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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傳播: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的可能與可為

作者:蔣旭峰 吳 斯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5期,第140-146頁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次數: 292

摘 要關于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已有研究雖然較多,但尚未有從社區傳播角度對服務體系創新進行整體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區傳播視角對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的必要性。研究認為,農村社區既是生活的對象,也是一種影響其成員生活方式的力量;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新時期解決農村問題的重要平臺。只有以社區傳播為媒介,將農村社區及其參與者作為一個整體,透視滲透在社區中的微觀權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進農村社會發展的社區化服務體系。

關鍵詞社區傳播;農村社區;社區化服務體系;傳播學


農村社區一直以來都是新農村建設關注的焦點。有學者指出,中國城鄉社區如今已經成為各種矛盾和沖突集中與交匯的地方,是政府各項事業的工作基礎和組織基礎,也是銜接政府與民眾的“社會共同體”,擔負起實現社會管理和促進社會轉型的歷史責任[1]P.1)。農村社區化服務是指

在政府支持下,以農村居民需求為中心,以居民廣泛參與為核心,以社區為載體,以社區組織為依托,以就近和最大限度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為目標,通過社區整合、公共資源配置,對農村公共服務進行決策、生產、提供、監督、評估的活動、過程和模式。

農村社區化服務概念的提出,意味著政府不再是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唯一提供者和管理者,公共服務的提供將成為農村社區的重要職責。而要切實實現農村社區化服務,完善的服務體系就成為農村社區服務發展的必須。該體系不僅應能夠滿足農村社區內居民生產、生活發展的共同需求,還應能夠促進社區整體的發展,關照未來世代的長遠利益。

然而,當前我國的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還不很完善,社區服務供給不足、結構失衡、供給效率低等問題的存在,使得當下的社區服務往往難以滿足農村居民愈加多樣化的需求。調查顯示,資金瓶頸、社區基礎設施利用率較低是當下農村社區化服務建設存在的首要問題;自上而下的供給需求體制、供給結構及供給方式的不合理是農村社區化服務供給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勞動力遷移、市場主體作用的未能發揮、農村居民民主意識的薄弱,則是影響農村社區化服務建設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2]。面對以上問題,完善現有農村社區服務、建設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就成為當下新農村建設的題中應有之意。

傳播(communication)與社區(community)在英文中有著共同的詞根,這絕非偶然。社區作為由地緣關系和社會關系構成的共同體,要想產生和傳承就必須有傳播的存在,農村社區更是如此。相較于已經步入陌生人社會的城市社區,農村社區對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的依賴度更高,大眾媒介、新媒體的介入則給農村社區帶來了更多復雜的影響因素。鄰里互助、日常服務都需要借由不同形式的傳播達成,村民對各類服務信息的獲取及服務觀念的轉變也都與傳播緊密相關。因此,農村社區化服務要真正落地、社區化服務體系要切實建成,必然要考慮到傳播的因素,對農村居民“社區傳播”的關注,理應成為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關注的重點。

當前從傳播學視角出發對農村社區、社區服務進行考察的研究仍然相對較少,已有研究則局限于對農村社區內的信息傳播方式進行描述;并且受制于傳播學主流研究框架,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是目前研究的主要類目,新媒體、跨媒體等層面的傳播現象未能得到有效關注。除此之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則在于,尚未有研究意識到,對于農村社區研究而言傳播學視角的真正價值——以富有生命的動態傳播為基礎,研究能夠將農村社區作為充滿“人”的生產性空間進行考察,而不再僅僅是作為物的無機對象。這意味著,傳播學視角的研究需要對包括農村社區、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等概念進行批判性再審視,進而從活生生的“人”而非作為客觀對象的“物”出發,找到農村社區服務化體系發展中的真正矛盾和符合現實發展條件及各方利益的問題解決之道。

一、如何理解“農村社區”:基于空間生產理論的再審視

關于“農村社區”,學界和政府部門有著不同的認知,總體而言學界的(農村)社區研究起步更早,理論積累也更加豐厚。自滕尼斯提出“社區”的概念后,社區在學術界一般被界定為與“社會”相對的概念,它基于血緣、親緣關系形成,是一種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并且持久而生機勃勃[3]P.52—53)。之后,涂爾干關于“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區分,韋伯關于“傳統性統治”與“合法性統治”的分類,實際上都強調了與滕尼斯相似的內涵——社區是一種與現代社會不同的地域生活共同體,它包含著更強的聯系。不過,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顯然不符合社會發展實際,不少學者對之提出了質疑,并強調“傳統—現代”、“鄉村—城市”、“社區—社會”并不是三組對立的概念,而是一個連續統一體,我們研究的關鍵是“要對這個趨勢中的具體過程作出分析”[4]P.1—8)。

