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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熱點及演變路徑

作者:劉 燕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44-52頁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次數: 211

 運用Cite Space軟件對1998—2018年的村民自治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后,發現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熱點為民主、制度建設、基本單元和實現形式。研究演變路徑表現為:在研究熱度上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在研究視角上由“價值—意義”向“治理—效用”轉變,在研究內容上由“制度—規范”向“內在—本源”轉變。影響研究演變路徑的主要原因為: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沖突、民主權力與利益訴求的脫節、治理資源與有效治理的矛盾。

關鍵詞村民自治;民主權力;利益訴求;制度設計


20世紀80年代,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和羅城等地的農民成立了村民委員會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實施起至今,農村村民自治實踐已經30多年了。十九大報告“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作為農村改革邁入新時代的新引擎,其部署和推進為農村村民自治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實踐領域和更充分的時空條件。學界關于農村村民自治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了更好的展開進一步研究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回顧和梳理。

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農村村民自治的研究做了綜述。如,慕良澤從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個視角對農村村民自治40年的實踐和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和研究[1]。王勇在簡述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演變歷史的基礎上,從宏觀、中觀和微觀視角對學界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和分析[2]。趙曉峰等人指出了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三個轉變和該研究領域的核心論題[3]。管前程將村民自治30年劃分為了三個階段,指出村民自治重要作用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問題[4]。劉金海從有效治理的角度審視了30多年來的農村村民自治創新實踐特別是運行機制的創新[5]。劉金海還曾對1989年至2006年CNKI中的篇名含“村民自治”的1443篇文獻進行過統計分析,對其數量特征、研究者的價值取向、知識層面的信息以及研究上的案例特點進行了分析[6]。

綜上可知,現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現狀的各個方面,對農村村民自治的研究路徑缺乏整體性把握,且尚未有直接將農村村民自治作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及可視化軟件展示該領域的研究。為此,本文以1998—2018年CSSCI數據庫中收錄的610篇村民自治研究的論文為樣本,運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得出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及高頻關鍵詞的年份分布,呈現該研究領域熱點和研究路徑的演變,以期為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啟示,更好地推動農村村民自治的深化和發展。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選擇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數據庫為檢索源獲取文獻樣本,檢索時間為2018年11月20日。在CSSCI數據庫中以“村民自治”為篇名進行檢索,將時間范圍設定為1998—2018年,得到有效文獻610篇。最后,將這些文獻導出,利用Cite Space軟件對其進行處理后得到可分析的樣本。文獻計量分析是綜述類論文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Cite Space軟件基于網絡計算與共詞分析等方法而設計,作為文獻計量學的分析工具之一已在綜述性的文獻中得到廣泛的應用[7]。運用Cite Space軟件對樣本進行分析后,可得出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及高頻關鍵詞的年份分布。通過對高頻關鍵詞及高頻關鍵詞年份分布的展示和分析,可得出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熱點和研究路徑的演變。

二、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熱點呈現

關鍵詞是文獻計量研究的重要指標,高頻關鍵詞代表著所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由此,本文選取高頻關鍵詞來呈現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熱點。在Cite Space中將Node Type設置為Key-words,單個時間分區設定為1年,運行軟件后得到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高頻關鍵詞。為了從整體上把握農村村民自治領域的研究熱點,依據關鍵詞的頻次,表1列出了頻次在3次以上的前24位關鍵詞及其頻次。

表1 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前24位)

 

