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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上公簿持有地的消亡歷程

作者:王元天  責任編輯:于佳佳  信息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9-06-04  瀏覽次數: 177

【摘 要】公簿持有制是英國歷史上的一種重要的土地保有制。它出現于15世紀,隨后在近代英國的土地私有化進程中逐步瓦解。其中,許多土地上的領主和公簿持有農自行達成共識,改變了舊的公簿持有制。但在另一些土地上,這種共識始終無法達成。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促使英國政府開始嘗試廢除剩余的公簿持有制,但領主與公簿持有農雙方的土地權利都受到法律保護成了改革的重要阻礙。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實踐,試圖在推動改革的同時,兼顧個人的土地權利保障,并最終在20世紀上半葉,成功全面廢除了公簿持有制。

【關鍵詞】英國;公簿持有制;公簿持有地;公簿持有委員會;土地產權


一、政府干預公簿持有地改制的背景

英國的“私有土地產權”在法律上稱為“現實占有的絕對自由保有地產權”(以下簡稱為“自由保有”地產權),是在英國近代的土地私有化進程中逐漸確立起來的。在歷史上,英國人曾經可以通過多種土地保有制從領主手中持有土地,而公簿持有制(copyhold)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在土地私有化進程中,許多公簿持有地的產權逐漸明晰,公簿持有制逐漸向土地的“自由保有”制轉型,但也有一些公簿持有地始終未能完成轉變。從19世紀開始,英國政府開始試圖拔掉這些幸存下來的“釘子戶”。

英國的公簿持有制是由封建社會早期的農奴保有制轉變而來的,在1516世紀曾廣泛分布于英國,通過這種方式從領主手中持有土地的佃農即為公簿持有農(copyholder)。在公簿持有地上,領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依普通法享有土地產權,而公簿持有農則是土地的實際使用者,他們的權利義務在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固定為莊園習慣的一部分,并一直延續了下來,受到當地莊園法庭的保護。法庭會將他們的權利義務記錄在案,而佃農自己亦可獲得一份紀錄副本,是為公簿(copy)。自16世紀始,普通法逐漸仿照莊園法庭根據地方習慣為各地公簿持有農提供保護。1573年和1588年的案例中,在王座法庭上最先出現了這種轉變,隨后主要的普通法法庭很快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共識,使公簿持有農的習慣權利得到了更堅實的保護。[1]這種發展變化趨勢后來在英國法學界引起了長期的爭論:在17世紀,隨著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私有土地產權初步確立,依法擁有土地的領主與實際占有使用土地的公簿持有農到底誰才是土地所有者?以利特爾頓等人的觀點為代表,法學界最終承認了公簿持有地上領主與佃農之間的實質性權利分割:領主是特殊的自由保有人(unusual freeholder),他們是依法占有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并據此享有投票選舉權、土地上礦藏木材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等若干權利;而公簿持有農則是特殊的任意佃農(unusual tenant at will),盡管普通法與莊園法庭都會按照各地習慣保護他們的習慣權利,使一些人可以在土地的繼承、買賣等方面不受領主干涉,但同時他們也需要按照習慣向領主繳納租地繼承稅、入地費、土地轉讓費或履行其他的傳統義務。[2]

公簿持有地上權利分割的特殊性,使領主與佃農相互制約,限制了對土地的開發利用。一方面,領主雖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他們在開發使用土地時也不能損害佃農的習慣權利。這一點在過去的研究當中經常被提及,人們發現了許多佃農起訴領主的案例,在托尼的《十六世紀農業革命》中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專門的論述。[3]另一方面,佃農對土地的處分行為也不能超出莊園習慣允許的范圍,否則必須征得領主的同意。在莊園法庭當中,領主起訴侵權佃農的事情也時有發生。[4]可見,如果公簿持有農和領主之間達不成共識,誰都沒法對土地進行充分的開發利用。這種缺陷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日益暴露出來,人們越來越需要完整明晰的土地產權,以根據市場行情調節土地的開發利用方式,或在市場上配置土地資源,獲取最大的收益。于是,在越來越多的公簿持有地上,領主或佃農開始嘗試改變舊的公簿持有制。

