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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形成新論

作者:林超民 李 婧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5-27  瀏覽次數: 284

【摘 要】運用史料學、考古學、語言學、歷史人類學對白族形成問題的再研究表明,以往學術界所形成的“本土說”“外來說”“單源說”“多源說”等觀點均未能真正給予這一問題以科學揭示。再研究的結論是:白族形成確實是多源的,乾符四年 (877) 南詔統一云南建立大封民國后,在洱海區域生活的洱海人 (西洱河蠻) 、哀牢人、僰人、昆明蠻、漢姓等是白族形成的主要來源,正是由于南詔國的建立進而將諸多族類融合為一個整體:白族。

【關鍵詞】多源;南詔;大封民國;白族形成


早在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關于南詔王朝統治者族屬的問題就有爭議。“方國瑜、向達、徐嘉瑞、楊堃、龔自知、馬曜、周泳先、陳碧笙、李一夫、孫太初、王叔武、木芹、尤中、巴庫斯 () 、藤澤義美 () 、白鳥芳郎 () 、林謙一郎 () 等等中外學者,一直以來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意見。”(1)但至今仍無定論。從中可以看出白族的形成這一課題研究難度較大,也可以看出在此研究中仍有理論方法和史料等問題亟待解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網絡上出現少數文章,將過去已經被否定的南詔“泰族建立說”“泰族南遷說”重新翻出來加以宣揚。因此深化對白族形成問題的研究,就十分緊迫,十分必要。

一、白族多源

關于白族來源,以往研究有“本土說”“外來說”“單源說”“多源說”等觀點。筆者通過史料、考古、語言學、民族學研究的考察,在方國瑜先生的“多源融合說”基礎上,提出土著“洱海人”為主的多源融合學說。

(一) 洱海人

“洱海人”不見于文獻記錄,但見于考古發現的研究,有以下考古資料支持:

其一,早在193811月,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到大理調查古跡。他們特別注重“史前遺址之尋求”(2),寫成《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這些考古資料表明,在史前時期,洱海地區的居民不是游牧的“昆明”,而是農耕的族類。發現洱海史前遺址所在,“多為山之緩坡,每址包含四五臺至十余臺不等。每址居民散處各臺上,不相連接。推測當時居民,可能以同一部落或同一血統為單位,分散居住在同一緩坡,每戶在其住址處附近經營農田”“在發掘各址中,均發現紡輪、紡墜等物,證明紡織技術在蒼洱文化早期即已發達”。他們參考史籍,將這些遺址分為四期“白氏時期,值漢與魏、晉與南北朝,此時以前,渺茫難稽;六詔分立時期或洱河蠻族期,值唐初;南詔統一時期,值盛唐至晚唐;段氏時期,值宋元二代”(3)。

其二,1957年、1978年、2008年云南省博物館籌備處、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劍川海門口遺址做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文物3000多件,距今約4000多年,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大的銅石并用時代的水濱木構“干欄式”建筑聚落遺址,出土的稻、粟、麥等多種谷物遺存,證明這里的居民是定居的農耕族類。

其三,在洱海區域的劍川鰲鳳山、祥云大波那、彌渡苴力等地也發現了古代農耕文化的遺址。

以上考古發現與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錄有很大的不同。對于考古與文獻的差異,大多數學者的解釋是洱海區域的古代昆明人既有游牧群落,又有農耕群落。

對于以上疑問,日本學者林謙一郎與其導師林超民多次討論白族來源后,提出:“從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兩個方面明顯反映的 (農耕族類) ,我們只能認定‘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區土著的定居農耕民族”。“‘古代洱海人’即古代洱海文化的主體民族,就是白族族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4) 。林謙一郎將考古資料中的定居農耕族類確定為“洱海人”,是司馬遷沒有深入西南考察漏記的一個土著族類。馬曜先生認為:林謙一郎關于‘洱海人’的提法是一個重要的發明,也是研究白族形成問題有突破性的創見。同時,他提出 “洱濱人” (5) 是白族先民。馬曜先生同意林謙一郎的觀點,為筆者研究白族起源開啟了新的認知途徑。不過,馬曜先生關于滇人是白族的先民,則是筆者不能同意的。將在另外的文章中論述。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史前時期的“洱海人”是土著的農耕族類,是白族的主要源頭。到唐代,他們被稱為“西洱河蠻”。是洱海區域農耕水平較高、文化較為發展的主要居民,是白族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來源。

