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農村研究 > 農村社會

重構抑或消亡:鄉村振興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作者:岳成浩 吳培豪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52-57頁  發布時間:2019-05-26  瀏覽次數: 377

【摘 要】現代化進程中的宗族,發展演變大致有三種趨勢,即走向重建,或走向瓦解,或兼而有之。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如何對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慮宗族的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屬性。本文以A村為個案,揭示出宗族對鄉村社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凝聚共識、相互信任、價值觀塑造等作用,這對推進鄉村振興具有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深化了鄉村社會的現代化變革,這又使得構成宗族組織結構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趨于瓦解,致使宗族傳統的組織形態走向消亡。

【關鍵詞】重構;消亡;鄉村振興;宗族

 

宗族是人類歷史最悠久的組織形態之一,它在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自中國建立宗法制度以來,宗族對維護傳統社會秩序和穩定所起的重大作用難以否認。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特別是現代化的到來引發了學者們對宗族結構功能演變和命運的關注,形成了各種不同看法。有些學者從變遷的過程看到了宗族衰敗和瓦解的趨勢,如有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后,通過農村經濟結構的改造、新《婚姻法》的施行和農村社會的民主化改造,瓦解了農村宗族的組織基礎[1];后來的改革開放又給予農民經濟自主、鄉村選舉、進城勞動等現代權利,開始了其“公民化”進城,使得宗族在大量年輕人離鄉后失去了后繼力量,宗族與農民的血緣關系被國家與公民的社會契約所取代[2]。基于此,人們認為農村宗族不但不可能復興,而且正處在衰退和消解之中[3]。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并未完全消解宗族,相反,宗族本身具有很強大的適應性,即,宗族為了回應挑戰而走向重建:如重修家譜、重啟家堂、重建祠堂,甚至從現代鄉村社會關系來看宗族力量仍然很大,“如今,仿佛又回到了村落權力格局復制循環的起點,深層的血緣、親緣、宗緣等村落社會關系網絡,還在村落權力配置中起著重要的作用”[4]

除了上述消解和重建的看法,關于宗族發展還有第三種觀點,即并存論,即人們根據是否有族譜或祠堂的標準發現宗族的重建或瓦解是同時進行的[5]。實際上宗族既包括實體的宗族,如宗族的組織、制度,也包括文化的宗族,體現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6]。如以祠堂、族譜、祖墳為代表的物質文化,以儀式、族規、習俗等規范和典章制度為內涵的制度文化和社群文化,以唱戲、修譜、廟祭等為內容的精神文化或表達文化[7]。然而,無論是瓦解論、重建論,抑或是瓦解重建并存論,大多僅局限于宗族實體的組織形態或者宗族的意識形態,未能很好地兼顧雙重屬性。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這對鄉村社會現代化無疑具有全方位、深層次的意義[8]。有人認為,在鄉村現代化的過程中,基于對鄉村社會傳統組織力量的體認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政府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滲入和控制基層社會的各個領域,把家族及其所營造的傳統文化視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障礙[9]。故而宗族成為鄉村現代化必須要消滅的對象,但實踐證明,這種主張政府消解宗族,在鄉村無限擴張權力的做法最終只能導致政府質量的貧困化。因此,鄉村振興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要在更廣泛的層次上挖掘鄉村社會傳統的基層力量,就此,宗族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錢穆先生曾說過:“欲通中國之社會史,必先窮中國之宗法史。”[10]這提示我們要關注宗族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如何讓宗族對鄉村振興起到積極作用,提供支持動力呢?或者說,作為傳統鄉村社會重要力量的宗族又將如何在鄉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中定位自己呢?如若能證成以下兩點,答案便顯而易見:一是宗族對在現代鄉村社會中是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宗族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鄉村社會的變革是否瓦解了宗族存在的結構基礎,即宗族是否具備存在的條件。

一、宗族對鄉村社會的作用:不可替代?