(一)村民自治與民主

農村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必由之路[8],是中國基層民主的真正開端[9],讓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有了一個新的生長點[10]。由表1可知,“基層民主”“民主政治”是僅次于“村民自治”的高頻關鍵詞。此外,“協商民主”“民主建設”“農村基層民主”“政治民主化”等在“村民自治”研究領域中也有著較高的頻次。從民主視角來看,學者們對于農村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為這幾個方面:一是民主價值。農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價值對于國家來說,有利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政治民主化建設;對于農村社會來說,深化了農民的民主價值觀念,擴大和保障了農民的民主權利,有利于推動農村基層民主和農村治理。二是民主建設功能。農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建設沿著“制度規范”—“農村突破”—“穩步上行”的路徑推進[1]。此外,農村村民自治對黨內民主和鄉鎮政權民主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農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建設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如村民參與積極性不高、村集體資金缺乏、村干部能力不足、村委會“行政化”傾向、宗派勢力操縱基層政權等。三是民主轉型。隨著農村社區建設從典型實驗走向全面展開,社區自治作為一種現實且必需的新型的基層治理形態被提上日程,成為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方向。社區自治的出現意味著基層民主治理新階段的到來,從而構建起共建共享的鄉村治理體制機制。黨和政府對于基層民主的建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前對于黨和政府的作用卻關注較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應注重黨和政府對于農村村民自治民主建設的作用。

(二)村民自治與制度建設

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形式,村莊內生和行政外賦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雙重邏輯架構[11]。從表1可知“村民委員會”“村民自治制度”“制度創新”等是僅次于民主問題的高頻關鍵詞,可知,制度建設問題是學者們繼民主問題后關注的重點問題。一是制度建設內容。從制度建設的內容來看,學者們對于農村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涉及選舉制度、村務公開制度、監督制度、決策制度、罷免制度、法制法規建設以及非正式制度等領域。二是制度建設困境。農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創新”具有關鍵和樞紐的作用[12]。但是,在制度建設的實際運作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困境,主要表現為:制度的可實施性缺失[13]、制度非均衡的困境[14]、合法性建設不足[15]、嚴重的“制度過密化”[16]、割裂了民主與治理的有機聯系[17]等。此外,還受家庭本位的血緣關系、價值觀念、鄉土觀念、平均思想等的影響。三是困境化解途徑。對于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設的困境,學者們從多個方面研究了化解的途徑。如,確立制度運行質量的評估指標體系[18];融合傳統資源和現代制度[19];借鑒“公司制”模式處理村委會與村企業、村黨委和村民之間的關系[20];將協商民主理論嵌入村民自治制度[21]等。制度建設是影響農村村民自治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農村村民自治制度不會進行自我強化,自我完善,需進一步探索如何讓農村村民自治制度成為村莊治理的有效制度。

(三)村民自治與基本單元

在農村村民自治發展30余年之際,其實踐遭遇了各種瓶頸,有學者還指出村民自治走進了死胡同,存在的意義正在消失[22]。但是,廣東省云浮市、湖北省秭歸縣、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等地卻出現了形式各樣的村民自治創新。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可開展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由此,基本單元成了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熱點。從表1可知,“基本單元”“自然村落”“自治單元”等詞為農村村民自治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學者們對于村民自治基本單元的研究主要分為這幾方面:一是基本單元設定的基礎。關于基本單元設定的基礎,學者們從規則自覺[23]、集體行動[24]、群眾參與[25]、政策落地[26]、資源集中[27]、規模與利益[28]、利益與規則[29]、權力與權威[30]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對此,鄧大才還提出了“兩大標準”和“五個因素”的觀點[31]。二是下沉基本單元。持下沉基本單元態度的學者主要主張將基本單元下沉至社區、村民小組,實現由行政村自治向農村社區自治轉型[32]。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并非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33]。三是上移基本單元。持上移基本單元態度的學者主要主張將基本單元上移至鄉鎮,實行鄉鎮自治[34]。四是多級自治。有學者指出基本單元的設定應該兼顧自治功能與行政功能,實行在現有行政村基礎上同時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級自治形式[35]。自治基本單元的有效性決定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單元的確定:一是要在實踐活動中尋找理論和制度的源泉,二是要將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基層民主發展的總體體系中。

