是經驗也可能是理論的),激發我們去尋找與判斷各種可能的資源,并且是在自己既有的文化框架與理論結構里,再做各種應變性的行動決策。換言之,主體性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意志,而是受限于各種歷史條件,某個歷史時空里的主體選擇是受制于前段歷史開拓的路徑和今天歷史新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既在受限又在各種可能性中前行。所以,要真正地理解歷史中的行動者,必須進入歷史、貼近于歷史行動者,立足于在時在地的當時,回顧過去,前瞻未來,才能理解當時的當下。

二、gender在中國:接受了什么,傳進了什么

在第二部分,筆者以“歷史的內在視域”作為方法,主要聚焦于20世紀90年代這個歷史時段,沿著當時學者接觸gender的歷史脈絡,主要從概念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探問以下問題:中國學者在90年代接觸gender時,接受了什么?為什么接受這些?它回應了當時中國學者的什么關切?這個歷史過程,當然也涉及傳播者傳入了什么?另外,需要強調gender進入中國是多管道的,并非單維單線的傳播渠道。

(一)作為“性別觀念”的gender

據筆者閱讀所及,中國大陸最早介紹gender概念和性別研究的文章,可能是1991年6月李小江、譚深主編的《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書中收錄的周顏玲的一篇文章———《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理論架構、方法及其中國化未來發展》。但后來的一些文獻與國內的中國研究者,一般都把自己接觸gender指向1993年的天津暑期班[8,13]。而把中國學者接觸gender并推動中國婦女研究范式轉型的歷史時點,指向1992年2月7-9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和威斯理學院聯合舉辦的學術研討會“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

哈佛會議對中國的性別研究與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著名的中國婦女史學家賀蕭與王政在一篇總結中美兩國的性別研究現狀的綜述文章中,把1992年的哈佛會議視為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代表著在拓展斯科特開啟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個重要時刻”[13]。她們認為1986年瓊·斯科特的《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Gender:AusefulCategoryofHistoricalAnalysis)一文的面世,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在美國的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的范式轉型[13]。而“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激發了數代研究者,賀蕭認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9)。哈佛會議之后,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分別編譯出版了以該會會議論文為基礎的研究文集[14,15],并都在1994年出版,收錄的文章稍有不同。英文文集的序言援引了瓊·斯科特的文章,并對其觀點進行闡釋。中文版序言里沒有出現瓊·斯科特的名字,但李小江所撰寫的序言對英文版序言的“性別分析方法”的介紹,間接援引了瓊·斯科特的觀點。

饒有意味的是,這個會議的中文名稱被譯成了“中國之性別觀念———婦女、文化、國家”(10);李小江把這個會議譯成“用性別觀念分析中國:婦女、文化與中國”[15](P序言)。也就是說,對于當時的中國學者,gender主要還是意味著“性別觀念”,而非20世紀90年代末期逐漸出現的“社會性別制度”。為什么90年代初的中國學者從“性別觀念”的角度理解與接受gender?如何在長時段的婦女運動理論的思想史脈絡中定位這種理解?

(二)作為“社會性別”的gender

哈佛會議只有8位中國學者參加,這8位學者后來幾乎都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界的扛鼎人物。哈佛會議的一個后繼產品是促成了國內婦女研究學者與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中國留美學者在“發展”與“學科”兩個領域的近20年的合作,后者是gender進入中國的主要傳譯者。合作的第一個成果,就是1993年7月“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研討班,很多大陸學者第一次接觸到“社會性別”概念。這個班為期兩周,來自國內的學者、婦女工作者百余人參加[16]。中華海外婦女學會有6位學者參加了研討班,向國內同行詳細介紹了gender之內涵,并把gender翻譯成了“社會性別”,以彰顯與sex的區別,這是gender對譯成“社會性別”的起始。筆者在文獻梳理中,也可感知到“社會性別”源出的端倪。由大陸學者翻譯的16篇閱讀文獻(1993年5月)中,gender、sex都譯成了“性別”[1]。1993年10月公開出版的研討會實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17]一書,在海外學者的講座中已經出現了“社會性別”的翻譯。比如,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成員、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法律系的譚競嫦教授還就中英文對譯問題進行專題講座與討論。中英文對譯中爭議最大的兩個英文詞匯是gender與feminism。在這個講座中,gender對譯為“社會性別”,而feminism翻譯時面臨的主要爭議是在中國語境下翻譯成“女權主義”還是“女性主義”[17](P69)。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另一位核心成員王政教授在研討班上做了“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的專題講座,她把gender對譯成“社會性別”,并詳細介紹了社會性別的概念內涵:

(1)從理論上區分生物性別(sex)與社會性別是可能的。…社會性別是指社會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別的期望、特點以及行為方式的結合體現;(2)社會性別是男女間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關系;(3)男女不平等的權利關系無所不在,最明顯的是資源分配的不平等[17](P202)。

譚競嫦、信春鷹為掃清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外溝通在語言與概念上的障礙,特意編寫了《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釋義》,趕在世婦會召開前一個月(1995年8月)出版。該書在gender詞條下區分了gender與sex,把gender對譯成“社會性別”,sex譯成“性別”。gender使用的是瓊·斯科特1986年那篇經典文章中的定義:“社會性別是基于可見的性別差異之上的社會關系的構成要素,是表示權力關系的一種基本方式。”該詞條特別強調“自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女權/女性主義者(11)強調應該把性別或生物意義的男性、女性同由社會形成的男女在社會中的角度和地位加以區別”。“社會性別一詞用來指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女差異的理解,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于女性或男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18](PP145-147)。

事實上,周顏玲1991年的文章與譚競嫦、王政對于gender與sex內容的介紹相差無幾,只是把gender譯成“性別”。周顏玲是從性別社會學的角度介紹gender的概念:

性別社會學(sociologyofgender)之定義,是指研究個人與社會組織之關系,如何受到性及性別系統(sex/gendersystem)的影響。換言之,此社會學分科是研究性別關系中之不平等權力區分(genderedpowerrelation)及其階層化(sex/genderstratification),如何利用意識形態去熏陶有關性別之思想、態度、行為和人際關系,以及利用社會制度去控制維護性別階層結構,以鞏固“男尊女卑”之社會秩序。此研究最終目的是尋求人類之自由解放、平等和良好的社會改革。

在此定義中之所謂“性”(sex)和“性別”(gender)系統,“性”與“性別”之概念在理論分析上是不同意義的。“性”通常是指生物學上之遺傳、生理及性能特質。而“性別”是指社會建構(sociallyconstructed)成的性別差異,學習到的思想、期望(expectation)及行為等社會特質。前者是性遺傳的結果,而后者是環境影響所致[19](P227)。

