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農村研究 > 農村史料

漢代四川農商發展探析——以市肆、農事畫像磚為例

作者:魏 崴  責任編輯:王晨輝  信息來源:《史林》2018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6-03  瀏覽次數: 225

【摘 要】漢代的四川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富庶豐饒之地,人口稠密,與外界商貿交流頻繁。蜀之成都在東漢時期就已是聞名于世的商業大都會。漢代畫像磚上的市肆圖和農耕圖,對了解漢代四川商品交易市場的繁榮情景及其背后農業發展所起的作用,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市肆;農事;畫像磚


漢代,隨著政治穩定,經濟恢復發展,商貿也日漸繁榮,全國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商業大都會,其他中小城鎮更是數不勝數。與商貿繁榮相應的是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許多不僅見諸文字,而且形于圖像。四川出土的畫像磚上就有精彩的市肆圖,既有總貌,又有放大的局部,為我們了解漢代蜀地的市肆交易提供了重要材料。而市肆繁榮的背后卻必須有經濟作為支撐,在封建時代,這個經濟支撐毫無疑問是農業的發達,因此,四川不僅出土了許多市肆畫像磚,還出土了不少的農事畫像磚,兩者結合印證了農業社會中商貿與農業的重要關系。

一、四川漢代畫像磚上的市肆圖和農事圖

張儀筑成都城是仿咸陽城而建的,那時就已有了市肆之設。《華陽國志》載: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內。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里阓,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1]P196)后來左思《蜀都賦》載: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劉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2]P96)少城為縣治,成都城內官署等設置均以漢長安城為范本,修建了各種官府衙門、宅第。秦滅蜀后,將秦民萬戶移居蜀地,與蜀人雜居,因此各行各業之人皆有之。為方便商賈,又在少城內修建了市場作買賣,安置商賈物貨。可以看出,秦代時,成都城內的就已有市官即長、丞來管理了,漢承秦制,因此成都的設置及管理一直是延續存在的。伴隨商貿物流的發展,市集也日益成熟。漢代,除了那種時聚時散,場地不固定,規模較小的日中為市的小市以及鄉村的草市外,還設立了不少更大規模的,或還有了各種專業的市場,管理也更規范,發展成為有專人管理、有專門場所、有專門制度的區域所在。一城之中不惟一市,商業區與居住區分別而立,不得混雜,居住區為,商業區為。里、市均各修墻以圍合,每面墻有一門以供出入,別處不得另破墻開門。市官之設,《漢書·食貨志下》說,王莽時,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余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3]P173)。成都官的設置一直到東漢建武十八年才罷。《華陽國志·蜀志》說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省”[1]P252)。此時成都終于躋身全國大都會之列。四川出土畫像磚的地區多在成都及其附近地方,這幾塊市肆畫像磚的發現地域,分屬當時的廣漢郡和蜀郡等,皆是經濟較為發達富庶之地。畫像磚墓墓主本身就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或家貲豐厚的人,因此墓中出土的市肆畫像磚呈現出了當時的繁華。四川出土的市肆畫像磚主要有:

反映四川漢代市肆全貌的成都新繁鎮收集的市肆畫像磚(見圖1)。畫面正中有市樓一座,市樓上置一鼓,四周有圍墻,在東、西、北三面有門,東門上有隸書題東市門。整個格局是以市樓為中心,周圍被整齊劃一地排成四個市隧和四個列肆。班固《兩都賦》載:九市開場,貨別隧分。”[2]P26)市隧既是人們行走來往的通道,又可將列肆隔開,不同種類貨物可分區經營。張衡《西京賦》載:廓開九市,通阛帶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2]P51)市樓和市隧也方便了市官的瞰望及來回巡查管理。每個列肆有三、四排沒有圍墻的長廊式交易場所,在有的列肆后面似有房屋,屋內有人或物,可能是貯存貨物的邸舍。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載: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4]P6)四川漢代的交易市場布局在此圖中一覽無余,應該說這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市場,其結構布局與古籍所載正相吻合。《太平御覽》卷191居處條引《風俗通》云: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于井上洗濯,令鮮潔,然后市。案二十畝為一井,今因井為市。”[5]P924)這是較為通俗的解釋和說法,但筆者以為也許是市肆之布局與古之井田相似,故名。此圖頗具俯瞰的效果。



在彭州市義和鄉收集到的市肆畫像磚(見圖2)側重于表現市場交易種類的多樣及繁榮場景,畫面分為上中下三排。上排的兩端分別有隸書北市門”“南市門。畫面中有行商,有坐商。畫面上層第一排左邊是開店的,中間是放張桌案就做買賣的,右邊一房內店主與買家正手持一罐狀物在討價還價。畫面第二排兩端為一門,正有人持物進入市井進行交易。中間有擺攤賣貨的,攤前有一跪著挑貨的買主;邊有二人,其中一人手提一物,二人邊走邊談交易;第三排有四個組合,無論是行商還是坐商,均為兩兩一組正在交易中。可以看出,在有管理的市場中,除了貨物較多,需要店肆來做買賣的商家外,對于一些做小買賣的商人,市場也提供了一定的區域。同時將畫面分成這么多組的交易場面,應該是為了表現市集商品的豐富多樣。