(二) 昆明、哀牢

另外,白族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在洱海區域尚有土著的昆明人,他們是“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6) 的游牧族類。這一點學術界已形成共識,沒有較大的分歧。

筆者提出兩個新的意見。一是,昆明是洱海區域見諸文字最早的居民,唐代初期,他們建立了施浪、浪穹、邆賧“三浪詔”。貞元十年,南詔再次大破三浪詔于劍、共諸川后,將三浪詔的主要統治家族遷到永昌、云南白崖、蒙舍等地,一部分則遷到金沙江以北今永勝地區,大部分仍舊居住在原地。“昆明”主要從事游牧業。他們是白族最主要的來源之一。

二是,有學者認為“哀牢部落是西漢初年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個部落” (7) 。筆者認為哀牢與昆明是不同的兩個族類。這在歷史文獻的記錄中是十分清楚的。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雟、昆明”。“昆明”在六朝前的史籍中僅兩見:一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一在同書《大宛列傳》。其文說:“發間使,四道并出,……南方閉雟、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此處前說雟、昆明,緊接著說“昆明”,從行文看,雟、昆明當為兩部。《史記索隱》引崔浩云:“雟、昆明,二國名” (8) 。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說:“永昌有雟唐縣” (9) 。《續漢書·郡國志》“雟唐”條劉昭《注》說:“《史記》曰:古為雟、昆明” (10) 。認為雟即雟唐。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說:“氐僰、冉駹、雟唐、昆明之屬” (11) 。雟唐與昆明并舉。可見“雟”即雟唐,疑《史記》之“雟、昆明”奪“唐”字。“雟唐為今保山縣地” (12) ,是古哀牢區域,可能是哀牢的一個部族名稱,后又用作地名。雟唐 (哀牢) 、昆明兩個部族當活動于西自騰沖,北到大理數千里的廣闊地帶。雟唐在瀾滄江以西,昆明在洱海區域。范曄修《后漢書》,其《西南夷列傳》在總敘西南夷情況后,有夜郎、滇王、哀牢、邛都、筰都、冉駹諸條,記其風土民俗。《后漢書》與《華陽國志》所記哀牢的社會歷史,出自楊終所作《哀牢傳》。永平十年 (公元67) 漢王朝設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雟唐。鎮尉哀牢、楪榆蠻夷” (13) 。哀牢、楪榆是兩個不同族類 (蠻夷) 在當時是十分清楚的。永平十二年 (公元69)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 (14) 。由于永昌郡中,有哀牢和昆明兩個“蠻夷”不是同一個族類,到蜀漢建興三年 (公元225) 便把永昌郡中的楪榆、云南、邪龍以昆明為主要居民的三縣劃出來,與青蛉、姑復、遂久等合起來設置云南郡。云南郡的居民以昆明為主,永昌郡的居民以哀牢為主,便于管理。因此,《華陽國志?南中志》說,“永昌郡,哀牢國” (15)

哀牢主要在瀾滄江以西,昆明則在洱海區域。兩者的社會經濟明顯不同。昆明“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16) ;哀牢則是“分置小王、往往有邑聚”。昆明“披發左衽” (17) ,哀牢穿“貫頭衣、穿鼻儋耳,皆刻劃其身像龍紋,衣著尾” (18) 。昆明是氐羌語系,哀牢則是濮語系。哀牢與昆明的差別如此明顯,豈可視為同一族類!

