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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權”的生成——以歸化城土默特大青山溝水為例

作者:田 宓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5-31  瀏覽次數: 8400

【摘 要】有清一代,朝廷律例對蒙古地區水資源的產權沒有做相應規定。在歸化城土默特地區,大青山溝水的產權源自戶口地的權屬。在水分交易和用水糾紛中,無論是民間還是官府,都是通過戶口地的權屬來證明水分的歸屬。單獨的水契缺乏充足的法律效力,必須與戶口地檔冊相互配合,才能證明溝水產權。民國時期各種水利法規的制定、公布和實施,使現代水權觀念進入歸化城土默特地區。水利法規的厘定意味著水權從地權中析分出來,獲得了單獨的法律地位。水契、租水執照和水權狀也相應地具備了獨立的法律效力。在實際生活中,這些水利法規和文字契據為土默特民眾競逐溝水產權提供了契機,從而引發了地方水利秩序的重新盤整。

【關鍵詞】溝水;水分;水權;契約;租水執照


水權是水利史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關于這一問題,學界已經積累了較多學術成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傾向于用現代產權觀念下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等概念,界定歷史時期的水權。(1)不過,厘清什么是水權,需要回到歷史人群所處的具體時空場景和制度環境中去,探討他們關于水資源的產權觀念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這一觀念下行動的。歸化城土默特(以下簡稱為“土默特”)大青山溝水自15世紀以來的水利發展史,恰好完整地呈現了水資源的產權從無到有、從傳統“水分”到現代“水權”的復雜生成過程,為我們分析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個案,因此,本文嘗試以此為中心展開研究。

在內蒙古地區的水利史研究中,河套(后套)水利較早進入研究者的視線。學者們圍繞著河套水利開發中的國家權力與灌區社會的互動、以地商為中心的社會組織、資本積累與運作、水利機構與水利制度、水利與蒙旗社會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多維度的考察。(2)不過,研究者對水權問題較少著墨。最近幾年,隨著土默特檔案和契約文書的挖掘和整理,土默特(前套)的水利史也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注意。其中水權問題是學者們聚焦的主要議題之一。穆俊和張俊峰就以水契自身內容為中心,探討了土默特地區水權流通和交易問題,分析了“水隨地走”和“水地分離”兩種水權流通、交易形式,并揭示了水權單獨交易的社會經濟意義。(3

與上述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側重在社會環境和產權制度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分析蒙漢民眾關于水資源的產權觀念如何變化,又是怎樣使用契約、租水執照等各種文字憑據來證明和維系自身的權益。關于產權制度與憑證問題,杜正貞對浙江龍泉山林所有權憑證與確權方式變革做出了精彩深入的分析,在研究思路上給予筆者諸多啟發。(4)筆者近年來收集民間歷史文獻開展土默特地區的研究,也一直關注社會結構演變與文書生成之間的關系。本文著重探討土默特地區水資源的產權制度與各種憑據制作使用之間的關聯,以此認識在特定時空環境、社會結構下,國家的產權制度如何在地方上展開具體實踐,國家與蒙旗民眾之間的關系又在經歷著哪些改變,希冀可以豐富學界對中國產權制度嬗變過程的理解。

本文主要利用土默特檔案、水契進行研究。土默特檔案起自雍正年間,迄于1949年,其中清代滿、蒙、漢文檔案共1.6萬余件,民國檔案4.7萬余件。這些檔案記載了土默特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內容,是了解當地社會演進的寶貴歷史資料。既往學者以這批檔案為中心,在財政史、法制史等方面展開了學術考察。(5)在土默特檔案中,保留了一些大青山溝水方面的記載,詳實具體地呈現了其水利發展的歷史面貌。筆者從中撿出清代水利檔案16件,民國水利檔案84件,用以探討土默特地區水資源的產權變更。水契是本文使用的另一類重要史料。在土默特地區的土地、水利開發過程中,形成了大量契約文書。這些契約文書對于理解土默特民眾的地權、水權觀念具有重要價值。以往研究著重利用土地契約分析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關系、聚落形態等內容。(6)本文著重使用水契探討這一地區水資源的產權變化。總之,土默特檔案和水契為本文的寫作奠定了資料基礎,使我們可以更加立體細致地了解土默特地區水資源產權的歷史進程。

一、沒有“水利”的社會——明中葉至清初土默特平原的用水狀況

土默特平原是內蒙古西部地區的一塊三角形平原,地處蒙古高原南緣,北依大青山(陰山山脈支脈),南臨黃河。矗立在土默特平原北方的大青山,擋住了來自蒙古高原的寒冷氣流,使這里終年保持著適宜的溫度。大青山之中縱橫交錯著眾多山谷,當地稱“溝”。貫通山前山后、南北走向的大溝有19條,俗稱十八道半溝。大小各溝均有水量不等的溝水流出,為大青山前面的土地提供了相對豐沛的水源。優越的地理環境使這里宜農宜牧,歷史上不同人群曾在這片土地上活動。

15世紀,土默特部開始在土默特平原駐牧。土默特蒙古人主要以游牧為生。在游牧生活中,游牧地的選擇始終受到水源條件的制約。南宋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中留下了蒙古人如何“定營”的記錄,“其居穹廬,即氈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得水則止,謂之定營”。(7)《蒙古秘史》記載了蒙古人掘井取水的情況,窩闊臺為部眾劃分牧地時,“派察乃、畏兀兒臺二人為司營,去荒原戈壁地方掘井取水”。(8)這種依水草遷止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明代,土默特蒙古活動的主要范圍正是大青山前水源眾多、草木豐饒的地方。