宗族對鄉村社會的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部分學者如肖唐鏢[11]、袁正民[12]、呂紅平[13]等認為農村宗族組織對基層民主建設具有負面作用,所以應該予以打擊;而有些學者如朱康對[14]、仝志輝[15]、賀雪峰[16]等則持有相反的看法,應發掘宗族更多的積極作用。不過,關于宗族是非功過的爭論仍然留有一定的共識空間,那就是只要農村現代化尚未完成或達到較高的水平,即使宗族具有消極因素,它仍對鄉村社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作用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我們通過A村的實例便可發現這一點。A村地處安徽省某偏遠山區,經濟較為落后,交通不便。總面積39.3平方公里,有30個村民組,540戶,2200人。村中有王、吳、姚、陳、儲、潘等六大姓宗(家)族。

(一)宗族與政治:集體利益表達與實現的良好途徑

宗族作為鄉村社會的重要組織形式之一,在鄉村政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表達集體利益的功能和促成集體利益實現的功能。在A村修筑水泥路中,利益表達一方面體現為宗族通過內部利益協調達成最終一致的利益訴求。由于交通不便,修筑水泥路成為了吳氏宗族一些人的愿望,路基占據農田等問題導致矛盾凸顯,在大家協商調和下,最終通過“路基均攤,勞力補資,多償少補”的方法達成一致。另一方面表現為宗族通過代表向村委會表達利益使利益訴求提上村委會的工作日程。吳氏宗族的代表們通過寫信(附有宗族成員的簽名),并結合相關政府政策表達意見,最終經過多次協商,達成了“路基自建,村委撥款澆筑”的方案,形成了合作共贏的局面。

就集體利益促成的功能來說,一方面宗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信任對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約束或道德自律作用,如費孝通所言,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17]。吳氏宗族中年一代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他們大多長于農村,雖然常年在城市打工,但是宗族文化中長期保持的信任品質始終影響著他們,在筑路的過程中,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并未出現機會主義者和搭便車的行為。這種宗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信任使得共識變得容易實現,在共識達成的過程中又不斷增強對宗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榮譽感。另一方面,宗族對村委會具有監督和制約作用,以促進其切實保障、落實宗族的利益。吳氏宗族留村人員成立了“道路工程小組”,隨時監督村委會實施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對不當之處積極反映,往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為村主任等人為了謀求更多的選票必然要盡量滿足他們的需求,以實現連任。

的確,在現代化進程中,尤其是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產生了基于協作和經濟利益互惠形式的組織,會對鄉村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比如農村茶廠和旅游社等。但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受共同文化影響的宗族具有更為穩固的、平等的性質,它能在情感層次和道德層次調動人的積極性。因而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宗族依然具有一種凝聚共識、和衷共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宗族與經濟:互助式經濟模式

宗族對經濟的積極意義,學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有學者通過調研發現,宗族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宗族中的成員彼此信任,增加了“社會資本”,能更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18]A村吳氏宗族由于勞動力大量外流,留村成員經濟來源主要是魚塘和茶葉,并未形成規模經濟,卻產生了一種互助式經濟模式。就魚塘來說,宗族成員共同擁有魚塘的經營權,通過投養魚苗帶來收益,年終結算進行平均分配。這種平均分配的方式是每個成員自愿接受的,帶有互助的性質,對于一些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或者勞動力缺乏的成員來說具有重要補助作用。就茶葉來說,采摘、加工、販賣等方面均具有互助的特點。比如當一家勞動力不足的時候,勞動力多的家庭會在采摘過程中給予幫助,而加工技術好的家庭又往往會指導或幫助其他家庭加工,販賣的任務往往交給有汽車的家庭。這貌似帶有一種分工協作的感覺,但實質上是一種互助。因為這些行為大多不以利益交換為基礎,單純是出于人際關系的親疏。

從勞動力外流成員與留村成員之間的關系來看,也具有這種互助的特征。留村成員每年會給外流成員寄送特產,這種特產既減少了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們對家鄉的思念,甚至會帶來經濟效益。比如吳氏宗族要修繕祖墳,重修族譜,這些外流成員往往會慷慨解囊;在茶葉的收購和旅游發展方面,外流成員也會推銷、介紹給城市的“老板”。這種互助行為帶來的是雙贏的結果,對于鄉村整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實現經濟振興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從長遠看,鄉村可能會引進公司、企業從而形成自己的產業,但在短時間內,鄉村的經濟吸引力顯然不是很足。在這種情況下,基于宗族的互助式經濟模式是一種良好的過渡路徑。

