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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進程中“宗法制文化”的轉型——重塑符合市場經濟精神的開放式新型農民集體

作者:歐陽慧 陽國亮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3期,第70-79頁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次數: 265

 市場經濟的薄弱導致“宗法制文化”在農村還有最后的生存空間,“宗法制文化”的保守性、封閉性、血緣性、非平等性等特質,影響土地制度的形態功能和土地流轉的自由順暢,反過來又抑制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繼而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必須用外力對“宗法制文化”進行徹底破除,突破點在于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法律構架下構建符合市場經濟精神的開放式新型農民集體,既不違背集體所有制的法律約束,又能以人的流轉的形式間接實現土地的流轉,最終以農業部門的純粹化、農民身份的證券化、農村經營的公司化初步實現鄉村振興。

關鍵詞宗法制文化; 土地流轉; 鄉村振興; 新型農民集體


一、引言

中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新時代,代表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的宗法制及其宗法組織,受到現代理念和市場經濟的強烈沖擊,其適宜生存的土壤已經被極大地掃除,這尤其體現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城市中,但在廣袤的農村,依然存在著“宗法制文化”的避風港。“宗法制文化”的保守性、封閉性、血緣性、非平等性等特質,極大地阻礙著生產要素和生產資料在城鄉的正常流通,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形成掣肘。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無論是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還是學術界的觀察思辨,均能從政治架構、經濟體制、產業體系、生態環境等角度進行多方位的審視,然而基于文化維度的討論還是不多見的,特別是對于仍殘留于農村的封建“宗法制文化”之于農村發展的巨大阻礙作用,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鄉村的全面振興,“三農問題”的解決,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因此,對農村文化進行解讀和重構,徹底破除“宗法制文化”,重塑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農村與農民集體,具有重大意義。

“宗法制文化”下的鄉村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市場經濟文化不足,具有信息對稱、互動在場、價值貢獻三大特征,影響著農民自身階層的認知與定位(楊華等,2017),也影響著資源的有效配置。鄉村由宗族或各派宗族構成,宗族由父系關系五服內的成員組成,共同生活在一個村莊,通常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在內部相互合作,在外部以整體利益參與競爭。宗族能夠有效協調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促進良好秩序的形成,但不同宗族往往相互博弈,以宗族局部利益挑戰村莊整體利益,阻礙鄉村治理有效開展(劉昂,2018)。這也體現在宗族分化所導致的村民難以達成集體行動上,村干部監督制度的缺失是一種“血緣詛咒”(付明衛等,2017)。也有學者考查了宗法制的積極方面,認為宗族文化因強調延續家族香火的重要性而促進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但這種影響效應仍然表現出明顯的重男輕女的不平等特征(丁從明等,2018),子女性別對農村婦女的家庭決策權也存在影響,譬如生育男孩對貧困地區農村婦女的家庭決策權有正向影響(殷浩棟等,2018)。

“宗法制文化”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負面影響,重要的傳導渠道還包括對土地流轉產生的鉗制效應,遺憾的是,這一領域的文獻并不多。盡管學者對土地流轉存有疑慮,譬如認為土地市場化流通對傳統文化維持等農業多功能性進行抽離,使得農業經營脫嵌于村落秩序之外,不利于構建村落秩序(黃增付,2018),但學界對土地流轉的積極意義基本形成了共識(馬曉河等,2002;俞海等,2003Besley1993Li等,1998Liu等,1998Otsuka等,2001)。在傳統的所有權與承包權兩權分離的農地法權架構下,雖然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Huang等,1996Lin1992),但由于對承包權處分的限制,阻礙了農地的規模流轉與規模經營(武亦文等,2017)。因此繼而又細分出經營權,形成三權分離的格局,這種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土地利潤最大化與土地流轉不通暢的矛盾,同時又在財政上對土地流轉的行為進行補貼,但由于尋租現象,常對中小規模經營主體形成擠出效應,使調控偏離了目標(尚旭東等,2017)。最為主要的是,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下,經營權還是無法對集體土地份額進行處置,也難以實現土地承包權的資產化(曾大鵬,2017),土地流轉的效果仍然要打個折扣。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中,基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法律框架下探討土地流轉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鄉村振興戰略不是要來替代城市化戰略,而須將其置于城鄉融合、城鄉一體的架構中推進,且以新型城市化戰略來引領,要處理好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陳秧分等,2018),創造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相互融通的新格局(張強等,2018),促進鄉村人口和農業從業人員占比下降,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類資金向農業農村流動的體制機制(葉興慶,2018)。土地流轉的順暢必須作為一切的前提,但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法律框架下,農戶對于土地承包權的處分仍然沒有立法的支持,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又不能被認定為所有權的歸屬主體,土地流轉距離自由暢通還有相當一段空間。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蘊含保護農民利益的政治邏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又蘊含發展農民利益的市場邏輯(馬池春等,2018)。如何將保護農民和發展農民有機結合起來,眾多學者進行了有益探討,譬如認為要建立以土地產權分離為核心的市場化土地轉換制度(劉圣歡,2001);要實現產權明晰、政社分離(鐘懷宇,2007);要設立多個“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以組織促進農村土地科學規范地有序流轉,盡快出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等法律法規(夏英等,2018)。

