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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如何吸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

作者:桑玉成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新視野》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5-31  瀏覽次數: 208

【摘 要】作為一門治國安邦的學問,政治學需要從人類的政治實踐中不斷地吸取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正是人類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得以不斷地啟迪人們在其政治實踐中有效地解決日益復雜的政治問題,使人類的政治文明得以弘揚和發展。比較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是政治學吸取人類政治經驗和智慧的最為普遍的也是最為基本的方法。學界由于其專業性的知識生產工作,所以對發現以及傳承人類政治經驗和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民間以及特定的人群中,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經驗和智慧,所以從社會資源中廣泛挖掘政治經驗和智慧,也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渠道。

【關鍵詞】政治學;治國理政;政治經驗;政治智慧


列寧曾經說過,政治是科學,也是藝術。[1]而從科學和藝術的角度來看政治,政治也必有其規律性和技巧性。應該說,在人類長期的政治史上,已經積累了豐厚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盡管在不同的國度以及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人類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往往也能夠為人類的不斷進化和發展提供借鑒。正是人類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得以不斷地啟迪人們在其政治實踐中有效地解決日益復雜的政治問題,使人類的政治文明得以弘揚和發展。甚至可以說,一定時期的政治實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人類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解決政治問題的能力和效力。因此,對于研究治國理政要義的政治學說,如何吸取人類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一、政治學的使命與政治學的復雜性

就其基本性質而論,政治學是一門關于治國安邦或者說治國理政的學問。如果說,在人類的早期,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成熟的國家和政治現象的話,那么在現代社會,國家結構和社會組織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因而治國安邦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日益復雜。

自從有關于政治的研究以來,很多思想家都注意到,政治學是一門最難最復雜的學問。古希臘的大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盡管正如我們所能想像到的,那個時候治國安邦所面臨的問題絕對不能與現代社會同日而語。之所以說政治學是一門最難最復雜的學問,主要是基以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學致力于人類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構。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那是追求一種“人類最高的善業”。[2]從這個角度出發,政治學至少要解決這樣的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設計人類良善政治生活的理想藍圖并致力于付諸實踐。盡管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歷史時期以及不同的人,可能對何為良善的政治生活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是作為國家,人類的政治共同體,需要在一般的意義上對人類良善的政治生活作出規劃和設計。

第二,設計科學合理的組織和制度,使千差萬別的人類能夠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榮。人類始終存在著差別,存在著不平等,存在著利益的分化,還存在著由于種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形成的群體差異,存在著由于生理、心理以及其他因素導致的個人的不同,更存在著人與人之間在價值、觀念、思想等等方面的分歧。而如何使千差萬別的人類能夠共存,這就需要有科學合理的組織和制度。

第三,設計科學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以提高在非暴力狀態下解決人類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性。當代政治哲學家薩拜因就說,所謂政治學說,就是關于有效解決人類集體生活之矛盾和沖突的思想和主張。早期國家之所以產生,實際上也正是為了協調矛盾和沖突的需要。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說,國家作為社會的公共權力,是一種與社會相分離的力量,[3]其產生及其存在的根據,就是以其公共權力的特性,來維系社會的秩序,將社會的矛盾和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4]從政治學說的角度來說,國家保障秩序的功能是與暴力相聯系的,但是,暴力是國家及其政權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經常性的手段。人類政治生活中所面臨的很多問題是需要用非暴力來解決。

上述三大問題,都是非常復雜、難度很大的問題。可以這樣說,自從有了國家以來,我們還不能說哪一個國家就已經完全解決了上述的問題。

二是政治學所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人”。英國思想家霍布斯著有《利維坦》一書,當為思想史上關于國家學說的重要經典。在這部以研究國家為內容的著作中,霍布斯在其第一部分就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討了人的問題。因為,人是國家的元素,也是國家的基礎;是國家的出發點,也是國家存在的目的。因此,政治學作為治國安邦的學問,必須首先從研究人開始。而當我們研究人的時候就會發現,就研究對象這一意義上說,人的復雜性是任何其他對象所不可比擬的。人的復雜性無論是在生理學上,還是在政治學上,都是如此。可以這樣認為,世界上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個不同的“樣本”,我們不可能找到兩個在思維、想法、觀點等方面完全相同的人。

