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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權力的塑造:產權視角下中國村治的歷史經驗

作者:傅熠華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東南學術》2019年第3期,第63-80頁  發布時間:2019-05-26  瀏覽次數: 365

 產權與權力關系是公共治理研究的熱點。治權即治理權力,在治理場域中受到產權的塑造。在中國基層村落治理中,產權塑造了治權的內容、范圍與合法性,并遵循“權責對等”的塑造邏輯。“權責對等”包括權利與責任對等、責任與權力對等兩方面,其中權利與責任對等具有中國特色。“權責對等”邏輯以責任為中介勾連了權利與權力:產權作為一種權利,其存續必須以對等的責任為基礎;治權作為一種權力,其運行必須以責任履行為內容。責任的履行過程集中體現為權力的運作,責任的履行目標與結果主要表現為權利保障或增進。“權責對等”既是一種治理思維邏輯,也是一種治理實踐特征,二者統一于中國長期的治理經驗中,并在產權與治權關聯、治理邏輯開發與重視歷史經驗等方面對當今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打造新時代社會治理格局具有積極啟示。

關鍵詞產權;權力;治權;村落治理;基層治理;權責對等


新制度經濟學派興起后,產權成為諸多政治與治理問題研究的切入點。權力作為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其與產權的關系引起了學界熱烈探討,特別是在當前深化農村產權改革、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時代背景下,產權對權力的塑造及其機制已成為焦點議題。在中國基層治理實踐中,產權所有者與治權擁有者存在一定的重合,在無國家正式授予的前提下,其治理權力是否塑造于產權,如何塑造并遵循何種邏輯,是有待探討的問題。西方社會多將產權作為一種基本權利或一系列制度以規范權力運作并制約權力濫用;馬克思主義雖有產權是公權力來源的學說,但對于微觀治理場域尤其是中國基層治理實踐中產權對權力的塑造缺乏解釋力。國內學者提出的“關系產權”“復合產權”等雖然有助于理解中國治理語境下的產權與治權關系,但對其間的邏輯缺乏深入分析。在實證調查和已有研究基礎上,本文通過論述村落治理中產權對治權的塑造來回應以上問題,并嘗試為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提供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有關產權與權力二者關系的基礎性研究,主要有三大進路:一是馬克思主義強調產權是權力的基礎,或者說產權對權力的配置存在根本性影響,即產權的權力基礎論;二是西方經典政治學堅稱產權作為一種基本權利,是對權力擴張的制約,或者是對公民自由的保護,可稱之為產權的權力制約論;三是以新制度經濟學派為代表,在產權的制度視角下,圍繞制度的建構與功能,產權與權力相互影響、彼此作用,可簡稱為產權權力相互作用論。上述三大進路作為產權與權力關系討論的經典范式,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并提供了諸多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在上述宏觀理論的指導下,圍繞產權與權力間的關系鏈條或者影響機制,學界持續從更具體的角度,以更細致的分析進行研究。

在政治學范疇內,以產權如何影響或作用于權力這種思路開展的研究居多,鄧大才對此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產權對權力有多重影響路徑。[1]其中在有關產權對權力的配置、產生和塑造方面,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西方經典政治學關于產權配置或賦予公民權的論斷;有分別以“階級觀”“契約論”和“交易成本”為中心闡明國家(公共)權力源于產權的著述,前者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中者以霍布斯、洛克為代表,后者以科斯、諾斯為代表;還有論述產權決定權力性質的研究,以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2]理查德·派普斯的《財產論》較為經典,[3]國內學者唐賢興圍繞該主題也有集中論述。上述研究進一步開拓了學界對產權與權力二者關系的認識,同時對于產權影響治理權力即治權這一主題也展示了多條研究線索。在各種線索中,通過對政治層次分類,鄧大才認為“產權對微觀層次的政治有直接影響”,而在宏觀的政治層次則需要“一種中間轉換機制”,并且“在財產類型比較少的時期,產權對政治的影響比較直接”。[4]雖然對何為微觀層次、宏觀層次的政治沒有統一界定,但從政治學的一般認知而言,微觀層次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政治主體的微觀,如公民(包括民眾與精英)個體或者有明確范圍的小部分群體、小規模和小區域的組織;二是治理層級的微觀,在中國的治理語境下通常體現為縣域及以下治理層級,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層村落和社區的治理。顯然,基層村落中對治理權力的探討包括產權與治權的關系屬于微觀層次的政治問題。與鄧大才“產權對微觀層次的政治有直接影響”觀點不同的是,從筆者的調研情況來看,產權對微觀層次的治權的作用和影響并不“直接”,從產權到治權的邏輯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立,其需要某種中間機制。即在基層治理中,產權不能直接地塑造治權,其間必須要依靠某種中間機制或中介邏輯。