從文獻梳理來看,農村的“宗法制文化”存在的事實及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負面影響,沒有得到充分重視。此外,如何在集體所有制的法律構架下,實現自由的順暢的土地流轉,仍沒有結合“宗法制文化”的徹底破除來進行探索。土地流轉有兩類途徑,一類是土地本身的流轉,另一類是農民集體成員的流轉。土地的流轉受到集體所有制法律的限制,而人的流轉受到“宗法制文化”的限制。兩種限制對比而言,突破“宗法制文化”的限制是可行的、必要的、有益的且成本較低的,本文正是基于這個邏輯展開探討。

二、宗法制以及當前農村的“宗法制文化”

(一)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父系家長制為內核,基于血緣關系制定大宗小宗、尊卑、親疏、長幼等具有鮮明等級特征的倫理制度。宗法制通常以宗族為載體,這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成員皆為同一男性祖先的苗裔,若干世代后仍然聚居一起,彼此關聯通過血緣關系為紐帶,其社會活動等行為受到一系列共同準則的規范。

按照血緣關系的親疏,將宗族成員區分為大宗和小宗,大宗具有中心特權的世襲權,而小宗只能向外圍分封,并且大宗與小宗建立起從屬關系,小宗必須服從大宗。一般而言,嫡長子為大宗,嫡系幼子及庶子為小宗。大宗小宗是相對的,僅在特定范疇內進行區分。譬如在天下范疇內,周天子為大宗,諸侯為小宗;在王國范疇內,諸侯為大宗,大夫為小宗;在采邑范疇內,大夫為大宗,士為小宗。宗法制以宗族內血緣關系的親疏確定宗族成員對權位和財產的繼承權,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占有方式的法的關系,是屬于封建時代的所有制形式。與此同時,宗法制又巧妙地將等級、血緣、利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既能保障權力交接的相對穩定性,又能有效鞏固統治地位。宗法制從君主到平民,實現自上而下式的滲透,且長期存在。早在殷商后起源期就明確有嫡長子繼承法,甲骨文中有“大示”(大宗)和“小示”(小宗)的記載;而到了周代,宗法制就更為系統和嚴格了。雖然宗法制起源于奴隸社會并用于維護奴隸主剝削階級的世襲特權,然而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宗法制并沒有出現任何不適應的現象,基于宗法制的社會組織也沒有發生什么質的改變,直至近代的民主革命前,宗法制依然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細胞(劉修明,1983)。如此,宗法制在長期而深刻地對中國人行為模式進行規范的過程中筑成了獨特的文化基因,這勢必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中國農村的文化面貌就成為這種影響的最直觀的體現。

(二)當前農村“宗法制文化”的特征性事實

宗法制依然在當前農村文化中得到體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農村“宗法制文化”依然沒有得到徹底消除,宗法制所具有的保守性、封閉性、血緣性、世襲性、非平等性等屬性特質,或多或少在當前農村文化中仍被保留。

第一,農村文化的保守性特征。一般而言,事物是否積極體現于其對外拓展的能力,很顯然,農村的對外拓展能力十分低下。從空間維度來觀察,若干個體經營的農戶自發聯合起來都十分困難,要實現村落與村落之間的聯合,乃至鎮與鎮、縣與縣之間的聯合,其難度不言而喻。封建社會所出現土地兼并的情況,嚴格來說不屬于自發聯合的范疇,因為土地兼并通常只會產生農民失地的不良社會后果,絕不是合作共贏。在農村“宗法制文化”下,無論是農民還是村集體,都極其重視對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的控制。對于農民個人,其土地承包權就相當于分下來的祖傳的田產;對于村集體,其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就相當于整個宗族的田產。農民和村集體,在觀念上認為失去田產是辱沒祖先、戕害子孫的壞事。因此,對于當下政府所鼓勵的土地流轉,多數會表現出相當大的顧慮。