在各地不同的莊園習慣中,公簿持有農的土地權利大小不一,與領主議價的能力強弱有別,這就使得各地公簿持有制瓦解的方式和速度各不相同,這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習慣法上佃農的土地持有年限。首先是定期持有土地并且沒有續約權的公簿持有農,這類佃農人數少,權利小,法律地位與租地農相近,幾乎沒有和領主議價的能力。這類公簿持有地到期之后,領主很容易廢除舊的公簿持有制,再根據市場行情以合理的價格將土地出租。其次是沒有續約權的世代公簿持有農,這類佃農在英格蘭的西部、西南部諸郡分布廣泛。在這類土地上,只需要繳納一筆入地費,就可以確保連續幾任公簿持有農的土地安全性(比如較為普遍的399年)。因而盡管這類土地也有期限,但由于佃農能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牢固占有土地,他們的議價能力也相對更強一些。在這些土地上,世代公簿持有制往往是先轉變為世代租賃,再逐漸過渡為市場性租賃的。在最初的轉變過程中,為了減少轉變的阻力,許多領主會把習慣法上公簿持有農的權利義務寫到新的租約里,比如在17世紀中葉羅斯特郡的亨伯里莊園,拉爾夫·薩德勒在出租土地時與農民簽署的合同中就提到,租地農和過去的公簿持有農權利義務一致,照舊服從莊園習慣并接受莊園法庭的管轄。[5]而為了能讓佃農們盡早接受租約,領主們會采取手段,比如以到期后轉租土地相威脅迫使佃農盡早接受租約,[6]或者以少收入地費相誘。結果,到1750年前,在康沃爾郡、德文郡、薩默塞特郡、多塞特郡、蘭開夏郡、柴郡等西部、西南部諸郡的世代公簿持有制,已經普遍轉型為世代租賃。[7]在這一轉變中,佃農失去了習慣法的保護。他們在土地上的權利義務,租地期限,以及違約時所面臨的處罰,都明確寫在了租約中。這有利于領主在之后續租的過程中,按照市場行情重新調整租約。[8]

與上述二者相比,有繼承權或續約權的公簿持有農土地權利最為牢固。這類土地更多集中在諾森伯蘭、達拉謨、約克郡等英格蘭東部、北部的郡中。由于佃農對土地的占有始終牢固,所以想要改變公簿持有制必須主、佃雙方達成一致才行。因而這類土地上的保有制轉型情況就要復雜得多。一種方式是領主買斷佃農手中的公簿持有權。比如在約克郡的霍爾德內斯,威廉·康斯特布爾曾于1775年買斷了兩個莊園中佃農的公簿持有權,將土地并入了領主自營地。而律師托馬斯·克拉斯特在1871年成為魯斯莊園的領主后,7年間先后買斷了182畝土地上的公簿持有權。與領主買斷公簿持有權相對應的另一種方式則是佃農買斷領主的土地產權,自己取代領主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在后來英國的法律當中,將這種方式稱為公簿持有農的“解放”(enfranchisement)。比如前面提到過的威廉·康斯特布爾,他的代理人曾于17749月向莊園中的公簿持有農發出公告,明碼標價,允許他們購買自己公簿持有地的土地產權。9然而,共識并不總是那么容易達成,因而總有一些領主會嘗試一些“旁門左道”。比如在16世紀諾森伯蘭郡的埃爾斯維克莊園中,領主就曾試圖否認公簿持有農的繼承權,只是后來他遭到了佃農的起訴并敗訴才不得作罷已而。而在該郡的另一所莊園中,莊園管理人則成功說服了公簿持有農約翰·威爾遜交出了公簿,并讓他以相當于雙倍地租的入地費租下了土地。后來佃農醒悟過來反悔了,想請求領主返還公簿,[10]但為時已晚。可見,在當時的英國,并沒有一個常規渠道能方便主佃雙方改革公簿持有制。而在每一塊佃農有繼承權的公簿持有地上,變革是否能最終成功,也充滿不確定性。

