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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回佃”式交易研究——以清中后期貴州錦屏縣為例

作者:謝開鍵  責任編輯:王晨輝  信息來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次數: 504

【摘 要】貴州錦屏縣遺存有清至民國時期的“出典回佃”契約,出典回佃指出典人佃種典出的土地并向承典人交納租谷的經濟行為。出典人所納租谷,實際上是支付典價的借貸利息。通過糧價將租谷換算成銀兩后可知,出典回佃式典交易利率整體上低于借錢還錢模式的利率,是出典人選擇這一交易方式的重要原因。節約成本、出典人和承典人分屬不同村寨及農業股份制經營現實狀況,使得出典回佃對承典人而言也較為有利。因此,出典回佃是出典和承典雙方理性思考后選擇的雙贏信貸方式。同時,出典回佃的產生不僅是傳統中國農村金融信貸方式不斷更新變化的重要體現,也是農村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表現。

【關鍵詞】出典回佃;清水江文書;清代;利率;錦屏縣


20世紀30年代末傅衣凌先生以福建永安縣的民間契約文書為主體性材料,研究傳統中國鄉村的土地問題伊始,借助民間契約文書研究土地的方法越來越受重視。楊國楨教授則在傅先生的研究基礎上著重討論典交易,1一般而言,典是指土地所有者將土地的使用和收益等權益出讓給他人而獲得錢物,并以該土地的部分收益作為貸款利息,出典者在約定的期限內以原價回贖土地的經濟行為。另外還有出典者佃種典出土地的現象,為方便論述,筆者將此現象稱為出典回佃出典回佃早在宋代業已出現,明清時期更為常見,雖有學者關注此點,2但均未展開研究。

貴州錦屏縣遺存有“出典回佃”式交易契約,在已出版錦屏縣境內的清水江文書中,清代的出典回佃式交易契約有58件,民國時期21件。學界對清水江流域的典交易研究成果較少,3“出典回佃的研究則尚付闕如。從出典回佃契約時間分布上看,乾隆至民國時期均有。因此本文以錦屏縣出典回佃式交易契約為中心,考察清中期以后該地區出典回佃式交易的類型、利率及選擇這一交易方式的優勢等問題,希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所推進。舛誤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清水江文書中的“出典回佃”式交易類型

在常見的土地典交易中,出典人需要離業,即將土地交由承典人耕管。出典回佃式交易中,出典人不離業,土地仍交出典人耕種,出典人向承典人交納一定數額的租谷作為借貸的利息。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形式多樣,依據錦屏縣出典回佃契約中出典人和承典人的關系,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出典人和承典人為親屬關系

在“出典回佃”式交易中,出典和承典雙方為親屬關系的現象較常見,如下紙文書所示:

立典田約人文斗寨姜昌富,今因家中缺少費用,無處尋出,自愿將到租田大小四丘,土名坐落鳥雜加,出典與加什寨(按:即加池寨)岳母姜氏膽香、子松橋母子二人名下承典為業。當日憑中議定典價銀三十兩整,親手領回應用。其田自典之后依舊付與昌富耕種,每年二股平分,不得異言。其田不俱(拘)遠近贖回。今恐[][]憑,立此典字是實。4

從上引文書可知,出典人姜昌富因缺少費用,將四丘田出典給姜氏膽香得典價銀三十兩,田仍交昌富耕種。在這份契約中,承典人為出典人的岳母。此類型的文書又如嘉慶八年(1803年)二月,六房姜昌連因家下缺少銀用,將田出典與中房姜廷揆,田由出典人耕種,每年向承典人交納3.5擔租谷;5又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一月姜保貴將田一丘出典給本房姜鳳儀,雙方約定田交與保貴耕種,每年向鳳儀交納租谷108斤。6等等。

(二)出典和承典雙方為同一村寨,但無親屬關系

“出典回佃”式交易常常在村寨內部進行,但出典和承典雙方無親屬關系,如下紙契約文書所示:

立典田約人本寨姜華周,為因家下缺少費用,自己任(愿?)將到田大小二丘,坐落地名補省,出典與本寨姜松喬名下承典為業,當日憑中議定典價銀四十兩整,親手收回應用。其田自典之后,任從典主耕重(種)管業,日后典(銀?)主不得異言。今恐無憑,立此典約是實。

此田之谷,五股均分,銀主三股,典主二股。7

從上引文書的敘述可知,契約中所說典主當為出典人,所以土地仍由姜華周耕種,收谷之時,出典人占土地收成的二股,承典人占三股。出典人和承典人雖然屬于同一村寨,且同一姓氏,但雙方并不存在親屬關系,如若存在親屬關系,在契約中會說明。此類型的出典回佃交易又如嘉慶十一年(1806年)正月,姜文玉父子因家下缺少銀用,將田一截典與本寨姜佐興,出典人每年向承典人交租3秤;8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姜世學父子將所占黨喉之田一大股典與姜兆琳,約定出典人每年交納租谷2秤,9這份契約的特征之處在于出典人是將與他人共有之田所占的股份出典。

(三)出典人和承典人分屬不同村寨

“出典回佃”式交易不僅限于本寨內部,出典人和承典人分屬不同村寨的情況也較為常見,下紙文書便較為典型:

立典田約人加池寨姜合保,今因家下要銀使用,無從得處,自愿將到祖遺田一丘,坐落地名也強,計禾六把,請中問到何邊楊鎮宇名下承典為業。當日憑中議定價銀拾六兩正(整),親手收回應用。其田自典之后,限至三年,銀到回贖。如有過限,任從楊姓耕種管業發賣。(中略)

外批:禾花五股均分,耕田占二股,銀主占三股。秋收之時,送到家內。10

據上引文書可知,加池寨姜合保因家下要銀使用,無從得處,將祖遺的一丘田出典與何邊楊鎮宇,雙方約定田交出典人耕種,秋收之時,出典人占土地收成二股,承典人占三股。出典人和承典人屬不同村寨的情況者,又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王政峰因缺少生理(生意)成本,將大小八丘之田典與加池寨姜佐章,田仍由出典人耕種,秋收之日出典人向承典人交納租谷14秤;11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加池寨姜維遠將大小四丘田典與中仰寨陸光賓,約定姜姓每年向陸姓交谷4.5秤。12

由以上引述的契約可知,清代錦屏縣的出典回佃式交易存在多種類型,是該交易方式多樣性的重要表現。另外,部分典契約雖未明確說明土地由出典人耕種,但從契約的表述中可知屬于出典回佃情況,如姜登熙弟兄等人將祖遺之田典與姜哲相,約定承典人上田分花13這表明田仍由出典者耕種,因為如果是承典人耕種,則表述為收花而非分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出典回佃中,出典人既是債務者又是佃農,承典人為債權人,同時也類似于地主,之所以說是類似,乃是因為他承典的土地非其所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出典回佃式交易和湖北黃安縣的一項土地交易習慣類似,14據民國時期該縣知事調查報告稱:黃安縣人以不動產出典與人,必于契內載明回贖字樣,或有期,或無期,聽人自便。其田地有移歸質人,另行招佃耕種收租者;亦有不移歸質權人另行招佃,仍將該田地課轉與出典業主自種,令其每年完課者。調查報告的整理者對此種現象解釋道:出典田地,仍佃歸出典人耕種完課,在事實上雖未移歸質人占有,在法律上究屬典質關系,而非抵押關系。”15因此,這種形式還是符合典交易的規則,屬于典交易范疇。

二、“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利息

在典交易中,典價(即貸款)并非無息,它是以土地部分所得為典價的利息,即所謂收花為利。假若承典人自己耕種入典的土地,那么典價的利息是該土地全年收獲扣除勞動、谷物種子和肥料等耕種成本后的所得。承典人將典入之田佃給他人耕種,佃農交納的租谷便是典價的利息。因此,承典人出佃土地,只要佃農按時納租便可,至于佃農是誰對其并無實際影響,而在出典回佃式交易中出典人就是佃農,他交納的租谷與其說是租還不如說是交納典價的利息。