我們必須承認,正是因為人的復雜性,所以在任何國度任何情況下,人類的政治生活都會面臨到很多具有基礎性的矛盾,譬如:人的平等性訴求與人的不平等特質的矛盾。追求平等是人類的天性,但是無論是客觀上還是主觀上,人都具有不平等的特質。所以諸如公平正義問題等等,就成了人類永恒的困境和難題。再譬如,人的集體性生活與人的個體性差異的矛盾。人是天生要過集體生活的,但是人的個性差異又是人的集體生活的基礎。這正如戲劇舞臺一樣,同一的角色不可能成為一臺戲。人類社會也是這樣,自從有了政治社會以來,有官有民有貧有富,這官官民民貧貧富富才得以形成豐富多彩的社會大舞臺。問題正在于,政治學需要研究,如何通過良好的組織和制度,使千差萬別的人類能夠在這樣的社會大舞臺上各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榮。

二、政治學需要破解的一些結構性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政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同時,政治發展中的一些結構性難題依然擺在我們面前,需要運用更多的智慧和經驗給予破解。我們都知道,黨的十八大明確地提出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雙百愿景”,即在建黨一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到新中國建國一百年的時候,要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現在,我們離第一個“百年”已經非常接近,緊接著就是如何去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千萬不能認為離第二個“百年”的時間還很遙遠,其實也就只有那么三十年的時間,黨的十九大也因此而提出了關于如何走過這個三十年的原則性步驟。在這種情況下,有大量問題需要政治學去深入研究。尤其是,就我國的政治發展而言,政治學迫切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下一些基礎性的也是結構性的難題。

一是如何形成并確立關于我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共識。近些年來,我們在關于政治發展的一些基本問題上,似乎難以形成基本的目標共識。譬如說,我們第二個百年的愿景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這個愿景中,民主毫無疑問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在我們的政治學研究中,究竟如何理解民主,甚至民主是不是我國政治發展的目標,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爭論,甚至還有一股反民主的思潮,這就嚴重影響到這一目標共識的形成。因此,如何準確地對待民主尤其是作為第二個百年愿景的民主目標,是政治學需要研究并給予回答的重大問題。

二是如何探索一種滿足“社會主義、中國國情、人類進步”三向度目標的政治發展模式。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國的政治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走改弦更轍的邪路,也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這是基本的既定原則。也就是說,思考我國的政治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和道路。同時,一國的政治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其歷史的文化的傳統的基礎,也即要適合我國國情的問題。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可以為解決全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的政治發展還有一個積極符合人類進步取向的問題。因此,如何探索既堅持社會主義、又符合中國國情、還能夠符合人類進步取向的三向度的政治發展模式,也是政治學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

三是如何設計關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原則統一的體制結構和運行方式。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統一,既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特點,也是這一民主模式的優勢之所在。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樣的三原則統一,既是原則性規定,但也需要有具體的制度規范和程序規則加以貫徹。譬如說,我們說這個三原則的統一,就是說,能夠統一或者說始終保持著統一,一定是一個非常完滿的事情,但是既然講統一,那也有可能會發生不統一的情況。所以,政治學就要研究,如果這樣的三原則發生了不統一的情況,那如何整合、如何協調并使其達至統一。

四是如何正確處理政治生態與合理借鑒的關系。歷史和邏輯都告訴我們,一國的政治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其賴以生存的“土壤”。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著有傳世之作《論法的精神》,非常精辟地闡釋了一國政治與其歷史、傳統、文化、習俗乃至于自然條件的關系。這被認為是政治生態觀的基本思想。但是同時,由于世界化、全球化的進程,一國在其政治發展中合理借鑒他國的經驗,也是獲得良好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這其中的“度”究竟如何把握,也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大難題。

五是如何制定切實可行的戰略與規劃以推進政治發展的實際進程,以提高社會成員對于政治發展的預期。政治發展需不需要、能不能制定規劃,有沒有政治發展的規劃和預期對于社會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具備了對政治發展的認知條件和知識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具有推動政治發展的使命和責任。所以,如何遵循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制定切實可行的政治發展戰略和規劃,當能使社會形成關于政治發展的預期,從而以此來奠定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在這方面,政治學尤其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三、歷史與比較:吸取政治經驗和智慧的基本方法

正是由于人以及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所以千百年來,人類進行了反反復復的積極的實踐和探索,來尋求關于破解人類集體生活矛盾和困境的方案。歷史經驗表明,人類在解決錯綜復雜的政治問題面前,也并不是束手無策。一部人類的政治文明史告訴我們,與人類不斷地征服自然、并在自然界中獲得良好生存條件一樣,人類也通過多少年、多少代的努力,積累了很多關于解決人類政治難題和政治困境的智慧和經驗。