誰來賣出手中的土地權利,這些權利又值多少錢,這些問題成了一些領主與佃農之間的沖突焦點。而除了直接的經濟原因外,還有更深層的其他因素,從根本上削弱了人們出讓土地權利的意愿。對于許多佃農來說,主要是因為土地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立身之本,這使他們不愿意放棄手中的土地權利。而許多領主或者不愿,或者不能賣掉手中的土地產權,背后的原因則更為復雜。在英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當中,土地是社會財富最主要的來源,直到20世紀初,農業對于國民收入的貢獻仍然是各行業中最高的。統計結果顯示,在1811年,農業對英國國民收入的貢獻比例仍然高達35.7%,比排在第二位的礦業與制造業要高出15個百分點,更是第三位的貿易和運輸業的兩倍還要多。[11]因而,占有土地對于領主們來說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與此同時,在17世紀英國革命后,土地精英通過把持議會建立起寡頭統治。他們為選舉制設定了土地財產門檻,以維系自身對國家政權的控制。而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只和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產權掛鉤,而無關公簿持有權,這就使得領主控制土地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因而當時英國的社會風氣更推崇將土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家族當中,而不是輕易地轉手他人。在此基礎上,法律變革對于這種社會風氣的呼應,更進一步增加了當時土地產權轉讓的難度:1719世紀是嚴格授產技術出現、合法化以及大范圍應用的歷史階段。嚴格授產技術是地主提前決定地產未來處分方式的一種法律手段。通過授產技術,土地產權會在時間維度上被分割,并被分別授予不同的家族成員。由于這些家族成員都只能處置自己這一時段內的土地產權,而不能影響其他時段內的他人權利,于是這些人誰也無權對土地進行全權處分,這就使土地固定在了家族內部。而到了17世紀后期,人們通過信托機制對過去的授產技術進行了改良,開發出了更為嚴密的嚴格授產技術,并最終使其在1740年前后得到普通法的承認和規范。[12]嚴格授產技術的應用范圍極其廣泛,一方面,它在社會各階層都有不同程度的應用,以16601740年間的肯特郡和北安普敦郡為例,采用嚴格授產技術向繼承人授予土地的比例在土地貴族中是100%,而在大鄉紳中也達到了82.1%。在小紳士中這一比例雖然只有64.6%,但這是因為他們不會對自己的全部地產采取這么嚴格的限制措施。如果統計那些至少會在部分地產上采用嚴格授產技術的人,這一比例在17世紀6070年代已經達到了71.4%,到1721年至1740年之間進一步上升到了100%[13]另一方面,嚴格授產技術的適用范圍也不受地產大小的約束,比如蘭開夏郡的布倫戴爾·小克羅斯比,曾在18世紀末將1700英畝的土地置于嚴格授產技術下;德比郡和謝爾福德郡的大地主羅伯特·格里夫斯,則在1803年用同樣的方式處置了1300英畝土地。除了上述大地產,肯特郡的巴雷爾·方斯和約翰·塔斯克分別對700畝和500多畝土地采用了嚴格授產技術,而原約克郡東賴丁地區的詹姆斯·楊則只用此法處分了自己的一座小農場。[14]嚴格授產技術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如此盛行,而想要將其破壞又十分困難,這就給領主出售產權帶來了更大的阻力。于是,部分領主和佃農始終躲在法律的堡壘中,守護自己的利益,而這座堡壘同時也將土地上的公簿持有制,擋在了時代變革的洪流之外。

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然而到19世紀初,許多古老的公簿持有地仍然屹立在各郡之中,自身無法進行調整,頑固地抵抗著時代的變革,有的地區公簿持有地的比例甚至還很高,比如坎伯里亞郡的公簿持有地面積就占到了2/3。而在另一些地方,比如米德蘭地區,盡管公簿持有地所剩很少,但其中不少地產一直存活到了20世紀公簿持有制的全面廢除。[15]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這類古老地產的弊病日益凸顯,這為英國政府提供了最根本的干預動力:為了能夠明晰公簿持有地的產權,將它們最終納入到資本主義市場當中,英國政府19世紀開始探索徹底廢除公簿持有制的途徑。

