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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社會中的邊緣階層:生成、嬗變與影響

作者:班濤 殷晶晶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120—130頁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次數: 193

 在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市場社會轉變的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經歷變遷,各階層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應發生了變化,農村邊緣階層為在社會地位結構中處于下層位置的群體,對于解析社會結構性質與現實社會問題至關重要。傳統時期農村社會地位的劃分主要以道德與倫理為標準,邊緣階層為在家庭與社區層面未能達到公共道德規范要求的群體,他們對主流規范有著一定的認同以及存有為共同體再接納的空間,因此對社會秩序穩定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在經濟社會快速分化的轉型期,村莊社會地位的劃分主要以經濟收入與財富多寡為標準,“新邊緣階層”主要為缺乏市場能力與家庭勞動力數量少的低收入階層,他們之所以在社會地位結構中處于底層在于既無法將儀式事務辦得體面又在社會關系網絡的建構中被動的向內收縮。“新邊緣階層”日益被主流結構強制甩出,從而積攢起負向情緒,增加對社會秩序的穩定產生沖擊的風險。為防止社會結構愈益緊張,關鍵在于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

【關鍵詞】經濟分化;社會地位;邊緣階層;農村公共文化


一、邊緣階層的研究脈絡

近年來相繼發生的以底層群體為主體的群體性事件與反社會事件不斷進入大眾視野并挑動著大家的神經,為此我們需要正視與解析發展過程中所涌現的社會問題。底層與邊緣群體這一研究主體成為近年學界關注的熱點,為了進一步豐富與拓展這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回答何為邊緣階層、邊緣階層的生成機制以及邊緣階層與精英及主流社會結構之間關系等問題。本文的邊緣階層主要從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位置角度予以界定,與之相近的概念包括底層、弱勢群體與下層等。

既有對邊緣階層的界定主要從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角度入手。從政治資本角度理解邊緣階層的生成與行動以印度底層學派為代表。20世紀70年代以來,印度學術界基于對后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形塑下的精英史觀的反思提出了底層研究范式,這一范式下的邊緣階層為在政治結構中處于被支配的群體。底層研究的影響迅速由印度擴展至美國、拉丁美洲和東亞等地,形成了以古哈、查特吉等為代表的印度底層研究學派。底層研究的崛起與舊的國家政治結構開始弱化,底層階級的反抗運動不斷涌現有關[1]。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調查發現底層農民與地主之間基本能夠達成保障農民生存安全的共識,在地主試圖突破這一界限時底層農民往往運用弱者的武器進行非正式抗爭,相反革命運動很少見[2]。底層學派的貢獻在于將底層不再當作精英的附屬而將其看作獨立與能動的主體,主要從“支配”與“霸權”等政治行動層面探討與精英相對的底層的行動策略以及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國內眾多研究者接續了底層研究范式,側重于底層的動員與組織、行動策略等,底層群體在微觀抗爭策略上甚為豐富,包括依法抗爭[3]、以法抗爭[4]、作為武器的弱者[5]、以身抗爭[6]、弱者的“韌武器”[7]等。與之相對的不少研究者從經濟資本占有多寡角度探討邊緣階層。基于對全國性宏觀收入數據的統計結果,研究者普遍承認當前中國邊緣階層主要包括貧困的農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這三類群體[8]。學界對邊緣階層的不利處境的分析偏重于正式的制度層面。城鄉關系中城市對農村資源的持續吸納,特別是戶籍制度的限制為農民的社會流動增加障礙,導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就業與福利保障上受到不平等待遇。李強進一步探討了邊緣階層生成的制度性過程,區分了“競爭型邊緣化”與“非競爭型邊緣化”兩種類型,重點闡釋了戶籍與教育等制度障礙對邊緣人群的形塑[9]。邊緣階層的弱勢處境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為學界所關注,孫立平提出了“失衡與斷裂”的總體性判斷,即在社會等級和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社會結構的分化趨于定型化[10]。李強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描述為倒丁字型,這種結構下社會群體之間處于一種對立、矛盾或沖突的狀態,社會關系處于一種很強的張力之中,社會陷于“結構緊張”[11]

總體上而言,學界普遍認為農村與農民相對于城市與市民處于弱勢的邊緣地位,農村與農民為一相對均質化的實體,但這無法解釋倘若農民整體作為邊緣階層,中國在四十年的快速發展中何以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有序。事實上在當前劇變的轉型社會,農村與農民之間的分化趨于明顯,這要求我們必須深入到農村社會內部才可以理解邊緣階層的深層行為邏輯以及主觀心態,進而透視他們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不同于學界主要從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角度對宏觀的總體的邊緣階層予以界定與理解,本文對村莊社會中的邊緣階層的界定偏重于社會地位角度。村莊社會內部對個體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主要為做人成功與否與面子大小,社會地位的獲得依賴于地方性規范中所認可的主導資本,村莊社會在歷史變遷過程中主導資本的變化推動著個體社會地位的變化,使得不同時期村莊社會地位結構中的中心—邊緣階層構成發生轉變。所謂邊緣階層即在社會地位結構中處于弱勢的下層位置的群體,以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本文將改革開放之前的邊緣階層稱之為傳統邊緣階層,將改革開放之后的邊緣階層稱之為新邊緣階層。