游牧時代,水主要用于供應蒙古人日常生活的飲用,保持水源的清潔為蒙古人所重視,也由此形成了一些關于水的禁忌和習俗。《成吉思汗法典》第五十八條規定,“保護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 中”。(9)這一禁忌的核心思想,是保持水源的潔凈。一旦冒犯禁忌,會遭到天神的懲罰,引來令蒙古人驚恐萬分的雷擊。(10)此 外,蒙古人形成了對“水”的崇拜,《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記載,“他們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飯菜和飲料來供奉它們,而且最喜歡在清晨吃飯甚至飲用東西之前舉 行”。(11)同 時,蒙古人還舉行“祈雨”儀式,上引《黑韃事略》描述了祈雨儀式的具體做法,“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轍以石子數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語,多獲應驗。石子名曰酢答,乃是走獸腹中之 石”。(12)這 些禁忌、崇拜和儀式,體現了以游牧為生的蒙古人對“水”的認知與理解。由于史料闕如,明代土默特蒙古人的用水情況,我們不能確知。但相信只要生活方式仍是游牧,那些先輩們基于日常經驗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生存法則和思想觀念,就會被土默特蒙古所傳衍、遵循。

嘉靖年間,俺答汗以強虜而來和主動投奔的漢人為主導,發展了“板升農業”。“板升”一詞為蒙古語,不同史料分別將其解釋為“堡子”“百姓”“屋”“城”等意思。雖然具體含義莫衷一是,但研究者們一般都同意板升是指漢人居住的聚落。(13)明代的板升主要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和大黑河沿岸等水資源豐沛的地方。今天在這些地區仍有不少以板升命名的村莊,其中一些有可能就是明代板升的遺存。在俺答汗等人的支持下,漢人開墾了大片農田。《明實錄》記載,丘富等人“筑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14)據常理推斷,漢人在進行農業墾殖時,可能已經開展了一些簡單的水利開發。此外,主要以游牧為生的土默特蒙古人也從事一些簡單的農業生產,“但其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倘能深耕灌種,其倍入又當何如”。(15)也就是說,土默特蒙古人在進行農業生產時,并不精耕細作,也不實施水利灌溉。

天聰六年(1632),土默特部歸附清朝,清廷將其部眾編旗設佐,分為左右兩翼。此后,土默特蒙古在其屬地之內,繼續著游牧生活。直到康熙年間,“穹廬簇簇,畜產成群”依然是土默特平原上十分常見的景象。(16)同時,一些內地民人源源不絕地出口謀生,自發地拓荒開地。到康熙中葉,土默特平原的農業生產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在過長城至歸化城一段,一些地方“茅舍分列,地皆耕種”,歸化城附近“地多墾辟,頗饒耕具”。(17)不過,直到這一時期,土默特平原上農田水利灌溉的情況仍未見諸文字記載,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此時這里的農田水利開發仍然是較為初步和簡單的。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沒有‘水利’的社會”,是指在15世紀至清初的土默特地區,還沒有或甚少農田灌溉意義上的“水利”,并不是說生活在這里的以游牧為生的蒙古人,沒有自己的用水方式和觀念,只是因應游牧生活的特性,蒙古人關于水的思想觀念、行事邏輯與農業社會相當不同。不過,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土默特地區的農田水利灌溉逐漸發展起來。

二、因地得水——清中葉以來的水分來歷與產權觀念

入清以來,由于內地人口增長、天災人禍等原因,山西民人源源不斷地來口外謀生。康雍乾時期,朝廷數度出兵,西征朔漠。為了解決軍糧供應的問題,自康熙中葉開始,先后在土默特平原上放墾了大量土地,招募民人耕種。(18)這些因素都推動了土默特地區農業的加速發展。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人們花費工本、筑渠引水,這使原本自然流淌的河流溪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一份檔案資料,就反映了蒙漢民眾共同興修水利的情況:

訊據楊天沼供:小的是太原縣人,今年三十九歲,小的祖楊世林于乾隆二十三年,從蒙婦伍把什之夫波羅氣名下租地三拾畝,永遠承種,小的每年出租銀一兩一錢,現支過三年租后,被河塌水淹苦賠租銀甚多,退地他也不要,又有三十八、九年、四十四年三次打壩,花費工本錢八千八百零,到四十五、六年,才能耕種。……訊據民人壩頭要照、劉德子、蒙古壩頭色旺等同供:小的們村里三十八年、四十四年三次修筑壩堰,每分地三十畝,共攤花費錢八千八百有零,現有賬目可憑,伍把什地內應攤花費錢八千八百有零。(19

從上可知,為抵御水災、保障農業生產,這一村落的蒙漢民眾推舉要照、劉德子擔任“民人壩頭”,色旺擔任“蒙古壩頭”,分別于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修筑壩堰。也就是說,在從游牧向農耕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地方社會正在逐漸發展出一套配合農田作業的水利行事方式,蒙古社會的“自然之水”也由此變為了農業社會的“人工之水”。

生活在土默特地區的蒙古人擁有水資源的所有權。乾隆三十九年的一份檔案資料記載:“惟山溝之水,系土默特地之利,理合由各該村蒙古人眾作主。”(20)這一權利的來源則在于乾隆年間朝廷對蒙古戶口地的劃撥。(21)這一說法一直為蒙古人所申說。直到民國,一位蒙古官員還是強調:“五百余里逢溝有水,有水者必灌地,此即雍正十三年暨乾隆八年兩次賞放戶口地畝,水連地,地連水,凡系蒙民自種者,地水隨其自用;如租給地戶者,地有地租,水有水租,皆屬蒙民養命之源,實為生計之命脈。”(22



水資源首先在蒙古人中分配,這些按照特定計量單位劃分的水被稱作“水分”。乾隆末期,土默特地區就已經開始有了水分交易。(23)一份民國檔案資料對畢克齊蒙行的追記,透漏了水分分配的具體訊息:“竊查蒙行曾于道光年間組設專司各屬目水份,暨蒙眾支付差徭事”。(24)這表明水分是以屬目(即蘇木)為單位在蒙古人中劃分的。水分交易中,契約是最重要的憑證。土默特地區的契約由山西漢人帶入,其后被蒙古人習得,并逐漸在蒙古社會廣泛使用。由于土默特地區的戶口地不允許買賣,因此清代戶口地、水分契約均為私人之間訂立的白契。(25

財產能夠用于交易,來歷清晰是重要的前提。我們首先來看交易時蒙古人如何在契約中說明水分的來歷。在土默特蒙古金氏契約中,嘉慶二十五年(1820),蒙古人捏圪豐與民人楊光彥進行了一筆交易:

立出租地文約人捏圪豐,今因差事緊急,無處輾轉,今將自己云社堡村祖遺戶口白地一頃、隨水一俸二厘五毫,情愿出租于楊光彥□□耕種為業,同眾言定,現使過押地錢四十八千零七十文整,其錢當日交足,并不短欠,每年秋后出租地地普兒共錢七千五百文,同眾言定,許種不許奪,地租不許長支短欠,不許長迭,日后若有戶內人等爭奪者,有捏圪豐一面承當,恐口無憑,立約為證用。

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立

合同約一紙

毛不陸十、顧清十、八十六十、哈不計十 中見人(26

在這宗交易中,蒙古人表達其土地、水分來歷的說法是“自己云社堡村祖遺戶口白地一頃,隨水一俸二厘五毫”。“祖遺戶口地”,是土默特地區蒙古與民人土地、水分交易中的慣常表述。“戶口地”,就是指乾隆八年朝廷調整劃撥土地,給每個蒙古兵丁分配的土地。(27)“祖遺”的說法意在強調土地和水分是君主授予,表明了其來源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水附著于土地之上,自然來源于蒙古人對土地的占有。

民人的水分是從蒙古人手中租來,其關于水分來歷的表述則與蒙古人有所不同。咸豐八年(1858)廣興園與四合園發生了一宗交易:

立出佃永遠水地約人廣興園,今將自己原置到田豐應到覆信魁租[]遺白地三段,坐落在西包頭村南架場地一段,計地二十八畝,系南北畛,東至復成魁,西至廣泰園,南至解景發,北至老渠,相隨第十天長夜水半奉,隨蒙古嗯撓土木兒租錢、老金架租錢,又相隨藍池六面、土房三間,地內一應在內,又場園地塊,計地六畝五分,系東西畛,北至大道,東至現時本主場面墻根李二疤子、李七金子,南至老渠,西至復成魁,隨蒙古書目上毛扣等,每年地租,又一段計地六畝四分五厘零,系南北畛,北至卜學齡,南至祥盛園,西至老渠,東至張仁政,每年隨蒙古八扣地租錢三千二百文,相隨第十一天輪流大水一厘,另又二段一塊,東西畛,北至大道,南至巷,通街出路,東至萬興公,西至現時本主,又糞場一塊,東至龍王廟園地,每年隨蒙古地租錢五百文,出與溫都兒戶,前后共地五塊,四至俱各分明,情愿出佃與四合園,永遠耕種管業。同眾言定佃地價錢八百千文整,其錢常交不欠,日后若有人爭奪者,有廣興園一面承當,恐口難憑,立出佃水地永遠約存照,隨去田姓原置老約二支。

園行總甲 閻步青 李瑄 王輔清 梁有義 趙德

廣興園立

大清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日。(28

這份契約中的“佃”,相當于“租”,契文中提到的“立出佃水地永遠約”,指的就是在土默特地區普遍存在的“永租約”。(29)此次交易,廣興園共向四合園佃出土地5塊,其中第一塊地和第三塊地都有相隨之水一并出佃。對前三塊土地的來源,廣興園言及的是“原置”和“租[]遺”,但這里的“租[]遺”并非上文所述蒙古人的“祖遺”,而是指廣興園向蒙古人租來,成為其“祖遺”。契約中四處提到每年隨蒙古地租錢,這既是租地人需向蒙古人交納的地租,也表明了所租土地和水分的來歷。由此可知,民人水分也是來源于租種蒙古人的戶口地。

在土默特地區的水分交易中有水隨地走,水地分離兩種情況。對于這一問題,學者們已經進行了較為充分的分析,本文不打算重復。(30)為討論方便,茲舉兩例水分交易契約,簡單說明這一情況。(31

其一:

立租地約人公慶,自因當差緊急,今將自己云社堡村水地一頃、白汗地五頃,隨水三俸,空地基一塊,東至五把什,南至道,西至道,北至討圪司。四至分明,情愿出與顧清名下耕種。同人言定,每年一應籌出租銀四十兩整,照糧店行市交辦,秋后交足。若有人爭礙者,公慶一應承當。許種不許奪,不許長支短欠,亦不許長迭。恐口難憑,立租約存照用。

計開隨粘單一紙

有羅春開地壓地二張共存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廿五日立約合同約后有清字語

照把什召上租約抄來典租合同約(32

其二:

立租水約人張木素喇嘛,今租到什不吞水半分。同人言定,租錢七錢五分,以良店合錢,使錢三千整。許用不許奪,秋后交租。如交不道[],許本主人凈[]奪。恐口無憑,立租約存照。

合同[騎縫]

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廿五日

中見人:王開正 水圪兔 范士珍 33

上引第一例契約屬于水隨地走的情況,第二例屬于水分單獨流通的情況。正如張俊峰指出的,地水分離、水權商品化的現象,表明了當地民眾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配置水資源,反映了傳統農業社會發展的一些新動向。(34)不過,上述討論側重利用契約文本分析水分交易的情況,但只有在實際的水事活動中,觀察蒙漢民眾如何使用這些契約,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人們對水資源產權觀念的變化。乾隆四十七年,巧爾報村發生了一起水案:

訊據色令多爾濟、托克托戶查獨忽浪等同供:小的們在巧爾報告村務農為生,四月初間,被這哈力不岱村郭老六、邢有、岳金山們與小的本村張成宗、張三子串通將本村河水改挖成渠,往哈力不岱、伍里營子兩村撥水澆地,毀壞了草廠二十多畝,張成宗們又暗受水價,澆地一畝,得錢四十文。……訊據張成宗、辛有、郭照進、岳金山、石宗同供:小的們先人自康熙年間租下巧爾氣召羅樹喇嘛名下沿河荒草地畝,陸續開成熟地,到雍正三年上,與地主商議明白,開渠引水,費用工本有一百多兩銀子,召里立下文契,不許旁人攔阻,又有橋梁,并不妨礙行人。(35