簡言之,上述聚焦“產權與權力”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與理論儲備,但對于微觀政治中二者的關系還有待深入探討。特別是在基層村落治理場域中,作為一種權利的產權如何具體影響或作用于作為一種權力的治權,彼此又遵循何種政治學邏輯,基于深度田野調查,筆者嘗試依據中國的實際治理經驗予以回應。

二、基層村治中的產權塑造治權

治權即治理權力,是基層治理運轉的核心要素。作為一種權力,治權絕非憑空而來,回溯中國基層村落治理實踐可以發現,產權顯著作用于治權,具體表現為產權對治權在內容、范圍、合法性等方面的塑造。

(一)村落產權概況

村落范圍內的產權主要涉及田土、水與水井、屋宅院壩等,村落產權情況主要由上述事物與資源的產權歸屬及其特征所反映。

村落可耕作土地包括水田與旱地兩部分,前者俗稱為“田”,后者俗稱為“土”。水田全部用于水稻種植,旱地則種植小麥、玉米以及雜糧。田土是中國村落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與財產,田土的產品即各種糧食在農人生產、生活和經濟交往中占絕對主導地位。[5]1949年前的中國廣大村落,田土產權所屬在大類別上有公田、私田之分,公田中又以宗族或家族族田為主。在民國時期,大量公田在事實上或形式上已與私田無異,雖名義為公但實質上已為個別族長、長老私人把控。[6]私田通常分為地主紳糧田土和自耕農田土,前者土地規模較大,通常用于出租,租種其田者常稱佃農、佃戶或佃客。[7]無論何種劃分,田土所有權均由正式的田契確認,與具體耕作經營者并不必然關聯,紳糧地主將田土出租給農戶租種,則要簽寫租約來確定經營權和受益權。

村落內的水權主要體現在人工水渠和堰塘、水井用護和田土蓄水方面。以Z村水井為例,[8]村落共有3口水井,從產權歸屬上看,村西水井由紳糧修筑歸紳糧個體所有,村東和村中部水井歸相應塆子的村民共同修筑并所有,[9]水井分布與村民生活圈相對應,村民往往就近取水,不存在絕對的使用限制。需要清理水井時,包括村西紳糧所有的水井,由對應聚落的村民在“有——用分置”的產權結構下共同參與。[10]田土蓄水是指灌溉時水田的水分保持,無論是自然降水還是人工灌溉,田中所涵養水分歸田土所有者或耕作者所有,如需過水、借水都需要與其商量。[11]

屋宅院壩即農戶所居住房屋及其附帶的院落。村落的房屋產權均以正式的房契地契為準,契約上會標明房屋院壩四界、周邊參照物等。具體房屋產權有以下兩種:一種是自有產權,自己家戶所有且自己居住;還有一種是房子產權歸他人,自己只有使用權,房屋所有者與居住者是出租關系。前者又包括祖上繼承、自我新建兩種情況。至于院壩,由于絕大多數農戶并不設立院墻,以至大家的院落相連,無論地契是否標明院壩范圍,一般情況下相鄰農戶都默認共用院壩,若趕上集中曬谷則相互協調即可。