第二,農村文化的封閉性特征。封閉性則意味著外界的物質、能量、信息很難進入。一方面,農村文化具有固守的習慣和道德準則,對于異乎本身的事物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即使新鮮事物進入農村,農村也缺乏相應的消化力,難以實現吸收、轉化和發展。在農村“宗法制文化”下,農民對于異姓人或外鄉人的介入是缺乏安全感的。倘若一個異姓人或外鄉人帶著資金和技術進入了農村,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是,在其成功之前村民對其防范和不信任,在其成功之后村民可能又會對此心生不平衡。防范和不信任會提高契約制定的交易成本,而心中不平衡又可能會因毀約而產生道德風險。

第三,農村文化的血緣性特征。通常來說,一個自然村成員都共享一個姓氏、祭拜同一個祖先,彼此之間具有某種血緣關系。基于宗法制,姓氏與地理發生關聯,從貴族的郡望到普通百姓的聚族而居,無不體現著農村文化的血緣性特征。從縱的方面而言,財產和爵位的繼承,正常情況必是遵循“子承父業”的世襲制;從橫的方面而言,封建地主階級加強與其他宗族成員的聯系,可在穩定封建地主私有制的約束下實現成本最低。因此,在縱橫交錯之中,農村文化的血緣性特征就被構建起來了。即使到了現在,封建地主私有制雖然早已被打破,但繼承法仍保持了縱向血緣關聯,另外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又重新將橫向血緣捆綁在一起了,農村文化的血緣性產生了新的變體。

第四,農村文化的非平等性特征。封建社會宗法制所造成的非平等性事實,雖然造成了階級分化,但確實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必然產物。一方面,宗法制的等級制度規定了小宗對大宗的依附關系,確立大宗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大宗對于絕大部分特權的繼承有助于權力的集中,降低了因權力分散而帶來的風險。雖然中國已經消滅階級,進入到新時代社會主義,農村文化中的非平等現象已經絕大部分被杜絕,但有的農村仍然存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譬如生育中的重男輕女、外嫁女子不得參與土地份額分配以及村級集體分紅等,皆為“宗法制文化”的非平等性在農村的殘留痕跡。

(三)“宗法制文化”在農村殘存的內在邏輯

為什么當前農村仍有“宗法制文化”存在的空間?宗法制本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代表著保守的、封閉的、落后的占有方式和法的關系,然而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在進行后續的揭示之前,對于這個問題的解答是不可回避的。

第一,從路徑依賴的角度來看,封建宗法制本身是以農村為主要載體的,大基數意味著從量變到質變的長期性。宗法制從本質而言就是貴族或地主階級對于如何長期穩定占有生產資料進行的制度設計,在奴隸社會,宗法制主要在不同級別的奴隸主之間體現,而普通庶民與貴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血緣關系,因而不存在財產和權力的分封與授予,無法掌握生產資料,其納入宗法制中的形式僅是基于對于各級貴族的人身依附(張弘等,1999),但到了封建社會,地主通常與農民有某種血緣關系,這是因為,雖然君主的中央集權以郡縣制的形式得以實現,但因為生產力畢竟沒有發達到可以將控制力延伸到農村基層的程度,農村治理依然要仰仗鄉紳階級,農村的封建地主私有制面貌無法改變,而地主要維持封建地主私有制的運轉,宗法制是最有效的,一方面,以血緣關系和宗族建設為旗幟有利于緩解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以宗族產業的公有制和嫡長子繼承的私有制有機統一有利于增強土地階級產業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因此,宗法制從奴隸社會的貴族階級之間的關系中,滲透到封建社會的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中;從奴隸社會的以土地、庶民為生產資料的制度設計,轉變為封建社會的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制度設計。這決定了宗法制必然是以農村為主要載體的。幾千年的封建“宗法制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廣袤農村的土地上,表現出極大的頑固的路徑依賴性質,要根本革除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

第二,從外生沖擊的角度來看,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顯然要更少,“宗法制文化”保存相對完整。宗法制與商品經濟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宗法制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不需要生產者對消費者進行搜尋以售賣其生產的產品;另外,在農業技術發展十分緩慢的歷史進程中,也不存在生產者之間進行頻繁的技術交流和信息共享行為,在封建宗法制的約束下,人和物都是相對靜止的,一方面土地壟斷在地主階段,另一方面失地的農民也無處可逃,與其跑向另一個異姓的地主,不如就留在當前同姓的地主。然而,一旦商品經濟足夠發達,乃至出現城市,失地農民則有處可去,地主階級的土地利益及其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宗法制必然受到重創。隨著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投入到資產階級的懷抱,如果商品經濟足夠發達,新興的資產階級足夠強大,是可以和封建地主階級抗衡的,此時的宗法制必然受到極大的削弱。城市的商品經濟與農村相比顯然更為發達,封建世族在城市的影響力逐步被排擠,資本和市場的力量逐步侵蝕著封建關系,因此宗法制在城市已經失去了生長土壤。但是,城市數量畢竟是有限的,空間經濟具有非均衡性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金麗國,2007),城市是生產要素的集聚,意味著不可能全國所有范圍都是城市,必然還有廣大農村的存在,在這些農村,商品經濟并不發達,受到的沖擊更少,這就使得“宗法制文化”在這里還有最后的落腳之處。