(三)宗族與文化:宗族文化與文化宗族

宗族文化主要體現在宗祠、族譜、族規、宗族墓地等方面,而這些在祭祀祖先、增強宗族凝聚力、發揚宗族傳統美德、教化宗族成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2018年吳氏宗族重修了祖墳和族譜,并且在清明節期間舉行了隆重的祭祖儀式,遠在外地的宗族成員也較多參加這一活動。在祭祖的過程中,宗族成員齊聚一堂,交流溝通互敘情誼,通過對祖先的認同感的增強,大大增強了宗族的凝聚力,并就宗族事宜達成多項共識,諸如下一年度的宗族活動承辦。雖然現在已經沒有成文的族規了,但是吳氏宗族將部分族規以不成文的“約定”呈現。吳氏宗族十分注重“孝悌”,如為了盡量滿足留守老人的精神需求,大家約定逢年過節輪流回鄉探親,特別是有紅白喜事的時候,每戶必須派一人回鄉幫忙。這些約定大大拉近了宗族成員們的心理距離,又使得大家潛移默化地受到了美德的教化,尤其對于年輕一代。正因如此,吳氏宗族的文化才會在認同中不斷得到傳承和發揚。

如果說“宗族文化”是從歷史的傳統的視角出發的話,那么“文化宗族”則是從現代的視角出發的,它是宗族在文化上表現出來的時代特色。由于古代宗族中存在著輩分與等級之分,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不平等關系,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浪潮下,這種關系被打破了。宗族成員獲得了平等的人身權利,競爭的思想也更多地融入宗族文化,這主要表現在家庭經濟地位和后代培養方面的比較和競爭。吳氏宗族在城市中工作的成員,每逢回鄉都是一次經濟地位的展示,人們往往在穿著打扮、房屋狀況、汽車有無、對宗族的經濟貢獻等方面進行比較。后代培養的競爭主要體現在子女后代接受教育的程度方面。在吳氏宗族,教育是每個家庭的大事。當地的風俗是只要考取好的大學都要大擺宴席以彰顯自己的面子,而不理想的家庭則顯得臉上無光。雖然這種宗族成員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大家的關系、造成資源的浪費,但這種“激勵機制”使得吳氏宗族較好地順應了市場化的需求,推動了其發展。家家戶戶蓋起了樓房,一大半家庭擁有自己的汽車,宗族十年來一共培養出了五個大學生,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但“宗族文化”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會彰顯出歷久彌新的特征,“文化宗族”則不斷彰顯“宗族文化”的時代適應力,宗族在文化方面,依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鄉村社會的變革——宗族組織結構基礎的瓦解

中國古代封建官僚制下的“皇權不下縣”,族權輔助皇權治理基層是宗族存在的政治基礎;而“族田”是宗族能夠存在的重要經濟基礎[19];中國農民聚村而居形成的熟人社會以及農村的封閉性是宗族能夠存在的社會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設、土地改革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施行、都市文化的滲透、城鄉交流逐漸頻繁等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宗族組織的結構基礎,但是這種瓦解并不徹底,鄉村社會僅僅是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從“封閉”向“半開放”的轉變[20]。然而鄉村振興會使得A村宗族組織的結構基礎將徹底瓦解。

(一)治理能力提升:宗族政治基礎的瓦解

在很大程度上,農村行政屬性治理能力的不足導致了自然屬性的宗族血緣關系膨脹,進而使得村民更多的依賴宗族來保證自己的權利,這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宗族組織的政治基礎。以選舉為例,村民公共理性的缺失或不足導致了村民對選舉權存在狹隘的認識,加之選舉制度的不完善,村民投票必然投向最信得過至少是看上去信得過的組織與個人[21]A村的選舉過程往往是宗族之間利益爭奪的過程。在村民的邏輯中,自己的宗族成員當選意味著在任期內家族將獲得更大的收益,而其他人當選必然會導致自己宗族利益的受損,現實也確證了這一點:A村多任村主任在國家政策的幫扶計劃和糾紛的解決問題等方面往往偏向于本宗族成員。由此可見,宗族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基礎依然存在。