村落產權體現出下列特征:一是界定性。產權一方面由官方通過正式法律和文本加以確認,如田契、地契、房契等,另一方面通過民間習俗進行界定,如水井、田中蓄水、無地契標明的共用院落等,雖無正式或成文產權契約,但大家對于物品歸屬、使用秩序都存在共識。二是非國家性。根據調查,村落幾乎不存在以國家或整個建制村為主體的所有權,特別是在重要的田土屋宅方面,不存在所謂的國家公地或村莊公地。[12]三是分置性。產權作為一系列財產權利的集合體,主要包括對資源或物品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權利。在村落圍繞具體物品和資源的使用(收益),呈現出顯著的產權分置,如佃戶租入水田,水田所有權為地主紳糧獨占,收益權為地主與佃戶共享——佃戶維持生計,紳糧獲得租金;再如水井,紳糧或部分村民修筑了水井,但是對應塆子的其他村民也可使用并共同承擔對水井的維護責任。四是開放性。即在村落范圍內,如水、水井、院落等雖然存在官方的或民間的產權界定,但并不影響其作為某種準公共物品來發揮功能,如共用水井生活、共用院落曬谷,包括勻水過水時彼此相互協調,都反映出產權實踐中的開放性。

(二)村落治理權力的配置

1949年以前的村落同時存在兩種治理結構,一是官方治理結構,另一個是民間治理結構,不同結構各自包含相應的治理主體,并反映特定的治理權力配置。

民國時期村落的官方治理結構以保甲制為核心。在正式的治理結構中,保長、甲長是基層治理的主體,鄉長等以上官員極少涉入村落治理。與保長、甲長相對應的還有保民大會,又稱保民代表大會,即一個保內有若干民意代表。根據民國三十一年(1942)的《鄉鎮民候選人考試暫行條例》所示,保民代表主要負責選舉鄉、鎮代表以及正副保長,同時對于保內公費攤派、公務執行等擁有議決權。

村落的民間治理結構并不存在統一的制度或組織,主要體現為三種治理主體。一是紳糧地主富戶。“紳糧”一詞有據可查是源于清朝中期,[13]廣泛流行于西南地區。科舉制廢除后,民國時期的紳糧地主已經不具備皇權國家體系正式規定的“紳士”地位,但其依然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同時“糧”字反映了其家產豐盈,一般是當地的富戶大戶。二是族務會與族長。村落中不少家族都成立了家族事務委員會、家族事務自治會或同宗事務會,用以治理本姓家族的事務,族人多簡稱其為族務會、家族會。[14]族長不僅是族務會的首腦,也是家族事務治理中的最重要主體。族務會與族長主要負責家族的族產祖業經營、房支間事務協調、族人糾紛調解、族外事務如家族間沖突等的處理,在節慶期間如春節、清明節等,族務會還要負責統籌集體活動的舉辦,另外諸如族譜續修、祠堂維修、祖墳修繕等事務也由族務會或族長牽頭操辦。當然,不同地區的家(宗)族組織在規模、實力、治理功能和治理地位上各有差異。三是親戚長輩。親戚中的長輩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稱謂如老輩子、長老、叔公等,這里的親戚不僅指同姓的宗親,還包括外親、姻親。

除了前述族長,親戚中的長輩對于處理家庭糾紛、家族糾葛等都具有較高權威。傳統社會的流動性較弱,宗親、外親、姻親等居住在同一或相鄰村落的情況比較普遍,若村民遠離其家族原生村落,族務會與族長鞭長莫及,長輩就常常充當村落內的治理者。另外村落內圍繞生產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鄰里之間也會相互協調,至于家戶內部則是“當家人說了算”。

村落的官方治理結構與民間治理結構并非決然分隔,以民國時期的《鄉鎮民候選人考試暫行條例》規定為例,一甲范圍內由戶長會議推選甲長,戶長即農戶一家之長,其并不屬于官方的治理職務,但在正式的治理結構中卻有“一席之地”。事實上在實際治權的配置與運作中,官方治理結構及其治權運作僅限于兵役保甲、征收賦稅以及費用攤派,保長及以上官員極少涉及村落具體事務的治理,[15]村民們也很少找保長及以上官員解決問題,至于甲長則被村民視作“跑腿的”、沒有權威的人。村落治理中的治權很大程度是源于民間治理結構、由村落內產權所塑造。

(三)產權對治權的塑造

治權作為一種權力,是在治理場域中“通過并非出自他人選擇的方式而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16]1949年以前的村落,國家力量極少涉入到村落治理,治權基本上不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地正式授予,更多的是源自村落中產權對其的塑造。