二、調查探索與政府干預機制的初步建立

公簿持有制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沖突由來已久,但直到19世紀上半葉,政府干預的基礎才日益充分起來。此前,“解放”公簿持有農的呼聲在英國社會當中已經長期存在,但反對的聲音同樣強大。卡登將主要反對者分為三大類:首先是莊園管理人,他們通過運營莊園獲益,但沒有土地權利。這些人擔心佃農“解放”后,自己損失的利益無法得到補償;其次是莊園權利極大的領主們,對于他們來說,即便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經跟過去截然不同,但這些在莊園習慣中保留下來的特權足以使他們獲取極大的經濟收益,但改革之后的情況不可預期,因而他們并沒有改革的意愿;最后,許多上層政客也是改革的強大阻力,因為如果公簿持有農普遍“解放”了,變成了土地所有者,那選舉人的范圍就會大幅度擴大,使選舉格局發生改變,導致選舉結果更難以操縱,因而他們也并不愿意改變現狀。[16]可到了18世紀末,天平開始逐漸向呼吁改革者一邊傾斜。首先,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社會環境深度改變,是這一變化背后的核心原因。農業的優勢地位開始受到新興行業的挑戰,工礦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大發展,要求土地所有者的權利更加名副其實。在后來國家的調查報告中曾提到,在公簿持有地上領主和佃農誰都不能單方面伐木或開礦,而蓋房子或者進行農業改良也同樣需要雙方協商[17],這種狀況在工業革命之后顯得越來越棘手。其次,也有一些人從倫理道德的角度發出同樣的呼聲。比如在18世紀末,律師沃特金斯就曾控訴公簿持有制,認為它是農奴制的殘余,早已無法適應當下的時代。即便無法立刻作出普遍性的調整,也應該分批次逐漸加以改變。[18]最后,政治因素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隨著土地貴族的寡頭統治不斷受到沖擊,1832年議會改革拉開了帷幕。在此次改革中,選舉人范圍大幅度擴大,土地年收入超過10鎊的公簿持有農也被賦予了選舉權,阻礙公簿持有農“解放”對于操縱選舉的意義不再那么大了。于是,廢除公簿持有制、“解放”公簿持有農的方案隨之被提上了議會的議事日程。

1841年的《公簿持有法》的出臺,是英國政府干預公簿持有制改革的第一個里程碑。在1832年議會改革之后,議會很快在1835年專門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公簿持有制的現狀。經過為期三年的調查,委員會提交了調查報告,該報告指出,公簿持有制是英國法律體系的污點,對土地所有者以及國家的總體利益都十分不利,建議強制性全面廢除。基于委員會的這份調查報告,廢除公簿持有制這一目標確定了下來,但強制性廢除的建議并沒有被采納,而這一切最終在1841年出臺的《公簿持有法》中集中呈現了出來。該法案全稱是“旨在廢除特定莊園權利(包括公簿持有地,慣例保有地,以及其他受制于這類權利的土地),促進這類土地的‘解放’,以及改善這類保有制的法案”。作為第一部旨在廢除公簿持有制的法律,1841年法案的內容極其豐富,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內容。首先,該法案明確了改革目標,即將國內所有的土地保有制統統變為自由保有制。為此,國家要推動公簿持有農的“解放”,促使他們向領主以及莊園管理人提供合理的經濟補償,以買斷任意罰金、免役租、租地繼承稅等各項領主權利,最終成為土地所有者。其次,一個專門的公簿持有委員會依法成立,直接對改革進程進行推動和干預。該法案詳細規定了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內部分工、職能權限、機構位置、薪資任期、日常運轉形式等各方面內容。最后,該法案詳細規定了委員會指導公簿持有制改革的流程,包括協調領主、佃農、莊園管理人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權利人,評估地價,指導談判,出具主佃雙方認可的產權報告并確保其法律效力等等。[19]隨著1841年法案的出臺,英國政府正式開始推動公簿持有制的廢除。