四川廣漢新平羅家包漢墓出土的市樓畫像磚(見圖3)展現了當時的市場管理。畫面正中是一歇山頂的二層樓,二樓上正中懸有一鼓,一吏正欲登梯上樓察看市場情況。市樓左側可能是一排列肆,在店肆內外有販者,有買者,有行人,此磚寥寥幾人便刻畫出繁忙的市井場面。另外,廣漢市周村出土的市樓畫像磚(見圖4),其畫面的左邊有阛阓,上有隸書東市門三字。崔豹《古今注·都邑第二》載:阛,市垣也;阓,市門也。”[4]P6)中間和上端有六人分成三組,正在進行交易。右邊有一市樓,樓上懸一大鼓。樓下有二人相對而坐,其右上一人頭戴高冠,右手伸出,似正在講話,當為市府官吏。其上有隸書市樓二字,表明這是市府的治所。市官的主要職責是掌控市場的開市、閉市時間,以及維護市場秩序和交易的正常進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酒肆畫像磚,在這些四川的市肆畫像磚中,從肆內擺設較能確認的也是酒肆畫像磚,它是市肆場景中之最放大的局部,原來有些命名為釀酒的畫像磚,實則是表現酒肆的。酒肆畫像磚在此略舉二例:新都新農鄉出土的酒肆畫像磚(見圖5),畫面背景為一歇山式屋頂建筑,屋前有一爐、三甕、一盛酒的大缸,墻上還掛有兩個酒壺一樣的容器。一人正拿著一勺從大缸中舀酒出來,爐后一人似為店主。屋外有三人,似為買主,有推車的、挑酒甕的已買酒離去。彭州市升平鄉收集到的羊尊酒肆畫像磚(見圖6),畫面右側酒肆”為單檐四阿式頂,屋內擺設有一案、酒甕、大酒缸,屋外還放有一方形大案,上置兩羊尊和一方形酒器。畫面中有買賣者共五人,有沽酒的、有挑酒甕而來、推酒車離去的。



四川出土酒肆畫像磚較多,這與四川自古以來的釀酒、飲酒傳統有關。到漢代,蜀中酒風更盛,最著名的事跡當數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當爐賣酒。《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集解韋昭注說:爐,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爐。”[6]P3000-3001)比照司馬相如的這幅形象的描述,與酒肆畫像磚中的人物形象何其相似。酒肆圖中前來買酒的人往往推車而來,裝酒的器皿也不小,可見產量與銷量都不小。從酒肆圖中的擺設布置、人物關系我們能夠了解到當時市肆中酒類買賣的大致情形。

四川漢代農事畫像磚則更多,擇其要者說之,主要有播種、薅秧、收獲、采蓮、漁獵、桑園等。表現種植環節的畫像磚有播種畫像磚(見圖7)、薅秧畫像磚(見圖8)、農事畫像磚(見圖9)、桑園畫像磚(見圖10)。前兩磚均為四川新都出土。前者畫面三人為著短衣的勞動者,一人在前松土,二人隨其后播種。后者畫面左邊是二人在用腳薅秧,這是蜀之傳統耕作方法,沿襲到現在;右邊二人在用鐮清理荷田。農事磚為四川什邡出土,畫面左邊是農人在進行除草等農事活動。桑園磚為四川彭州出土,畫面中一農人正手持長竿,對桑園進行看護。

表現收獲環節的有四川大邑出土的收獲弋射磚(見圖11),四川新都出土的采蓮磚(見次頁圖12),四川彭州出土的拾螺磚(見次頁圖13)。收獲弋射磚畫面上部是有人在射獵飛禽,下部為一群農人正用鐮收割,最左下一人正挑著禾擔要離開。采蓮磚上是二人駕小舟在蓮塘中采蓮,塘中還養有魚、蟹、鴨等。采螺磚畫面上有四人在彎腰拾螺,圖中還有魚有鴨。這幾幅圖中的魚、蟹、鴨、螺應都是農人的收獲物,呈現一派豐收繁忙景象。





二、漢代蜀之農業發展及與各地的商貿往來

四川畫像磚中表現農桑和表現市肆的數量相對較多,從中也可看出農桑與商貿的關系。秦開都江堰工程,對蜀地農業生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秦時既已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1]P202)。漢代繼之,仍十分注重管理和修建水利,都江堰持續發揮作用,灌溉面積也進一步擴大。如漢文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1]P214)。《華陽國志·蜀志》中多處記蜀之某某地有好稻田”“漁田之饒”“泉水稻田。四川漢墓出土了不少的陶水田模型,說明當地稻米生產十分普遍。對當時的水稻產量也有如下記載:綿(綿竹)與雒(廣漢)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在當時已是相當高產了[1]P259)。而漢代時,鐵農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也使農業生產的效率大大提高,蜀地生產的農具鍤不僅供應本地,而且銷往外地。蜀地的水利、氣候、地理條件、農業生產資料等都保證了谷物的產量,秦、漢時代的蜀已是國家之糧倉。西漢初年,蜀地生產的糧食就多次用于周濟其他地方的饑荒。《漢書·食貨志》載漢初,民失作業,而大饑饉……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3]P159)。《史記·平準書》載漢武帝時,山東受災,下巴蜀粟以振之”[6]P1437)。