周顏玲、王政、譚競嫦對gender內容的介紹具有很多相通之處:(1)雖指出gender與sex的關聯,但更強調兩者的區分;(2)強調gender的社會建構性;(3)突出“文化”的作用,強調社會性別表現為在文化層面上的“觀念”“角色期待”;(4)強調性別是社會關系;(5)強調性別間的權力關系和等級。

gender社會性的強調,也可見之于gender的傳譯者選擇“社會性別”這一譯名的良苦用心。王政對譯名的爭論,主要是針對“性別”這一中文是否有生理性別的歷史包袱,目標是希望在概念上割裂gender與sex的關聯,最好如西方那樣,gender與sex是兩個詞。譚競嫦也認為“中文里沒有明確的詞能恰當的轉達這一概念中的社會構成”,若譯成“性別”,因為“性別”同時對譯sex,“故它沒有表達英文詞義中的限定含義”。盡管“社會性別”這個詞仍與“性別”勾連,“在字面上仍顯示與生物性別密切相關”,也許并非是一個最為恰當的詞,但是因為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了解,理解“人是一種社會存在,是由環境而決定的”。所以,譚競嫦認為gender的社會構成性這層含義可以借助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而得以理解[19](P147)。該詞條指出“社會性別”觀念與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之間的對接與貫通非常有意思,且提醒了我們“社會性別”進入中國時,中國知識分子為何能夠接受它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本土思想土壤。

gender對譯成“社會性別”,也傳達了當時的傳播者主要想向中國學者傳遞gender的“社會性”。有意思的是,特別強調與sex的分離,彰顯社會性的“社會性別”的概念被大多數中國使用者接受并加以運用。以“社會性別與發展”(genderanddevelopment,GAD)的社會性別培訓中常用的教材———《社會性別與發展培訓手冊》(1997年開始編寫,1998年基本定稿,1999年出版)為例,這本書被發展界昵稱為“藍寶書”,其培訓框架在國內很流行。

這本培訓教材的編寫者開宗明義,在“引言”的第一部分首先區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對社會性別做了一個日常生活化的解釋:

社會性別是英文gender一詞的中文翻譯。70年代以來,在對“男主外,女主內”等性別角色分工的原因和機制的研究中,過去那種認為這些分工是有性差異的,是生來如此的觀念(即生物決定論)受到了深刻的質疑。人們發現,男女各自承擔的性別角色主要是在社會文化的制約中形成的,也是隨著社會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的。人作為一種生物,處處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生理的性別并不是性別的社會分工的主要依據,對性別角色的期待和評價等更主要的是社會的產物,通過文化傳統、習俗、教育、法律、宗教、政策等機制得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因此,人們提出了“社會性別”這一概念來對“生物決定論”進行反思。目前,“社會性別”已經成為分析社會現象的一種重要方法和工具。

社會性別培訓的目的,是讓人們注意到:在對有關男人、女人的期待中,在兩性角色及其相互關系中,以及在社會觀念、資源分配和社會結構中,一直存在著社會性別所產生的性別歧視。

社會性別盲點:在觀察和分析、處理事務時,無視不同性別之間不平等的處境、利益和權力關系。

社會性別覺悟:在觀察和分析、處理事務時,注意到不同性別群體的不平等的處境、利益和權力關系,并采取措施和行動來增進性別平等[20]。

這本培訓教材把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性或女性的“看法、要求或評價”,稱之為社會性別,并把這種文化期待外化為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可見的性別角色分工,通過反對生物決定論指出文化建構的可變性。這套教材期待通過社會性別培訓,掃除社會性別盲點,提升社會性別覺悟,通過意識提升而產生行動的動力和改變的可能性。培訓中有一個社會性別關系運作圖,各個環節構成一個封閉的循環圈。與哈佛會議中中國學者從“性別觀念”角度接受gender相通,這套對于社會性別體制的揭示,同樣始于性別觀念,終于性別觀念。社會性別觀念→產生性別化的角色分工→角色不同,男女獲得的資源不同→造成男女不同的能力發展→影響到對于男女兩性的評價→通過文化性的評價這一中介,最終影響到社會各種資源的分配→因資源占有不同而男女間權力不同,又強化了社會性別觀念。這個圈的核心是“社會性別體制化規范化”[20](P20)。

(三)作為“女性視角”的“社會性別視角”

1993年暑期研討班之后,gender與“社會性別”對譯的用法并沒有迅速穩定下來。研討班的組織者杜芳琴教授在該年10月為《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撰寫的“代序”中,gender的對譯詞“性別”與“社會性別”并用。《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釋義》一書在1995年已經出版,但是,1997年出版的李銀河編的《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一書中,也收錄了瓊·斯科特的這篇經典文章,但是仍把gender譯成“性別”,可見gender對譯“社會性別”還沒有在學界廣泛傳播并穩定下來。另外,筆者注意到在1995年北京世婦會的聯合國官方文件中,gender仍是對譯“性別”,并非“社會性別”。《婦女研究論叢》對“社會性別”這個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傳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劉伯紅在研討班后第一時間撰寫了《“中國婦女與發展”要點綜述》(12),發表在1993年第4期的《婦女研究論叢》上。在這篇文章中,劉伯紅已經使用了“社會性別觀”與“社會性別視角”的概念,且沒有使用對譯英文詞,直接把“社會性別視角”作為留美學者帶進來的“新的視角”、作為“婦女研究”的方法介紹給讀者。王政在天津研討會上的專題講座“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起因與發展”,發表在1994年第1期《婦女研究論叢》上。她在這篇文章中介紹了sex與gender的區分,并把gender譯作“社會性別”,詳細介紹了“社會性別”的含義。據筆者閱讀所及,這兩篇文章可能是中國社科類學術刊物上最早使用“社會性別”這一概念的文章(13)。’95世婦會之后,《婦女研究論叢》又發表了有關社會性別的一系列文章,對于“社會性別”一詞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1]。

1993年研討會實錄與劉伯紅的會議綜述來看,中國學者主要是作為“婦女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來接受的。劉伯紅在會議綜述中對“社會性別視角”的界定是:

社會性別視角,即女性視角。從女性視角對婦女現狀的探討是婦女自己從事的和與男性共同從事的研究,而不僅僅是以婦女為對象的研究,這是一種使人自強、尊重女性智慧的方法。她們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向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提了批判和挑戰,對以往的歷史文化和現存的社會制度重新審視,進行分析和實證,使人類思想史發生一次重大變革。社會性別觀念已逐漸為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極大了提高了美國公眾的性別覺悟。這種探索勇氣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國學者借鑒。

杜芳琴對天津暑期研討班成果的評價是,中西交流給中國婦女研究帶來了“新視野”與“新方法”。“新視野”是指“婦女與發展”的新領域;1993年天津研討班的名稱是“中國婦女與發展”也體現了90年代中國婦女研究者對于“發展”的關切,參與發展項目成為90年代整個婦女研究界的一大特色(14)。“新方法”是指“女性—性別視角”和“比較視角”。比較視角,一是指中西比較的視角,二是指性別比較的視角。