本文所運用的分析資料來自于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于20146月、20149月、20156月、201610月、20173月與20175月先后在浙江慈溪田村(1)、浙江諸暨店村、浙江寧海金村、浙江寧海楊村、浙江諸暨杭村與浙江諸暨湖村的田野調查,調查方法采用半結構的深度訪談法。之所以選擇東部發達農村作為分析對象,關鍵在于東部村莊雖然占農村的整體比重小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這對我們窺視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對村莊社會的影響很有助益。

二、道德與認同:傳統時期村莊社會中的邊緣階層

一定的社會結構中自然存在中心—邊緣的地位劃分,無論是傳統時期還是當前市場經濟時期皆是如此,只是不同的社會結構中的中心—邊緣地位劃分的標準不同就決定了不同時期村莊社會中的邊緣階層的構成存在差異。另一方面,不同的中心—邊緣的社會地位結構及其精英階層與邊緣階層的關系形態對村莊社會結構的塑造與維系也發揮著能動作用,進而對村莊社會秩序的穩定產生影響。本文之所以將改革開放之前稱為傳統時期,在于這一時期村民主要以農業為收入來源,村民之間的經濟分化程度不高,而且村莊社會的流動性低,村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度高,村莊具有較強的自主生產價值的能力,地方性規范在村莊社會中效用高。

(一)傳統邊緣階層的生成

傳統時期村莊社會地位結構中的中心—邊緣的劃分標準為道德倫理,這一道德倫理并非為抽象的標準相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向性,主要包括對待父母是否孝順、兄弟之間是否團結、與鄰里交往是否占便宜及對待集體事務是否積極等。之所以傳統時期道德倫理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上內容,目的在于維持村莊社會生活秩序,亦即“由德入禮,進而實現禮治”。道德倫理即文化資本占有的多寡決定著傳統時期村民的社會地位,那些被村民公認為德高望重的處于精英地位,相反那些沒能孝順父母、愛占小便宜以及對待公共事務喜歡搭便車的則處于邊緣地位。本文的文化資本并非指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而是在公共層面上遵從道德倫理規范的程度。在村民看來品行優良意味著會做人與有面子,即精英能夠受到他人的承認;與之相對的那些品行低劣的自然做人失敗與沒有面子,淪落成邊緣階層受到社會排斥,沒人愿意與之打交道。在村民間經濟收入處于相對均質化的情況下,經濟收入水平對個體的社會地位的影響處于次要地位,經濟資本與社會地位并非呈正相關,亦即地主的社會地位不一定高于佃戶。之所以傳統時期道德倫理構成形塑社會地位的關鍵,在于村莊社會內生秩序維系的需要,在“皇權不下縣”的背景下村莊社會秩序主要依靠內生的精英與地方性規范維持。村民在長時期的共同生產生活中孕育出適合村莊社會秩序需要的地方性知識,這一知識體系不同于正式的法律規范而帶有更多的道德意涵。道德倫理包括家庭與社區兩個層次,民間精英借此對村民反復教化,直到村民將地方性知識予以內化并主動服膺于此,熟人社會中的簡約治理得以實現。地方性規范的教化包括進行意識形態宣傳與行為懲戒兩個層面,行為懲戒又可進一步細分為柔性輿論與剛性社區暴力兩個層次。地方性規范并非與國家正式規范完全背離,其吸收了傳統儒家倫理,成為村莊社會中的主導規范。邊緣階層即為違反地方性規范的群體,他們未能依照地方性規范安排自己的行動,他們處于社會地位中的邊緣位置進而受到排斥意味著地方性規范對他們行為的懲戒。相反精英即為恪守地方性規范的村民,他們由此獲得會做人的社區評價,進而在社會地位結構中占據較高的位置。

傳統時期道德倫理在形塑社會地位中處于關鍵地位得益于村莊社會的流動性低。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會中村民形成了面向村莊的生活面向,村民間信息高度對稱,這使得村莊輿論能夠發揮很強的效用,以實現對個體行為的約制[12]。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為地方性規范的孕育提供了社會基礎,而且保證了地方性規范的執行,彌散性的社區輿論通過對沒有遵守地方性規范的邊緣階層進行排斥而發揮作用。在傳統時期,農村社會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生存,這就需要實現對生產生活中超出個體及家庭能力范圍之外的事務進行互助合作,家庭作為組成村莊的基本單元需遵從維持生存的規范,于是道德倫理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村莊社會中通過對個體行為予以評判作為獎懲機制發揮效用。“有德才有地位”成為傳統時期村民的共識。“德”即為在家庭中孝順父母與在社區公共事務中有公心。社會地位高表明做人成功,這對于甚為在意他人評價的村民而言象征著本體性的自我實現[13],亦即實現本體性價值,個體在與自我內心世界對話中能夠對自己有所交待,這對于缺乏超越性的宗教信仰的中國人來說即屬于本土宗教信仰,因此那些完成自我實現的村民能夠從容對待死亡[14]。與之相對的社會地位低的邊緣階層因為無法受到他人的認可與尊重而未能自我實現,他們在人生終了時自然有所遺憾與愧疚,感慨自己一生過得不完滿,他們的境遇對后人構成警醒,推動后人調適自身行為以符合地方性規范的要求。