錦屏縣境內借貸的償息方式包括借錢還錢和以谷還息兩種。借錢還錢的借貸方式在錦屏縣十分常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一月,文斗寨姜宏運等人因缺少生理資本,向姜佐章借本銀28兩,約定照月加四行利16即月利率為4%,年利率為48%。另外還有以土地作為抵押物的借貸方式,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姜德明因經營木材缺少本金,以田作抵向姜宣熙母子借銀7.28兩,月利率為3%17雙方約定木材出賣后歸還本利,如未歸還,出抵之田由債權人管業,即土地歸債權人所有。錦屏縣借錢還錢的年利率在乾隆時期一般為48%,嘉慶以后的借貸年利率有所下降,除偶爾有48%的年利率外,一般為36%

以谷還息有兩種,一種是借谷還谷,另一種是借錢還谷。借谷還谷者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姜天生向姜宗保借谷90斤,約定以谷償息,年利率為50%18又如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姜萬全向姜吉主借谷110斤,亦是以谷償息,年利率為50%19谷物借貸的利率一般較貨幣借貸高,因此這種借貸在錦屏縣似并不多。本文所述的出典回佃屬于借錢還谷范疇,根據前一節的論述可知,錦屏縣境內出典回佃式交易交納租谷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定額地租,即每年按商定的谷物數量納息;二是分成地租,即出典人和承典人議定分配土地每年所產。那么“出典回佃”式交易交納的谷息利率和借錢還錢的利率相比,二者孰高孰低呢?以簽訂于嘉慶十年(1805年)的一紙契約為例加以說明,文書錄下:

立典田約人姜登高,為因生理,無處出銀,自愿將到水田一丘,坐落地者富田,落禾八把整,出典與姜之連名下承典為業。當日三面議定典銀十五兩整,親手收回應用。[]自愿歸于典主佃種,日后收禾二股平分。(后略)20

由上引文書可知,姜登高將收禾8把之田出典給姜之連,田仍交登高耕種,雙方約定該田的收成承典人和出典人均分。假設該田每年產量穩定,都為8把,那么姜之連所收谷利為4把,其具體重量是多少呢?因此有必要對錦屏縣的計量單位做一簡單介紹,錦屏縣常見的計量單位有石(亦寫作擔、挑和擔)、秤(稱)、把、/手和邊等。據學者研究,錦屏縣1石為90斤,秤和把重量相等,1/把為60斤,1邊為6斤。21對于把和邊的重量,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龍澤江等人劍河縣的契約文書以15邊為1挑,并結合近年的田野調查所得重量計算清代錦屏縣“邊”的重量。但各縣計量單位并不統一,且當代由于水稻雜交技術的應用和推廣,稻谷的產量要比清代高,所以其所得的結論便有所偏差。故而相對穩妥的方法是,依據清代錦屏縣的契約文書所載相關計量單位推算當時的重量,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更貼近實際。錦屏縣關于的重量記述,如下紙文書所示:

……所有培浪田上下貳丘,上一丘約谷七把,……又下一丘約禾二十三把,……又培玖相連田二丘,計禾十二擔,……二處共田大小四丘,共禾五十四把。22

據上引文書可知,培浪田的農作物產量為30把,培玖相連田為12擔,而兩處田的總產量為禾五十四把,因此培玖相連田農作物的產量也可計為24把,亦即12擔的重量和24把的重量相等,因此1擔為2把,1把為45斤。又錦屏縣為十進制關系,即1把為10邊,所以1邊為4.5斤。另外,貴州的黎平、鎮遠和貴陽等府的糧食作物為一年一熟,23所以在分成地租中,承典人分得地租即為一年的利谷。