人類在其發展長河中,發明了火,發明了蒸汽機,發明了互聯網……,改變了、也改善了人類的物質生活;同樣,在政治生活領域,人類也發明了很多可見和不可見的東西。譬如說,在人類的政治發展史上,“議會”這個結構的發明,在人類解決集體生活之困境和難題方面就邁開了很大的一步。“議會”之所以被發明,是因為人們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主權是人民的,人民由于數量眾多,實際上無法都來直接執掌國家的權力,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自由而公正的選舉,讓他們選出的代表,來代為人民議政。此即所謂“代議制”是也。不可否認的是,議會被發明之后,國家的權力就不再被君王一人或者其他什么少數人所壟斷,也不再需要通過戰爭、革命來實現政權的更替,因為,可以在每隔三五年之后,由人民通過選舉方式來決定誰或者哪些人來代為執掌理應屬于他們自己的政權。另一方面,自從議會被發明之后,很多與此相關的制度性設施也隨之得以建立。選舉制度、政黨制度、內閣制度、司法制度、財政制度等等,幾乎無一不與議會制度有關。正是議會制度與其他相關的制度體系,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

但是相對而言,人類在改變以及改善其物質生活方面所作出的發明及其對人類的貢獻,要遠遠多于人類在政治生活領域的發明。也正因為如此,到了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人類的物質生活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幾乎全世界的人民都享受到了現代科技發展為人類物質生活所提供的條件和便利。但是,迄今為止,人類在很多政治生活的困境和難題面前,有時候還顯得束手無策。民族宗教問題,領土爭端問題,專制獨裁問題,政治腐敗問題……,一系列人類政治生活所面臨的困境和難題,人類尚沒有太多的或者說根本性的化解之道。

然而畢竟,人類的很多政治發明,在人類解決集體生活之困境和難題方面邁開了很大的一步,從而在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上,人類的政治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政治學說所需要研究的,正是在人類的政治生活實踐中,總結、提煉人類為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和難題所積累的智慧和經驗,并進而總結歸納出人類政治生活的規律,以少走彎路,更好地解決人類的政治問題。

一般而言,作為政治學的研究,在如何吸取人類治國理政的政治智慧和經驗方面,有兩個基本的途徑,那就是所謂歷史的方法與比較的方法。

在歷史長河中獲得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所謂前車之鑒,所謂吃一塹長一智,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這樣。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得以延續,得以發展,毫無疑問,那一定具有其得以延續和發展的理由。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來說,那也一定積累有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在我國悠悠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先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治國理政的精神財富。當然,作為歷史的積累,對于今天的時代來說,那也一定既有精華又有糟粕。這就需要政治學研究始終抱持一個科學的精神和態度,注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不斷提升治國理政的水平。

當然,歷史和傳統本身就具有傳承和沉淀的機制,尤其是那些文化性的因素,往往一代一代地聚集下來并傳承下去。譬如說,盡管近代以來我國經歷了一系列革命性變革,推翻了舊的政權并相應地建立了新型的國家政權,但尚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長期以來的歷史和文化沉淀。誠如鄧小平所說過的,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比較多,民主法治的傳統比較少。[5]因此,在從歷史長河中獲得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的時候,特別需要有反思和批評的精神,切不可敝帚自珍,抱殘守缺。惟其如此,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在比較研究中獲得智慧和經驗,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這個道理。歷史和邏輯都表明,盡管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度在不同的文化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生活方式,但是,由于構成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人”,而由于“人”的共性特征,所以面臨到的集體生活的困境和難題往往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手段也一定具有共通的因素。這就比方說,用在不同地方的發動機馬力、型號都可能不一樣,但是其機械原理是一樣的。

人類以及人類集體生活始終具有共性和個性的兩個方面特征。司馬遷曾經引用過這樣一句諺語,叫做“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說明了人類及其集體生活的個性差異。但是在個性差異的另一面,也存在著其共同的特點。譬如說,一個社會要將各種具有個性差異的人有序組織起來,這個就是所有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共同課題。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工業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交互性發展。在17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共產黨宣言》中,就非常精辟地闡述了由于工業革命而推動的全球化走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而且,他們還進一步指出,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了公共的財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已經超越了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味了,域外治國理政的很多經驗和智慧,甚至也可以是作為“公共的財產”而為人類所共同享用。從政治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也確實可以注意到,人類社會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度,都有很多可供我們吸取的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在合理配置公共權力的結構、有效制約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權利、提高國家治理的效率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和智慧可以借鑒。

四、學界生產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的可能性

所以,歷史的方法、比較的方法,是政治學吸取治國理政智慧和經驗的基本方法。在這里,無論是歷史的方法還是比較的方法,都離不開學界的功能性、專業性工作。治國理政實務工作者與治國理政研究者的一個重要區別正是在于:前者在實踐著治國理政的各項工作,后者在觀察思考著治國理政的各種問題。