農村社區顯然更接近“社區”原初的概念,它往往包括著一定的禮治秩序和由各種私人聯系構成的關系網絡,是沒有陌生人的社會[5]P.22—23)。自20世紀2030年代始,我國學者已經開始對農村社區進行了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江村經濟》中,費孝通通過對江村消費、生產、分配等內容的考察,力圖說明江村這一經濟體系和特定地理環境及社區社會結構的關系《鄉土中國》則從鄉村社區、文化傳承、家族制度等各個方面,對中國農村社會的鄉土本色進行了展現,并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論。除費孝通外,吳文藻、梁漱溟、晏陽初等學者也對我國農村社區建設進行了探索性研究,這些研究盡管面對的情境與今日大為不同,但在關于農村問題更為根本性的認知上,仍然對我們的農村社區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

改革開放后,陸學藝、于建嶸、項繼權等一批學者,從不同理論和實證角度對轉型期中國農村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項繼權認為目前學界對農村社區的界定主要有四種模式:以自然村為社區邊界、以行政建制村為社區邊界、以血緣關系界定社區邊界和以農民生產生活范圍為界定邊界[6]。而依照對農村社區的不同界定,當下研究對農村社區建設路徑也給出了不同的理解,如羅筱玉強調,農村社區建設要重視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主導地位,但也要依靠農村社區內部力量和資源[7]陳百明則認為農村社區建設要根據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原則,要體現農業現代化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進行農村社區建設的規劃和營建[8]陳克運認為,農村社區服務需要在村民自治委員會領導下,以農村社區村落為依托,開展具有社會福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9]。

我國政府對農村社區的關注始于2003年前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在《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農村社區”概念,并對農村社區保障、農村社區服務等提出要求。2006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完整地闡述了“農村社區建設”的概念。同年11月,國務院召開第十二次全國民政會議,進一步強調要著力建設城市和農村“兩個平臺”,“整合社區資源,推進農村志愿服務活動,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社區功能,努力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新型農村社區。”

與此同時,民政部則開始了農村社區建設的試點工作,20067月民政部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通知》民函〔20061288號〕,對試點工作進行了部署。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十七大報告對城鄉社區建設提出新要求,包括以什么樣的思想來指導城鄉社區建設、為誰建設社區、建設什么樣的社區、怎樣建設社區、靠誰建設社區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并強調要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服務完善、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我國進行農村社區建設是國家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提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是我國建國以來農村基層組織與管理體制的第三次變革[10]。我們認為,農村社區是相對于傳統行政村和現代城市社區而言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是一個比自然村落、社隊村組體制更具有彈性的制度平臺。它由地域、人口、文化、組織等基本要素構成[11]P.41),因此對農村社區的關照必然不能僅限于農村這一地域空間。

目前無論是學界還是政府部門提出“地域共同體”或“社會生活共同體”,這些觀點都暗示著,在多數研究中農村社區首先被視作是對象存在的條件、是一種靜態的自然事實,由于有了文化和人的活動,農村社區才變為生機勃勃的場域。這一觀點包含著如下問題:一是在這些研究中農村社區成為一個較為固定的實體,從中很難看到社區的能動性。隨著我國社會的變化,傳統農村社會正逐漸成為開放性、流動性、變化性、異質性的社會[12],將農村社區作為靜態實體顯然并不合適。二是已有研究多將農村社區僅作為權力的對象、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關系的社區空間及社區空間自身的生產力一直被忽視。

從空間生產理論來看,農村社區本身即是生活的對象,它既是社會發展和人為干預形成的產物,也是一種可以影響、限定其成員生活方式的力量;既是其成員生產出的產品,也是消費的對象。列斐伏爾指出,“不同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生產空間,從一個生產方式到另一個生產方式,其中必然伴隨著新空間的產生”[13]。對于我國的農村社區而言,幾度變遷和發展使其自身意義不斷更新,從最初政治意義對農村社區的填塞,到如今公共管理技術的逐步引入,農村社區的變化已然成為社會關系發展的重要表征,但更重要且亟待我們關注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社區本身也在生產著權力和關系。