第三,從現實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過于單一,導致農村成員之間的血緣性依然得到維持,從某種程度上延緩了宗法制的瓦解。當前中國的農村,其存在方式多數是集族而居,這是數千年封建宗法制的產物。中國市場經濟的極大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在有利的條件下,如果能在城市擴張的基礎上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農村的“宗法制文化”必然瓦解,然而在農村“宗法制文化”受到商品經濟的沖擊之前,農村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恰好被單一形式的集體所有制封存起來,使得“宗法制文化”在受到商品經濟的沖擊之后沒有發展為預計的情況。集體所有制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而不是一種經濟體制,應當有多種實現形式,土地所有權應當歸于農村集體,但村集體不必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要探索一種新型的實現形式,以破除農村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閉性等特征。

三、“宗法制文化”的徹底根除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

殘存于當前農村的宗法制文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形成了羈絆,簡單來說,“宗法制文化”會對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轉產生潛移默化的負面作用,而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土地制度和高效率的土地流轉在農村發展中又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徹底根除“宗法制文化”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

(一)“宗法制文化”對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轉的負面作用

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具有保護農民利益的政治邏輯,是一項代表社會主義的具有人性關懷的先進的土地制度設計,但由于遭受到“宗法制文化”的侵蝕,導致農村土地制度的實現形態和政策效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一,宗法制的血緣性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影響。首先,從所有權來看,農村土地類似屬于宗族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目前中國的村落各成員之間彼此多有某種血緣關系,皆是始祖的嫡系子孫,屬于宗法制中的大宗范疇。其次,從經營權來看,是以家庭為單元擁有和行使該項權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家庭自不必多言,血緣關系更為密切,屬于宗法制中的小宗范疇。如此看來,無論是土地的所有權還是承包權,仍帶有一些“宗法制文化”特征。

第二,宗法制的世襲性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影響。這實際上是血緣性的一種延伸。長期以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工作疏于開展,土地的轉讓就采用最為傳統的“父故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制。農村新添成員,其所得到的土地,一般不由由村民委員會另行分配,而是來自家長所擁有的份額。

第三,宗法制的非平等性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影響。男尊女卑的思想在農村并不罕見,對于土地份額的分配上,女性常常受到不平等對待。譬如在土地世襲的過程中有的女性沒有繼承的份額。又如女子外嫁,涉及土地承包權經營、征地補償款分配、宅基地分配、集體福利分紅等各類別的村集體利益,常與之無緣。

第四,宗法制的封閉性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影響。封閉性是對宗法制的一種綜合評價,前文所述的血緣性、世襲性、非平等性,最終都可以反映在封閉性上。正是由于血緣性、世襲性、非平等性,阻止了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向城市和其他村落的外姓人以及女性流轉,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入有著極大的阻礙,不利于農業的發展、農村的建設、農民的增收。

“宗法制文化”侵蝕下的土地制度,其保守性、封閉性等特征必然導致土地流通的效率低下。如何實現高效率的土地流通,目前的辦法是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但困難仍不少。具體表現在:(1)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在民間早有自發嘗試和探索,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以及農業部出臺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實際是某種程度上和某種形式上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追認。已經發生了多年的制度創新,時至今日,已經呈現出制度紅利的邊際效益遞減的特征了。(2)所流轉的土地經營權并沒有金融屬性和功能。通過流轉得到土地經營權的公司或個人,沒有辦法利用該土地經營權進行抵押貸款,實現資金流在現實和未來的配置,從而提高運營效率。這無形當中加大了公司或個人通過土地流轉經營農業生產的成本和風險。(3)農民本身就不愿意流轉。原因多種多樣,有的確實流轉費用過低,不如農民自己耕種收入高;有的農民本身擁有的地少,流轉后心中不踏實;有的農民習慣種地的生活,心遠地自偏;有的農民見到公司賺錢,心中不平衡。(4)流轉的談判成本太大。首先,由于土地確權登記工作尚未完全落實到位,產權不明晰本身就影響流轉。其次,農業部門的自然條件和市場風險的不確定因素太大,從而合同期不敢簽定過長,這又加大了談判成本。最后,農民的職業化水平不高,較為缺乏契約精神,也加大了談判成本。(5)以土地流轉的名義套取國家補貼等現象屢見不鮮,方法不一而足。