唐代初期,哀牢已成為洱海區域的居民。他們分布在今巍山、南澗、漾濞一帶。他們也是白族的主要來源之一。

(三) 僰人和“漢姓”

白族的第三個來源是僰人。西晉以前的史料記載中,已經記錄有朱提地區居住的僰人,但在南朝后就沒有了這些記錄。到了唐代史料記載,朱提地區的居民為東爨烏蠻。這是因為,原來居于此的僰和漢大量遷到洱海地區,成為所謂“下方夷”。他們是洱海地區的新居民,也是白族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一點,在林超民的《僰人的族屬于遷徙》 (19) 、《白子國考》 (20) 等論文中已有論述,茲不贅。

除了上面三個來源外,白族的還有一個重要來源是漢姓,這一點在研究白族形成的歷史中多被忽視。筆者認為:“所謂‘漢姓’,是著籍云南的漢族移民的后裔。自漢王朝在云南設立郡縣以來,中原地區漢人以各種方式不斷遷居云南。不少人落籍土著,其后裔逐漸融合于當地居民之中。盡管他們已被視為‘蠻夷’,但是在他們記憶深處,不忘祖先本是漢人。洱海區域的漢姓與建寧、朱提諸郡的漢姓有顯著的不同。建寧、朱提諸郡的漢姓,出現了擁有地方武裝,占有家部曲的當權派,他們被稱為‘大姓’。洱海區域的漢姓大多數既沒有武裝,也沒有部曲,間或也有被委任為官,成為盤踞一方的雄長,但為數甚少。” (21)

唐貞觀二十二年 (公元648) 梁建方奉命征討松外蠻,追犇逐北到西洱河區域,發現此處“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歷數” (22) 。盡管他們“自云其先本漢人”,但是已不被中夏的官兵所認同,而把他們視為邊裔的別種族類。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僅有漢姓,而且語言“大略與中夏同”。因此,“其先本漢人”,當是事實。他們著籍洱海區域甚久,已經成為土著居民,基本上“蠻夷化”了。

初唐時,洱海區域的漢姓見于記錄不少,主要分布在今祥云、大姚、姚安、大理鳳儀等地。

武德四年 (公元621) ,唐王朝以漢云南郡地設置姚州。其所以稱為姚州,是因為此州“人多姓姚”。姚姓也是漢姓,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西晉與東晉交替時“ () 雄遣叔父驤破越雟,伐寧州,() 遜使督護云南姚岳距驤于堂螂縣” (23) 。姚岳是云南郡人。姚州是漢弄棟縣地。疑姚岳就是弄棟縣人。知在西晉時,弄棟縣已有姚姓漢人居住。姚岳為東晉時云南郡的大姓,受寧州刺史節制,充任督護官職。姚姓是雄長一隅的方土大姓。姚姓聚居姚州地區,成為唐王朝初年在此設置姚州的社會基礎。姚姓漢族移民,在姚州落籍數百年,逐漸“夷化”。到唐代初年他們雖然保持漢姓,但已經融合于弄棟蠻之中。“弄棟蠻,則白蠻苗裔也。本姚州弄棟縣部落” (24) 。所謂“弄棟蠻”即是“白蠻”,就與河東州的“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也”的情況一樣。他們是中夏移民后裔,落籍久遠,已經成為“蠻夷”。不過他們保持漢姓,不忘“其先本漢人”。

和弄棟蠻相類似的是“青蛉蠻”。“青蛉蠻,亦白蠻苗裔也,本青蛉縣部落” (25) 。青蛉蠻的首領是尹氏。“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寬求,皆其人也” (26) 。青蛉蠻中也有不少漢姓,他們也是中夏移民的后裔。青蛉縣即今大姚縣。

唐初在原來云南郡地曾設置波州。“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云南” (27) 。《元和姓纂》卷九《段氏諸郡·段氏》:“《云南狀》云,魏末段延沒蠻,代為渠帥。裔孫入朝,拜云南刺史。孫左領大將軍。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試太僕卿,長川王生秀試太常卿,子英率府遂郡王神營州兵馬使” (28) 。所引《云南狀》可能是貞元年間的紀錄,或就是韋皋《開復西南夷事狀》的省寫。“姓纂”所說段子英為云南郡人,向達《南詔史論略》認為此人與樊綽《云南志》所說的段子英同為一人。則段子英為漢人無疑。其祖籍京兆。魏末其先段延遷入云南。波州在云南縣,即今祥云縣地。

越析詔“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 (29) 。張姓豪族,其先當也是漢人。到唐代初年他們都被看作是蠻夷了。

《新唐書·南蠻傳》載:“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帥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 (30) 。又《裴懷古傳》說“姚、雟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 (31) 事在姚州都督府內,所謂“蠻、夏”中的夏,即是中夏移民。