當農村社區不再被視為只具有工具性和媒介性的空間,而成為一種生產性的事實,對之進行考察就注定不能局限于對物的簡單描述和討論;并且,如果只是對農村社會中由禮治秩序和各種私人聯系構成的關系網絡進行討論也是不夠的,那將回到社會學研究的經典框架。只有將農村社區及其參與者作為一個整體,透視滲透在社區中的微觀權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描摹出農村社區內的政治內容與生產實踐,進而真正了解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賴以存在的基礎和發展創新的基點。

二、為何關注“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農村治理場域的變遷與問題

自新中國成立,我國農村基層政府的治理結構經歷了村鄉政權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和鄉政村治模式的變遷。改革開放以后,全能國家的現實負擔和國家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不斷加速,使得轉變政府職能,建立一個靈活、高效、廉潔的政府,成為新時期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標。當下,由側重執行政府決策的“政府管理”模式向政府與社會力量結合形成網狀管理系統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轉變,已經成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即是在這一政府改革大背景下,針對農村社會現實提出的治理新舉措。

從概念上看,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是一個多層次的全新復合概念:“農村”是該體系落地的根基,“社區化”是其發揮功能的方式,“服務”意味著該體系關注的核心不再是政府對公共事務自上而下的全權控制,“體系”則說明這是一種內部互相關聯、有秩序的系統。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將是依靠信息、資源和目標的共同規劃,政府與社會力量相互依存、共同行動、執行政策的系統。對于該體系,政府部門的工作將不再是領導和掌舵,而是需要優化各行動單位間的互動環境,減少目標和策略上的沖突,從而促進聯合行動順利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會是“多中心治理”模式在農村地區落地的有效實踐。

不過,從現實層面看,“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實則繼承了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建設面臨的許多老問題:農村青壯年向城市流動導致社區空心化、老齡化,農村居民需求多樣而資源配置相對有限,以及農村社區資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等,都是農村社區內長久存在、尚未解決、并期待能夠通過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解決的問題。因此,分析原有問題、關注現有問題、總結經驗、并以多中心治理模式為基礎進行策略制定,將是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必經的過程。

從現有研究來看,學界針對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將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視為一種全新的服務管理模式。王健、徐睿、陳藝等認為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是以農村社區為基礎承載單位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是為滿足農村居民對服務的多樣化需求,利用社區優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的模式[14]。王景新則指出,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建設已有良好開端,推進農村社區服務體系意義重大[15]。賈先文的博士論文對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進行了系統研究,并認為農村公共服務社區化研究打破了以往公共服務的“二分法”,引入“社區機制”來配置資源,開創了農村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新方式。[16]該類研究大多較早,主要強調政府引導、社區自治的功能,關注多方合力如何在(農村)社區這一平臺上的共同作用,以滿足公眾對服務的需求。

二是強調中介組織、社會團體在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中的作用。郭榮貴指出,公共服務社區化是以公民社會中的各種志愿性團體為主體,承擔起生產及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最大地滿足社會公共服務需求的方式。[17]邵峰則將公共服務社區化看做是政府職能的變遷,它將政府過去承擔的一些職能剝離出來交由社會中介組織來承擔[18]。秦永超對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的困境進行了總結,其中提到農村社區志愿服務發展極為緩慢,構建一套較為完備的農村社區志愿服務體系仍然任重道遠,有些農村社區即使開展志愿活動,也只是流于“一次性”的活動形式,活動的內容和質量不高,使志愿活動變得毫無意義[19]。

三是對已有的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建設情況進行調查和評估。李琳以蘇州市靈峰社區為例,從城鄉一體化視角切入,對該社區的服務體系建設狀況進行了描述和概括,并從城鄉協調發展、監督管理機制、需求驅動機制、多方參與機制、人才隊伍建設、資金籌集渠道等方面,提出了當下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和建議[20]。張遠則對濟寧市新型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建設情況進行了研究,同樣針對實地調查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21]。此外,山東諸城市農村社區化服務的相關研究也對當地社區的實地情況進行了調查和呈現。此類研究大多以問題發現和對策提出為模式,現象呈現重于理論探討,為同類研究提供了橫向比較的對象。