為何土地經營權流轉陷入如此困境,根源在于宗法制沒有真正被破除。盡管土地經營權在流轉,土地所有權依然在宗族手中,土地承包權依然在家庭手中,土地的所有權和承包權一代又一代的世襲下去,沒有血緣的外姓人依然被排斥,女性依然受到不平等對待,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依然遭遇宗法制精心繪制的封閉性隔膜的強烈反彈。土地流通的目的,一是要讓城里人進來,二是要讓農民出去,促進城鄉之間生產要素互相流動和滲透,使城市和農村互相促進、協同發展。但土地經營權流轉沒有完全實現這個目的,城里人沒有進來,農民也沒有出去。一方面,農民沒有權利轉讓土地承包權,不能流通的土地承包權就如無法兌現的金融產品,農民市民化沒有資本支持。另一方面,流轉土地的公司或個人,所獲得的收益要與農民進行某種形式的分成,又要與數量龐大的農民進行曠日持久的談判,還要應對自然條件和市場風險的不確定性,利潤很難保證。要之,在宗法制下,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沒有在市場經濟中得到合理配置,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改進但并不徹底。

(二)土地流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要素

鄉村振興戰略直擊“三農”問題,但要害還在于農業。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工程,從空間上而言涉及產業體系、農民收入、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治理結構等一系列問題;從時間上而言涉及目標之間、主體之間進行同步或者按次序的協作和配合。具有復雜性和協同性的特征。但歸根到底,是要解決“三農”問題,使得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最終要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而在“三農”問題中,農業問題又是重中之重。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要得到良好的解決,非得依賴于農業的發展不可。只有農業發展好了,從事農業的農民其收入提高才有物質保障;只有農業發展好了,農村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才有條件得到最根本的解決。因此,農業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戰場。

現代化農業,就是要實現科技化。科技化農業,其本質就是工業對農業的反哺,運用工業中已經廣泛使用的、發展成熟的、水平先進的技術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和升級,以提高農業生產的質量和效率,具體又包括了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等內涵。信息化涉及了農業生產和銷售數據的獲得、傳輸、分析等內容,自動化主要是將人的體力解放出來,智能化則是作為人腦功能的延伸,集約化則是依托高新科技將土地、能源等資源的利用率提升到高水平,標準化對于農業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利用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催生出對機械發明和使用的需求。綜上所述,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的農業,代表了高效率、高質量的生產過程和消費業態,是現代化農業的內涵和方向。

沒有土地流轉,就沒有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集約化和標準化。在農業的生產函數中,同樣有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種要素,農業要發展,必須要調動這三種要素。土地應該是不會有所增加的,只能從勞動和資本這兩個要素入手。從集體經營制度到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制度變遷中,解決了勞動要素的積極性問題,但是家庭聯產責任制仍然沒有解決資本要素的積極性問題。一方面,家庭聯產責任制在本質上仍屬于小農經濟,過于分散經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在如此局面下難以承受起資本深化的成本,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集約化和標準化,無論哪個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只有大農場式的經營單位才能夠隨著規模的提升而降低成本獲利,因此在家庭聯產責任制下農業經營家庭對于農業科技化的需要并不旺盛。另一方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背后是農村集體所有制,農業經營家庭只有承包權,沒有所有權,而農村集體又是封閉性的,農民無法自由處置其經營的土地,如此一來,外界的資本想要進入農業部門就要遭遇到制度性阻力,資本的積極性一旦難以調動起來,科技化就無從談起。在這一問題的突破,只能在土地流轉上切入。只有利用土地流轉,將小農式分散經營轉變為大農場式集中經營,才能催生出對科技化的需求。從供給方面來看,只有通過土地流轉,才能引入大量外界的資本進入農業部門,從而能夠支付起農業科技化所需要的資金。因此,鄉村振興能否得以實現,最終歸結到土地是否能夠流轉順暢。

“宗法制文化”對土地流轉造成了負面影響,而高效率的土地流轉恰恰是發展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是實現鄉村振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宗法制文化”的徹底根除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