所謂性別—女性視角從哲學上講,是破除對大一統的“人”的迷信,從“有性人”的角度來審視人類與社會(李小江)。這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婦女學術界已經明確了的觀念、理論與方法。然而像這次研討中自覺而又集中地用社會性別(gender)理論和女性視角的方法探討中國婦女與發展中一系列具體問題則是第一次,形成該活動的一大特色。

所謂性別比較的視角,…一是指在女性研究中將男女并置于共存相關生存背景而又加以比較對照,不能孤立地就女性而談女性,這在中西方都已成為一種趨勢[17]。

三、“社會性別”為什么被接受

20世紀90年代初,為什么中國學者特別強調女性視角?為什么是從“觀念”和“視角”的角度來接受gender?為什么是“社會性別”被接受?要合理解釋這些問題,同樣要進入中國婦女史/婦運史的內在視域中,在更長的時段中定位90年代初的中國婦女研究界的思想狀況、理論處境以及時代焦慮。

(一)“女性視角”與婦女主體:中國婦女的主體建構方式

杜芳琴把新概念“性別”與“女性視角”對接,形成“性別—女性視角”的提法,而劉伯紅直接把“社會性別視角”定義為女性視角。實則主要都是為彰顯女性主體性。劉伯紅的“女性視角”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對于女性主體性的訴求———“不以婦女為對象”“婦女自己從事的……研究”。對于女性主體性的追求是20世紀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的目標,也是它的產物。對于女性主體的關注,可以放置在更長時段———可前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婦女研究”運動,后延到90年代末和新世紀前十年對于“以婦女為主體和以婦女為中心”的“婦女/社會性別”的學科化建設中,成為中國性別研究的一大特色。

那么,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所堅持的中國女性/婦女的主體性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杜芳琴與劉伯紅都把思想源頭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的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與婦女研究運動。杜芳琴從個人的研究經歷出發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曾詳述了“有性人”概念如何連接起“性別”觀念:

90年代初,我開始注重婦女史理論……。當時還不了解社會性別理論,但開始有了“性別”的范疇,這一是受國內李小江“有性人”視角的影響。“有性人”視角看到有性別分野的男女,但對整個性別制度的結構、變化及其對男女兩性的影響和兩性的互動關系缺乏觀察的深度和解釋的力度[2](PP184-185)。

李小江的“有性人”是一個復雜的哲學概念,她是在本體論意義上來使用的。她強調“性”的自然屬性對于人的規定性,所以,她寧可自稱自己為本質論女權主義[12]。這一點,使“有性人”的概念與以sex為地基的gender的概念易于對接,但李小江的“性別”同時包含了在長期的社會歷史中累積起來的社會性的“性溝”[22],這也是李小江堅持要用“性別”對譯gender的理論原因,因為李小江認為“性別”這個詞既包含自然性也包括社會性。正因為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雙重特征,李小江雖然建立了“有性人”的哲學地基,但是與西方sex/gender理論下的性別身份———一種基于性/別認知的自我社會身份認同———不同。李小江對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女性的“主體性”的建構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通過分離運動的社會建構來完成的。在劉伯紅的天津研討班的會議綜述中,記錄了李小江對于新時期婦女運動(李小江對這場運動的時段劃分是70年代末到1992年)特點的總結:

在理論上,從傳統的婦女解放理論中分離出來;在學科建設上,從傳統的人文科學分類中分離出來。在現實運動中,從國家塑造婦女的傳統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民間化和本土化為主流的婦女運動相對獨立的發展[16]。

這三個“分離”的目標是為了追求“中國婦女主體意識和女性群體意識的覺醒”。

李小江對于20世紀80年代婦女運動的“分離”特征的定位,提供了一個理解80年代建構“中國婦女/中國女性”的主體意識的思想線索。而這條思想線索必須繼續再往前追溯,放置在更長的中國婦女運動史甚至更長的歷史中來理解“中國婦女”的主體建構方式。仔細分析“分離”運動中的“中國婦女”的主體性的建構方式,實則與革命年代“婦女”主體性的建構方式非常相似,只是一種反向運動。在革命過程中,“婦女”的主體是通過與國家的勾連、由國家塑造起來的;那么,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市場化條件下(意味著國家與社會分離的觀念及其國家與社會分離的社會結構逐漸出現),中國婦女/中國女性的主體性同樣是通過與國家的關系———通過與國家的分離運動建構起來的。兩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這種主體意識與主體身份并不是建立在“sex”的性身份的認同上,而是通過政治性的塑造建構起來的。這是中國與西方在gender理論下討論婦女性/別身份的主體性時最大的文化語境差異。

同時,筆者認為從“文明”/“文化”路徑來探析的話,這種通過自我與外部的社會關系中建構自我的身份認同,應該放在更長的中國歷史文化中來定位。在社會關系中建構人的身份認同,比如,女子,相對于父母為女,相對于夫為妻,相對于子女為母……;不僅是在社會關系中確立“我”,而且是在具體的日常行為中建構“何為我”的身份認同。女德———德、言、容、功,并不只是一種個人的內在的德性修為,而是事關何為“婦女”的身份認同。簡言之,中國人的“婦女”身份并不是通過“性身份”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社會行為建構起來的。在古典中國的儒家秩序下,盡管男女有別(而非性/別,是指行為有別),但是中國婦女的主體身份通過各種社會性的禮制建構起來。近代中國,sex傳入中國,性別觀念—女性觀念在知識論層面上逐漸建立起來[23],但基于性的身份認知更多呈現在近代城市知識分子的討論中,比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性道德討論、母職作為“天職”的觀念傳播等,但未必就已成為普遍性的社會觀念。主體身份的傳統建構方式在普通民眾的日常認知與觀念中頑強地長期存在。個體化的女性觀念,盡管在三四十年代的城市消費主義中有所體現,但是卻為中國反帝反殖這一更大的歷史任務所約制。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走出家族內社會關系的女子,與國家/民族建立起直接關系,并通過這種社會關系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與主體意識,比如,女國民、勞動婦女等,這些婦女的主體身份與sex無關。婦女與國家的關系,曾解釋了集體主義時期“婦女”這一主體身份的政治性。但在八九十年代,這種婦女主體的建構方式被解釋成婦女的“被建構”,從而也否定了那個時期婦女的主體性。另外,當把主體理解成個體的自主與自愿時,從這個外部理論的假定出發,就一直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集體化時期中國婦女“累并快樂著”的精神狀況。當我們從歷史的內在視域出發,在中國文化的長歷史中理解中國婦女的主體建構方式,即在社會關系中通過賦予其德性的社會行為來建立,那么,或許我們可以更好地解釋,集體化時期的勞動婦女,從國家重新賦予的社會主義新道德與傳統婦德的美德之間進行的調和接榫,特別是“勞動”這一德性———既是傳統的婦德又是現代的政治道德,在國家強力改變的新空間里———生產勞動,通過自己的社會勞動而獲得了自我的主體身份,這種主體身份與主體認同并非僅是國家賦予的主體(只是集體化解體之后被再構為被動員的“客體”)。歷史的吊詭與復雜性就在于,20世紀80年代對于婦女主體性的呼喚和建構,一方面通過對于國家所塑造的婦女主體的否定,另一方面延續著舊的觀念路徑———只是以反向的方式表達出來。事實上這兩種主體性,都是通過與國家的關系建構起來的,且放在更長的歷史來看,都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方式。