(四)村民自治與實現形式

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國的興起,是政社合一體制的改革使然,而其興起過程則是一自下而上的模式,從村民自發實踐—地方局部試點—黨的文件規定—立法施行[36]。新世紀以來,農村村民自治的實施和運行并不完全令人滿意,“失落的自治”遇見了發展的瓶頸。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由表1可知,“實現形式”“利益相關”“地域相近”等詞是次于“基本單元”的高頻關鍵詞,研究熱度較高。村民自治的實現需要根據不同的條件探索不同的實現形式[37]。為此,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一方面,從社會基礎進行研究。如有學者指出地域相近是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空間基礎[38];有學者指出文化相連是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文化基礎[39];有學者指出村與組所有權是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產權基礎[40]等。鄧大才則指出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性是利益、文化、地域、規模和個人意愿的函數[37]。另一方面,從不同類型的村莊進行研究。如,有學者從民族狀況方面指出漢族和少數民族村莊應實行不同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41];有學者從居住形態方面指出集居和散居村莊應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42];有學者從產業基礎方面指出農與非農村莊應運用自身優勢分類探索村民自治實現形式[43]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農村村民自治的內在價值一定要通過建構多層次多類型多樣式的有效的形式加以實現。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要以憲法和法律為行為規范,以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為努力方向,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改革目標[44]。

三、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演變路徑

高頻關鍵詞的時間分布可以展現所研究領域在各個時期的研究前沿,本文選取高頻關鍵詞的年份分布來呈現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演變路徑。在Cite Space中導入樣本文獻,以Timezone(時區)模式導出運行結果,得到高頻關鍵詞年份分布(表2)。從高頻關鍵詞的年份分布我們不難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范圍不斷拓展,各個年份的新詞匯不斷涌現。接下來,筆者將結合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表1)、高頻關鍵詞的年份分布(表2)以及相關文獻對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演變路徑進行梳理和歸納。

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年份分布

 

(一)研究熱度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

自治是社會參與和制約國家的一種形式。農村村民自治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自治理論[45]35-36。愈是偉大的創造,制度導向度愈高,面臨的挑戰和困境愈多[46]。在新的歷史形勢下,為了適應基層社會的發展,為了實現高效有序的農村村民自治,黨和國家在實踐檢視和反復調適下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形成了新的政策導向,確定了農村村民自治發展的新方位。1998年11月4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后,“村民委員會”“村民自治制度”等詞成為高頻關鍵詞。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定為政治建設的奮斗目標,由此,“村組法”“村民自治權”等關鍵詞被提上日程。2005年,新農村建設拉開帷幕,“社會資本”“運作績效”“和諧社會”等關鍵詞成了學界討論的熱點。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首次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范疇。由此,“制度”“制度變遷”“政治發展”等關鍵詞進入學者們的視野。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后,“實現形式”“自治單元”“自然村落”等關鍵詞成為研究的熱潮。2016年,“基本單元”一詞尤其為學者們所熱議。如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這將推動更多的資源和服務下放到基層,促進基層治理體制的優化升級。

二)研究視角由“價值—意義”向“治理—效用”轉變

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形式,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國家治理農村的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大量經驗事實證明,村民自治面臨著“成長的煩惱”和“發展的困境”[13]。新時代國家宏觀政策導向和基層治理政策的調整、農村經濟社會的結構性變遷等重構了村民自治的環境[47]“以人為本”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以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對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8]。因此,如何提高村民自治的治理效用成了題中之意。近些年,“運作績效”“協商治理”“社會治理”“鄉村治理”“專業化治理”等詞成了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