初唐時期,居住在洱海區域的中夏移民的后裔,見于紀錄雖少,但實際人數不少。他們移徙到這里的時間已相當久長。從文獻中的片斷紀錄,可推知他們大部分分布在洱海的東西兩岸、洱海以南和以東地區。也就是今天的大理、賓川、彌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

二、大封民國:白族形成的標志

白族形成于何時?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一般認為白族在漢晉時期已經形成,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白族形成于唐代初期。

筆者認為,要把白族的來源與白族的形成這兩個既有聯系又根本不同的問題區別開來。來源是一回事,形成又是一回事。白族來源有多種,白族形成是多源融合為一個。

唐初,在洱海地區酋邦部落眾多,其中較大的酋邦被稱為“六詔”,在諸詔之南的蒙舍詔,稱為“南詔” (今云南巍山縣) 。南詔在唐王朝支持下,前后收服了西洱河區域的白蠻諸部,兼并其他五詔,取代 “白子國”,統一洱海區域。這是唐朝分道經略,以討吐蕃的重大成果。實現了唐朝破吐蕃,靖邊寇的愿望。開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 ,南詔首領皮邏閣統一洱海地區,唐廷為嘉獎其功勛冊封其為“云南王”,為其四位兒子晉爵加官。

洱海地區被南詔統一后,發生滇東爨部動亂,南詔東進欲并兼爨部,導致與唐朝發生天寶戰爭,吐蕃支持南詔大勝唐軍。天寶戰爭失利后,唐朝只得退出云南。因此南詔勢力迅速擴大,得以統一云南。南詔依靠吐蕃戰勝唐朝,因此,南詔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受吐蕃控制增強。吐蕃文化對南詔的影響也日漸深入。但要注意的是,云南從秦漢起就是中國的組成部分之一,華夏文化已經扎根云南。天寶戰爭以后,唐王朝雖然軍事與政治勢力從云南退出,但漢文化的影響沒有因此減弱。天寶戰爭中唐軍數十萬人不可能全部戰死,當有許多士卒留在洱海地區從事生產勞動等。直到今天,征討南詔的李宓將軍不僅沒有成為白族的“敵人”,反而成了白族共同崇奉的“本主”,立將軍廟年年上香祭祀,時時頂禮膜拜。對這個奇異現象的解釋有多種。筆者對此的解釋是,天寶戰爭后,流落到洱海地區的李宓將軍的士卒對自己統帥的追憶,對故土的思念是李宓將軍從洱海居民的敵人變為洱海居民的神靈的重要原因;而華夏文化在洱海地區的深遠影響是李宓將軍被崇奉的根本原因。對李宓將軍的崇奉實質是流落洱海區域唐朝將士的集體記憶和對漢文化的認同。

貞元十年 (公元794) ,南詔與唐使臣在點蒼山神祠盟誓。異牟尋率南詔所轄諸賧首領,發誓歸附漢朝 (唐朝) 。唐賜于異牟尋“南詔印”,冊封為 “云南王”;并設“云南安撫使司”以統領南詔疆域,設“云南安撫使”為其政區長官,節制南詔,劍南西川節度使兼任此職。

貞元十年以后,華夏文化得到南詔當權派大力提倡,更加廣泛深入地傳播。數十成百的南詔學生每年被派到長安和成都學習漢文化,甚至每個南詔的首領也深入習誦漢文經典。王室成員與各級官員“不讀非圣之書”,南詔統治者主動學習漢文化,大力提倡和推廣中原漢文化,使漢文化成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漢文化在白族的形成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從貞元十年,南詔歸附唐朝后,整個社會經濟文化進步飛速,洱海區域經濟進入封建領主社會。那時的洱海地區逐漸成為南詔首府,建立了大厘城 (今大理市) ,以此為中心形成十瞼 () 地區。“十賧地區成為了南詔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的中心。共同生活于這里的云南蠻、昆明蠻、西洱河蠻、哀牢蠻、僰、漢姓等族群,通過長時段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交往,他們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原諸部間的差別漸漸消失,融合成為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有了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政治體制,原來的云南、昆明、弄棟、哀牢、河蠻、青蛉等蠻部名逐漸消失,于是唐初的‘白蠻’、‘烏蠻’的界限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專用名稱” (32)