總體而言,除早期的探索性理論研究外,關于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建設的研究多重視實踐,一般都是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針對特定社區提出相應問題和對策,深層次理論關懷較少。這與該類研究的政策導向性有很大關聯。在研究視角上,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及此三者的交叉學科視角研究較多,其他學科視角相對被忽視。尤其是與社區有著親緣關系的“傳播”,并未進入到研究者的主要視域。對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研究而言,以上問題都制約其創新的實現。

正如在如何理解農村社區中所述,農村社區不應只被視為工具性和媒介性的空間,而應作為生產性整體并以社區傳播為線索加以全面理解;同樣,盡管從治理視角出發,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也不能僅作為治理對象進行關注——既然農村社區內的問題由傳播勾連并需要通過考察社區傳播實現,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自然也需要對傳播本身加以關注。此外,這里還涉及到服務體系內部的傳播問題:由于“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各中心在目標、手段、重點上的差異,如何協調系統內部的不同對象,使其各司其職又各盡其用,將是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而傳播顯然是探討、應對、解決該問題的核心要素。

“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新時期解決農村問題的重要平臺。前有研究為該體系的建設和創新提供了諸多參考,而從傳播學視角切入對其進行再審視,將有助于呈現一個更加動態的現實。從根本上說,我們關注農村社區、關注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的目的是為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將不是“治道”,而是“人道”,所以對“人”的互動傳播進行考察,恰恰是切合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的最適宜方式。

三、緣何提出“社區傳播”:農村社區與多維傳播空間的互嵌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到,“傳播”對了解農村社區、創新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是我們理解作為整體的農民與農村社區的線索和框架,也是創新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實現新時期農村社會治理的有力支撐。“社區傳播”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傳播,“農村社區傳播”自然是以農村社區空間為出發點。但它并不意味著研究對象只局限于農村社區內部,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對時空的壓縮,使得社區傳播早已跨越地域邊界,成為一種城市與鄉村、線上與線下相互交織嵌套的多維傳播空間。

農村社區傳播可以說是基于農村生活共同體的信息系統運行,它有著自身的規律,但也同更大的社會傳播系統相互關聯并受之影響。農村社區建設、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的過程總是由相關社會主體——即生活于農村社區內的農民——完成的。因此,如何調動相關主體的積極性、如何處理主體間的矛盾都是新農村建設需要關注的焦點問題。社區傳播是處理農村社區內主體間關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協調配置農村社區內資源的主要方式。沒有社區傳播勾連的農村社區空間,將只是一個空的區域,所以關注社區傳播在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實則是實踐使然。

然而,當下專門針對農村社區傳播的系統研究仍然較少,對新媒體在農村地區滲透與影響的研究更是匱乏。目前關于農村“社區傳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合作組織、村內意見領袖、農民大眾傳媒接觸情況以及農民工進城前后的種種表現等方面。近年來,由于農村傳播學整體視野的逐步開闊,過去主要集中在大眾傳播領域、受眾調查層面的傳播研究,逐漸向人際傳播、社群文化擴展;學科視角上,傳播學也吸收了包括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在跨學科的基礎上不斷對農村傳播問題進行深入挖掘。不過,同農村社區的當下現實相比,社區傳播顯然仍有著較大的研究空間。

具體而言,當前關于農村社區的傳播研究大致圍繞以下三個核心議題展開:其一,聚焦于農村社區內居民的媒介接觸使用情況。該類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部分輔以深度訪談,主要關心某一具體問題下農村社區內居民的媒介使用結構與使用原因,在總體思維上表現出量化的趨勢。多數早期的農村社區傳播研究均屬于此類,如《經濟信息在蘇南農村的傳播現狀調查研究》[22]即是其中的代表,盡管該研究并未強調社區因素,但其調查和分析單位實際上已被設定為農村社區。當下的此類研究則更趨向于將代表性個案囊括其中,王麗萍、徐如明、尹偉先在《基督教在農村社區傳播現狀的調查與分析》[23]中,就在研究中對10個個案進行了深度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及了農村基督教信徒年輕化與信教實用主義因素弱化間的關系。