在本案之中,原告色令多爾濟等宣稱被告張成宗等修渠破壞了“草廠”。“草廠”是朝廷命令禁止開墾的土地,(36)但他們并沒有拿出相應的文據。民人則強調租了召廟喇嘛的土地,因此可以開渠引水,并訂立“文契”。歸化城同知和戶司參領依據雙方供詞作出裁斷,他們既承認了張成宗等對土地和渠水的占有,允許其依舊開渠灌地,同時“姑念蒙古地面”,斷令張成宗等每年向蒙古出1000文的念經錢,兩造遂告息訟。地方官員對案件的審理主要是為平息爭訟、維護社會秩序,辨析產權并不是他們的目標。但從斷案結果來看,地方官員實際上是承認了被告張成宗等提供的文契的效力。這就表明官府和被告張成宗一樣,在對待水權的權屬問題上,都依循了因地得水的邏輯。

嘉慶十八年,保通河村發生了另外一件水案,在談到對水的權屬時,原告爾登山等宣稱:“小的村中先年有戶口地十頃,租與南撓爾村張鵬萬、張連會,隨去水分灌溉,并無立約,亦未使過押地錢,除灌澆十頃地畝外,余水歸小的等闔村人等澆灌,已歷有年。”爾登山等通過強調對戶口地的占有來證明其對水分的占有,但他們沒有約據可以佐證。被告武雙的子等則可拿出租水合同,“民人武雙的子等所供原租兩日水分,未限頃畝之語,驗有合同”。在此案的審理中,官員們的意見出現分歧。戶司參領那穆達克、佐領三音五合圖等認為武雙的子等澆灌蒙古戶口地10頃之外,余水應歸蒙古自行“管業”。但薩拉齊廳同知佛寧阿則認為民人“現有約據為憑,難以訊斷”。雙方意見不統一,因此不得不查閱乾隆二年案卷,經查后發現“乾隆二年案卷實有五拉特祖父水分,迨后已將戶口地十頃,隨水租給民人灌澆,務令先盡民人灌足十頃地畝之數,如有余水斷給蒙古自便。”最終此案以乾隆二年案卷為準審判。這件水案表明,單獨的水分契約缺乏充足的法律效力,記錄戶口地、水分的案卷才是官府所仰重的產權憑據。也就是說水權必須依賴地權予以證明。不過,由于資料的限制,我們并不清楚案中所說乾隆二年案卷具體是什么。(37

道光十三年(1833),察素齊、云社堡、古城村三村爭水,這個案件讓我們看到官府處理此類爭水糾紛的主要依據,除了契約,還有戶口地冊檔。歸化城同知在審理案件時向土默特旗戶司咨請核查戶口地冊檔:

惟查察素齊、八什板申、榮碩堡三村始初原給蒙古當差分撥戶口水旱地畝冊檔。敝府衙門并無底據,礙難稽核,擬合備文移查。為此合移貴司煩查文內事。理希將此案彼時原給該三村蒙古分撥戶口水旱地畝數目及曾否分注每村分水若干檔案一并查明。(38

戶口地冊檔是乾隆八年朝廷在土默特蒙古中調整劃撥戶口地時編立的冊籍,主要登記了土默特蒙古兵丁的地畝情況。(39)《綏遠通志稿》記載,在托克托廳“惟蒙民交涉地畝事件,往往糾葛難清,遇有此等呈詞,除親詣勘視丈量明確外,必須咨查歸化城土默特戶司檔冊。令四至界址了如指掌,方足以折服其心,且照例申請副都統添派蒙員會審”。(40)在本案中,戶口地冊檔亦是判定水分來歷和權屬的重要依據,由此可知水分與戶口地處于捆綁狀態。這一依據戶口地冊檔判斷水分權屬的做法一直延續至清朝末年。光緒三十年(1904),古城村村民欲“偷使”上述三村之水,由三村共同成立的水神社立碑宣告:“夫我察素齊自康熙年間分撥戶口以來,向有大溝流出之水,載入戶口冊籍,把什板申村、云社堡村與我三村輪流澆灌,均沾利益,已奉將軍、都統出示定章,成規不亂,誠乃世世不易之常規也。”(41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知道土默特地區在乾隆末年就已經出現了地水分離、水分單獨交易的情況,這表明水隨地走這一地水關系已經發生了松動。然而,盡管在水分交易中,水契的使用越來越普遍,但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官府,在用水糾紛中,水分權屬都與戶口地權屬綁定,在法律上不具備獨立的地位,這就使單獨的水契在證明水分歸屬時存在制度上的制約,官府和民間所仰賴的最重要的產權憑證是戶口地冊檔等官方文書,這一局面到了民國時期開始被打破。

三、“水權”的出現——民國時期的水利法規與產權變更

清朝末期,清廷在邊疆危機和財政壓力下,推行放墾蒙地的政策。水利事業與土地放墾息息相關,也因此成為墾務官員關心的重要事項。時任督辦蒙旗墾務大臣、綏遠城將軍的貽谷,就在與土默特比鄰的后套地區(今包頭以西臨河地區),躬身相度,修治渠道。(42)這些動向擾動了土默特的水利秩序。清末的土默特檔案資料記載:“事關蒙古生計,且現在時勢多艱,屢奉明文,廣興水利之際”。(43)不過,這一時期土默特的水利事業,基本上仍以民間力量為主導。官員們雖然開始在土默特倡行水利,但水資源的產權問題尚未進入其理政的視線。

民國肇建,水權的國有化進程加快。1918829日,大理院統字第845號解釋:“查江河及其他公有之水面,其所有權自應屬之國家,除特別限制使用方法或使用之人外,人民皆有自由使用之權”。(44)大理院解釋的要旨在于將水資源的所有權收歸國家。這一時期,綏遠當局也在后套展開將渠利收歸官有的舉措。(45)這些規定和行動都在不斷地改變著土默特社會原有的水利格局。土默特的蒙古官員就表現出對大青山溝水產權被侵奪的擔憂,1922520日,土默特旗參領聯合上書:

伏查綏遠實畫特別區域,本旗東至察哈爾廂蘭旗,西至烏拉特東公旗五百余里,逢溝有水,有水者必灌地,此即雍正十三年即乾隆八年兩次賞放戶口地畝。水連地,地連水,凡系蒙民自種者,地水隨其自用,如租給地戶者,地有地租,水有水租,皆屬蒙民養命之源,實為生計之命脈,如系實有組織公司陰謀奪水之舉,蒙民當此流離播遷之后,何堪再受此苦,況自民國以來,歷任大總統均有優待蒙人,暨籌給生計并保護固有私產各命令,墨尚未干,倘旦被其設局實行辦理,則蒙民固有私產,必被霸奪,而蒙民之困苦凍餒,轉乎溝壑者,亦必在所不免,惟有懇請恩憲鑒核轉呈。(46

在這份呈文中,土默特官員指出土默特蒙民對溝水的所有,依據的是雍正十三年、乾隆八年的兩次賞放戶口地畝。同時,民國政府頒布的有關蒙古的法令,也被土默特官員援引,成為其維護溝水產權的重要憑據。民國成立之初,為了穩固和維系其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曾頒布《關于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等法令,其中有“保護其原有之私產”的規定。(47)不過對“私產”是什么,這些法令的界定十分籠統模糊。因此,土默特官員申訴的主要依憑仍然是清代因地得水的邏輯,這也就是說水的權屬還沒有從戶口地的權屬中剝離出來。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綏遠當局在水利方面投注了更多注意力。1928年,綏遠建設廳頒布了《綏遠建設廳獎勵興辦水利章程》。1929年,又頒布了《綏遠建設廳河渠管理章程》。(48)其中《綏遠建設廳河渠管理章程》第二條規定:“凡綏遠地上、地下流動或靜止之水,為人民公眾利益所系,無論何人或團體,不得占為私有,但得依本章程之規定,呈準引用之”。第三條則規定:“凡開引河渠經人民呈準后均由建設廳分別注冊并發給用水證書,以資保障”。(49)上述規定在法理上否認了清代大青山溝水權屬源自戶口地權屬的證明邏輯,也使原來的民間私契失去了法律效力。這為土默特民眾重新確立地方水利秩序制造了機會。武當溝分局長云鶴翔試圖改變武當溝溝水的權屬,他在193479日的呈文中稱:

竊查綏遠大青山一帶所產煤炭各物所有權完全均歸我旗,茲查武當溝河水系活泉水,長年不斷,以本旗定章主權應歸我旗所有。……因此鶴翔追問,據該村年老人言談,此水當初向一蒙人以外兌錢三拾千置到,究系何年,該蒙人名姓住址,現在有無后人,尚說不清,惟此水之根據,除所持該蒙人契紙而外,迄今并無其他之字樣。伏思此水上流,頭約有數十里之遠,可想此水之主權,不能歸為該蒙人一人私有。即以該溝內各溝所產煤炭,歷來租稅均歸我旗征收,而此水與此煤炭同一出處、同一路線,則主權亦應歸我旗共有。(50

從中可知,云鶴翔以“主權應歸我旗所有”為由,提出將武當溝溝水收歸旗有。在他看來,漢人與蒙人簽訂“契紙”不足以證明溝水的“主權”。可見,在新的水利法規下,以往通過戶口地權屬即可證明水的歸屬邏輯和確定產權重要依據的私人契約,受到了質疑和挑戰。

1942年,國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水利法》,《水利法》共九章,其中與水權有關的內容共兩章,分別為第三章“水權”、第四章“水權的登記”。第三章規定:“本法所稱水權,謂依法對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第四章指出:“水權之取得、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非依本法登記不生效力”。申請水權應提供如下文件:“一、聲請書;二、證明登記原因文件或水權狀;三、其他依法應提出之書據圖式”。(51)《水利法》援引西方的產權觀念界定了水權。同時,通過水權登記,用“水權狀”等官方契據取代原來民間的“契約”。不過,《水利法》頒行之時,中國正籠罩在抗日戰爭的戰火硝煙之中,并不具備全面實施的條件。

《水利法》公布實施之時,土默特地區正為日本扶植的偽蒙疆政權占據,當時的偽土默特旗公署延續了此前國民政府綏遠當局將水權收歸“旗有”的主張,這在1939年北只圖村發生的水案中有所反映:

旗署以蒙漢同居年久深遠,為息訟解和計,既往偏怙,暫不追詢,惟溝內之公水既不得不歸漢,復不歸蒙,為此將每周內一天之水利,其水利未統治前,暫歸本署管理,澆一畝,暫定水租洋一元,作為了結。……于執行期小滿日,又復聚眾數百人,意欲歐[]辱公務人員。復經顧問駕臨,維持判決施行。委員局長等,仍行變通,將晚水兩股會同鞏署長發給水票二紙,蒙漢各一,晚間不能監視。定價洋各三十元,各自使用。該漢社村長孫萬章領票使水完畢。收款時,村長不見面,村副張存義一力不付分文。(52

從上可知,偽土默特旗公署將水利收歸“旗有”的解決方案,引起了民眾的激烈反彈。雖經官員的調停,蒙漢民眾同意領取“水票”使水,但這不過是權宜之計。使水完畢之后,民眾采用避而不見、拒不交款的方式,對旗署進行弱者的抵抗。然而,在各方勢力的角力中,北只圖村溝水的利權最終還是收歸了“旗有”。時隔一年,在偽土默特旗公署辦事人員的呈文中說,“一、查北只圖村公水共有七轉,本年出售租者共有四轉,下余三轉,被山水沖壞渠壩,不能租售。二、本年度水租至此轉水辦理完竣,征到租款,除截留十成之三,以作修理渠壩及消耗等費外,下余租款均已解繳旗署”。可見,此時“旗署”已經能夠順利收到水租。與此同時,使水人也申領了“旗署”頒發的“租水三聯執照”。(53

上述偽土默特旗公署將水權收歸旗有的實際做法,在1942年化為了一紙正式的計劃書。這一年,偽土默特旗公署制定了《土默特旗境內各甲佐水利整理計劃書》。其中關于土默特旗境內溝水川流的權屬,計劃書規定:“查本土默特旗境內各甲佐地面,關于溝水川流等水利,及渠道所占之土地,均為固有之權益。”在這一前提下,進一步規定:“由旗制發使水執照及水租聯單,無論清洪水澆灌地畝,均規定水租,依照土地之肥瘠酌定租率,每畝不得超過一角,以便著手。又凡舊歸人民私行起征等費一概取締,收歸旗有云云”。從內容上看,這一政策與此前綏遠省的水利法規有相同之處,同時也是對偽土默特旗公署此前即成水利處理做法的認可。(54