傳統時期村民間因為道德倫理即文化資本占有的差異而在社會地位結構中處于不同的位置,村莊依據地方性的道德倫理體系對個體行為進行評判。那些行為不符合道德倫理要求的個體所獲得的社區評價低,使得他們在社會地位結構處于邊緣位置,進而成為村莊中的邊緣階層。雖然邊緣階層在村莊社會生活中受到排斥,但并未徹底被甩出村莊社會結構之外,他們一直保留著重新為村莊社會接納的希望,即有著實現社會地位流動的可能與機會。一方面,中心—邊緣的劃分于個體而言為動態的標準,只要個體調適自身的行為,盡力孝廉信義與抑私揚公就會受到村民的認可,村民就會改變對其的印象,甚至邊緣階層也有著很大的上升為精英階層的空間,因此社會地位結構保持著一定的流動性,并沒有呈現出很強的封閉性與固化特征。另一方面,村莊社會對村民的評判主要依據其日常行為及為家庭成員的付出與對村莊公共事務所做的貢獻,這主要看個體的主觀態度與時間投入,與經濟能力并無多少關系,因此傳統時期社會地位的獲取具有較強的開放性的特征,這為絕大多數村民提供了機會,因此邊緣階層只是處于暫時性的弱勢地位,他們的行為只要符合地方性規范的要求就會扭轉不利地位,這表明個體對于調整在社會地位結構中的位置具有很強的能動性與主動性。總而言之,傳統時期村民無論精英抑或邊緣階層都對村莊社會依據道德倫理對個體行為進行評價從而賦予不等的社會地位表示認同,邊緣階層并非為游離于主導社會規范之外的群體,他們并未成為反主導規范的群體,相反他們對自身行為并不認同即他們在與主導社會規范相對照時表示出一定的理虧與愧疚,作為邊緣階層他們不僅感受到社會排斥以及日常生活的不便,而且體會到做人失敗與沒有面子,此外還會體驗到因無法完成自我實現而帶來的生命的不完滿等。村莊社會對邊緣階層有著多重懲戒,從而對其他村民構成很強的警醒,因而傳統時期社會地位獲取的開放性與多重懲戒形塑出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比例上邊緣階層在村莊社會中都占據很小的比例的格局。

(二)傳統邊緣階層的心態

傳統時期道德倫理即文化資本之所以成為形塑社會地位結構的依據在于村莊社會結構的倫理本位特質,反過來社會地位的分層結構也會進一步強化村莊社會結構的倫理本位。在費孝通先生的論述中,所謂“倫常”道德秩序,即在處理人際交往時以對方為重、以長輩為重、以義務為重、以倫理關系為重,其與以工具性算計為重有本質區別[15]。倫理本位在權利與義務關系上堅持義務本位,無論父代作為家庭的當家人還是精英作為村莊的當家人都擔負著很大的責任,相應的當家人的權利即在于要求成員服從地方性規范,他們的威望即在于受到成員的服從,否則村莊社會就會陷于失序。在鄉土社會中道德倫理因為有著宗族力量的支持而具有硬制裁的效力,在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宗族力量的瓦解雖然道德倫理內涵發生一定變遷但道德倫理一直發揮著軟約制的作用,這種約制更多通過長期的濡化得以體現。集體時代雖然對村干部的選擇注重階級出身,但道德品行一直作為選拔的關鍵條件,衡量的標準即在群眾中的口碑。傳統時期社會地位劃分中的道德素質并非為先驗的抽象的品質,而為高度嵌入在日常生活做人中所體現出的特質,在于與他人交往時堅持的原則,因此這離每個村民都不遙遠。傳統時期每一村民都有著相近的機會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村民之間社會地位的分化在于實踐中在貫徹公共道德要求上存在差異,進而產生了中心—邊緣的區分。以公共道德素質進行社會地位劃分具有公平性,邊緣階層對村莊社會的主導規范持認同態度,由此他們在主觀心態上就不會積攢過多的負面情緒。他們只要適當調適自身的行為即可扭轉在社會地位結構中的不利處境,他們對村莊生活就不會喪失希望,更不會感到壓抑與焦慮,進而也很少通過對村莊精英的反抗來宣泄情緒。他們認識到問題在于自身,解決問題的出路也在于修正自身的行為,而當他們堅持不調整時就只能在村莊中處于沒有臉面與抬不起頭的境地。

三、經濟與多重緊張:轉型期村莊社會中的“新邊緣階層”