1.產權塑造治權內容

村落中的田土產權、水權、屋宅地權等從根本上決定了村落治權的內容。對治權內容的塑造并不僅僅限于物化的田土、水井、水源、房屋院壩,而且涉及到產權人——產權是一種權利,而人是權利的主體。在村落中任何涉及產權配置、糾葛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產權人對各自權利的申索。前文已述,在官方文件與民間習俗提供產權界定的前提下,村落的產權治理主要是圍繞財產的轉移、分配和使用,如分家繼承、公共物品如水井院落的用護,偶有田產地產邊界的糾紛。這些也就構成了治權的主要內容,具體包含如何公平地處理好財產分配、如何協調公共物品的使用、如何有效維護公共物品與資源,以及出現田土房屋邊界糾紛時如何在充分保障產權人權利的同時盡力維護整個村落共同體的和諧關系等。可以看出,在產權的塑造下,治權內容主要是針對村落內人與人權利關系的調整,并涉及整個村落內部社會關系的治理。

2.產權塑造治權范圍

治權作為一種權力具有令他人服從的能力,必然具有一定的能力范圍或效用范圍。作為鄉土內生性的治理權力,其范圍不是由國家所規定,很大程度上是由產權來塑造,一方面是對于治權客體范圍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對治權主體范圍的塑造,二者彼此統一。在村落治理中,治權客體范圍即圍繞產權邊界及其分置情況所涉及的物與人形成的治理范圍。當分家出現糾紛時,范圍就是家戶;當鄰里間因曬谷需要協調,范圍就變成鄰里;當水井需要清理時,范圍就是對應的塆子;催租欠租的協調以及佃戶在耕作時發生的田土糾紛,①范圍則是相應地塊、紳糧地主與佃戶。治權的客體范圍事實上是一種地域范圍基礎上的人際關系范圍,前面這幾個范圍又分別對應為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租佃關系等。

產權對治權主體范圍的塑造,突出表現為兩個特征:一是“因事對人”,二是主體次序。“因事對人”是指對于根源不同產權的事務,有著不同的治理主體。分家或親戚間的糾葛由長輩出面解決,清明會由家族會來組織,水井清洗即可由紳糧號召,也可由塆中團鄰集體發起,佃戶因田界發生爭執,則由紳糧地主出面解決。主體次序是指發生問題時治理主體參與有先后。

如當家人無力維控分家時的秩序,首先會請長輩,如果一般長輩也無力解決,就會請房長,如果房長仍覺吃力,則需要族長出面。由于分家繼承是“家事”即以血(親)緣性產權為基礎,所以這個家庭(族)之外的人是無權干涉的。同理于村民用水糾紛,首先是各自家庭的當家人協調,之后是鄰里中的有德老者,然后是村落中的紳糧,在此過程中不涉及用水的村民絕不會插手,而保長也是在紳糧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才會出面。調查中,村落曾發生一起乞丐因饑餓倒斃于紳糧水田中的事件,因涉及人命,村民報官,最后縣府判定乞丐雖是自斃,但要由該水田所有人即紳糧來負責乞丐的安葬。這說明在發生超越村落自我治理的事件時,國家力量的介入依然會遵循產權與治權二者范圍的對應性。

3.產權塑造治權合法性

產權對治權合法性的塑造,集中體現為產權范圍內有關主體對治權合法性的認可。上文已述,涉及家產糾紛,一般到長輩出面即可解決,至多族長出面干預。這不僅是因為外人無權干涉家事,根本上還是因家產本身就具有較明確的財產界定性,家產的產權性質與血緣關系相對應,進而“規定”了只有血緣關系內的傳統權威對家產分配或轉移有效。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血緣合法性只對源于血緣關系的產權有效,當產權性質超越血緣時(如公用水井、堰塘),血緣合法性就無法得到認可。同理在出現公共水井用水糾紛時,如果水井是塆中團鄰合力修建,那么大家要一起協商使用規則,如果是部分村民修建,則以這些村民意見為準,如果是紳糧個人修建,那么大家就要聽從紳糧的安排,即使體現出明顯的紳糧“優先使用”,其余村民也會認可。簡言之,對某一治理主體治權合法性的認可,是基于其在產權層面的合法享有,并且其性質與產權性質相匹配。