同樣,我們只有在長歷史中來定位與理解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和對女性主體的建構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她的理論能得到80年代女性知識分子的廣泛認同,它既有20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的“新”內容:“有性人”(確切地說,“有性人”也不是一個全新的觀念,在sex進入中國的近代已逐步建立,在集體化時期以某種方式隱匿存在著,只是在80年代被“性話語”與主體話語強勢召喚出來),同時,它的主體建構方式又是同時代人所熟悉的。

本節從長歷史的文化脈絡中粗略地勾勒“中國婦女”主體性的社會建構方式,正是這種與“性”無關的社會性,強調與彰顯社會性的“社會性別”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青睞。中間存在譚競嫦所指出的“社會性別”觀念與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中關于“人是一種社會存在”之間的觀念上的關聯。若從主體建構的“社會性”這一點出發,結合上文對于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分析,實則可打通傳統中國的人觀、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人觀與社會性別之人觀之間的思想/觀念淵源。

(二)彰顯女性的主體性:建立以“婦女”為中心的婦女/性別研究學科

20世紀90年代“gender”進入中國時,首先接續的就是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的兩個歷史成果:“婦女”主體性與“有性人”的概念,社會性與自然性的兩個面相都得以歷史地連接。這一歷史成果也延續到90年代末開始的學科化建設,中國的“婦女研究”接受“社會性別”概念之后,把這門學科命名為“婦女/(社會)性別研究”,斜杠式命名就是為了“始終把婦女作為主體并置于中心地位”[24]。

若從概念史的角度梳理的話,“婦女與性別研究”這一概念出現得更早。在李小江、譚深主編(1991年6月出版)的《婦女研究在中國》一書中,周顏玲教授的文章《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理論架構、方法及其中國化未來發展》[19](PP221-244)放在整個文集的“方法”這一欄目,顧名思義,性別研究是作為“婦女研究”的方法介紹進來的。1993年10月出版的天津暑期研討班的“實錄”序言中,已經出現“婦女—性別研究”“女性—性別研究”的用法[17]。在附錄所收的劉伯紅的會議綜述中,“社會性別”也是作為婦女研究的新方法介紹給中國同行的。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婦女—性別研究”是接續80年代的婦女研究,把性別研究作為“婦女研究”的新方法;90年代末期學科化討論中出現的“婦女—社會性別研究”是希望通過“性別研究”轉型來提升婦女研究的學術化,從而促進學科化,但是,希望在性別研究中不要再淹沒“婦女主體”。

1999年8月12-19日天津薊縣盤山腳下召開的“婦女史學科建設首屆讀書研討班”(15)出現了對于學科命名的討論,提出了三種命名法:一種命名法是希望接續80年代“婦女學”的名稱(李小江1987年在鄭州大學建立的是“婦女學”研究中心),把“婦女學”(women'sstudies)升格到學科,從作為“問題與課題”的“婦女研究”中區分出來(16);一種命名是面對國內90年代“女性”話語的強勢浮現,提出以“女性學”取代“婦女學”的命名,以適應國內社會思潮的變化;第三種命名敏感于國際學術風尚,提出把“婦女學”華麗變身為“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理由是:“‘社會性別’逐漸成為一個分析范疇,適用于所有學科范疇;而我們所理解的婦女學既是多學科—跨學科的以社會性別為核心概念的新知識體系,又是需要張揚婦女主體(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主體),‘婦女與社會性別學’這一稱謂可以避免淹沒婦女主體;在國外,一些大學紛紛以‘婦女與社會性別中心(所、系)’命名,就反映了這種趨勢”[25](P3)。

三種命名理由,都可以看到中國學者是如何立足于在時在地,結合著自己所理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出歷史選擇的。特別是第三種命名方式,空間上把“中國”與“國外”連接起來;時間上在構想未來時與過去的歷史對接。對于“婦女主體”的高度重視不僅與20世紀80年代的婦女研究運動對接,更與整個80年代的思潮對接。這段理由中以“(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主體)”的形式特意來注解何為“婦女主體”,依稀可見80年代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概念中的三種主體(創作主體、對象主體、讀者主體)的理論痕跡。我們再次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與80年代在思想上更寬泛的歷史聯結,而非僅限于婦女研究與婦女運動自身理論脈絡里的歷史聯結,同時也提示我們每一階段婦女研究的發展都是深嵌在當時的整個社會思潮中的,新千年的婦女/性別研究的學科化訴求同樣有著更寬廣的國際國內的背景和各種歷史條件:90年代國際項目的資金優勢;’95世婦會之后的“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政治空間。新千年前后中國高校正在進行的各種改革(17),特別是“211工程”“985工程”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期許所打開的體制空間;80年代打開國門時出國讀書的中國學生學者在中外知識思想交流中的獨特作用;日益增加的國際交流使中國學者對國外婦女/性別研究學術狀況的了解逐漸增多;國家與民間的合作協力模式、不可小覷的婦聯體制內運作;等等。

20世紀90年代至今,婦女學、女性學和婦女/性別研究的三種提法一直并存,但相比而言,正因為第三種命名方式更為“立體”的視域,“婦女/性別研究”成了主流提法。當然,這種提法的主流化與婦聯在學科化進程中的作用密切相關。婦聯與中國婦女研究會在黨校、社科院、高校、婦聯建立極具中國特色的四位一體的“婦女/性別研究與培訓基地”(18),有助于學科合法性的確立。

(三)宏觀婦女理論中,中層“社會理論”的空缺:“社會性別視角”的填入

如果只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學術權力結構下理論的單向流動或是’95世婦會的國際政治背景來解釋“社會性別”在中國的流通,理由太過單一,且只是其中的一個外因,而如果只從“社會性別”與中國既有思想觀念的相通來解釋它的接受史,仍是不夠強大的理由。我們還需要追問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研究界在關切什么?焦慮什么?“社會性別視角”提供了什么樣的解決方案?中國婦聯與學界是怎么理解與消化這種可能的對接的?