在了解上述情況后,可知姜之連承典之田每年所得利谷為180斤,所以只要根據當時的糧價,即可計算出180斤利谷的銀兩價值。清代的糧價數據包括糧價庫”24糧價表’25,胡鵬、李軍以為兩套糧價數據的使用方法是乾隆朝和嘉慶朝取糧價庫數據,道光朝至宣統朝以糧價表資料為基礎,以糧價庫數據加以補充26因此本文遵循這一方法。現有的研究表明糧價庫收錄黎平府(錦屏縣為其管轄)糧食價格的可靠性較高,27糧價表糧價庫的數據來源相同,28因此可以斷定糧價表中貴州黎平府糧價數據的可靠性亦較高。

無論是“糧價庫”抑或是“糧價表”,都只有稻米的價格數據,那么稻米和稻谷之間如何折算呢?全漢昇和王業鍵主張米價為谷價2.3倍計算。29據筆者調查知,20世紀初至60年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稻谷的出米率約為68%75%30清代的出米率可能略低于民國時期,但差距應當不大,約為65%。又因為清代貴州地區本地所產糧食可以自給自足,31方志亦載:苗人皆食雜糧,其收獲稻米除納糧賦之外,皆運售楚省者也。”32說明當地生產的稻谷有余,無需從外地運糧,故而可忽略運輸費用。至于稻米的加工費用,約為稻谷市場價格的8%33假設稻谷的質量為G1,那么同等質量的稻谷成米后的質量為65%G1,又假設稻谷和稻米的市場價分別為P1P2,據前述可知,同等質量稻谷的價格和碾米的總費用與稻谷成米后質量和米價的積相等,據此可得出以下公式:

G1·P1 G1·P1·8%=G1·P2·65%

通過計算可知,P1=0.6P2,即同等質量稻谷和稻米,前者的市場價為后者的60%。錦屏縣使用洪平斤,官方為庫平斤,前者為后者的88%,所以姜之連所收利谷折算后為158.4庫平斤。又姜登高典田時間為嘉慶十年(1805年)五月,糧價庫嘉慶十年八月(秋收時節)的糧價為0.99-1.37/石,34清代稻米1倉石為130庫平斤,所以姜之連所收利息為0.72-1.00兩,除以典價15兩得年利率為4.8%-6.6%。前文提及清代錦屏縣的出典回佃式交易契約有58件,但其中有18件契約未載明土地的產量,所以無法估算租谷的重量,因此只能計算明確土地產量或交納定額租谷的40件契約的利率。根據上述計算方法可求得其他39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年利率,其利率最低者為3%,最高者為68%35且主要集中在25%以內(見圖1)。以借錢還錢36%的年利率為基準,在上述典契中,超過這一利率的典契只有6件(其中3件最低利率低于36%),占總數的15%。從上述結果來看,只要糧食價格未出現劇烈的波動,出典回佃交易方式交納的利息對出典人來說極為劃算。