日本敗退以后,國民政府恢復了對土默特地區的統治。在其恢復統治秩序時,將水租收歸公有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現在國土重光,旗政復員。各項固有之權利,業經逐步收回,力圖改進,茲為劃一旗權計,擬將此項收入收回公有。不得私相授受,由旗征收,以裕公帑”。(55)此時,歷經此前民國政府和偽蒙疆政權的水利改革,土默特民眾的產權觀念和證明方式都發生很大的改變,這在忽洞溝村門的云全福等與杜棟的水利糾紛中得到體現。案件原告忽洞溝門村云全福1946522日呈文稱:

案查旗屬右翼六甲二佐忽洞溝門決壩水利其所有主權向為旗公家操持,私人不得而有之,故其使用權,屢年向鈞府承租核定。其來有自,迨至本年,屬村蒙民授案。以五千元租,準使用一年,并蒙批示在案。……查民等使用此項決壩水利完全系暫租性質,其所有權非民三人所私有,曷敢自認水主,擅稱本案之當事人被告資格既然無當無赴案之必要,惟因法警勒令限期出庭未便拒絕,乃于七月二十被薩司法處張法官一度庭訊,并令民等被告收受副狀,限三日提出簽辯。當經敘明本案之原委,并聲明此項水權在旗,對方杜棟指鹿為馬,妄訴民等為被告。當事人殊不合法,請駁斥原訴能否邀準司法處如此辦理,尚不敢知。惟既承租旗公有之水利。民等何敢妄自出庭,然本案事關旗有之權利。而損失民等租金事小,阻礙使用權,貽誤澆地,收獲受損,當由杜某負責,尤以水利主權在旗,不得不早來稟報。(56

由上可知,云全福等已經對“主權”“使用權”等近代意義上的產權術語非常熟悉,并利用這些術語,在水利法規的框架內,聲稱自己對水資源的權力。不過,案件的裁斷需要證據的證明。在該文呈遞司法處之后,司法處指出,“查此水既系公家所有,汝速向承包機關與司法處來函證明始能判決”。(57)此后忽洞溝門蒙民云全福等相繼投遞了三個呈文,進一步申明其維護水權的訴求。其在呈文中證明杜棟沒有水權的重要依據,都是杜棟沒有專門的水契。(58)如在19461223日的呈文中,云全福等稱:“再查沿山一帶,買水須立專契,而該杜姓為何不另立水契,僅以地契抵賴,況自來未交過水租,又核能藉詞奪水。”(59)忽洞溝村云全福等反復提到杜棟沒有專門的水契,僅靠地契難以證明水權,這表明在他們看來,水契具有獨立的法律效力。土默特旗政府同樣強調水契的法律效力。在向綏遠省高等法院的呈文中,土默特旗政府表示:

據此查沿大青山一帶水利向為蒙旗固有之權利,人民私相授受,懸為歷禁,該忽洞溝門決壩水,亦不能例外,是其水權為本旗所有,不過責成該管大領催代為經管,由屬目蒙民使用,須按年交納水租有案。茲據前情,該杜棟既無買水契約,以作憑證,今欲恃強獨占。(60

從前文的論述,我們已經知道,以往的水利法規和水利整理,已經在法律意義上使水權從地權中析出,具有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租水的專門契據也因此具備了相應的法律效力。民眾和官府對專門的水契的強調,正是這一法律觀念不斷影響的結果。這與清代判斷水分來歷,主要依據戶口地冊檔的情況形成了明顯的對照。

耐人尋味的是,云全福等在指稱杜棟沒有“水契”時,自己也并沒有拿出或提到任何可以證明水權的“水契”。在關于這起案件的卷宗中,能夠證明云全福等水權的證據,似乎只有一份忽洞溝村云全福等向土默特旗提交的承租申請,這份申請說:“竊查旗屬右翼六甲二佐忽洞溝門,自被日寇焚毀,全村蒙民流離,固有決壩小水一股,未利用數年,今者勝利而還,蒙陸續回村,擬本年度承租使用”。(61)申請提交的時間是1946610日。但僅時隔一個多月,就發生了云全福等與杜棟的爭水案。如前所述,按照水利法規的規定,租水執照或水權狀是證明權屬的重要憑證。假如忽洞溝村的蒙民能夠提供執照或水權狀,這無疑是最為直接有利的證據。但此案中,恰恰缺失了這一關鍵性的證據。他們為何未能提供,是為了規避執照費用而選擇不申請,還是不了解辦理執照的政策而未及申領,抑或是其他原因?由于資料的限制,個中原委無從查知。然而,這一證據的缺失也恰恰表明,雖然忽洞溝村村民在呈文中熟練地運用民國的水利法規中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這一法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實,仍然值得懷疑。

四、余論

只有在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中,才能理解什么是水權。自15世紀以迄民國,歸化城土默特地區溝水產權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兩個關鍵性的變化。一是在游牧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溝水的產權從無到有,“水分”成為土默特民眾表達產權的主要觀念。二是民國以來,隨著西方產權制度的傳入,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水權”觀念,逐漸被土默特民眾接受,并用其證明和爭取自己對溝水產權的擁有。

有清一代,朝廷的律例對蒙古地區水資源的產權沒有做相應的規定。在土默特地區,大青山溝水產權的來歷源自戶口地的地權。這在溝水的稱呼上有所反映,穆俊就注意到“蒙古人的水分因緣于戶口地的地權,所以又被稱為‘戶口水’(或蒙古水)”。(62)在水分交易和用水糾紛中,無論是民間還是官府,其對溝水產權的證明也都是依據地權。因此,盡管在乾隆末期,就已經出現了水分單獨交易的情況,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撐,在涉及溝水產權糾紛時,單獨的水契往往難以證明溝水的歸屬,必須與戶口地檔冊相互配合,才能證明溝水的產權。清末民國時期,西方法律觀念、制度的引進和實踐,對中國原有的產權秩序造成了沖擊。民國時期各級政府水利法規的制定、公布和實施,使現代的“水權”觀念進入土默特地區。水利法規的厘定意味著水權從地權中析分出來,獲得了單獨的法律地位。水契與租水執照、水權狀等官方契據也相應地具備了獨立的法律效力。在實際生活中,這些水利法規和文字憑據為土默特民眾競逐溝水產權提供了契機,從而引發了地方水利秩序的重新盤整。