中國婦女研究具有很強的“問題導向”和“行動導向”。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婦女研究實則是受改革開放之后各類婦女問題的刺激而建立起來的。80年代開啟的各類改革與社會轉型給各階層婦女都帶了沖擊:農村中買賣婚姻、拐賣婦女的現象;1980年的婚姻法修改帶來的大量離婚問題,導致“秦香蓮上訪團”的出現;招生與分配中的男女生差別、女大學生分配難;企業改制中女工息工停薪現象;8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女干部屢屢在差額選舉中敗陣,造成“差額選舉沖擊波”;社會思潮上,“女人味”話語甚囂塵上,“婦女回家”的聲音也時有出現。面對新情況,婦聯與學界都在尋找應對的理論。1988年開年伊始,《中國婦女》雜志就拋出一個討論:“1988年———女人的出路”。可見當時婦女界的焦慮。從民間建立“婦女學”,到各級婦聯紛紛建立“婦女理論研究室”,都是希望通過“理論研究”尋找到解決“婦女問題”的鑰匙。全國婦聯在1984年、1986年、1992年召開了三次中國婦女理論研討會。地方上,1986年,陜西省召開了題為“婦女與改革”的研討會,提出改革給婦女帶來的壓力問題。借著機構改革的浪潮,全國婦聯組建了專門針對現實婦女問題的理論研究室,地方婦聯也紛紛效仿建立了理論研究室。婦聯對于始于90年代末的婦女/性別研究的學科化運動的支持跟中共婦運一貫重視“理論”———理論指導實踐———的傳統密切相關。

但從更長的歷史來看,婦聯的理論困境實則早于80年代,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宣告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就已存在了。在革命年代指導中國婦女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開始面臨根本的理論困境。“解放理論”把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指向私有制,那么,私有制和社會制度的問題解決了之后,“中國婦女解放了嗎?解放的標志是什么?”隨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1957年前后婦聯干部中間產生的這場爭論[26](PP190-193)實則反映的是婦女理論上的困境。之后,面對社會上存在的“婦女問題”,一般都歸結為“封建思想的殘留”與“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在行動策略上強調個人層面的革命意識教育和社會層面上的文化革命。這就能夠合理解釋為什么90年代初中國學者初接觸gender時,把gender理解成“性別觀念”。在婦聯系統里,一直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努力構建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的婦女理論。1988年的“婦女六大”的工作報告的第二部分專門談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婦女運動的指導思想和總任務。把婦女解放的路徑引導到參與經濟建設,在社會發展中謀求婦女解放;把婦女運動的著眼點放在幫助婦女提高自身素質;當然也包括維護婦女權利與清除封建傳統觀念與各種不健康思潮影響的婦聯責任的承諾。1990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首都各界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8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全黨全社會都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出臺,除了應對當時特定的政治背景、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這條政治原則外,確實也是想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里發展出新的婦女理論,對新時期婦女工作提供總體性指導。“婦女觀”這個提法就非常不同于羅瓊那代婦女領袖的“解放話語”了。1990年出版的羅瓊文集仍是命名為《婦女解放論叢》[27]。“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作為總體性理論,除了重申參加社會勞動是解放婦女的先決條件,婦女解放是一個長期的漫長過程,卻無法在社會理論層次上提出針對性解決方案。1999年彭珮云在“中國婦女50年研討會”上再次提出要加強理論研究,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并以國家社會科學重大課題的方式集合婦聯與學界的研究力量攻堅“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研究”,在中國特色的婦女理論中“解放”與“發展”并提為“婦女解放與發展”,強調參與國家的全面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文明建設與社會建設而促進婦女發展[28]。從革命時期的“解放”路徑到建設時期的“發展”路徑,婦女解放的核心路徑是相通的:(1)強調通過“參與”實現解放與發展;(2)強調要認識到婦女的主體性和作用(1995年,北京世婦會上宣布的基本國策實質是“男女平等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國策”;也就是說,是承認婦女的作用);(3)解放婦女是黨與政府的政治承諾與責任。這當然是重要的宏觀體制性的保障,也成為婦聯在推動的傾斜性政策時經常援引的理論與制度依據,比如對于女性參政配額的規定。相比參政問題通過體制保障解決的方式,婦女在社會、文化、經濟、家庭領域中面臨的問題,在國家逐漸撤離社會、公私領域逐漸分離的社會結構下,國家之手似乎“變短”了。主流婦女理論中,作為解放與發展路徑的“參與”,與改革開放年代婦女面臨的“被排斥”的問題,無法對接。還有大量出現在私領域的婚姻家庭問題、性別暴力等問題,既無法在“參與”框架下使問題浮現與彰顯,也無法通過公領域中的社會性“參與”得到解決。

首先,“社會性別視角”的出現,恰恰填補了社會理論層級的理論真空,并滿足了指導實踐的理論需求。前文列舉的杜芳琴的“性別—女性視角”“性別比較視角”、劉伯紅的以女性視角出發的社會性別視角、發展項目中的社會性別培訓,實質都是作為社會現象的分析工具存在的。’95世婦會“把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寫入了《北京行動綱領》,這也意味著“gender”成為官方承認的合法政治話語,“社會性別主流化”成為國家責任與政府承諾。一方面,在實踐層面上,婦聯領袖[29]非常敏銳地意識到“性別觀點”對于婦聯工作的重要性,也積極主動地向社會各界、各級決策者介紹宣傳“性別觀點”,以推動決策者的“性別敏感”、推動“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另一方面,在理論層面上,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社會性別理論之間的關系成為亟需闡釋清楚的理論問題。1996年11月,時任全國婦聯主席陳慕華在第四次全國婦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稱“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分析婦女問題,核心是男女平等,這是婦女和社會共同爭取的目標”[30](P191)。這是首次把“社會性別”融進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的官方表述[31]。1999年,彭珮云在“中國婦女50年研討會”上,第一次提出要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在這篇講話中,她提到對社會性別理論的態度:“社會性別理論是西方女性主義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范疇。了解它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對于觀察和分析現實生活中的男女發展的差異,促進男女平等是有益的。聯合國指出,‘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有助于決策者增強男女平等觀念,促進各項決策體現男女平等的原則。我國習慣使用男女平等觀念。特別是政府已把男女平等作為基本國策,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宣傳和貫徹。對于西方的社會性別理論,我個人認為值得研究的是:它是否揭示了產生性別不平等的最終根源?它可否正確解釋今天存在的各種婦女問題的原因?它可否正確指出婦女解放的條件與道路?我希望大家對于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以期得出科學的結論。對國外各種婦女理論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進行認真的研究與鑒別,堅持‘為我所用’的方針,吸收和借鑒對我們有益的思想和經驗,這對于我們創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也是必要的。”[32]