傳統時期道德倫理即文化資本占有多寡決定了村民在社會地位等級結構中所處位置,在當前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并向農村高度滲入背景下個體的致富能力愈加受到推崇,由此使得經濟資本占有多寡對個體在社會地位等級結構中所處位置的作用越來越大,這進一步重塑了邊緣階層的構成,相應的他們的行為邏輯與主觀心態相較傳統時期發生了很大變遷,村莊社會結構在此過程中趨于緊張,社會秩序的穩定受到影響。

(一)新邊緣階層的生成

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愈加處于基礎地位,在帶來提升經濟效率的同時也會產生個體經濟分化拉大的結果,這在村民之間有著相對均質化起點的東部工業發達村莊體現得尤為明顯,村莊場域中即分布著資產達百億的上市公司董事長與眾多的打工群體,老板與打工者之間可能是兒時的玩伴或同學等。東部工業發達村莊經歷著從最初的集體企業到后來集體企業改制后的個私經濟,工業的發展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優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村民敢于參與市場競爭的魄力等。現在東部工業村莊普遍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鏈,處于產業鏈不同位置的企業之間成為有機整體,由此產生了集群效應,相應的村民之間憑借在經濟體系中所占的位置而有著等級差異的經濟地位,自上而下依次為上市公司董事長、規模以上企業主、家庭作坊主、大企業高管、辦公室文員、技工、個體戶、體力型務工者等。與傳統時期村民之間在生計模式上為相對均質化的農業生產相比,工業社會下村民間的職業與收入的異質化程度迅速提高,經濟形態上的劇烈變化進一步擴散到社會生活層面,相應的村莊社會地位結構也經歷著很大變遷。轉型期經濟資本日益取代道德倫理成為劃分社會地位的標準,經濟力量在社會地位結構的再生產中越加占據主導地位,“有錢才有地位”逐漸成為轉型期村民所普遍接受的新共識,沒錢則意味著在村莊中做不起人與沒有面子。在經濟資本占有多寡決定著個體在社會地位結構所處位置的轉型期,經濟實力強的老板占據中心與精英地位;經濟實力弱的打工與貧困群體則處于邊緣地位,成為村莊中的邊緣階層,本文為了與傳統時期邊緣階層相對照將他們稱之為新邊緣階層。新邊緣階層與傳統時期邊緣階層二者雖然在社會地位結構上所處位置相似,但在生成基礎、行為邏輯及其與社會結構關系等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

雖然當前經濟資本成為社會地位劃分的主導標準,但經濟資本并非直接轉化成社會地位,即從經濟實力到社會地位的轉化需要一定的中間機制。包括紅白事在內的儀式人情事務因參與的范圍廣而具有公共性,即其不僅為個體家庭私事,更為村莊公共事務,這就為各種地位之間的相互轉化提供媒介。為子代成婚一直被父母視為應盡的責任,父母都希望將子代結婚時的儀式辦得熱鬧隆重,此外喪事作為家庭生命周期的關鍵節點也為村民所重視,紅白喜事等儀式性事務辦得越體面越能為村民所稱贊,收獲到好的評價,相反那些辦得簡單的則會收到負面評價,被認為不識相與不會做人。浙江慈溪傅村村民普遍認為,“有錢才談得上有面子,沒錢的既說不起話也辦不起事,沒錢自然沒有面子”。浙江諸暨杭村一村民因結婚時辦的酒席很一般而被認為對客人不尊重,受到其他村民的議論嘲諷使其背負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浙江寧海楊村與金村村民普遍反映酒席辦得不好的會被他人罵和議論,當然罵和議論更多在主家背后進行但終會為主家聽聞。與之相反的在浙江諸暨湖村作為富人老板的村書記在嫁女兒時以兩百萬現金、兩套房產與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作陪嫁以及近兩百桌的豐盛酒席而為村民稱道很久,大家認為這樣才算得上體面,才有面子。儀式事務的隆重或簡單的衡量標準主要在于酒席的檔次與人員參與的規模,這些都需要經濟實力做支撐,從而社會評價高低與個體的經濟實力之間呈正相關。儀式事務之所以在村莊生活中很重要,還在于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寬窄得以清晰地展現出來,經濟實力強的自然可建構與維持更廣的人情關系,由此顯得他們人緣好,在村莊中也就更能收獲肯定的社會評價。浙江諸暨店村的富人老板在辦酒席時澳洲大龍蝦、鮑魚與黃魚等名貴海鮮一應俱全且講究個頭大與新鮮,一桌酒席僅僅菜肴價格就達到五六千元,酒水則使用茅臺與五糧液等,他們辦酒規模多在五六十桌以上,因此辦一次酒單酒席就要花費好幾十萬。這么豐富的酒席真正食用掉的不超過一半,剩下的則被浪費,富人老板的酒席與人類學家所見到的非洲部落酋長的“夸富宴”很相似。