秦漢時期蜀之糧食被調濟他地,雖然是官府行為,但也是一種物資的流通,而民間的物資交流及商貿往來可能就從來沒停止過。特別是漢代時,版圖廣大,社會穩定,與外界的人員、物資交流更加頻繁,大一統的國家為商品物流交易提供了更方便、更廣大的空間。雖說漢初有重農抑商之舉,但無關隘阻隔的交通對商貿物資的往來肯定是方便不少,而且有漢一代,并未對商人征收關稅,也是促進商貿發展的一大原因。《史記·貨殖列傳》云: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6]P3261)西漢時期關中長安等地與南面巴蜀之地的商品貿易往來已很常見。同書又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6]P3261-3262)考古發現在新疆也有蜀錦出土,如著名的五星出東方錦,蜀向北、西北方的交易可見一斑;南面,蜀與身毒等國的交往自先秦以來就已存在,如蜀布、邛杖之發現。到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史記·平準書》說: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6]P1421)之后,蜀更成為大漢與西南的商貿中樞,近年來在云南出土了漢代蜀郡生產的鐵鍤。東向,借助長江水道之便利進行貿易往來,馬王堆漢墓即出土了蜀地生產的漆器。而蜀錦更是遠銷東南,如《太平御覽》卷815“布帛部引山謙之《丹陽記》中說: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布于蜀,而吳亦資西道。”[5]P3624)蜀與各地的商貿往來已甚為可觀。巵厄

人口是衡量一個城市繁華程度的指標之一。以成都的人口增長為例,成都所在蜀郡在西漢時有屬縣十五:成都、郫、繁、廣都、臨邛、江原、青衣等,到西漢末年已成為全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元始二年光成都一縣的戶口既有約7.6萬余,僅次于長安。人口增加的背后必須有充足的物資供給,稻米等五谷雜糧以及豬、牛、羊、雞、鴨、魚、瓜果蔬菜、桑麻等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農業社會,這一切都有賴于農業生產的發展。當農業發達,農副產品有多余之時,必有貿易的需求。比如蜀酒的興盛就與蜀地的谷物種植業發達有關,糧食多了才有余力來釀造需要耗用大量糧食的酒。酒肆畫像磚一方面反映了蜀地農業的發達程度;另一方面又見證了農產品升級加工后的貿易繁榮。距漢不遠之晉人左思在其《蜀都賦》中對成都的繁榮有詳細瑰麗的刻畫: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布有橦華,麫有桄榔。邛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蒟醬流味于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喧嘩鼎沸,則哤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2]P96)成都城之少城濱江臨水,水路轉運便利,因此少城的西南部就逐漸成了物資集中之地,從而在少城西南建立了南市。少城南部,本為商業區,其后發展至城外郫江之南,故城門曰市橋門,橋曰市橋。橋南為南市,在少城西南。因此間有二江流抱,交通便利,且原為商業互市之區,貨物散集之所。開辟西南后,商業繁榮,人口增加,因而漸向城外西南二江之間發展成為南市,與外江兩岸之錦官城、車官城隔江相望。南市區域在市橋之南,即今西較場一帶,或更西至青羊宮。”[7]P22)如此龐大的市場,雖然目前看來能確認與農業有關的交易物類主要有鍤、蒟醬、酒、絲綢、漆器、木器等,但其他品類的貿易不能說與農業就無絲毫關系,畢竟在農業社會,農業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石。

三、結語

漢代的四川農業發達,人口與財富迅速增長,并帶來了長期的商貿繁榮。四川出土的漢代市肆、農事畫像磚是很重要的圖像資料。農事畫像磚使我們了解到蜀之農業概況,從播種到收獲的過程體現了農業的發展水平;市肆畫像磚使我們能直觀地看到當時市場的形態:以四面墻圍合成一個獨立的區域,四周設門以供出入,中心是為管理者使用的市樓,樓上懸鼓一面,用于開市和閉市。圍繞著市樓,又以通道(隧)和列肆將區內劃分成幾大塊,用于各種不同的商品交易。在漢代的規模、布局、管理更加完善。兩類畫像磚圖呈現給我們的是漢代四川農事繁忙、市場聚物、買賣興隆、管理有方。


參考文獻:

[1](晉)常璩.華陽國志[M].成都:巴蜀書社,1984.

[2](南朝梁)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7.

[4](晉)崔豹.古今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宋)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0.

[6](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7]四川省文史館.成都城坊古跡考[M].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