三、“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優勢——理性和雙贏

從前文計算“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利率可知,低利率是出典人選擇這一交易方式的重要原因。那么出典回佃式交易對于承典人而言是否也有利?關于此點龍登高有過論述,他以為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優勢在于出典人本已貧窮無告,如果沒有土地耕種,可能連生存都難以維系,遑論付息還本?就放貸者而言,他們自己并不經營土地,而是將典田直接出租給債務人即出典方,雙方已經具有一定的信用基礎,信息搜索成本、談判成本及違約成本都可以降低,還可以減少風險。可見,出典自佃的方式,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是降低交易成本與風險的理性選擇”。36從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來看,龍登高的解釋極具啟發性。承典人將承典的土地出佃給出典人,確實可以節約相當一部分的交易成本。因為無論是典契約抑或是招佃契約的簽訂,都需第三方作為中人,以保證契約中的條款能得以實施,為此需給中人一筆費用。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姜文燮和吳成德之間簽訂的典契約,中人費用為二錢九分37又如蒙均祥和彭高祥父子于宣統三年(1911年)十一月進行的典交易,中人費用為120文,38等等。一般而言,中人費用是必不可少的,除此還有代筆等費用,這些費用部分契約有注明,更多的契約則未注明。因此將承典的土地回佃給出典人,只需在契約內注明即可,無需再另立招佃契約,此如嘉慶七年(1802年),楊文棹將田出典給李國璋,同日佃回耕種,出典和租佃契約書于同一紙上,代筆和中人一樣,39這樣便減少了中人費用的支出,契約訂立的成本亦隨之減少。另外還有一種是在契約內直接說明田仍由出典人耕種,未另書佃字,前文所舉姜昌富典田契便是此種情況。從龍氏的論述來看,出典回佃式交易對承典人而言具有一定的益處。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龍登高認為出典人沒有土地耕種就無法生存,更無法付息還本,此點值得討論。首先,從行文上看,龍登高所說土地應當是指出典人典出的土地。但問題在于,出典土地并不代表將所有的土地出典,通常是出典一部分。其次,即便將土地全部出典,出典人也可佃種承典人之外其他人的土地,佃種出典土地只是眾多選擇之一。最后,承典人將土地佃給他人耕種,他同樣可以獲得相當于典息的租谷或租金,根本無需擔心利息的問題。至于本金,如果出典人無法回贖土地,他可以向承典人提出加價以延長典期,無力回贖時可以變賣土地。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典交易中,話語權由承典人掌握,出典人要求回佃需要得到承典人的首肯。

除龍登高所述的因素外,就錦屏縣而言,采用出典回佃式交易還有兩個因素需要考慮:

(一)地理因素

所謂地理因素是指,出典人和承典人所處的村寨不同。土地典交易不僅限于村寨內部,跨村寨甚至跨縣的情況也不少見。如若兩個村寨在地理位置上不相鄰,相應地這兩個村寨村民的土地不相鄰的可能性越大,那么處在不相鄰村寨的村民進行典交易,便會造成承典人離出典人土地遠、耕管不便的情況。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加池寨村民姜合保將祖遺之田1丘,出典給何邊(即河邊)村村民楊鎮宇。40河邊村與加池寨中間隔著文斗寨和九棒村,存在一定的距離。41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將土地佃給出典人耕種,這樣做還有另一優勢:可以避免和出典人所在的村民發生沖突。因為對加池寨民而言,楊鎮宇為外村之人,容易與出典人相鄰土地所有人發生諸如引水灌溉之類的矛盾,雖然本村之間也不可避免會發生矛盾,但是相對外村人而言,激烈程度較輕。因此,將承典的土地佃給出典人可以避免上述風險。他如姜貞祥弟兄、42姜應文、43姜維遠44等都是此種情況。45不同村寨的出典人和承典人采用出典回佃式的典交易,對雙方而言都頗為有利,承典人不僅可以節約成本,還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出典人只須按時交納谷息,便可繼續耕種土地。

(二)合伙(股份)制度

由兩人或兩人以上集資而進行生產或經營活動的合伙制度是中國古代經濟多樣化的重要體現。合伙制度萌芽于西周,46最遲至明代中葉,民間已經出現合伙經營土地的現象,47并在清代的大多數省份得到推廣,這種新型的土地所有制是由二個或二個以上對土地共同所有的群體構成的股份所有制。在這樣的股份所有制里,股民有權自由處理自己所有的那份股額,可以繼承——分家析產時分為若干份由諸子繼承,也可將自己所有的那份股額出賣、抵押或出典。48