當前社會地位的獲取除了借助于儀式事務的公共展示之外,日常生活消費的展示成為另一關鍵媒介,這主要包括耐用消費品如車子與房子的檔次、日常生活用品消費層次與閑暇生活等。進入到市場消費主義時代,商品的實用性功能在消費者總需求中比例下降,而商品所隱含的象征性價值、社會地位等因素的心理需求逐漸提升[16]。鮑德里亞認為在當代社會,人們的消費已經超越了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生存層次,人們追求的是能夠滿足自己個性的符號消費,商品更多地承載著符號價值的功能[17]。布迪厄提出“區隔”理論,即消費品位存在階層區分,具體包括文化、趣味、生活方式等指標,尤其是文化層面的教育消費成為社會階級結構再生產的主要制度基礎[18]。個體的日常消費行為因為具有符號象征意涵成為社會地位獲得的重要媒介,這在村民之間因熟悉而信息高度對稱的熟人社會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浙江慈溪傅村的富人老板寬敞而奢華的別墅造價即達到上千萬,他們的車子多為一百萬以上的奔馳寶馬路虎等,在日常的穿衣上他們注重時尚與品牌,食物上則多偏重于鮮活的海鮮與綠色蔬菜等,他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生活風格,這一生活方式為其他階層所羨慕但卻暗含著很高的經濟門檻而對于其他階層而言難以承受。此外,富人階層在閑暇生活上也形成了特有的趣味與格調,他們多半會與朋友相約開車游玩或上山打獵等,他們的閑暇生活具有很強的“有錢有閑”印記,不僅如此他們有著特定的圈子,他們的趣緣網絡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富人階層因經濟實力強與充足的自由時間能夠自如地安排閑暇生活而為其他階層所向往。無論在儀式事務還是日常生活消費上富人階層都為其他階層做了示范與引領,富人階層的消費展示在村莊社會評價中越加受到肯定,他們被認可程度越會逐漸提高,由此富人階層憑借積攢的社會評價獲得至高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在此過程中順利轉化成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相應的就成為社會地位劃分的主導標準,其他標準如道德倫理則退居次要地位。

經濟資本之所以在快速分化的轉型期對社會地位的獲得愈加重要很大程度上在于村莊社會受到發展主義觀念的影響。傳統時期村莊社會則偏重于生存本位,道德倫理規范更適于維持生存秩序,另一方面相對穩定的村莊社會也有利于道德倫理的生成與維系。傳統時期村莊社會類似于理想意義上的“機械團結”與“共同體”結構,個體之間相互依存度高,村莊社會更強調整合的一面,因此集體性更為凸顯,道德倫理即服務于共同體的整合,由此道德倫理彌漫于村莊生活的各個層面,進而擴散到社會地位結構的形塑上,村莊對個體的評價主要以個體行為與集體道德倫理的符應程度為衡量標準。轉型期隨著現代市場觀念不斷向村莊社會滲入,村莊社會日益從之前底線的生存本位轉向高線的發展主義,唯有更高水平的發展才能滿足個體不斷增強的較高層次的需求,這種需求不僅包括物質層面更指涉價值層面的受到他人認可與尊重。與生存本位強調個體之間的同質性與整合性不同,發展主義偏重于個體與他人的區分即異質性,由此個體之間趨于競爭,在社會地位競爭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為了收獲肯定的社會評價從而取得較高社會地位就需要個體在日常生活消費及儀式性事務中與他人區隔開來,自己才能掙得更大的面子,這些都要求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做基礎,致富能力自然也就受到村民的推崇,富人階層愈加占據社會地位結構的中心位置,他們取代傳統時期德高望重的長老成為新精英階層,精英結構發生繼替。村莊社會與陌生化的城市社區有著質的差異,村民間的高度熟悉與向內的生活面向等社會結構特質加劇了富人階層的示范效應,以至于他們的行為經過社區輿論的發酵與傳播成為公共的集體意志,進而對個體產生約制效力。與富人階層在新的規范結構下的從容自如相對,那些因自身主觀原因或客觀原因而經濟地位較為貧弱的村民在富人階層主導的結構中淪落成為新邊緣階層,其心態和行為與富人階層發生著很大的分異。