唐僖宗乾符四年 (公元877) ,“南詔首領法 (隆瞬) 繼位,自號為‘大封人’ (又作‘大封民國’) 。‘封’的古音為‘邦’,意同,因此‘封’與‘僰’音同。‘封人’也就是‘僰人’。洱海的十瞼 () 被南詔稱為‘大封民國”,即‘大僰國’,其和歷史上的‘僰子國’關系密切。‘僰’又作‘白’。由此,‘大封人’這個專用名稱,標志著洱海諸蠻經近一百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影響重大的民族——白族” (33)

綜上所述,白族來源是多源的。有洱海人、昆明、哀牢、西洱河蠻 (河蠻) 、僰、漢姓等等。這些在唐代初期見于記錄的族類,自從“大封民國”出現后,他們就成為已經逝去的歷史。“大封民國”不屬于哀牢,不屬于昆明,也不屬于西洱河蠻 (洱海人) ,更不屬于漢姓;即便“大封民國”的“封”字就是“僰”字,“封人”就是“僰人”,這個“僰”也與唐代初期的“僰”有本質的差異。唐代初期的“僰”是單純的一個族類,是原來居住在滇東地區的“僰”。到“大封民國”時代的“僰”,就是由僰、昆明、哀牢、洱海人西洱河蠻、漢姓等融合而成的一個族類。僰、哀牢、昆明、漢姓、西洱河蠻逐漸變成歷史記憶。“僰”成了洱海區域的居民一致認可的共同稱謂。他們以此有別于中夏,也以此有別于南詔其他族類。他們“本唐風化”,但完全自立于漢人 (唐人) 之外。他們有以唐代初期“白蠻”語音為基礎形成的共同的語言——白語;他們借用漢字創造自己的文字——白文;他們信奉的神靈盡管與中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也有明顯的個性和特點:在中夏佛教莊嚴的諸神前面,赫然出現高于一切的女陰——“阿央白”,并受到虔誠的頂禮膜拜。他們的經濟結構有別于中夏,他們的政治、軍事體制不是中原王朝的翻版。盡管他們與中原王朝、與中原的經濟文化有割舍不斷的密切聯系,盡管他們接受唐王朝的封號,承認唐王朝的宗主權威,但他們畢竟是與中夏不同的“南詔”。

在南詔滅亡后36年,大理國建立,之后28 (公元965) ,在宋滅蜀后。宋朝北有“大敵”,無暇顧及西南地區。而且由于宋朝錯誤地認為,使強大的唐王朝滅亡的是南詔,甚至編造“宋揮玉斧”的故事,采取防范大理,避免與大理密切交往的政策。宋朝雖然限制和大理政權的往來,然而大理政權始終和宋朝保持文化、經濟等聯系。段氏多次上書說:“累年以來,遣使乞修朝貢”。宋王朝也曾冊封過段氏為“云南八國都王”、“云南節度”等。大理國始終使用宋朝歷法、奉宋朝正朔;大理國士人多習漢文、使用漢字。

南詔時,南詔統治者早就開始向洱海區域外移民。白族是大理國的統治民族,大理國長期獨立,于是白族統治者在大理國時期,向各地移民,把勢力擴張至云南各處。成為了白族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大理國前后期在統治范圍內,所有設立的行政長官,擔任者幾乎都是白族大姓。由于派出的白族大姓在其統治區劃內漸成為世襲領主。“導致云南‘白族化’傾向的出現” (34)

三、統一政權是民族形成的前提

白族形成問題的研究與討論已經延續了一個多世紀。1885年拉考伯利提出“南詔是傣族建立的國家” (35) 。這個論點得到西方學者和泰國學者的贊同。在20世紀上半期廣為傳播。1926W.A.R.Wood (伍德) 出版了《暹羅史》。伍德的《暹羅史》成為了南詔傣 () 族建立論的代表性學術著作,直到今天還有相當大的影響。