既有研究表明,股份制大量存在于清水江下游地區的生活、生產和投資等領域中。49股份制度廣泛存在于生產領域,是采用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股份所有制下,股民共同出資經營土地,并按占有股份的多寡分配收入。50當其中一個合伙者缺少資金,要將合伙經營的土地所占的股份出典之時,雖然其他股份所有者無權干涉,但承典人同其他合伙人需要重新商定合伙經營方式。承典人和出典人的合伙者若不相識,情況則更加復雜,為避免以上問題,由出典人回佃無疑是相對較佳的處置方式。如同治元年(1862年)姜世學父子將“地名黨喉之田,大小五丘中所占一大股出典與姜兆琳,土地仍由姜世學父子耕種。51這是出典者合伙經營的情況。另外也有合伙承典的情況,如同治九年(1870年)楊正魁將修田大小四丘,約谷二挑,出典與五顯廟五房楊學海、宗姬、榮科、楊必超、通線眾等,議定田仍交楊正魁耕種。52又如姜定國將田一丘出典與修路會內姜風、風沼、恩寬、作干、夢熊、夢鰲、源琳、源秀等53修路會人數較多,承典土地后需重新安排或分配耕作,所以土地仍交姜定國耕種。因此,就此點而言,采用出典回佃式交易對承典人而言亦較為有利。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一般只有在出典人未按時納租之時,承典人才會選擇退佃,雖然這樣可能會出現前述需要重新商定經營方式等問題,但相較利益受損而言,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是承典人的無奈之選。

由以上論述可知,出典回佃對出典人和承典人都有利。從出典人方面來看,具有兩點益處:其一,采用此種典交易方式,出典人所交納的谷息整體要低于錢息,這對出典人而言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其二,將出典的土地佃回耕種,這樣缺少土地的出典者可以繼續耕種土地以維持生計。耕種自己的土地比佃種他人的土地還存在另一優勢,出典人對自身擁有的土地較為熟悉,不會因土地使用者的頻繁更變使得土地利用率下降。對于承典人而言,雖然表面上看該類型典交易的利率整體要低于借錢還錢式借貸利率,承典人似乎是吃虧的,但是考慮到隱藏在背后的成本等因素便可知曉,對承典人來說也較為合算。一是可以節約諸多交易環節中的成本。二是采用谷息相對比較穩定、可靠,因為出典人耕種土地,只要不遇到大的災荒就有收成,利息便有所保障。特別是出典人或承典人采用股份制經營手段,這一優勢體現得更加明顯。三是可以避免承典人耕種其他村寨之田可能引起的不必要矛盾和糾紛。因此,將土地佃給出典人耕種,可以說是規避出典人不能交納利息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是出典人和承典人基于理性思考后的雙贏信貸方式。而這也正是錦屏縣鄉民采用出典回佃式典交易的重要因素,亦是這一方式在當地得以長期延續的根本所在。

四、結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利率整體要低于借錢還錢式的利率。據曹樹基和劉和惠、汪慶元等人的研究知,清代浙江松陽石倉地區和徽州地區的土地出當或典交易中谷息型利率低于錢息型利率,54這一結論與本文相同,這說明無論是在東部相對發達的地區,還是西部欠發達地區,對于利益的選擇都具有趨同性。采用出典回佃式交易亦是理性思考后的選擇,因為無論是從交易成本,抑或是從地理、合伙(股份)制度等角度看,這些既是對現實的考慮,也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同時,這一交易方式對出典人(借入方)和承典人(出借方)來說都頗為有利,是一種雙贏的借貸方式。對承典人而言,出典回佃式交易具有節約交易成本、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最大限度保障能夠收到利息等優勢。對出典人而言,出典回佃式交易的利率相對較低,另外還能保證缺少土地的出典人能繼續耕種土地。這些無不體現出典回佃式交易是出典和承典雙方基于理性思考后的雙贏信貸方式。另外,有學者認為典交易在不利于土地投資、交易成本高、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等方面阻礙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55“出典回佃式交易方式、優勢及其所體現的理性選擇是對此種觀點的有力反駁。