之所以長篇摘錄彭珮云的這段話,因為她含蓄并堅定地表達了中共婦運指導理論與社會性別分析方法之間的理論層級關系。作為指導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到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之間具有法統連續性。來自西方的社會性別理論不能作為“解釋性別不平等的最終根源”以及“正確指出婦女解放的條件與道路”的指導性的總體理論,社會性別作為分析工具是有效的,可以“為我所用”。這一指導思想也體現在作為最終成果呈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社會性別理論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的理論基礎。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理論室的馬焱,形象地用中國概念“道”與“術”來定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社會性別的分析方法”的理論層級(19)。事實上,婦聯作為’95世婦會之后推進社會性別主流化的主要力量,一方面積極在自己組織的各類專題研討會中(20)運用社會性別視角分析各種社會現象[33],在項目中運用分性別的統計數據分析中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狀況[34],以展現男女間的性別不平等現狀,并推動中國的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20世紀90年代,“社會性別”運用的最主要方面是發展項目,如GAD(社會性別與發展)項目,社會性別作為分析工具而存在[35]。當時,學界的很多學者也都參與各類發展項目,“以婦女為中心”的提法首先是在發展項目中提出來的。

其次,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與“社會性別視角”對接,體現在文化與經濟的錯層對接。社會性別視角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主要歸于性別文化,社會性別的不平等始于性別觀念,終于性別觀念,性別觀念影響到性別化的角色分工,影響到了社會層面的性別間不平等的資源分配,但不涉及基本經濟體制。作為總體性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是從根本經濟體制上來定位婦女受壓迫的根源。作為上層建筑層面的文化與作為總體性的婦女理論實現嵌入性對接。

再次,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與“社會性別視角”對接,體現為目標與手段的關系。社會性別視角作為分析社會不平等現象的理論工具,通過彰顯與揭示當下社會層面(不涉及整體性社會體制)性別化的差異性處境,目標是為了實現男女間的性別平等。正如陳慕華的表述:“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分析婦女問題,核心是男女平等,這是婦女和社會共同爭取的目標。”發展項目中社會性別培訓的邏輯也是如此,通過提升性別敏感,關注到性別不平等,然后改變性別不平等,最終目標是要通過改變與行動達到男女平等。有意思的是,據高小賢介紹,她們機構在做社會性別培訓時,最后會把美好的戰略性目標指向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21)。通過手段與目標的理論對接,外來的“社會性別”視角與“男女平等”的本土理論對接了,社會性別理論嵌入主流的總體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是“社會性別”在90年代進入中國以后被接納的更深層次的理論原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性別”話語進入中國,恰恰是在階級(平等)話語退潮的時代,以性別差異的視角揭示社會不平等的現狀,以差異的話語延續了革命年代的平等理想。

(四)婦女理論的民間線索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社會性別理論的對接,還要考察一條間接的民間婦女理論脈絡。自從20世紀80年代發展出民間婦女運動,中國的婦女理論發展有兩條線索,除了處于宏觀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還有一條民間婦女理論的線索。80年代,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提供了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之外的補充性的思想資源,而絕非對抗性的思想資源,李小江的思想并非完全脫離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譜系,恰恰相反,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添加上“有性人”視角,在馬克思主義的人觀上注入“有性人”的本體論基礎。李小江引起國內學界注意的那篇文章《人類進步與婦女解放》,刊登在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1983年第2期。1989年出版的《性溝》,也是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兩種生產理論上加入性別視角,她所指的性溝之“溝”既有生育這種本源性的自然的性別之溝,也有歷史累積出來的社會鴻溝。杜芳琴也曾在回憶自己的學術思想時,認為自己20世紀90年代初的婦女史研究也是“唯物史觀 有性人”的范式[2](P181)。面對女工下崗這樣的社會問題,80年代的婦女研究者主要借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的“兩種生產理論”,提出“生育價值社會補償”的政策建議。“兩種生產理論”對于生育的重視,已經初顯對兩性性別差異的敏感,基本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 有性人視角的理論范式。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批知青代學者(22)基本都具有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理論背景。正如前文已分析過的,“唯物史觀 有性人視角”、社會性和自然性兩個面相,對接90年代的“社會性別”概念后,主要體現為“婦女主體” “社會性別視角”。

20世紀90年代gender進入中國,“社會性別視角”———從男女兩性不同的角色期待、性別角色分工到性別角色的社會建構性,很快被婦聯、民間的婦女研究者、發展界所共同接受與使用,而非瓊·斯科特的“社會關系的構成性元素”的概念,盡管在學術史中,瓊·斯科特的這篇經典文章似乎更為重要。就是因為“社會性別視角”填補的是中國婦女理論在社會分析層級上的空缺。把性別不平等的原因歸到總體性的社會性別體制/父權制要晚得多,杜芳琴的華夏族性別制度[36]提出已是1998年了,杜芳琴受到杰達·勒納(GerdaLerner)的《父權制的建立》和瓊·斯科特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的影響后[37]發展出的中國本土的女權主義理論的創造。作為一種女權主義的批判理論,杜芳琴試圖提供一個長歷史的婦女受壓迫的根本機制(特別是儒家的父權制),這就不同于在階級框架下的婦女解放理論。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一個以性別為中心的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替代性理論。但是,杜芳琴的華夏父權制基本是一種歷史理論。“社會性別”概念的絕大多數中國使用者是在實操性的社會理論層面,擱置對總體性社會制度的評判,這就是中國的性別研究在社會學學科中發展得最為突出,而作為批判理論卻發展得較為緩慢的原因。

四、立足問題,無關中西:從歷史的內在視域中理解中國婦女/性別研究的學科特質

本文以“歷史的內在視域”為方法,從歷史的內在脈絡中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gender進入中國為什么體現為“社會性別化”,以及中國學者如何在自身的理論脈絡與觀念框架下演化成“社會性別視角”,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以婦女為中心”和“以婦女為主體”、重“社會性別”而輕sexuality的婦女/性別研究的學科特質。與美國性別研究的學術機構相比,美國學界更偏愛sexuality,最喜歡的機構命名方式是women,gender,sexuality三詞組合或其中兩詞的組合,中國的研究機構還是更偏愛以“婦女研究”作為機構名稱,并且問題導向明顯。從歷史的內在視域的立場出發,這并不意味著是中國性別研究的缺陷。有學者指出gender進入中國后,表現為“與性脫鉤的社會性別”[38]或是“無性之性別”[39]。這恰恰可能不是中國學者的“反性”的立場或“忌性”的文化,而是由長期的歷史中演化過來的“中國婦女”社會性的主體生成方式所決定。在歷史中形成的中國“婦女研究”,并不意味著對“性”與“身體”的全然不關注,只是近代以來的婦女問題中,呈現“性”與“身體”最重要的主題是生育。民族國家建立之后,婦女的身體/生育就開始進入國家治理的范疇。80年代以李小江為領軍人物的新時期婦女研究運動,因為“有性人”概念的指引,“性”自然也是在婦女研究的視線之內。中國著名的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第一本專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會學史》(1988年)是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中的一本,應也算是20世紀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的組成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項目中,生育健康/生殖健康成為婦女之“性”的社會性存在方式。