中國學者對此給予反擊,方國瑜教授從1936年開始兩次發表文章,提出:“南詔是白族建立的政權,以歷史事實論證了傣族與南詔、大理的建立無關” (36) 。其后,許云樵、江應樑、陳呂范發、陳健民等等中國學者紛紛發表文章回擊。否定拉考伯利“南詔是傣族建立的國家”的論說,幾代人花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現在世界上,大多數中外學者都不再主張“南詔是傣 () 族建立的國家”一說。就是在泰國,在嚴肅謹慎,實事求是的學術著作中已經很少看到“南詔是泰 () 族建立”的這種論說。

為了回應西方學者或對歷史的無知,或對歷史的有意歪曲,編造謊言制造的“傣 () 族建立南詔”論,中國學者以大量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成功地批駁了“南詔是傣 () 族建立”的謬說。但是,國內學者又陷入南詔究竟是彝族建立的,還是白族建立的,還是彝族白族共同建立的無休止的論爭之中。

白族形成的研究,應該跳出西方學者一開始就設定的“圈套”:“傣 () 族建立了南詔國”。事實是,南詔國建立以后,傣 () 族的先民只不過是居住在南詔國西南的族類:金齒 (或稱黑齒、黑嘴、烏嘴) 。閣羅鳳在《南詔德化碑》中說;“建都鎮塞,銀生于黑嘴之鄉” (37) 。可見,傣 () 族的先民是南詔統治者的部屬,而不是建國的領導。

南詔原來不過是唐代初期洱海區域的“六詔”之一,蒙舍詔。因為位于諸詔之南,被稱為南詔。南詔 (蒙舍詔) 的居民是哀牢之后。

南詔在唐朝的支持下,取代了“白子國” (38) 。接著并滅其余五詔,統一洱海區域。進而在吐蕃的支持下于天寶年間多次打敗唐朝大軍。唐朝勢力退出云南。南詔迅速拓展,其統治范圍從洱海地區擴大為“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 (39) 的廣闊領域。在南詔建立了包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貴州東部、越南北部、緬甸北部的王國之后,歷史紀錄就不再有哀牢蠻、昆明蠻、西洱河蠻、松外蠻、云南蠻、弄棟蠻、青蛉蠻以及漢姓等紀錄。而是稱為“南詔”“鶴拓”“大禮國”“大封民國”等。“這時,哀牢蠻、昆明蠻、西洱河蠻、云南蠻、弄棟蠻、青蛉蠻、松外蠻等族類也隨著大禮國、大封民國的建立融合成一個族類——‘封民 () ’。封民 () 就是‘僰人’。‘大封民國’就是族名為國號,故稱大封民國” (40)

“蒙舍詔兼并蒙雟詔后,成為洱海南部強大的酋邦,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南詔征服了僰建立的‘白子國’,趕走了越析詔。取得了經濟水平較高的洱海平原及其東南地區,將昆明逼到狹窄的洱海以北地區。最后又在唐朝的支持下,于貞元十年最終征服了昆明建立的施浪、邆賧、浪穹‘三浪詔’。蒙舍詔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征服者,但是最后還是被經濟、文化比他們高得多的僰、西洱河蠻、漢姓所征服。被稱為“白蠻”的文化成為南詔的主流文化。正是這個主流文化推動南詔不斷走向強大,也促進了“白族”的形成”(41)

歷史事實說明,建立南詔國的蒙舍起于巍山,當時他們不過是洱海區域眾多酋邦 () 中的一個。當蒙舍詔兼并洱海區域之酋邦,接著拓東、開南、鎮西、攻北,建立強大的南詔國后,各個酋邦都成為南詔國的領地,各酋邦的居民也融合成為一個族類。與其說是哪一個族類建立了南詔國,不如說是南詔國的建立,為各個族類融合成封民 (僰人、白人) 創造了政治條件。盡管南詔 (蒙舍) 自言本永昌沙壺之源。但是,到了南詔成為一個強大的王國時,他們的祖先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他們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到他們是“哀牢之后” (42) 。這里的“哀牢之后”頗值得細細玩味。正如洱海地區的漢姓,他們自言其先本漢人一樣。他們已經不再認為自己還是漢人,只不過是漢人的后裔。他們自己早已經與漢人脫離關系成為洱海區域的土著居民。如果他們還是漢人何必強調自己的祖先本是漢人?同樣,當南詔建立起一個超邁前人的強大王國時,他們說自己是“哀牢之后”就是對自己是哀牢的否定。他們早已掙斷了祖先哀牢的臍帶,獨立成一個與母體截然不同的族類。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哀牢之后,而是與昆明、僰、西洱河蠻、漢姓等族類融為一體的白 (封、僰) ;他們已不是小小哀牢的酋邦,而是稱雄西南的巍巍大封民國。這時無論是王室、還是高官,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大家都是大封民國臣的居民,都是同一個族類——白。