首先,治理主體方面。由于農民民主素質不強、文化素質偏低、政治參與積極性不高以及農村人口大規模外流等原因,農村村民自治治理主體日趨缺失。尤其是西北等經濟發展狀況較為落后的地方。在現實運作中,“經濟能人”主政、“富人治村”是村莊政治的普遍現象。由此,需要調動鄉村社會組織、企業等積極參與村民自治。此外,還要拓展婦女、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途徑,實現治理主體多元化。其次,治理路徑方面。農村村民自治的治理路徑面臨著諸多弊端,如,村民自治變為村干部自治;精英主政以及“封閉式決策”造成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評價較低;實踐中民主監督的缺位等。為了改變這些弊端,學者們提出了轉變治理路徑的方法。如,積極實行協商治理,推進協商民主[49];將村民自治轉變為一個帶有“準”基層政權性質的“類”地方自治的自治體[50]等。再次,治理制度方面。在農村村民自治的發展進程中,各級、各地政府部門圍繞村民自治工作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形成了龐大的制度體系。但是,宗族、人情、風俗等地方性傳統規則的存在使得農村村民自治正式制度和地方性治理規則共同發揮作用,導致治理績效不佳。為此,有學者從健全村民自治的激勵機制[13]、完善監督機制[51]、建立集體產權有效治理制度[52]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三)研究內容由“制度—規范”向“內在—本源”轉變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村民自治的實現形式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為:以自然村為基礎自生自發的村民自治,以建制村為基礎規范規制的村民自治和建制村以下內生外動的村民自治[53]。隨著市場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變遷。農業經濟的轉型發展,戶籍制度的改革滯后以及農村的空心化問題使得村莊不再是基于血緣、地緣形成的自然聚合體。農村組織結構、人員構成等的變化對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運行場域構成了挑戰。為此,需要對新時代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內容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實現其創新和拓展。從表2可知,“改革”“轉型”“關系”“社會資本”“有效實現形式”“家戶主義”等詞逐漸成了農村村民自治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在建制村基礎發展階段,農村村民自治的理論研究是制度主義視角。在農村村民自治實現形式的第三階段,學者們的研究主要基于行為主義視角。在行為主義視角下,把握人、人的活動及其活動支配機制,找到村民自治的內在機理。此外,還有學者從文化視角[54]、社會資本視角[55]、宗族視角[56]、地勢視角[57]等進行研究。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得鄉村社會由“熟人社會”演變為“半熟人社會”,甚至是“陌生人社會”。在本村人、本地人、外地人同時并存的局面下,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更需要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多種形式的創新,深入研究其實現形式的內在機理。此外,還需積極運用微信、大數據、智能設施等現代科學技術提高農村村民自治的自主性、靈活性,更好實現村民群眾自治。

四、對農村村民自治研究變化的解釋

由上文可知,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演變路徑主要表現為:在研究熱度上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在研究視角上由“價值—意義”向“治理—效用”轉變,在研究內容上由“制度—規范”向“內在—本源”轉變。從整體上看,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變化主要由以下因素導致:

(一)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沖突

從村民自治的理論分析范式、民主程序設計以及民主社會發育等方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早期關于農村村民自治的民主制度設計更多是在現代民主理論話語體系下形成的。但是,因為缺乏對農村社會發育程度的整體性考慮,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農村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外在的制度設計遭遇了許多困難。尤其是,我國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同時要求所有的制度創新和建構需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內進行。然而,我國地域廣袤,各地的經濟、文化有著巨大的差異,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建構性的民主自治制度,其單一的制度形式無法滿足所有地方的現實需求。所以,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下,農村村民自治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村民自治機構行政化、鄉鎮基層政權介入村民自治、村干部權利制約真空化等。在制度的設計目標和推廣運行上,村民自治都沒有很好地尊重中國農村社會特有的制度傳統與文化屬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其弱化。學者們對于村民自治的研究經歷了從1.0版本的“價值—制度”范式到2.0版本的“形式—條件”范式的轉變。“形式一條件”范式不僅特別著眼于現實條件,強調根據時間、地點和條件差異化地實施村民自治,還特別強調村民自治實施的歷史延續性和未來走向性[58]。制度的運行受環境的制約,要實現村民自治制度在農村的良好運行就需要充分考慮農村的社會環境、農村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邏輯和基層政權的運作邏輯等等。

(二)民主權力與利益訴求的脫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90年代中后期市場化的擴張和城市化的推進,農村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日益增強,農村人口出現了大規模的流動。農村人口的流動使農村和農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傳統意義上的鄉村社會不斷衰落,農村傳統的公共文化資源和文化紐帶被不斷的消解;二是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逐利性愈加明顯;三是進城后,農民們的利益關系也跟著一起進了城,外出務工的高收入還使某些農民放棄了在原村莊的經濟權利;四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村民與村莊的經濟和社會聯系越來越弱,村民們參與村民自治的責任感也越來越弱,村民自治出現“空轉”的現象。再者,農業稅費的改革以及大量惠農政策的出臺,消除了村民們對于自己經濟權利遭受制度風險的擔憂。