其二,聚焦于農村社區內的某一具體問題,關注傳播在其間的作用。該類研究往往使用訪談、觀察等方法,并不追求研究對象的統計代表性,在總體思維上表現出質化的取向。《社區傳播與鄉土社群文化建構》[24]中,研究以某農村社區內的健身舞活動為個案,從集體記憶、情感說服、精英動員及收編合作等層面,對健身舞的傳播情境、過程及效果進行了分析,并探討了當前鄉村社群文化的發展對重塑鄉村文化認同所產生的作用與意義。《村莊里的閑話》[25]則力圖透過閑話現象來探究閑話對農村社區內居民的意義,討論了閑話在其生活世界里履行的功能,閑話中所包含和運作的權力等問題。

其三,關于農村社區傳播的綜合理論和對策探討。該類研究一般從某一特定社區出發,關注該社區的方方面面,并試圖建構農村社區傳播的綜合機制。《桂村社會傳播網絡研究》[26]即采用以傳播民族志為主的多種方法對“桂村”個案進行了考察,研究試圖對鄉村社會的人際傳播網絡、組織傳播網絡、大眾傳播網絡和新媒介傳播網絡予以“全景”展示,并討論不同類型的鄉村傳播網絡的功能,探究傳播與村莊社會發展的關系。類似的研究多出現在碩博論文中,實際上相較于理論建構,該類研究的主要貢獻更多在于,試圖從傳播學視角入手討論農村社區發展的學術觀照。

綜合以上,當前關于農村社區的傳播研究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問題:首先,受制于傳播學主流研究范式,傳播研究框架仍有待突破。目前的農村社區傳播研究,在模式上習慣于采用傳播傳遞觀的思維,往往只對傳播者、受傳者、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幾個方面進行關注。即便是綜合性研究,也多以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這一劃分方式,逐一對農村社區內的傳播現象進行概括和介紹,而事實上,很多傳播現象難以歸入某一類,這就使得在研究中,研究對象常常不得不為適應研究框架而改變其原本面貌。

其次,研究的整體面貌仍較為單調,現象描述多,理論貢獻少。研究碎片化是當下農村社區傳播研究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單個研究而言本身并無太大問題,但不斷增多的農村社區個案和詳細的社區調查并沒有帶來真正的中層理論,于是整體的農村社區傳播研究就顯得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與之相關的問題則是,由現象帶來的問題,及由問題生發的對策也往往在同一層面同義反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信息技術實踐在世界各國的農村社區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農村社區傳播包含著農村社區空間、農民和信息技術三方面內容,其中社區空間是傳播的出發點,農民是社區傳播的根本動力,信息技術則是社區傳播的基本保障。如何將信息技術應用到農村社區建設的各個層面,已在美國、韓國、印度等農村地區有了多年的實踐。如美國部分地區采用了基于遠程醫療系統的數字化重癥監護室系統,用來緩解鄉村醫生短缺問題[27]韓國則由政府自治部和地方政府撥款出資,建設“信息化示范村”,從而以信息技術推動農村社區整體發展[28]P.264)。

以上這些實踐為我們探索社區傳播在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可用思路。我們關注“社區傳播”是由于其能勾連起人和物,方便研究考察作為整體的農村社區,進而為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提供幫助。所以,我們對“社區傳播”的關注從開始就不能只以傳播傳遞觀作為支撐,否則只能走上割裂農村社區整體、碎片化研究現象與問題的老路。

四、討論與思考: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的創新空間

農村社區是農村居民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是國家各項惠農政策實施的主要平臺。作為農村家庭管理的延伸和國家政策落實的載體,農村社區在結構上承上啟下,在功能上整合著農村社會最廣泛的力量,因而成為“國”與“家”之間解決農村問題最適當的場域。農村社區既是服務的載體,也是生活的空間;是傳播的場域,也是生產的力量。

實際上,將“傳播”與“服務”關聯,從動態的傳播活動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為服務創新打下基礎、提供對策,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并不少見。但關鍵在于,我們并不是重復前有研究或簡單考察農村社區中的媒介使用情況,再將之生硬的嫁接于服務體系創新之上;而是以傳播為基礎,了解并還原富有“人”之氣息的農村場域,并由此提出能夠協調農村社區主體間關系、促進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整體建設的有效理論和方法。