三、權責對等產權塑造治權的邏輯

邏輯是思維的規律或規則,產權塑造治權的邏輯主要是關于人的內在思維意識。上文展現了產權塑造治權的客觀形態與外在表現,這種塑造并不意味著產權在事實上直接質變為治權。產權是一束權利,這與治權作為權力本質上的不同。產權對治權的塑造,根本上是作用于人的思維而“成立”,即產權及其表現形式作用于人的思維意識,產生治權的映射,進而形成對治權的認知與認同,其中的作用機理即邏輯筆者概括為“權責對等”。“權責對等”包含辯證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權利與責任對等,另一方面是責任與權力對等。后者又可表述為“權責一致”在此無須贅述,而權利與責任對等具有濃厚的中國底色,也是中國政治思想與實踐的特色之處。

在西方經典政治學范疇下,權利內含一種“對抗性”要素。②關于西方的權利觀,最早見諸于古希臘先哲有關自然法的討論,近現代的西方權利觀特別是政治范疇中的“權利”是在文藝復興之后,伴隨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的。其集中表達是17世紀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即“天賦人權”),自然權利的要旨在于強調人的權利的不可剝奪,進而防御和抗衡權力特別是公共權力——19世紀以前集中體現為教會權力、君主權力,在19世紀及以后集中體現為政府權力,防止公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害。在格勞秀斯、斯賓諾莎、霍布斯、洛克、狄德羅、盧梭、杰斐遜、潘恩等論述中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這種權利對權力的戒備、敵視乃至對抗的特性。[17]在人類歷史上兩部重要的宣言中——《美國獨立宣言》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更是直言這種權利的“對抗性”。雖然當今西方社會關于“權利”有著更豐富的探討和認知,但無論是消極權利論、積極權利論、道義權利論還是功利權利論等,都蘊含或者體現“權利對抗權力”的邏輯。

而在中國的長期政治實踐與思想流變中,更為強調權利與責任的對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權利產生權力”的邏輯。古語常言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妻賢、兄友弟恭等,這些詞匯并非僅追求言語上的對仗,更反映出中國特色的政治思維邏輯。君主恪守賢明治國的責任,才會有臣下忠心效命的權利;父親仁慈教子,才會得到子女孝順反哺的權利;丈夫仁義持家,妻子才會賢惠相待;兄長擔負友愛之責,才享有弟弟恭敬對待的權利。縱觀中國政治思想及其著述中大量君、臣(士)、民及相互間關系的論述,其核心在于探究公共領域內權利、責任與權力的關聯并希冀達到彼此間的“和諧”。[18]這些無一不體現出在中國“家國同構”的社會底色下,在重疊交叉的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中,[19]權利與責任普遍對等存在。這種與權利對等之責任在公共領域的履行,就體現為治權的實施,如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所謂的“君有社稷之責”或“臣有守土之責”。責任與權力的勾連與權力的本質密切相關,從權力作為治權的本質屬性來看,其不僅僅是讓他人服從的力量,更是一種實現特定目標的力量。[20]國家作為權力的集合體,就是這種權力二元屬性的最好例證,國家的階級性主要反映為讓他人服從的力量,而國家的公共管理性則反映為實現公共目標的力量。不僅是國家,任何一個治理范疇下的組織、個人都具有這種權力的二元屬性。而權力作為一種實現目標的力量,直接與責任等價,實現這種目標就是權力的責任,實現治理就是治權的責任。至此,責任作為中介要素,實現了權利與權力的銜接,并通過人來最終落實。借用中國傳統政治實踐中的表達,圍繞治權與治理存在著“治人”與“治于人”即治權關系雙方。“治人”者要首先認識到其權利所附帶的責任,通過責任的履行來獲得并運作權力,同時責任履行惠及“治于人”者,使得“治于人”者認可“治人”者的權力并成為維護和增進“治人”者權利的一部分力量,當然治權雙方的權利也會存在交叉甚至一致。這種“權利—責任—權力”會持續循環,產權等權利塑造下的治權因此得以存續,直到治權關系中的一方打破“權責對等”的共識。這類似于杜贊奇有關“保護型經紀”與“盈利型經紀”的探討,[21]只不過他對于其中的中國底色缺少挖掘。簡言之,在“權責對等”的邏輯下,治理場域中的人在思維意識層面以責任為中介,實現了權利向權力的“漸變”并最終反映在治理活動中。這種治權源于產權而發生、產權塑造出治權的邏輯,明顯與西方“權利對抗權力”不同,是一種“權利產生權力”的邏輯。