近些年來,學者們圍繞陜西、山西、內蒙古等地的水權問題展開研究,取得不少學術成果。本文考察的土默特地區,可以與這些地區形成比較,有助于我們豐富對中國北方水權問題的認識與理解。在前人基礎之上,本文著重指出如下兩點內容。

其一,水資源來歷與證明方式的區別反映了王朝與地方社會關系的差異。在陜西、山西等地區,地方百姓要獲得灌溉用水的權利,都以向朝廷完糧納稅為前提。蕭正洪指出,關中地區的水資源為國家所有。在唐代以后的關中,農戶是否交納“水糧”,被視作是否擁有水資源合法灌溉使用權的主要標志。明清時期,水冊成為關中水權權屬的主要憑證。(63)張俊峰也提到,山西的水權與國家的稅收掛鉤。(64)土默特地區在17世紀上半葉進入清帝國的版圖,清廷在這里編設蒙旗予以管理。蒙古兵丁需要在蒙旗衙門當差服役,朝廷則劃撥戶口地作為其養贍之資。戶口地的所有權歸國家所有,但蒙古人對其具有相當大的支配權,同時也不向朝廷完糧納稅。大青山溝水的水分來歷就是源自蒙古人的戶口地。在水分和土地的交易與糾紛中,蒙古人的戶口地冊檔、蒙漢民眾之間簽訂的契約文書是重要憑據。水資源來歷和證明方式的不同,反映出國家在陜西、山西和內蒙古等地不同的治理方式和地方人群的因應舉措,使這幾個地方的水資源運作邏輯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其二,明清時期,在山西、陜西、內蒙古地區,漸次出現由地水結合到水地分離的變動趨向,水開始脫離土地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其自身價值不斷凸顯。蕭正洪提到陜西關中地區在清代以前,地權與灌溉水權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清代中葉以后,地權與水權出現了分離的萌芽。及至清末,這一現象才變得較為常見。(65)張俊峰認為山西介休地區在明代萬歷年間地水關系出現了松動,到乾隆年間實現了地水分離。(66)內蒙古土默特地區在乾隆以后水分交易日益頻繁。(67)這些研究表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傳統中國社會,產權已經出現了日益細碎化的動向。(68)然而,直迄清末,王朝的法律制度并未將這一實際變動納入其中。就水資源而言,正如趙世瑜指出的:“在前現代中國,國家并未明確強調對水資源的所有權”。(69)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指出自民國以來,執政當局在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對社會清晰化管理的意圖,使實際上已經日益細碎化的產權和用以證明產權的文字憑據,在法律制度上獲得了專屬的席位。土默特的個案就表明,水利法規的頒布使水權得以脫離地權,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水契也相應地具備了單獨的法律效力。而這些法律制度在實踐過程中,又成為各個地方的人們競逐社會資源的管道。這些生活在地方上的人們蹈襲既有文化傳統,應對新的歷史變局,騰挪移轉、相機而動,最終形塑了中國社會既復雜多歧又內在統一的歷史面貌。


注釋:

[1]如蕭正洪《歷史時期關中地區農田灌溉中的水權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張俊峰《清至民國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發現的水契和水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2]如王建革《清末河套地區的水利制度與社會適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燕紅忠、豐若非《試析清代河套地區農田水利發展過程中的資本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杜靜元《清末河套地區民間社會組織與水利開發》,《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王海峰《民國時期綏遠河套灌區的水政(19121946)》,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師范大學,2009年;威利斯《晚清至民國時期內蒙古黃河套區水利與蒙旗(18251949)》,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大學,2015年。

[3]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張俊峰:《清至民國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穆俊博士惠賜博士論文,專此致謝。

[4]杜正貞:《晚清民國山林所有權的獲得與證明——浙江龍泉縣與建德縣的比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5]相關研究數量較多,茲僅列舉著作和學位論文。烏仁其其格:《1820世紀初歸化城土默特財政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包銀山:《民國時期土默特旗財政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烏仁其其格:《清代至民國時期土默特地區社會變遷研究》,遼寧民族出版2017年版;包銀山、烏仁其其格:《土默特財政史略》,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7年版;劉歡:《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蒙古女性問題探究——以歸化城副都統衙門司法檔案為核心》,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師范大學,2014年;關長喜:《乾隆初年歸化城土默特蒙丁地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大學,2015年。

[6]黃時鑒:《清代包頭地區土地問題上的租與典——包頭契約的研究之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哈斯巴根、杜國忠:《村落的歷史與現狀: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西老將營社會調查報告》,《蒙古學信息》2006年第4期;牛敬忠:《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問題——以西老將營村為例》,《內蒙古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牛敬忠:《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社會狀況》,《內蒙古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鐘佳倩:《蒙古金氏家族契約文書初探——以光緒年間土默特地區契約文書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2年;程麗:《清朝至民國時期歸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約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大學,2013年;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田宓:《清代內蒙古“土地契約秩序”的建立——以歸化城土默特為例》,《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田宓:《民國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地方動亂與聚落形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年第1期。

[7]彭大雅:《黑韃事略》,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王國維遺書》第8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8]佚名著,謝再善譯:《蒙古秘史》,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74頁。

[9]內蒙古典章法學與社會學研究所編:《〈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0頁。

[10]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18頁。

[11]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第33頁。

[12]彭大雅:《黑韃事略》,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王國維遺書》第8冊,第238頁。

[13]全太錦:《明蒙隆慶和議前后邊疆社會的變遷——以大同和豐州攤之間碰撞交流為中心》,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師范大學,2003年。

[14]《明世宗實錄》卷486,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年校印本,第8100頁。