1841年《公簿持有法》的出臺,表現了國家廢除公簿持有制的決心,但由于法案自身的不成熟,委員會最初十年的工作進展緩慢。法案的缺陷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公簿持有農需要花多少錢來買斷領主的種種封建特權。長期以來,這都是公簿持有制改革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問題,而當時英國政府也沒有在法案中給出更好的解決辦法,使得買斷價格仍然是阻礙主佃雙方達成改革共識的重要阻礙。1842年委員會的第一份年度報告中就提到,不同莊園的習慣不同,佃農身上的負擔不同,因而佃農贖買產權所需要向領主付多少錢為合理難以確定,很多領主和佃農因此無法達成一致,導致公簿持有關系難以改變。另一方面,根據1841年法案,委員會只是一個“服務機構”,并沒有能夠單方面廢除公簿持有制的強制力。只有當主佃雙方在權利買斷問題上達成一致后,委員會才能介入,并為后續的具體操作流程提供便利和保障。如果這種一致無法達成,那委員會也就不能對這塊公簿持有地做些什么。結果,在法案出臺后最初的10年當中,大部分的公簿持有地上主佃雙方仍然無法達成共識,因而委員會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從1841年到1852年,由委員會經手的公簿持有地改革案例一共只有445起。[20]從這些年委員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可以看到,委員們常常抱怨公簿持有制的改革進展太慢了,呼吁修改立法,推動公簿持有制的強制性廢除。政府干預政策的調整已經勢在必行。

三、政府干預的成熟化與公簿持有農的“解放”

針對最初十年政府干預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英國政府從50年代開始,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直接加強委員會的干預能力,改革不再需要領主與佃農達成共識,主佃任何一方都可以單方面向委員會申請“解放”公簿持有農。在1846年的年度報告中,委員會再次重申了1838年調查報告中強制性確權的訴求。在1849年,他們得到了議會最初的積極回應:在當年通過的一項議案中,允許公簿持有農單方面向委員會提出“解放”申請,而無需和領主事先達成一致。次年,領主也同樣獲得了單方面申請的權利。1852年新版的《公簿持有法》頒布時,這兩項議案被正式寫入了法律當中,成為對1841年法案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政府出臺了權利買斷費用的官方指導價格。基于之前對各地公簿持有農的調查情況,委員會對佃農的入地費、地租和繼承稅等封建義務等諸多方面進行了綜合考慮,并于1855年制作了一張參考價目表,詳細列出了不同年齡的佃農“解放”時需要向領主補償的金額:20歲的佃農贖買產權需要支付領主3倍的土地年收入,而70歲或更老的佃農則要支付5倍,在二者之間,每一個年齡的佃農都有相應的付款標準。[21]委員會并不要求主佃雙方在實踐當中嚴格依據表上的數據,但這張表格實際上成為了指導改革實踐的重要參考標準。在這份官方標準出臺之后,先后出現了一些私人撰寫的官方政策解讀指南,這些解讀手冊的出版,對于國家政策的基層貫徹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勞斯的《公簿持有制“解放”手冊》就曾反復再版。該書在解釋“解放”公簿持有農的有關法律規定以及補償價格等問題上,都提供了更詳細的指導說明。[22]而除了上述兩方面的重大調整之外,1858年出臺的《公簿持有法》進一步簡化了公簿持有農的“解放”流程。這些變化,都使得公簿持有制的改革更加容易,而政府的干預能力也極大地加強了。

伴隨著國家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公簿持有地改革進度顯著加快了。從1852年公簿持有法頒布后,在委員會指導下完成的改革數量顯著攀升。從1853年的58起,到1854年的131起,再到1855年的220起。之后經過了幾年的穩定期,1858年公簿持有法出臺當年是204起案例,轉年就增加到371起,到1860年躍升到714起,在1865年時更是達到了年度峰值的1039起。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數據開始有所波動,但仍能維持在大約年均三四百起的水平。到1919年,在政府推動下廢除公簿持有制的地產已經超過了23000塊。[23]除此之外,隨著國家干預力度的加強以及權利贖買參考價格的出臺,領主與佃農私下達成共識、完成土地改革的情況與之前相比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隨著委員會處理的個案增多,政府對于公簿持有制的干預行為也從探索走向常規化。這種變化趨勢在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內容上有所體現:在最初的20年中,委員會提交的年度報告會詳細記錄每一例改革地產的各方面情況,并輔以委員們的一些評論。但從1861年開始,年度報告開始有了固定的格式,只記錄前一年申請改革的地產數量,實際完成改革的地產數量等統計數據,并輔以逐年累進的數據表格,不再具體記錄案例的細節。與此同時,這一變化趨勢還反映在機構部門的調整上。1882年公簿持有委員會與什一稅委員會、圈地委員會合并,組成了英格蘭與威爾士領主委員會。到1889年,領主委員會被吸收為農業部(board of agriculture)的土地科(land department),而推動公簿持有制改革的工作只是該部門的常規職能之一。1894年最后一版《公簿持有法》出臺,這次的立法更多是匯總確認了之前的一系列變革,而到此為止,在政府干預下廢除公簿持有制的一套流程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到20世紀初,盡管公簿持有地仍然在個別地區占很大比例,比如在約克郡霍爾德內斯地區的各市鎮中,到1925年底,公簿持有地的平均比例仍然占到49%[24]。但從整體上來說,在這套日益成熟的政府干預機制下,19世紀的公簿持有地已經大部分完成了變革,徹底廢除公簿持有制的時機到來了。