以往學界對于土地交易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土地的買賣,對其他土地交易方式的研究不夠。出典回佃式交易,是典型的典交易衍生出的另一種交易方式,它的產生和發展適應了當時、當地經濟發展的需求。出典回佃式交易的產生是對傳統中國土地交易方式的重要補充,有利于促進土地交易多樣化發展,同時也是清代土地交易市場成熟的表現。土地交易的多樣化有利于土地的配置,也使得農民的選擇更具多樣性,繼續生存的能力也不斷加強,有利于基層農村的穩定,推動經濟的發展。而在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金融機構十分匱乏的情況下,村民創設出多種方式或渠道來解決資金匱乏的問題,出典回佃式交易便是諸多方式中重要的一種。這表明,農村地區的借貸方式亦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同時也說明傳統中國農村社會金融活動的不斷演變、更新,金融需求的自我調節能力不斷增強,是農村自身具有超強彈性的重要體現。最后,土地交易方式的不斷更新、演變,土地不斷流轉,對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或許也是中華文明得以長期延續不斷的重要原因。


注釋:

1)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近年來學界對有較多的研究,論文主要有龍登高、林展、彭波:《典與清代地權交易體系》,《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龍登高、溫方方:《論中國傳統典權交易的回贖機制——基于清華館藏山西契約的研究》,《經濟科學》2014年第5期;龍登高、溫方方、邱永志:《典田的性質與權益——基于清代與宋代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等。專著有郭建:《典權制度源流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吳向紅:《典之風俗與典之法律》,法律出版社2009年;鄒亞莎:《清末民國時期典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等。

2)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修訂版),第331頁;張瑋:《戰爭·革命與鄉村社會:晉西北租佃制度與借貸關系之研究(1937-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62頁;龍登高、林展、彭波:《典與清代地權交易體系》,《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3)崔堯:《清代清水江下游典當契約研究》,貴州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王鳳梅:《〈天柱文書〉典當契約分類探析》,張新民主編:《人文世界》第六輯,巴蜀書社2015年,第38-56頁。

4)《姜昌富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冊,第25頁。

5)《姜昌連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9冊,第18頁。

6)《姜保貴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2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冊,第251頁。

7)《姜華周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7冊,第32頁。

8)《姜文玉父子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4冊,第136頁。

9)《姜世學父子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2冊,第263頁。

10)《姜合保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3冊,第3頁。

11)《王政峰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8冊,第23頁。

12)《姜維遠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3冊,第72頁。

13)《姜登熙弟兄三人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13冊,第350頁。

14)乾隆朝刑科題本的案例顯示出典回佃在山西、廣東、湖南、廣西和安徽等地區均存在,具體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乾隆刑科題本租佃關系史料之二——清代土地占有關系與佃農抗租斗爭》上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236-237241-243248-250268-271299-302頁。此外,保定地區的典田圖種(亦稱為典地不出手),江蘇地區的典田圖種,均是此種情況,見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編,胡旭晟、夏新華、李交發點校:《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2179頁。

15)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編,胡旭晟、夏新華、李交發點校:《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上冊,第328頁。

16)《姜宏運、姜廷燦、姜老連等借銀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7冊,第146頁。

17)《姜德明立借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2輯,第1冊,第112頁。

18)《姜天生借谷契》,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1冊,第360頁。

19)《姜萬全借糧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10冊,第274頁。

20)《姜登高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10冊,第39頁。

21)龍澤江、譚洪沛、吳小平:《清水江文書所見清代貴州苗侗地區的田糧計量單位考》,《農業考古》2012年第4期。

22)《蔣文必、蔣文連同母龍氏母子三人斷賣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7冊,第208頁。

23)王業鍵、謝美娥、黃翔瑜:《十八世紀中國的輪作制度》,見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稻鄉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24)網絡地址:http//mhdb.mh.sinica.edu.tw/foodprice/

25)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26)胡鵬、李軍:《兩套清代糧價數據資料綜合使用之可行性論證與方法探討——基于文獻學和統計學方法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2期。