四、重塑符合現代理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農村和農民集體

(一)突破點:打破“宗法制文化”束縛,在集體所有制框架下構建開放式新型農民集體

在法治進程不斷完善的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不能夠違背當前的憲法和其他任何法律,這是前提和約束條件。而法律將農村土地所有權賦予了農民集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都明確了農民集體對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并且規定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如何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法律框架下實現土地所有權流轉?既然集體所有制不可動搖,那只能對“集體”做文章了。也即是說,雖然農村集體名下的土地不是開放的,但農民集體這一組織是可以開放的。憲法和相關法律并沒有對“農民集體”做明確規定,事實上,也不可能針對某一特定職業從業人員進行身份的限制。也即是說,如果“農民集體”這一抽象概念的具體組成人員能夠因自由的遷入遷出而不絕變動,土地所有權也就以另外一種形式實現了流轉。

在根深蒂固的“宗法制文化”的支配下,農民集體這一組織長期呈現出保守性、封閉性、血緣性、不平等性等特征,潛移默化地認可農民集體這一組織自我屏蔽的正當性,對此缺少反思和批判,以至于在論及土地流轉的實現形式和渠道上,表現出某種局限性,將所有制不斷的拆分成承包權、經營權等,并規定只能進行經營權的流轉。實際上,我們可以既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又能實現土地流轉,要做的就是打破“宗法制文化”的束縛,構建符合市場經濟精神的開放式新型農民集體。

(二)一種構想:農業生產的純粹化、農民身份的證券化、農村經營的公司化

1.農業生產的純粹化。

剝離農業部門特殊的社會屬性與功能,先使農業回歸到純粹的生產部門。農業和其他產業部門一樣,都是主體在生產價值和使用價值,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發生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但與其他產業部門相比,當前中國農業部門的特殊之處就在于,農業部門承載了大量的特殊的社會屬性與功能,而不是一個純粹的生產部門。這些社會屬性與功能體現在:首先,農業部門中生產與戶口的捆綁。在當前農業生產領域,只有具有農村戶口才有資格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也即是說,在農業部門,生產與戶口這兩者之間是以某種形式發生捆綁的。與之對比,譬如在工業部門則不會有這種現象。所以,農民、農村、農業三者常常是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此外,農業部門的落戶條件又基本上是屬于世襲性質的,只有當地農民的子孫,才被村集體所承認,方可享受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正導致了農村普遍存在的血緣性特征。其次,農業部門常常成為工業和城市的哺育者,農村戶口常常是差別化劃分公共服務供給的依據。當前公共服務在農業部門的供給,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與工業和城市相比,差別依然十分明顯。在農村戶口無法自由地向城市戶口轉化的約束下,農村戶口所能享受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資源較為薄弱。也即是說,在當前的戶籍與公共服務掛鉤的制度下,農業部門除了要負責進行農業生產,還成為差別化公共服務的踐行者。再次,農業部門具有社會穩定器的特殊職能。農業部門天然是隱性失業人口絕佳的接納場所,當經濟蕭條時農民工可以回到農村,如此則不會給城市帶來過份的襲擾,甚至在歷史上也出現過城市的失業人口向農業部門大批轉移的現象。除了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農耕文明的保守性和農業生產的職業固定性相得益彰,無意識地成為穩定基層政權的重要因素。因此,農業部門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意義十分重大,基于此,國家在農業部門開展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戰略具有客觀現實意義。但是,如果能將這種社會穩定器的特殊職能的消極部分轉化為積極的,也即是徹底改觀農業部門的生產體系,使之成為生產要素的真正吸納者,成為農產品的高效率供給者,其社會穩定器的意義應當會更大。

對于以上所涉及的農業部門的社會屬性和功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顯然不適宜當前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而且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和宏觀環境下,改革的條件已然成熟,可以對農業部門的這些社會屬性和功能進行剝離。綜上所述,應當實現農業的產業化,使農業回歸到純粹的生產部門,在經濟安全的基礎上,剝離其特殊的社會屬性與功能。

2.農民身份的證券化。

農民身份,在經過農業部門的去社會職能化之后,則僅集中體現為對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方式及其法的關系。譬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擁有農民身份就意味著擁有土地的承包權。此時,在法律上,農民還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仍屬于集體。承包權是從所有權中劃分出來的,其意義在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仍然沒有解決流通的問題,因為只有村集體所屬的村民成員才有承包權。