(二)新邊緣階層的心態

傳統時期邊緣階層在主觀心態上對社區的道德倫理規范持認同態度,另一方面社區集體一直保持對邊緣階層的開放,只要他們調適自身的行為就可以改變自身的處境以實現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社會結構對于邊緣階層而言較為彈性與靈活。轉型期隨著經濟能力成為社會地位劃分的主導標準,村莊社會中邊緣階層的構成發生變化,更為重要的在于不同時期邊緣階層的主觀心態與行為上的差異。現代的發展主義觀念被富人階層的示范行為逐漸聚焦于單一的財富能力方面,其他本應與經濟實力平行的層面則越來越處于下位,在此觀念下社會地位的獲致與經濟實力的強弱的關聯度不斷提高,這就使得社會地位的獲得門檻日益加碼,而且個體實現社會地位的流動建立在經濟地位上升的基礎之上。傳統時期道德倫理作為衡量社會地位標準為大部分村民提供了相近的機會,雖然實踐中真正能夠達到這一要求的為少數,但大部分村民受到排斥的感覺比較弱。轉型期經濟資本愈益成為社會地位的主導與單一標準使得大部分經濟實力一般的村民被排斥在社會地位較高等級之外,并且被排斥程度與經濟資本呈很強的負相關,社會結構彈性降低而趨于緊張。本文所談的社會結構緊張與李強所總結的社會結構緊張在內涵上有一定區別,李強偏重于宏觀的利益分配格局在階層間的不均衡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不協調[11],本文則側重于基于微觀日常生活的互動所形塑的階層結構形態及關系狀況。從結構上來看,傳統時期邊緣階層在村莊中無論數量上還是比重上都屬于少數,相反轉型期新邊緣階層在數量上和比重上都屬于多數,各階層所占比重的變化推動村莊社會結構發生變遷。一方面社會地位關聯著做人與面子,這對于生活面向向內的大部分村民而言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構成他們人生意義的來源;另一方面經濟資本對社會地位獲得愈加重要使得社會地位門檻不斷抬高,對于大部分體力型務工群體與貧弱群體而言難以獲得較高社會地位,他們的預期與實際之間的差距日益拉大,加上各階層之間共同生活于村莊場域中,彼此之間有著面對面的互動交往,因此新邊緣階層在社會交往與日常生活中會體會到更多壓力。新邊緣階層對自身的境遇不滿意,不同于傳統時期社區規范試圖實現對所有村民的吸納與整合,轉型期富人階層所引領的發展主義觀念意圖實現區分,富人階層所主導的社區規范具有很強的排斥性,在這套新的話語下新邊緣階層被定義為失敗者,這種失敗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擴散至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以至于他們形成了一定的低人一等的負向自我認知。在村民共同經歷了集體時代的平等主義教育以及大家有著相對同一的起跑線的村莊社會中,新邊緣階層在與精英階層的互動交往中他們的心理壓力會進一步加劇,村莊生活中處處彌散的壓力將他們籠罩起來,使得他們的心理壓力一點點積攢,他們心態自然趨于緊張。

村莊社會結構與新邊緣階層主觀心態層面的緊張狀態對于我們理解新邊緣階層的行為邏輯很有助益。東部村莊伴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農民上訪與群體性事件頻率大幅提高,其中很大一部分上訪與群體事件的主體都為邊緣階層。浙江諸暨湖村作為遠近知名的上訪村,其在2008年所發生的上訪數量為87起,因此基層面臨著很大的維穩壓力。不可否認,轉型期為利益格局的重要調整期,邊緣階層上訪很大一部分訴求都指向利益分配,但他們的上訪動機實際上具有復合性,推動邊緣階層上訪的因素不僅包括有形利益,還包括無形的受到他人尊重與認可,亦即他們不僅對既有的治理秩序不滿,而且對象征秩序也不滿。邊緣階層上訪對象主要針對的為鄉村干部,其中村干部占到很大部分,在富人治村在東部工業村莊成為普遍趨勢的背景下邊緣階層上訪對象即為精英群體,上訪行為也就具有階層的印記,這使得階層之間關系趨于對立。對于那些邊緣階層權益確實受到損害且證據充分的上訪,上級政府多會查實以保障邊緣階層的權益。然而實踐中不少邊緣階層上訪使用的為樸素的道德話語,訴求即為簡單的要求上級政府查實基層的貪污腐敗,他們上訪并無多少詳實的證據相反不少為從別處聽來的帶有臆測性的材料,這使得上級政府無法查實,但邊緣階層仍堅持上訪。調研中一些村民將上訪當做生活的一部分,這并非指涉那些將上訪當做職業進行謀利的個例,他們之所以持續上訪在于將其當做宣泄緊張與壓力的渠道,他們在與上級政府及部門打交道中能夠感受到一些在村莊生活中體會不到的尊重與認可。那些積極帶頭上訪的村民在村莊中會受到來自邊緣階層內部的認可,他們被貼上為大家伸張正義的標簽,村民的支持成為他們堅持上訪的動力來源之一。邊緣階層之所以頻繁上訪還在于試圖借助于外部的正式國家權力抑制精英階層漸趨壟斷的勢力以為邊緣階層“出氣”。上級政府作為居間者試圖維持一定的平衡,當精英階層逾越一定界限對邊緣階層權益造成較為嚴重損害時上級政府就會對基層治理主體行為予以規范,如采用紀檢與司法手段對治理主體行為進行懲戒以及制定政策對治理主體權力進行約制等。東部工業村莊不少村干部都以被開除黨籍、中止職務與獲得刑事處罰為結果,邊緣階層在此過程中會將精英群體受到制裁歸因于自身,他們在日常生活所積攢的怨氣與不滿一定程度上得以釋放。本文所概括的村莊社會結構、邊緣階層的心態與行為方面的多重緊張,與孫立平所認為的轉型期中國社會階層之間陷于失衡與斷裂的判斷有著性質上的不同。在孫立平看來中國社會結構趨于定型,階層間的社會流動面臨多重障礙[19]。實際上邊緣階層在心態上與行為上趨于緊張,表明社會結構并未完全定型,他們仍在積極運用各種策略進行調適與應對,社會結構仍具有一定活力,之所以如此除了個體生存境遇與過去相比有著很大改善之外,一些制度設計也發揮了很大效用,如具有政治性的上訪制度與保障性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等,這才保證了在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階層之間雖處于對立緊張關系但村莊社會秩序與社會總體秩序處于相對穩定狀態。