本文在方法論上強調歷史行動者的主體選擇如何受制于歷史中的各種條件,包括前段歷史的理論路徑與觀念約束,如何影響到對于中國學者選擇性地擷取了gender的“社會性別”:社會性別觀念與社會性別視角。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婦女”的主體建構方式不會發生變化。進入21世紀,“反對家庭暴力”與“反性騷擾”集結了婦女研究與行動界的大量人力與關注,這些歷史行動不僅重構著婦女研究的版圖,也在不斷重構對“婦女”“性別”的認知。“基于性別的暴力”建構起性別政治的認知;“反性騷擾”把性別壓迫與性別不平等建立在性壓迫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把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指向經濟/社會體制)。性/sex以這種方式與“性別”重新銜接,并重歸“性別”的基底,不僅深刻改變著“婦女”的傳統的社會性的主體建構方式,而且改變著婦女研究路線,“性別政治”的范式正在取代“婦女研究”范式,落入有學者批評的“惟性別政治”[39]。當然,這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性別范式轉型同樣存在思想史與觀念史的歷史淵源。本文不再展開討論。從學科發展的角度,可見的是伴隨著個體化社會的真正到來,在近代社會轉型中傳入的以sex為基礎的人的本體論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女性、“性”別等觀念,經歷20世紀80年代的“有性人”,到21世紀的性/別政治,近代歷史中sex/性這條隱匿的線索逐漸彰顯,性/別身份逐漸上升為自我身份認同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身份認同。近年來強調多元身份的性/別研究逐漸成為“性別研究”中的另一支顯學,演化出當下中國婦女/性別研究中的兩支學術脈絡。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支撐兩支學術脈絡的價值基礎是不同的,“以婦女為中心”的婦女/性別研究延續著平等主義的故事,而支撐性/別研究的是“自由”理念。

最后,本文在歷史內在視域中對gender進入中國時的概念史梳理,以及在此基礎上誕生的婦女/性別研究學科的思想史梳理,是想以此為例從方法論上回應這波學科建設中的討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堅持問題導向”,中國婦女研究一直具有問題導向和行動導向。因此,在面對外來的gender概念時,實則是基于本土需求的一種拿來主義。通過對這段思想史的梳理,我們會發現,這個被本土思想修正過的外來的概念深刻地嵌入本土既有的理論脈絡和觀念結構中。所以,基于傳統的“婦女”與外來的“性別”組建起來的中國的“婦女/性別研究”,很難說是一個西方學術機構的仿制品。筆者恰恰認為,這是基于“本土”,在中國自己的歷史脈絡中,在新開啟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學科。學科的未來,會在歷史的內在脈絡里發展,同樣,歷史行動者受限于歷史條件的主體選擇會帶給我們各種可能性。學科的發展,關鍵不在于陷入中—西權力結構的“本土化”焦慮,而是通過“本土化”焦慮喚起的在地意識。無關中西,我們要焦慮的是:我們是否具有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與寬闊的全球視域中理解自己文化與精神特質的能力;我們是否具有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資源、面向未來構建學術真問題的能力。一切學術真問題都是在時在地的。或許貼近歷史,俯身生活,我們才能尋找到學術真問題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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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中國婦女研究的學術史更為悠久,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國社會圍繞“婦女問題”“婦女解放”“新性道德討論”等一系列的社會討論。有意識推進學科化的工作可以上溯到1987年李小江在鄭州大學建立的“婦女學”研究中心。但1999年末是個特殊的歷史節點,全國婦聯創建中國婦女研究會,此后,積極利用體制內力量推動性別研究的體制化建設,比如,推動婦女/性別研究進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錄、建立“四位一體”的婦女/性別研究與培訓基地。學界(天津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攜手國內外各學科性別研究的領軍人物)利用體制外的資源啟動了“發展中國的婦女-社會性別學”課題,有意識地推動學科化建設。“學科化”與“進入主流”成為新世紀初婦聯與學界互動協力、共同推動的議程。

2參見杜芳琴:《華夏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浙江學刊》1998年第3期;杜芳琴:《商周性別制度與貴族婦女地位之比較》,《山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4期;杜芳琴:《等級中的合和:西周禮制與性別制度》,《浙江學刊》2002年第4期;杜芳琴:《父系制延續與父權制建立:夏商周婦女與社會性別(約公元前22世紀末-前221年)》,載杜芳琴、王政主編:《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167頁。

3馮媛:《理念·策略---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學五人談》,載杜芳琴、王政主編:《社會性別》第1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頁。比如杜芳琴教授認為:“父權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會性別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適用,就是從事婦女-性別研究的起點,但是父權制的運作和社會性別的具體表現在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異的,如中國的父權的形成和內部構造與歐美各國不同,甚至與同屬東亞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日、韓等國之間也不盡相同。”見杜芳琴:《全球視野中的本土婦女學---中國的經驗:一個未完成的過程》,《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4杜芳琴與王珺把21世紀圍繞著婦女學本土化的爭論分成了三種理論策略:“在特殊與共性之間平衡的本土化”“本土化等于中國特色化”“本土化等于化西方”。參見杜芳琴、王珺:《中國大陸婦女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承---30年回眸、反思與展望》,《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0年第12期。

5在學科建設方面的本土化的行為,從1987年在鄭州大學成立中國第一個“婦女學研究中心”領軍80年代的婦女研究運動到2000年在大連創辦大連大學性別研究中心推動“女性/性別研究”學科化與主流化工作。李小江出于對“有性的人”本體論的哲學認知,她把這個學科命名為“女性/性別研究”。這一學科命名既有她的哲學考慮也有其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理解。可參見gender譯名的注釋。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8-230頁;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與性別---本土經驗與學科建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6李小江除了她自己的專著與論文集外,在本土知識生產方面還有一項工作很有代表性。她主持了“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1992-1999年),歷經十年,數百人參與,最終成果2003年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分為“文化尋蹤”“民族敘事”“親歷戰爭”和“獨立的歷程”四冊。