農民身份的證券化,是指將農民身份背后的缺乏流動性的土地承包權資產,轉化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證券。土地承包權也是一種資產,能夠產生可預見的現金流量,但在目前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構架下,土地承包權還無法實現出售和流通,嚴重缺乏流動性,制約了土地流轉,不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繼而又劃分出經營權,以期為土地流轉提供制度支撐。但在實際操作中,經營權本質上不是一種資產,因為擁有經營權的主體沒有權利對所經營的土地進行轉讓或其他形式的處置,經營權表現為農民向市場出租自己所屬份額的土地,其局限性在于:一方面,農民無法實現跨期提取未來收益,另一方面,市場主體在農業部門的多元化投資需求無法滿足。因此,這種土地流轉的形式還是較為單一且效果欠佳,農民和市民的轉化仍然不徹底,雖然經歷了土地流轉的過程,但農民還是農民,市民還是市民。

農民身份的證券化,在實際操作中具體表現為農民身份的放棄和獲得,而農民身份的本質又指向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份額。某農民集體的成員放棄其農民身份,實則是放棄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份額;市場主體獲得農民身份,實則是獲得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份額。農民想轉讓其持有的土地所有權份額,不必打破集體所有制,僅需放棄農民身份,讓其他市場主體持有即可。這個制度與股市頗為相似,既不需要抽離資產,又能夠實現資產的流通。同樣,農民身份的證券化,既維護了集體所有制,又保障了土地的真正流轉。農民可以實現跨期提取未來收益,能夠獲得一筆可觀的收益,為融入城市提供了經濟基礎。市民在農業部門的多元化需求也得到了滿足,不僅僅是租用土地這樣單一的土地流轉形式,這樣有利于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持續地、有序地進入農業部門。因此,農民與市民之間可以實現較為徹底的轉化,具體表現為農民放棄農民身份,市場主體新型農民化。

3.農村經營的公司化。

農村應當轉而成為一個農業生產公司,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或者生產部門追逐利潤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制度保障,而在“宗法制文化”浸染下的農村的公司化經營進程卻十分緩慢。農業部門因其生產活動的特殊性而被稱為“沒有圍墻的工廠”,但實際上,農業部門還遠遠談不上是一個工廠。工廠的運行需要組織性和專業化,對決策水平和執行能力提出了要求。但農業部門的生產計劃、原料調配、資本運作、薪酬管理、市場營銷等諸多方面顯然沒有達到公司化經營的水平,經營管理方式仍較為傳統。公司化經營對于當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還不僅僅在于其本身優化要素組合所帶來的直接效用,更值得關注的是一旦能夠實現公司化經營,規范化、標準化、專業化等機制能夠發揮作用,使得農業部門中的各項生產要素和結構產生自組織演化,從初級形態自發向高級形態進化。

使農業生產部門產生現代化公司治理結構,最關鍵的也最便捷的是將村民委員會中董事會的功能完善起來。村民委會員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以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董事會是由股東或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對內掌管公司事務、對外代表公司的經營決策和業務執行機構。村民委員會與董事會是兩個概念,所承擔的使命和執行的任務不盡相同,總體來說,村民委會員所涉及的職責更為全面,而董事會則側重于經濟方面。具體表現有:其一,村民委員會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職能還是非常重要的;其二,市場經濟的薄弱導致村民委員會在處理經濟事務上經驗和能力不如董事會;其三,董事會成員和村民委員會成員的推選所依據的權重不同。在對農業部門實施去社會職能化、對農民身份實施證券化之后,村民委員會所承擔的經濟職責提高了,對駕馭市場經濟能力的要求加強了,推選的依據也有所變化。原來的村民委員會應當積極調整以應對這些改變,突出董事會的功能,努力將農村轉變成為一個農業生產公司。但村民委會與董事會亦有相同之處,兩者皆是由全體村民或者說土地份額所有者選舉產生的。另外,村民委員會實際上也具有董事會的功能,涉及村民利益的一些重大事項必須經村民委員會組織的村民會議討論后方可辦理。因此,從村民委員會到董事會的轉變還是頗有條件的。

董事會功能完善之后,可能要設置相關的土地流轉交易部門并引入職業經理人。因農民身份實施證券化而產生大量土地流轉交易需求,村民委員會的一個重要職責是確權登記,因此有必要設置一個相關的交易部門。此外隨著經濟事務的持續增多,可能還需要在市場引入職業經理人。在農村轉型為農業生產公司之后,無論是普通的村民還是村民委員會成員,對于村集體經濟的保值增值的經驗和能力可能有所不足,此時完全可以在職業經理人市場以受薪、股票期權等各類報酬方式聘任具備良好職業素質和職業能力的職業經理人,全面負責農業生產公司的經營管理。職業經理人對村集體經濟擁有經營權和管理權,其對村民委員會負責。