鄉村振興無疑要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A村在治理能力相比過去有了顯著提升,村務更加公開透明化,例如以前大病保險和住房補貼等政策村民往往沒有知情權,而現在村委會在宣傳櫥窗主動張貼,甚至挨家挨戶通知到位。村務決策更加尊重村民意見,例如在新村委會建造的過程中,和利益相關者都進行了磋商和洽談。村民的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不斷提高,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例如筑路占據了部分村民農田基地,這些人要求村委會資金賠償或換取新的基地,即使宗族來協調也無濟于事。A村在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功既表現為村委會在管理日常事務中更加公平公正、以村民為本,也表現為村民對村務獨立主動的參與。2017A村派駐第一書記,規范了選舉程序和選舉形式,采取當選者競爭演講、挨家挨戶上門收取選票的方式,避免了選舉亂象,宗族在組織上所發揮的作用漸漸式微。在這種情況下,宗族組織的政治基礎就失去了根基。

(二)產業經濟:宗族經濟基礎的瓦解

古代“族田”能成為宗族的經濟基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族田”是當時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此形成了一種宗族成員相互依賴,“抱團取暖”的關系,每個村民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權。雖然新中國成立以后,族田制度已經消失,并且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和推廣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每個家庭擁有了自己經營的土地,極大地提高了農村生產力水平,但是這僅僅使得大家具有了形式上的經濟獨立權。因為從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來看,農村生產力、生活水平依然低下,土地所帶來的收益遠遠無法滿足村民的發展需要,而交通閉塞也成為很多村落與外界交易的障礙。單個人所擁有的土地很難使自己獲得滿意的收益,那么宗族組織在謀求發家致富上就存在重要的一席之地,這就會形成現代經濟上的宗族組織。A村雖然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生產,并且促進了異姓村民間的交往,但是依然形成了一種宗族“嵌入”生產隊的模式。以吳氏宗族為例,其與部分汪姓、毛姓村民同屬一個生產隊,但是,宗族成員受到知識分子和權威長輩的影響,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對其土地進行整合,集體種植水稻或者其它農作物,帶來了不錯的收益。這些知識分子與宗族長輩具有很高的威望,宗族成員緊密的團結在他們的周圍,而對生產隊其他族外人員在經濟上則持一種排斥的態度。

但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行,農村大力發展產業經濟,實行產業供給側改革,優化土地流轉制度,這就使得農村的經濟獲得實質性的發展,村民個體經濟獨立性得以凸顯,無需借助宗族組織發展生產。當前A村吳氏宗族主要經濟來源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外出務工所得,一部分就是茶葉產業所得。為了發展茶葉產業,村委會修建茶廠,修通公路,加之快遞業的深入,為吳氏宗族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形成了從茶葉采摘、加工、銷售的產業鏈,特產外銷時有進行,并且茶廠還吸納了部分宗族勞動力。內外經濟收入形成了互補,極大地凸顯了宗族成員的個體經濟獨立性,都有了自己的獨特謀生發展手段,家家戶戶基本實現了從過得去向過得好轉變。在這種差異性、多樣化的生產方式面前,宗族組織在經濟上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宗族組織的經濟基礎將土崩瓦解。

(三)流動性增強:社會基礎的瓦解

隨著時代的發展,城鄉之間的聯系雖然看似日益緊密,但這種聯系缺乏足夠深入的雙向互動,更多表現為單向特征,即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資源向城市輸出,而城市向農村的流動卻是少之又少。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雖然流入了一些新因素,但引發的變化卻是緩慢的。