7Gender翻譯成“社會性別”還是“性別”,是有爭論的。李小江主張將gender譯成“性別”,其一,是想與中國原有認知系統(比如萬物有序、天人合一的秩序觀)、文化與語言系統(李小江認為漢語言中原本就有“性”與“性別”這兩個概念對應西文的sex與gender)對接。認為“‘性’,不僅是自然的,生理的,也帶有人性的意味(食、色,性也);而‘性別’則主要是社會性的,是個體身份的一種標志,也是社會秩序的基本成分”。其二,主要是警惕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二元對立,強調性別身份中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同時并存。她從“有性的人”這一人的本體論哲學思考出發,擔憂“社會性別”這一譯名對于“社會性”的過分強調,容易引導國人遺忘人的自然性這一客觀屬性。參見李小江:《我們用什么話語思考婦女---以及誰制造并賦予它內涵》,載邱仁宗、金一虹、王延光主編:《中國婦女和女性主義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李小江:《導言:從Gender(性別)在譯介中的歧義性談起》,載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12頁,2002年;李小江:《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176頁。王政擔憂的是如何將西方女權主義理論譜系中gender理論的復雜性準確地介紹給中國讀者。作為歷史學家,她非常清楚,“性別”這個概念是20世紀20年代伴隨西方生物學等知識進入中國,已深刻沾染了生理性別sex之自然性。20世紀90年代的中文“性別”已有這層“自己”的文化涵義。“社會性別”,作為一個新創名詞,對于中國人是一個陌生的詞匯,距離感可以使中國讀者不會想當然地用自己的文化理解來套用gender,而會誘使其進一步追問“社會性別是什么意思?”。參見王政:《“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婦女研究論叢》1997年第1期;荒林:《中美比較女權主義的現狀與未來---密西根大學王政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8年第7-8期。

8[美]周顏玲:《婦女與性別研究的理論架構、方法及其中國化未來發展》,載李小江、譚深主編:《婦女研究在中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21-244頁。編者在這篇文章下面有一個注釋,這篇文章摘自臺灣的《性別角色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因筆者未見到臺灣的論文集,不知道收錄本書時的題目與原題目是否改動過,但從這一篇名清晰看到的是編者對于新理論的敏感以及對于“中國化”/本土化的鮮明立場。

9GailHershatter,WhatsinaField?:Women,China,Historyandthe“WhatNext?”Question,載臺灣《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期(“跨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號),中文譯本《研究領域內乾坤:女性、中國、歷史與“之后又如何”問題》發表于同期。

10杜芳琴:《“中國之性別觀念---婦女、文化、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5期,后收錄于杜芳琴:《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210-217頁。

11“女權/女性主義者”的斜杠式用法,明顯可見譚競嫦受到了1993年天津研討班大陸學者對于feminist譯名爭論的影響。

12劉伯紅:《“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班要點綜述》,《婦女研究論叢》1993年第4期。文末作者標注了初稿完成時間是1993年7月25日,修改于1993年8月2-3日,也就是說劉伯紅幾乎是在天津研討班結束的最后一天就完成了初稿。

13筆者在“中國知網”上,以“社會性別”作為“關鍵詞”檢索,數據庫里最早的一篇文章發表于1978年,署名“第三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的《真性兩性畸形〈附二例病例報告〉》,發表于《重慶醫藥》1978年第3期,第21-34頁。這篇醫學論文清晰地使用“社會性別”(心理性別)與“性別”這兩個概念:“我們所見二例,來診時已分別為18歲及22歲,其社會性別(或心理性別)已確定多年。對兩性畸形患者性別的確定,不但要看其社會性別(自幼為父母所認定,以后又為其本人及社會所承認的性別),也要看其生殖腺的性別(體內含有睪丸及卵巢兩種性腺者才為真性兩性畸形)。”“社會性別”概念的“社會性”含義非常清楚,而“性別”是包含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但強調兩者的統一性,否則即為病理狀態。1978年之后,“中國知網”上一直存在討論兩性畸形的醫學論文。但在人文社會學科中使用“社會性別”作為關鍵詞的文章,是1995年的一篇譯文《婦女、家庭和社會---女權主義思想在美國的爭論》([俄]尤利娜著、楊偉民譯、李國海校),分上下篇載于《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5年第9期、第11期。這篇文章譯自俄國《哲學問題》雜志(1994年第10期),譯文中出現了“社會性別方法”“社會性別觀點”。有意思的是,在這篇俄國作者寫的文章里,“社會性別”這個概念的理論來源同樣是美國的女權主義思想。筆者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考證譯者楊偉民采用“社會性別”譯名的依據。盡管譚兢嫦、信春鷹主編的《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釋義》已在1995年8月出版。

141993年之后,“發展”幾乎成了中國婦女研究界全員投入的一個領域,學界中的許多人員都參與各類發展項目,以至于李小江在2000年回顧這段歷史時認為1993年之后國外基金資助的“項目”成為婦女研究的一大內容,呼吁“學者也應該回歸和堅守自己的崗位”。李小江:《50年,我們走到了哪里?》,《浙江學刊》2000年第1期。這段歷史亦可參見高小賢口述、宋少鵬整理:《社會性別進中國》,《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即將出版)。感謝高小賢老師指出這一點。

15有來自海內外的50多位學者參加了讀書班,國內學者來自于高校、黨校、社會科學院、婦聯婦女研究所、婦女報等。具體講座、閱讀材料以及討論紀錄詳細記錄在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編:《賦歷史研究以社會性別》(婦女史學科建設首屆讀書研討班專輯,1999年8月,天津),非公開出版物。這個讀書班是啟動于2000年的“發展中國的婦女-社會性別學”課題的前奏。

16杜芳琴曾撰寫仔細介紹過當時人們對于婦女研究(womensresearch)與婦女學(womensstudies)區分。認為80年代初womenstudies這個詞傳入中國時,原本有“婦女學”學科內涵,因為80年代婦女問題峰起,所以取了“研究”,而淡化了學科這層含義。“婦女研究”更多是針對婦女的現實狀況、問題的調查研究、咨詢服務、為政策提供依據。參見杜芳琴:《全球視野中的本土婦女學---中國的經驗:一個未完成的過程》《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17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紀之交的十年間,中國高校正處于擴招、擴并、學科調整與完善各種改革。

18參見《關于建立婦女/性別研究與培訓基地的決定》(婦字[2006]20號文件);《中國婦女研究會2013年工作總結和2014年工作思路》。

19馬焱認為“中國婦女運動的發展仍然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為指導,當前即以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的重要思想為指導,這是指導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道’。…社會性別的分析方法是處于‘術’的成面。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堅守‘道’而又借鑒‘術’,既要警惕盲目崇外、照搬照抄,以‘術’取代‘道’;又要警惕盲目排外、封閉自負,以‘道’斥‘術’”。馬焱:《試論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20這方面的專題包括媒體、專政和就業,參見《婦女研究論叢》2001年“中國婦女參政研討會”增刊,2002年第2期、第3期“大眾傳媒與婦女發展”專欄,2005年12月婦女就業增刊。

21感謝高小賢老師向筆者介紹社會性別的培訓過程,并特意指出這一點。

22高小賢老師把她們這一代婦女研究學者,稱之為婦女研究界的知青代學者。高小賢口述、宋少鵬整理:《社會性別進中國》,《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集刊)第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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