治國理政實務界積極向學界吸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當是古往今來之通例。早在我國的戰國時期,一國強盛與否的一個重要原因,往往與國君是否能夠啟用賢能有關,所謂“人存政興,人亡政息”就是說得這個道理。事實上,近現代的政治實踐也充分說明了學界所具有的豐厚的治國理政之經驗和智慧。我們注意到,一些國家的進化和發展無不與思想的啟蒙與知識的普及有關。所以,即使在當代,人們也有那種所謂“政治求助于科學、官員求助于學者”的理念,[6]這個理念為搭建政界與學界的溝通和互動渠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當今社會,由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取向以及治國理政實務界對教育和知識的重視,使得實務界的教育水平和知識水平都有非常明顯的提高,這使得政界與學界的關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政界與學界人士的知識和文化程度已經處在了同一的水平,這跟過去有著很大的不同。在過去,譬如說上世紀80年代之前,一方面,由于當時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發展還剛剛起步,培養的各類人才尚沒有大量地進入公共機構;另一方面,當時活躍在政界的大批實務人士,基本上都是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能夠得到良好高等教育的甚少。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早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各級各類領導干部面臨到了很多新課題和新任務,因而渴求知識的欲望迅速增長。今天的情況甚至在某些方面恰恰相反。相對而言,政界在獲取并掌握信息、處理復雜事務方面的機會和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學界。曾有政界人士對學界人士表示:你們知道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你們不知道的情況我們也知道;你們考慮的問題我們都考慮過,你們沒有考慮過的問題我們也考慮過。在情勢極為復雜的當今社會,這種說法盡管有點極端化,但是其反映的政界優勢確實存在。

但是也必須看到,由于政界與學界的不同角色和職能定位,兩者的立場、價值觀和視野均會產生重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在學界吸取治國理政之經驗和智慧,當能起到取長補短之功效。重視在學界吸取治國理政之經驗和智慧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學界從來就具有生產知識和思想的功能,因而其不僅僅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直接的智力和知識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學界可以為治國理政實務界提供強有力的道義支撐和認同基礎。歷史和邏輯都表明,唯有政界與學界保持良好的互動合作關系,其政治才能得以昌明;反之,如果學界與政界離心離德,其政治的認同性即會受到嚴重影響。

五、廣泛挖掘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的社會資源

當然,我們也完全有必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吸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尤其是,我們要高度重視一些尚未完全開發甚至完全忽略的領域,這些領域具有的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是我們政治學研究的寶貴財富。

一是民間。所謂高手在民間,治國理政的領域也不例外。當年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一直在我國傳為佳話。盡管現代的教育體系、政治體系完全不可能出現類似三顧茅廬的情況,但是這種精神依然是值得稱頌的。現代政治體系已經完成了其高度專業化、職業化的過程,但是廣泛吸取來自民間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也應該是現代政治體系得以發展完善的重要基礎。所謂民間的經驗和智慧,主要包括了民情、民意、民智三個方面。通過對于民情的了解和把握,可以檢驗治國理政的成敗得失,也可以以此作為制定或完善公共政策的依據。對于民意來說,從來就是治國理政的基石。對于政治體系的認同與否,對于公共政策的受損受益,對于政治人物的擁護與不擁護,民意都是最好的測量器。民智是最為接地氣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的重要來源,是否能夠吸取民間的經驗和智慧,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提高治國理政水平的基礎。

二是退休后的領導干部。在我們的政治實踐中,從來就重視傳承的意義。一般而言,領導干部在職的時候,由于其處于治國理政的第一線,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事務,所以相對來說主要集中于治國理政的實踐性工作。更為重要的是,職業規范以及職業主義的要求,使得在職領導干部面對和思考的范圍和領域都有特定的限制。而當領導干部退下來之后,不僅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思考一些問題,而且還可以超越原來的職業規范和職業主義要求,來總結和反思其領導工作的經歷,進而為后人提供經驗和智慧。

三是被處理的領導干部。在當下,我們非常有必要通過這樣的途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吸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頑強意志品質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然而,如何在現有基礎上將從嚴治黨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在近年來的反腐斗爭中,我們處理了一些領導干部。這些領導干部之所以走向腐敗的深淵,固然與其主觀方面的原因有著直接的關系。但是,如果從這些領導干部的親身感受和切身體會中,來總結那么多領導干部之所以陷入腐敗的體制性、文化性、主觀性等等方面的原因,當能為我們提供極為豐富的教訓和啟示。


注釋:

[1]《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7頁。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頁。

[5]《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頁。

[6]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為美國化解了危機,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人們提出了“政治求助于科學,官員求助于學者”的主張,希望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面對實際,研究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以使社會保持良性發展。參見桑玉成、劉百鳴:《公共政策學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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