“鄉村振興”是助推農村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措施,這種戰略的實施給傳統鄉村注入更多新要素,帶來更大的變化,如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力投入改善鄉村面貌,旅游開發加快了城鄉人口流動、信息流動和地域開放性。A村公路建設大多承包給外來工程隊,很多村民都討論這些陌生的面孔;互聯網的發展使得A村的風景得以宣傳,外來旅游人數也不斷增加。另一方面,A村大量勞動力依然外出務工,長期生活在城市,只有逢年過節回家,有的已經在城市落地生根。流動性的增強,大量“陌生人”的出現大大沖擊了A村原有的“半熟人社會”。雖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可能會“收攏”外出務工人員,但是通過對A村部分村民的訪談發現,一是因為在城市中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工作和人際圈子,二是因為大多已經習慣了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三是因為城市中高薪酬和便利的生活條件使得大部分外出村民不愿意回村,作為家鄉的農村對這些人來說或許僅僅具有精神上的依賴。流動性打破了原有的封閉或半封閉的圈子,熟人社會作為維系宗族存在的紐帶被緩緩地撕開,村民不再以宗族為單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這樣就瓦解了宗族的社會基礎。

三、總結

A村的實例雖屬個案,但具有較大的啟發性,即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宗族在政治上的利益表達和實現、經濟上的互助、文化上的傳承與適應等方面依然具有較為積極的作用,如在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方面凝聚共識、和衷共濟、相互信任等。不過,鄉村振興戰略深化了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使得宗族組織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基礎逐漸消解在組織形態方面將走向消亡。

中國社會變遷是復雜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也并非截然分化與對立,其指向性也不是單向的,既存在前現代向現代的變化,也存在著現代向傳統的回歸或者“再建構”[22]A村情況恰好應證了這種觀點,組織形態的消亡是“前現代向現代的變化”,宗族意識形態的重構是現代向傳統的“回歸”或者“再構建”。黨中央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質量興農之路、綠色發展之路、鄉村善治之路、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和中國特色減貧之路。宗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表現的積極作用無疑能給中國的鄉村振興增磚添瓦。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我們要謹慎地看待宗族的積極功能和作用,從而為鄉村現代化提供更多的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1]王陽,劉炳輝.宗族的現代化國家改造與村莊治理[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41-52.

[2]王朔柏,陳意新.從血緣群到公民化:共和國時代安徽農村宗族變遷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4,(1):180-193.

[3]譚必友.古村社會變遷——一個話語群的分析實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4]李培林.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11-116.

[5]肖唐鏢.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當前中國鄉村地區的宗族重建狀況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2):31-37.

[6]肖唐鏢.鄉村治理中農村宗族研究綱要——在實踐中認識農村宗族[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0,(1):33-40.

[7]李亦園.田野圖像[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76.

[8]李銅山.論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底蘊[J].中州學刊,2017,(12):1-6.

[9]潘偉杰,吳從環,顧保國.組織重構:鄉村現代化的社會基礎[J].南京社會科學,1998,(9):49-54.

[10]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M].長沙:岳麓書社,1986203.

[11]肖唐鏢.宗族與村治、村選舉關系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1,(9):125-130.

[12]袁正民.宗族勢力對村民自治的影響[J].學術論壇,2000,(6):35-36.

[13]呂紅平.農村宗族問題與現代化[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14]朱康對,黃衛堂,任曉.宗族文化與村民自治——浙江省蒼南縣錢庫鎮村級民主選舉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00,(4):64-69.

[15]仝志輝.農民選舉參與者的精英動員[J].社會學研究,2002,(1):1-9.

[16]賀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J].中國社會科學,2002,(3):124-134.

[17]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18]楊曉曦.宗族視角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以河南省X村為例[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28-31.

[19]宋棟梁.社會基礎理論視域下的當代農村宗族問題研究[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12.

[20]賀雪峰.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J].政治學研究,2000,(3):61-69.

[21]金太軍,王軍洋.家族的村政參與路徑研究[J].開放時代,2011,(9):61-30.

[22]楊渝東.鄉村宗族再造視域中的個體化理論[J].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5,(6):58-67.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