以村落中圍繞租佃關系的治理為例,紳糧地主因占有田土而享有佃戶繳納租金、承擔雜役的權利,同時紳糧地主有責任維持佃戶的基本生存,除了租金方面要留足佃戶口糧,必要時還要提供屋宅住所,不少村落發生過因佃戶房屋坍塌而由紳糧提供房屋居住的案例。如果圍繞所租佃土地發生田界糾紛、用水糾紛時,紳糧地主有責任協調。在這一系列事件治理中,紳糧責任的履行即是其治權的運作,從而實現了對佃戶的保護,為順利生產提供保障,從根本上說是維護了自己基于產權而獲利的權益。族長、長輩等治理家族事務亦是如此。族長、長輩雖然并不完全占有家族族產,但享有族產的經營、收益和分配權利,由于族產在血緣范圍內的公共性,這些具體的財產權利很大部分是由其他族人委托予族長或長輩,所以這些產權還附帶著族人對其的尊崇與信賴——可以理解為一種榮譽權利。這些財產權利、榮譽權利的維系,客觀上要求族長、長輩履行好管理經營之責,上述責任的履行必須依靠對等一致的治理權力,也就是族長、長輩等圍繞族產經營與處置時的決定權、操作權。不僅是本文涉及的案例,調研團隊在華北、華中、西南和華南等地的調查也反映出上述邏輯。

綜上,產權對治權的塑造邏輯即“權責對等”邏輯可以表述為:產權作為一種權利,其存續必須以對等的責任為基礎,即“權利—責任”對等;治權作為一種權力,履行相應的責任是權力的重要屬性與內容,實際的權力通過履責來獲取,治理者所承擔的責任必須與擁有的權力相對等,即“權力—責任”對等;責任是權利塑造權力的中介,責任的履行過程集中體現為權力的運作,而責任的履行結果主要表現為權利得以保障或增進,反過來權利想要得到保障或增進,就必須履行相應的責任;“權責對等”邏輯尤其強調治理者對責任的認同與承擔,這是形成治權合法性的基礎,也是權力持續運作的基礎;在中國的治理語境下,“權責對等”既是一種治理思維邏輯,也是一種治理實踐特征,二者統一于中國長期的治理經驗中。

四、啟示與探討

歷史是延續性的,治理也可從歷史的延續性中受益。從1949年以前村落治理中歸納出的“權責對等”,既反映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實踐中的底色,也可以善加利用成為當代中國基層治理的財富。特別是在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要求下,“權責對等”對于中國基層治理的積極啟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從責任出發,強化產權與治權間的勾連。產權對治權的積極影響已有諸多理論探討,但是在當今一些產權改革、共享經濟發展中仍出現了“有產權、無治理”的問題,如村落和社區中的私搭亂建、破壞共享公物等。破解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明確權利主體的責任——在確權的基礎上確定權利對應的責任和義務,并從制度和輿論兩方面督促責任的履行或做出懲戒——不履行責任就限制甚至收回權利,以實現每一個權利所有人也是治權履行責任人的義務。需要注意的是,權利與責任的對應不一定是整體產權與責任的對應,可以是具體的使用權、收益權等部分產權與責任對應。

二是對“權責對等”邏輯的再開發。“權責對等”是具有濃厚中國底色的共識性邏輯,其在治理中體現的“權利——責任”對等、“責任——權力”對等兩個方面都有現實的開發價值。權利與責任對等可以與當今法治觀念中的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相融合,并且可以著重從私人領域入手,通過在私人領域對“權責對等”意識的培養與實踐,為之后在公共領域實現權力與責任對等提供條件。對于國家正式的治理權力,“責任——權力”對等可更多地結合當前黨政績效機制與監督機制,在公權力配置中做好權責一致,在公權力履行中做好責任落實,在公權力濫用時做好嚴肅問責。對于社會治理權力,國家可以給予其一定的空間與平臺,以調動其責任意識與履責積極性,并做好最后的法制政策兜底。