27)余開亮:《清代糧價數據質量的評估及其原因探析》,《第四屆全國經濟史學博士后論壇暨第四屆上財經濟史學論壇博士后論壇論文集》,上海,20179月,第308頁。

28)王硯峰:《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資料概述——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9)全漢昇、王業鍵:《清雍正年間(1723-1735)的米價》,見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2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72年,第519頁。

30)此點蒙復旦大學歷史系朱蔭貴教授告知,朱教授在上大學之前長期在貴州農村生活和勞動,對當地的農務十分了解。另據天柱縣退休中學歷史教師劉慧橋的敘述,20世紀初至60年代天柱縣農村地區出米率約為72%,估計錦屏縣與此差距不大。

31)王業鍵、黃國樞:《十八世紀中國糧食供需的考察》,見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第137頁。

32)乾隆《黔南識略》卷21《黎平府》,道光二十七年羅氏刻本,第11頁。

33)此據采訪劉慧橋而得。

34)契約中多言明秋收(農歷八月)之時交納谷物,所以簽訂契約的時間在農歷八月之前,采用當年八月的米價;八月之后,采用次年八月米價。當月缺失,采用臨近月份數值。整年缺失則采用次年八月的米價數值。宣統三年較為特殊,因為糧價庫記載的米價截止宣統三年的西歷6月,糧價表則截止宣統三年的農歷五月,故而宣統三年采用糧價庫當年6月的米價。因糧價庫為西歷,而農歷八月會跨西歷的8月與9月,或者跨9月或10月,所以如若是跨8月和9月,米價取8月和9月中最高值和最低值,跨9月和10月的取值方法相同。又清代地方官員向皇帝報告當月的糧價時,有兩個數據,一個是當月最高價,一個是最低價。

35)簽訂于道光二十四年的出典回佃式交易年利率最低為410%,最高為553%(陳金全、杜萬華主編:《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頁),對于這個數字,筆者表示懷疑,整理者認為典價0.3兩,筆者通過辨別書中的圖片以為整理者識讀有誤,但圖片過于模糊,無法判定其具體價格為多少,只能存疑。

36)龍登高、林展、彭波:《典與清代地權交易體系》,《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37)《姜文燮立賣典田契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3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0冊,第191頁。

38)《蒙均祥立典田契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2輯,第4冊,第342頁。

39)《楊文棹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3冊,第10頁。

40)《姜合保典田約》,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3冊,第3頁。

41)錦屏縣人民政府:《貴州錦屏縣地名志》(內部資料),錦屏縣人民政府1987年,第152頁。

42)《姜貞祥、勝祥兄弟典契》,陳金全、杜萬華主編:《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第493頁。

43)《姜應文典田契》,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7冊,第66頁。

44)《姜維遠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3冊,第64頁。

45)村寨之間的地理關系可參見錦屏縣人民政府:《貴州錦屏縣地名志》(內部資料),第152-212頁。

46)劉秋根:《中國古代的合伙制初探》,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頁。

47)江太新:《明清時期土地股份所有制萌生及其對地權的分割》,《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

48)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封建土地關系發展與變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74272頁。對于土地股份所有制發展的原因及其分配方式等問題,可參見該書第285-295頁。

49)朱蔭貴:《試論清水江文書中的》,《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1期。

50)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封建土地關系發展與變化》,第272頁。

51)《姜世學父子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2冊,第263頁。

52)《楊正魁立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3輯,第1冊,第287頁。

53)《姜定國典田字》,張應強、王宗勛主編:《清水江文書》第1輯,第11冊,第380頁。

54)曹樹基:《清中后期浙南山區的土地典當——基于松陽縣石倉村當田契的考察》,《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清代徽州地區以谷納息的利息大約為12%,當時投資土地的地租率大大低于社會上的借貸利率水平,見劉和惠、汪慶元:《徽州土地關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7頁。

55[]羅伯特C.埃里克森著,喬仕彤、張泰蘇譯:《復雜地權的代價:以中國的兩個制度為例》,《清華法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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