任何一種政治現象及其形成發展的動因都深深地根植于經濟社會之中,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受著經濟條件的限制[59]。村民們參與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對村莊認同感的強弱度;二是與村莊利益聯系的緊密度。在村民們認識水平不足,素質不夠高的情況下,村民們參與村莊治理的積極性則取決于其與村莊利益聯系的緊密度。農村村民自治的推行就是要在農村推行村級民主,但是,村級民主要與村民們的實際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不然,村級民主將動力不足,難以為繼。村莊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村莊的主要成員,特別是中青年村民都不在村,農村村民自治失去了必要的社會支持,各項工作難以開展,村委會對村民們的約束力與影響力也日益下降。這造成的后果是降低了村民們與村莊利益聯系的緊密度,村民們在參與村莊治理上出現政治冷漠現象。

(三)治理資源與有效治理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村民自治得以運行的治理資源在農村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中被逐漸消解。首先,就治理主體而言,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使得農村空心化嚴重,特別是農村精英大量流失使得村干部隊伍軟弱渙散,村級組織后備人才空虛。大學生“村干部”隊伍的不穩定性使其難以發揮加強農村干部隊伍建設的作用,選派下村的“第一書記”也難以在短時間內起到加強村干部隊伍建設的作用。農村黨員隊伍老化以及新黨員難以發展的問題使得基層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和堡壘作用也難以發揮。農村村民自治治理主體的缺失使得村民大會難以召開,村級事務缺少群眾參與,村民代表大會難以決議,村民自治一度異化為“村干部自治”。再次,就治理經費而言。農業稅取消后,村集體沒有了經濟來源,農民與國家之間的“制度性關聯”也被取消了。這使得村莊公共事務的經費投入沒有了保障,很多村莊公共事務難以實施。村莊集體經濟的空虛必然導致治理資源的流失,影響村委會的工作成效,弱化村民們的政治效能感,制約農村村民自治的發展。為提升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在最新的研究中,韋少雄在“價值—制度”、“形式—條件”范式之后提出了“規則—程序”范式[60]。但是,總的來說,當前學界對于農村村民自治有效性的研究主要為有效治理單元和有效實現形式,對于有效治理的研究和討論尚少。因此,關于“有效治理”方面的研究將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

五、余論

綜上可知,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的熱點為民主、制度建設、基本單元和實現形式。研究演變路徑表現為:在研究熱度上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在研究視角上由“價值—意義”向“治理—效用”轉變,在研究內容上由“制度—規范”向“內在—本源”轉變。從整體上看,農村村民自治研究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的沖突、民主權力與利益訴求的脫節、治理資源與有效治理的矛盾。農村村民自治研究熱點和研究演變路徑的變化與時代背景和時代發展緊密相關,呈現出規范化與多樣化發展的趨向,并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拓展。

當代中國農村正處于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時期,農村村民自治的實踐在取得歷史性進展的同時,也面臨“懸浮化”、“行政化”等問題。盡管許多學者對村民自治持悲觀看法,但是,我們要相信村民自治只是在痛苦的轉型中。同任何民主形式一樣,村民自治也有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歷史過程。它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變化,進而升華為另一種形式[45]204。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和推進將為農村村民自治的實踐創新和理論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實踐領域。首先,應該面向鄉村振興戰略中“治理有效”的實踐目標。農村村民自治應當把“治理有效”是當做理論提升的趨向和實踐創新發展的要求;其次,緊密的共同利益是農村村民自治良性自治的決定性因素,以共同利益構建多層次的治理體系,促進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治理;再次,由“價值—制度”范式、“形式—條件”范式轉向“規則—程序”范式。“規則—程序”范式導入農村村民自治中后,“規則—程序”會成為村民們處理各項事務的準則,并在一定程度上起決定性作用,做到有效治理;最后,將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治理有機整合到國家治理體系中,打造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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