但是,要從理論走向實踐、真正對作為整體的農村社區進行考察,在操作上是相對困難的,這也是為何前有研究大多只側重一個方面——或對農村社區內存在的客觀現象進行調查,或對農村社區參與者進行跟蹤訪談。要解決這一難題,唯有對連接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傳播”進行追蹤,并將之作為線索,才有可能實現整體性研究。置言之,我們所關注的農村社區,是由傳播勾連起來的人之場域,個體流動于社區中通過傳播賦予社區以意義,社區也根據自身的空間關系爭奪個體以傳播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可見,考察社區傳播對農村社區的整體性研究而言,不僅可能而且必須。

另一方面,傳播視角的引入能夠幫助我們直面為前有研究所忽視的重要問題。關于農村社區治理的相關研究,習慣于將農村置于“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中,其結果是農村被視為同質化的整體,國家也被看做是鐵板一塊。然而國家并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實體,社會亦非簡單相對于國家的一個同質性實體[29]P.163—170)。于建嶸在《岳村政治》中曾指出該問題,并試圖將基層政府與國家分開,同時關注了農村社區內存在的多種利益分化主體[30]P.24—25)。但即使如此,農村社區與更大社會間的互動仍然沒有得到有效關注。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使得農村早已不是過去封閉、內向的小社會,它時刻與更大的社會整體保持著接觸,并對之開放。地方性事件的發生隨時可能繞過政府,尋求社會支援,而商品市場的極大豐富則使農民完全可能在鄉土社會中參與進全球市場的消費。這意味著農村社區治理的對象已不是過去相對封閉的村莊,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發展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僅僅是孤立的地方性問題。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建設要應對的,不僅是地域共同體上的農村社區,還是與更大社會相連接的新新農村生活共同體。過去研究關注大眾傳媒在農村地區的作用,實際上也是對與更大社會關聯的農村社區傳播的關注。然而,這種關注從當下來看仍然是不充分的,這不僅是由于時代變遷已將新媒體推送至農村社區建設發展的重要地位,亟待人們研究關注;更是因為由媒介技術變遷帶來的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對農村社區的日常考察也需要重新進行。

傳播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是服務實施的基礎,也是與服務對象的切實互動。對作為過程的傳播進行調查,有利于我們掌握農村社區的真實面貌;對作為結果的傳播進行分析,能夠讓我們清晰認知權力、技術在農村社區內的有效運行。只有從傳播的角度入手,我們才有可能不再僅將農村社區當做一種工具性媒介而是作為一種生產性事實加以理解,也只有從傳播的視角出發,對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的創新,才有可能真正回歸到以人為中心的互動事實。

“社區傳播”既是編織農村社區日常生活的重要經緯,也是多中心治理模式落地農村的主要媒介;為村民所建構,也建構著村民們關于村內與村外、農村與城市、線上與線下的不同想象。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只有把握“社區傳播”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創新空間,而對以上三對關系的探討,將是我們探尋當前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發展張力的重要基點。需要說明的是,村內與村外、農村與城市、線上與線下是為了便于分析人為區分出的三個維度,并不代表以上三組關系的絕對二元對立。事實上,農村與城市、虛擬與現實往往互相嵌入,相互影響。

當前我國農村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變革,農村社會整體結構變遷和城鄉二元對立造成的深層次問題正日益浮現。農村社區作為農村家庭管理的延伸和國家政策落實的載體,也因此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新媒體在農村社區的滲透和普及,則從技術層面給農村社區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

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的完善是滿足農村居民需求、實現資源整合的重要措施。在我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將農村社區全部城市化定然不會是健康有序和諧社會發展的選擇。這就要求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在吸收城市經驗的基礎上,能夠因時、因地制宜,真正以農村社區為核心,開發出一條通過農村社區內部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加強、社區服務完善,化解城鄉矛盾、促進城鄉共榮的路徑。

傳播與社區的天然接近性使得從社區傳播視角再觀農村社區化服務體系,將提供一種適用并且實用的社區化服務體系創新對策。社會發展、媒介滲透、鄉土情懷,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當前的農村社區。只有以社區傳播為媒介,將農村社區及其參與者作為一個整體,透視滲透在社區中的微觀權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進農村社會發展的社區化服務體系。我們期待著社區化服務體系的創新能夠為未來農村社會的發展和善治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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