四、公共文化建設:社會結構緊張的應對之策

“有德才有地位”到“有錢才有地位”表明村莊縱向社會分層標準發生變遷,財富逐步成了社會分層的主導標準,“富即正確”成為強勢話語,富人經濟上的優勢不斷向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等領域滲透[15]。富人階層在村莊社會中日趨演變成總體性精英,其他階層的社會流動空間受到壓縮,這對于大部分仍保持面向村莊生活且各階層仍有著一定面對面互動交往的村民而言構成了很強的擠壓,尤其是邊緣階層積攢了很強的“氣”與情緒,階層關系趨于緊張,推動村莊社會結構緊張程度增強。結構緊張雖不意味著社會秩序一定走向崩解但確實為社會秩序陷入失序增加風險,基于上述分析,結構緊張的根源在于社會分化的性質而不僅僅為形態學上的階層結構,分化的性質形塑了相應的階層結構進而對社會結構走向產生影響。轉型期村莊社會結構趨于緊張與地位劃分標準變遷有很大關系,經濟資本日益成為社會地位劃分的主導與唯一標準,社會結構的調適需要對社會地位劃分標準進行重構,為此就需要在農村社會開展公共文化建設,這就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介入與干預。之所以強調公共文化建設在于在村民生活境遇都有很大改善的新時代,村民的需求層次不斷提高,他們更注重社會性與價值性為他人尊重與承認,因此基層政府工作重心之一即為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文化建設自然提上日程。公共文化建設的目的在于降低經濟資本在社會地位劃分中的重要性與提升道德倫理的重要性,以此使得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綜合、多元,從而為更多村民提供獲取社會地位的渠道,讓更多村民能夠得到尊重與承認,社會地位流動性增強,社會結構的對立緊張自然有所弱化。

(一)公共文化建設的內涵

首先公共文化建設內容之一即為開展移風易俗活動,警惕消費主義的滋長。東部村莊富人老板在儀式事務中的隆重奢華對其他村民構成了很強的經濟與心理壓力,儀式活動從之前的實現村民之間的情感與關系整合蛻變為少數富人的炫耀性展示,而且這種展示在村莊輿論中受到正向的肯定評價,從而將其他階層裹挾于其中。現代的發展主義觀念在實踐中被替代成消費主義,村民更多追求消費背后的象征符號,即通過消費建構一套身份體系,以此實現與他人的區分。在消費主義主導下個體行為愈加非理性,不僅表現在儀式事務中的鋪張浪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炫耀攀比之風愈烈,因此雖然東部村莊市場機會眾多,村民有著多元的獲取收入的渠道但不少家庭的積累較弱,并無多少存款。消費主義的盛行放大了經濟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僅如此還會進一步拓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村莊的政治生活與社會交往中無不彌漫著金錢的味道,金錢成為一切生活的公約數,在村民的生活世界中影響力日篤。消費主義的擴散離不開富人階層的引領示范與中上層的積極跟隨,這兩個階層在村莊占的比重達到30%左右,他們的公司與工作場所雖然可能已經搬離村莊但與村莊仍保持緊密聯系,他們的經濟實力、社會資本與政治地位的優勢使得他們具有很大的能量攪動村莊社會,使得消費層面的社會競爭愈演愈烈。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并非要完全否認經濟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而是適當降低其重要性,對消費主義進行一定的壓制,這就需要發揮內生的社會組織的作用。東部不少村莊開展移風易俗活動主要借助于村干部、老年人協會與紅白理事會等力量,移風易俗活動的關鍵內容為紅白事簡辦,包括將酒席規模減小、酒席中使用的煙酒與菜肴等級降低,在白事中則用鑼鼓隊代替做道場與走仙橋等。紅白事簡辦之后能使村民花費減少一半至三分之二,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邊緣階層的經濟壓力,當這成為各階層的普遍做法時則能夠降低邊緣階層的心理壓力。通過開展移風易俗活動,減少經濟資本的展示媒介,弱化經濟資本在村民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使得經濟資本無法占據壟斷地位,從而為其他資本的培育與生長提供空間。