三是當代治理需要重視具有中國底色的歷史經驗。傳統中華文明可以長時期興盛,必然有強大的歷史基因,傳統鄉土社會的長治久安,也必然有合理的邏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在缺乏可供借鑒的他國經驗前提下,我們可以更多“回眸”歷史的優良傳統與有益經驗。馬克思曾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22]“權責對等”邏輯為例,一方面要從當地村落治理中的治理結構、主體形態、治權配置、責任機制等方面全面考慮,并注意結合當地的歷史傳統、民間習慣而非憑空想象;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社會的現代產權觀依然在形成之中,在復雜的基層社會治理場域背景下,直接套用現代意義上的“產權”視角可能無法厘清實際的權責關系,若僅僅在形式上追求“權責對等”則有可能南轅北轍。

尚需說明的是,鑒于“產權”乃至于“權力”等詞匯的“舶來性”,“權責對等”邏輯對于理解和解決中國治理問題雖有裨益,但顯然不可能完全適用于復雜變化的中國治理實際,所以在面對實際問題時要特別注意“權責對等”在理論和方法等層面的局限性,這也是在后續研究與應用中需要繼續探討的。


注釋:

①筆者曾調查到村落A佃戶在佃耕地主B水田時,無意破壞了相鄰的農戶C的水田。此事的協調雙方是地主B與農戶C,即地主B首先向農戶C做出賠償,至于地主是否讓佃戶A彌補相應損失、怎么彌補,都與農戶C無關,即佃戶A無需直接向農戶C負責。

②此處的“對抗”不是指一方要消滅另一方,也不代表一方的存在是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或必然。另外,西方權利觀中的“對抗性”是基于中西比較之后的一個顯著性差異,并不意味著西方的“權利”只有“對抗性”這一種要素或特征。

參考文獻:

[1][4]鄧大才:《產權的政治邏輯:產權怎樣、如何影響政治》,《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9期。

[2]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徐式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3]理查德·派普斯:《財產論》,蔣琳琦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5]除了作為生活飲食,糧食常常被當作一般等價物,廣泛用于租佃賦稅、市場交易和人情交往。

[6]徐勇、鄧大才主編:《滿鐵農村調查·慣行類》第1至4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徐勇、鄧大才主編:《中國農村調查·村莊類》第1至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7]“紳糧”為巴蜀地區常見稱呼,可理解為地主大戶。

[8]徐勇、鄧大才主編,傅熠華著:《中國農村調查·村莊類》第1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9]巴蜀當地村民生活居住而形成的自然聚落多稱為“塆子”。

[10]傅熠華:《有—用分置:公共水井的產權形態及其合作治理》,《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11期。

[11]徐勇、鄧大才主編,傅熠華著:《中國農村調查·村莊類》第13卷,并可參考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村莊調查專題數據庫有關水渠、堰塘和水井治理的記錄。

[12]相對于國家公地,宗(家)族公地(田、土)也是一種私有形式,只不過這里的私有者不是單個農戶而是一個宗(家)族集團。而且從調查資料來看,民國時期大量宗(家)族公地已被個別家戶或個人所占有把持,可參見上文引用。

[13]山田賢:《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會史研究》,曲建文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頁。

[14]不僅是華南地區,在整個長江流域(西南、華中、華東)、華北地區,類似的家族類組織都很普遍,只是具體名稱和功能發揮各有差異。

[15]徐勇、鄧大才主編:《中國農村調查·村莊類》第1至6卷、13卷。

[16]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吳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17]胡果·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A.C.坎貝爾英譯,何勤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洛克:《政府論》,劉曉根譯,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杰斐遜:《杰斐遜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潘恩:《潘恩選集》,馬清槐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周輔成:《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有關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

[18]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19]徐勇:《“關系權”:關系與權力的雙重視角》,《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7期。

[20]俞可平:《權力與權威:新的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21]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頁。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