在白族形成問題的研究中,應該注意避免只關注哪個族群建立了南詔,局限于狹隘的泥沼中死摳歷史文獻中的只言片語,況且對這些只言片語的誤解又導致對南詔社會歷史發展理解的偏差。應該持續深入探討南詔是怎么把酋邦林立的洱海地區在唐代前期統一起來,之后以洱海地區為中心而建立大封民國,促進了白 (僰人、封人) 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白族形成的研究應該站以大歷史的視野,綜觀社會發展的趨勢,對白族形成與發展的做出符合歷史事實的正確判斷。


注釋:

[1]趙啟燕:《白族研究一百年》,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國立中央博物院:《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一》,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1942年版。案:謝道辛:《大理考古百年回眸》,李光榮等:《二十世紀大理考古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將吳金鼎等到大理考古的時間定為193711月至19386月,誤。

[3]吳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國立中央博物院:《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一》,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1942年版,第12頁。

[4][日]林謙一郎:《白族形成及其對周圍民族的影響》,云南大學中國民族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

[5]馬曜先生把距今4000年的白羊村新石器文化和距今3100年的海門口青銅文化初期的居民,稱為“洱濱人”,認為他們創造了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銅文化,是最先長于洱海地區的白族先民 。馬曜:《論大理文化——代緒論》,馬曜:《大理文化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6](漢) 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117頁。

[7]如馬曜,尤中,黃惠焜,王叔武等。

[8](漢) 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9](南朝) 裴駰:《史記集解》,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10](唐) 司馬貞:《史記索隱》,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11](漢) 桓寬撰,林振翰校釋:《鹽鐵論·備胡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第134頁。

[12]不少學者認為巂塘在今云龍縣漕澗,筆者不同意此說,已在另文中考證。

[13](晉) 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

[14](宋) 范曄:《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15](晉)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頁。

[16](漢) 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17](晉)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260頁。

[18](宋) 范曄:《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0頁。

[19]林超民:《僰人的族屬與遷徙》,《思想戰線》1982年第5期。

[20]林超民:《白子國考》,楊仲錄:《南詔文化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林超民:《漢文化在白族形成與發展中的作用》,王秋桂,莊英章,陳中民:《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臺灣漢學研究中心,2001年版,第573586頁。

[22](唐) 梁建方:《西洱河風土記》,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頁。

[23](晉)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頁。

[24](唐) 樊綽:《云南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頁。

[25](唐) 樊綽:《云南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26](唐) 樊綽:《云南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頁。

[27](唐) 樊綽:《云南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28](唐) 林寶著,岑仲勉注:《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4年版,卷941條。

[29](唐) 樊綽:《云南志》,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

[30](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南蠻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頁。

[31](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裴懷古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頁。

[32]林超民:《白族形成問題新探》,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2頁。

[33]林超民:《白族形成問題新探》,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頁。

[34][日]林謙一郎:《白族形成及其對周圍民族的影響》,云南大學中國民族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

[35][英]特里恩·拉考伯利:《撣族的起源》,林超民譯:《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第三章《南詔國的形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頁。

[36]方國瑜:《僰人與白子》,《益世報》19361月。方國瑜:《南詔是否傣族國家》,《新動向》1939年第三卷第六期。

[37]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頁。

[38]林超民:《白子國考》,楊仲錄等:《南詔文化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頁。

[39](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南詔傳》,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頁。

[40]林超民:《方國瑜文集》第二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頁。

[41]林超民:《漢文化在白族形成與發展中的作用》,王秋桂,莊英章,陳中民:《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臺灣漢學研究中心,2001年版,第573586頁。

[42]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第二卷,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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