其次,公共文化建設內容還包括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倡導多元發展觀。當前現代的發展主義觀念向村莊滲入之后蛻變為單一的經濟能力層面,其他層面的發展則受到忽視,道德倫理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東部不少村莊目前正在開展“好婆婆與好媳婦”“和睦家庭與鄰里”等評比活動,對于那些在家庭與社區中表現好的則進行公開表彰。這些表現突出的會受到正向的肯定評價,他們的社會地位有著一定的提高。在村莊的文化禮堂中所選出的代表性人物不再僅僅為在經營上成功的老板而且添加那些為村莊公共事務熱心出力的村民以及道德模范等,以此重塑社區輿論,讓更多村民意識到道德倫理在生活中的意義。在意識形態宣傳上從之前偏重于宣傳致富光榮轉向提倡勞動光榮,賦予勞動以價值,相較于勞動收入勞動本身更應受到尊重,使得那些努力勞動的村民都能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從而營造不同職業與收入的村民都為平等個體的社會氛圍。這里所講的道德倫理并非為抽象范疇,而是高度嵌入在村莊生活中,所要處理的關系主要為個體與他人以及個體與集體的關系,道德倫理要求個體考慮到對他人與社區的責任,所謂的道德品質高即指的那些積極為他人與社區做出奉獻的個體,亦即敢于犧牲與放棄個體一定的利益,轉型期道德品質的衡量標準主要為在與他人交往時是否占便宜以及在社區公共事務中是否積極出力等。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個體間的經濟分化日益擴大已為事實,個體積極致富行為需要鼓勵,但經濟能力并不能代表與取代其他層面的能力,發展主義并非指單一的經濟發展而是多元發展。對于那些在村莊生活中積極幫助他人及對集體事務熱心的行為同樣應該大力提倡,倡導多元發展觀在村民之間異質性增強情況下為不同村民提供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在此過程中個體的滿足感與獲得感自然提高。轉型期隨著現代國家不斷向村莊社會滲入,正式法律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這并不意味著秩序的維持并不依靠村莊內生力量,內生精英與社區輿論仍發揮著很大效用,因此重視道德倫理對個體的軟約制同樣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

(二)公共文化建設的效用

提出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以應對社會結構趨于緊張趨勢并非否定其他層面如完善產業結構提升邊緣階層收入水平、加強村級民主建設保障村民參與村莊政治以及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保證邊緣階層的基礎生活等,而是這些措施需要協同起來共同發揮作用。本文之所以側重于文化層面在于試圖通過公共文化建設重塑社會地位劃分標準,使得社會地位劃分標準從單一的經濟資本轉向多元的道德倫理、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等,在依靠村莊內生力量無法進行自主調適的情況下需要作為外生力量的政府積極介入進來,這也屬于政府增強治理能力的應有之義。經濟資本的影響不僅擴散到社會地位層面而且在政治地位方面影響日趨關鍵,東部工業發達村莊富人治村成為主導且普遍趨勢,以致村莊形成了沒有錢不可能當上村干部,即使偶然被選上也當不長的一致認知,經濟資本的壟斷與主宰形塑了一定的階層秩序,這一秩序服務于少數富人精英的需求,大多數村民受到排斥,邊緣階層被排斥得更厲害,甚至一部分已被甩出了村莊社會結構之外,導致邊緣階層的怨氣與不滿等負向情緒一步步積攢,長此以往村莊社會秩序陷入失序的概率增加并且矛盾存在外化的傾向。公共文化建設的方向就在于為眾多村民提供參與村莊生活且受到他人認可提供多元渠道,尤其在意識形態上注重對道德品質的宣傳,從而重構新的象征秩序,以此為經濟資本匱乏的邊緣階層提供獲得他人承認與尊重的替代路徑。這一新的象征秩序服務于大部分村民的公共需求,推動邊緣階層不再在村莊生活中作為被動的客體相反成為主動的主體,從而幫助邊緣階層樹立起與富人精英平等的自我認知,他們所積攢的壓力與怨氣自然能夠得以更大程度的釋放,進而緩和階層之間的對立緊張關系,村莊社會秩序的穩定才真正可能,只有農村社會保持穩定才能保證農村繼續發揮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作用[20]

五、結語

隨著中國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步伐的加快,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整個社會經歷著劇變,由于現代市場力量向農村社會滲入程度不斷增強,農村社會也在快速變遷,探討村莊社會結構的變遷構成轉型社會的一項重要議題。邊緣階層作為各社會形態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他們作為被建構的主體,建構的標準決定著這一群體的內在構成,進而形塑出他們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形態。對此,我們首先需要界定農村邊緣階層的構成,再進一步探討何以這些村民被賦予邊緣階層的身份,最后還需分析由此產生的系統影響。

有效的社會政策的關鍵在于瞄準與回應相關主體的特定需求。任何社會中經濟資本、道德聲望、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等都并非均質化分布,何種資本形態占據主導地位決定著社會結構的性質以及形塑著一定的“精英—邊緣”格局,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村莊社會中的邊緣階層發生變遷。當前村莊中的新邊緣階層生成與他們的經濟資本匱乏緊密相關,之所以如此在于經濟資本通過一系列中間媒介實現了向社會地位的轉化,這一象征秩序受到強勢富人階層的支配與控制,導致社會結構的流動與活力弱化,村莊社會日益從共同體結構向圈層社會蛻變,社會基礎的變遷會進一步對基層治理產生深層影響。因此對當前新邊緣階層境遇的改善不僅需要對利益再分配格局進行調適從而保障邊緣階層的底線生存,更要從文化層面致力于社會地位劃分標準的重塑。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方向在于宣傳多元發展主義,約制經濟資本向生活世界其他領域過度滲透,為邊緣階層實現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提供一定渠道,最終讓邊緣階層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境遇得到全面與較高程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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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依照學術慣例的要求,本文的地名、人名一律為化名。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