[15]蕭大亨:《北虜風俗·耕獵》,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2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頁。

[16]錢良擇:《出塞記略》,沈云龍選輯:《明清史料匯編初集》第8冊,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0544055頁。

[17]錢良擇:《出塞記略》,沈云龍選輯:《明清史料匯編初集》第8冊,第40554064頁。

[18]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

[19]《詳報審斷蒙婦伍把什控楊姓一案情形(附書冊)》(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下引檔案,如無特別說明,均由該館收藏,不一一注明),檔號80/5/66

[20]《為查辦巴顏察罕村與果咸營等村爭渠邊地案事的呈文(滿文譯件)》(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檔號80/33/210

[21]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

[22]《請停止水利公司》,轉引自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編《土默特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頁。

[23]《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約》,鐵木爾主編:《內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約文書匯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一四二“張木素喇嘛約”》,云廣藏:《清代至民國時期歸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約》第4冊(上),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

[24]《畢鎮水利社將各租戶租水價額年限詳查補報的指令》(19316月),檔號79/1/721

[25]田宓:《清代內蒙古土地契約秩序的建立——以歸化城土默特為例》,《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6]《嘉慶二十五年捏圪豐約》,鐵木爾主編:《內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約文書匯集》,第8頁。

[27]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祖遺”的說法也常出現在其他地區的契約之中,但含義卻有所不同。比如,在鄱陽湖地區,契約中的祖遺代表的是當地人閘辦認課或從別處購買而獲得產權。參見劉詩古《明末以降鄱陽湖地區“水面權”之分化與轉讓——以“賣湖契”和“租湖字”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8]《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二日約》,滿鐵包頭公所等:《包頭附近の農村事情(外四種)》,內蒙古大學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學會主編:《內蒙古外文歷史文獻叢書》第2輯《資源經濟系列(一)》,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07頁。

[29]田宓:《清代內蒙古土地契約秩序的建立——以歸化城土默特為例》,《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

[30]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張俊峰:《清至民國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1]穆俊在博士論文中曾對土默特地區的水契進行整理,筆者在引用這兩例契約時,一方面查考了原文,一方面也參考了穆俊整理的契約。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第292頁。

[32]鐵木爾主編:《內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約文書匯集》,第6頁。

[33]云廣藏:《清代至民國時期歸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約》第4冊(上),第113頁。

[34]張俊峰:《清至民國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兼與晉陜地區比較》,《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35]《詳送色令多爾濟控張成宗等完結銷案冊》(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檔號80/5/77

[36]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草廠糾紛與蒙漢關系》,常建華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5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8月版。

[37]《牌行歸廳會辦爾登山等控武雙的子霸水案》(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檔號80/5/129

[38]《為貢楚克與巴力贊等爭水份案資查察、云、巴什三村地畝冊檔》(道光十三年五月二日),檔號80/5/142

[39]田宓:《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土地開發與村落形成》,《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

[40]民國《綏遠通志稿》卷74《司法》,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頁。

[41]今堀誠二 『中國封建社會の構造』 日本學術振興會刊,1978年,683頁。

[42]貽谷:《巡視渠地并帶查廣覺寺折》,貽谷:《綏遠奏議》,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3冊,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13頁。

[43]《詳張慶和控賈榮娃違斷填渠案已會審明確請銷案批示》(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檔號80/5/496

[44]《大理院致修訂法律館函》(統字第八百四十五號,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1918年第952期,第17頁。

[45]民國《綏遠通志稿》卷40(上)《水利》,第591593頁。

[46]《請轉呈停止水利公司立案的呈文》(1922520日),檔號79/1/872

[47]《宣統政紀》卷70《關于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清實錄》第60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96頁。

[48]穆俊對章程的頒布做了詳細的梳理。參見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第222226頁。

[49]《綏遠建設廳河渠管理章程》,《綏遠建設季刊》第1期(1929年)。

[50]《五當溝河水主權應收為公有的呈文》(193479日),檔號79/1/153

[51]《水利法(三十一年七月七日公布)》,《立法院公報》第121期《法規》,第71頁。

[52]《呈報薩縣顧問執行施水辦法暨經過情形》(1939526日),檔號111/1/76

[53]《關于北只圖村公水使水情形的呈文》(1940911日),檔號111/1/392

[54]《發水利整理計劃書的訓令》(194299日),檔號111/1/258

[55]《呈請實施征收水租并祈頒發章則》(1946522日),檔號79/1/264

[56]《被杜棟誣告妄圖侵占公有水利請轉薩縣司法處駁斥的呈文》(1946724日),檔號79/1/188

[57]《呈請轉函薩縣司法處證明忽洞溝之水系公家出租非蒙民私有》(194684日),檔號79/1/191

[58]《呈明忽洞溝門水利概未立契出賣》(19461015日),檔號79/1/193;《呈述忽洞門水利糾葛案請轉函薩縣司法處核實》(19461223日),檔號79/1/194;《呈請保障固有水利主權》(1947216日),檔號79/1/198

[59]《呈述忽洞門水利糾葛案請轉函薩縣司法處核實》(19461223日),檔號79/1/194

[60]《證明忽洞溝門決壩水為本旗所有請秉公傳訊以維水權的函》(1947411日),檔號79/1/197

[61]《呈述忽洞門水利糾葛案請轉函薩縣司法處核實》(1946610日),檔號79/1/194

[62]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第162頁。

[63]蕭正洪:《歷史時期關中地區農田灌溉中的水權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4]張俊峰:《水利社會的類型——明清以來洪洞水利與鄉村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頁。

[65]蕭正洪:《歷史時期關中地區農田灌溉中的水權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6]張俊峰:《清至民國山西水利社會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發現的水契和水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67]穆俊:《清至民國土默特地區水事糾紛與社會研究(16441937)》,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15年;張俊峰:《清至民國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68]劉詩古在對鄱陽湖產權的分析中,同樣注意到了湖產細碎化的動向。參見劉詩古《明末以降鄱陽湖地區“水面權”之分化與轉讓—以“賣湖契”和“租湖字”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9]趙世瑜:《分水之爭:公共資源與鄉土社會的權力和象征》,《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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