五、結論

宗法制具有血緣性、世襲性、封閉性、非平等性的特征,與市場經濟制度存在天然沖突。因此,隨著社會進步和工業化推進,“宗法制文化”在發達的城市逐步被瓦解。但對于中國農村而言,由于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較少,“宗法制度文化”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宗法制文化”對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轉產生阻礙作用,而土地流轉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要素,因此徹底根除“宗法制文化”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具體做法是實施農業生產的純粹化、農民身份的證券化,農村經營的公司化。其目的是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下構建新型農民集體,實現農民土地所有權份額的自由流通。

在傳統的“宗法制文化”完全被顛覆、土地所有權實現流通后,彼時“三農”將有如下新現象:(1)農民集體依法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但農民集體的成員是隨時可以變化的。(2)農村集體土地的份額實現資產化和證券化,可以在公開市場自由交易。(3)村民委員會除了是本村事務的權力機構和決策者,還成為農村集體土地份額的交易機構,甚至可以將部分行政事務交由第三方公司來執行,比如成立農村集體土地份額交易所。(4)土地所有權與承包權分離。村民委員會可將土地承包權轉讓給任何有意愿的公司和個人,主體可以根據自身的技術和資本的稟賦情況,選擇是成為經營者還是所有人,或兼而有之,使各主體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5)土地租金市場化,初期可能租金價格還沒完全形成,會自動開啟試錯機制,譬如若土地承包者經營不善則有其他的經營者愿意以更高的租金承包,最終尋找到均衡租金和最善經營者。(6)農民集體成員也可以承包土地,承包者也能收購土地所有權份額,所有權和經營權的交融可平衡掉租金和利潤的矛盾。

總之,傳統的“宗法制文化”是否完全被顛覆關系到土地所有權是否流通順暢,土地所有權的流通順暢又關系農業的工業化、農民的職業化、農村的宜居化的成敗,“宗法制文化”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的轉型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BesleyT.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3(5):903~937

[2]LiG.,等.Tenureland rightsand farm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China.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819(1-2):63~71

[3]LiuS.,等.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China:Dilemmas on the road to further reform.World Development199826(10):1789~1806

[4]OtsukaK.,等.Evolution of land tenure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agroforestry:evidence from customary land areas of Sumatra.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25(1):85~101

[5]HuangJ.S.Roaelle.Technological Change:The Re-Discovery of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Econom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9(1996):337~369

[6]LinJ.Y.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1):34~51

[7]楊華,楊姿.村莊里的分化:熟人社會、富人在村與階層怨恨--對東部地區農村階層分化的若干理解.中國農村觀察,20174):116~129

[8]劉昂.鄉村治理制度的倫理思考--基于江蘇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調查.中國農村觀察,20183):65~74

[9]付明衛,葉靜怡.集體資源、宗族分化與村干部監督制度缺失.中國農村觀察,20173):2~15

[10]丁從明等.宗族對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182):95~108

[11]殷浩棟等.“母憑子貴”:子女性別對貧困地區農村婦女家庭決策權的影響.中國農村經濟,20181):108~123

[12]黃增付.脫嵌與重嵌:村落秩序中的農業經營及治理.中國農村觀察,20183):51~64

[13]馬曉河,崔紅志.建立土地流轉制度,促進區域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管理世界,200211):63~77

[14]俞海等.地權穩定性、土地流轉與農地資源持續利用.經濟研究,20039):82~91 95

[15]武亦文,楊勇.論土地承包經營權處分之限制性規范的科學配置--基于司法裁判文書的整理和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176):28~42

[16]尚旭東,朱守銀.農地流轉補貼政策效應分析--基于擠出效應、政府創租和目標偏離視角.中國農村觀察,2017,(6):43~56

[17]曾大鵬.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的法律困境與現實出路.中國農村觀察,20172):15~26

[18]陳秧分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農業地位與農業發展.農業經濟問題,20181):20~26

[19]張強等.鄉村振興:從衰落走向復興的戰略選擇.經濟與管理,20181):6~11

[20]葉興慶.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論綱.改革,20181):65~73

[21]馬池春,馬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三重維度與秩序均衡--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農業經濟問題,20182):4~11

[22]劉圣歡.集體所有制土地向城市房屋用地轉換的制度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016):157~161

[23]鐘懷宇.論改革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當代經濟研究,20073):48~52

[24]夏英等.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做法、成效及推進對策.農業經濟問題,20184):36~42

[25]劉修明.家族宗法制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學術月刊,19832):63~68

[26]張弘,張為民.簡論中國古代宗族宗法制的演變與特征.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77~78

[27]金麗國.區域主體與空間經濟自組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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