1922年,隨著《財產法》的出臺,公簿持有制的落幕開始了倒計時。該法案第128條宣布,公簿持有地將被全面廢除:全國所有土地上特殊的莊園習慣將被統統廢除,所有土地的持有方式統一變成自由保有制。[25]1924年與1925年的法案修訂過程中,最終全面廢除公簿持有制的日期被確定為192611日。[26]根據法律規定,剩余的公簿持有地被一次性強制廢除后,佃農都將獲得“解放”,成為土地所有者。而之前領主的土地權利則分三種情況處理:首先,部分權利立即廢除,領主因此而受到的損失由佃農后續補償;其次,部分權利照舊行使,直到佃農對領主補償完畢后再行廢除,針對這兩種情況,如果主佃雙方在10年內未能就補償金額達成一致,則政府會直接介入調查并做出決定;最后,少數權利并不要求強制性廢除,由主佃雙方自行協商處理。根據《財產法》的預期,舊公簿持有地上的權利清算過程本應在1936年之前完成,但實際過程持續了更長的時間。比如在約克郡的伊辛頓鎮,1926年仍有312英畝的公簿持有地,這些土地上的清算工作直到1938年才全部完成。在同郡的霍恩錫、列文、北弗雷明漢等地,清算工作則拖到了40年代之后。[27]而在個別地產上,這一進程甚至拖到了1950年前后。清算過程之所以進展得如此緩慢,主要原因在于領主與佃農之間曠日持久的討價還價。比如在一所莊園中,管理人威脅佃農說:我們已經進行了漫長的談判,如果你仍然不肯按照我方提供的價格贖買權利,那你只會花費更多,因為一旦政府介入,那你不僅要付錢給領主,還要付錢給國家有關部門。但佃農答復說:我也想趕緊把這事解決了,但我確信政府不會把地價估得這么高,我也就不用付這么多錢,所以如果領主不接受我的報價就免談。雙方幾經商討,最終領主一方作出了讓步。而在另一個案例中,一位72歲的獨居老太太向領主表示,自己僅靠出租一間鋪面為生,根本沒錢贖買權利。[28]而即便雙方在價格上達成一致,如何把錢要到手,也是讓領主頭疼的問題。而政府則對此頗有耐心,到1936年后又進一步寬限了完成清算的截止日期,這才使得許多公簿持有地在1926年性質改變之后,又拖了多年才把土地上的殘留問題解決清楚。


注釋:

1、A.W.B. 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64p.166.

2、Ibid.pp.168-169.

3、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1912pp.291-293.

4、Harold Garrett-Goodyear Common Law and Manor Courts Lords Copyholders and Doing Justice in Early Tudor England in Jane Whittle ed.) , Landlords and Tenants in Britain 1440-1660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13pp.49-50.

5、Ibid.p.91.

6、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301-303.

7、 W.G. Hoskins The Occupation of Land in Devonshire 1650-1800 Devon and Cornwall Notes and Queries XXI 1940-41 pp.2-3 A.J. Gritt The Operation of Lifeleasehold in South-West Lancashire 1649-97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53No.12005),p.20.

8、C.Clay Lifeleasehold in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 1650-1750p.93.

9、Martin Trevor Craven Copyhold Tenure and its survival in Holderness in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from c.1750 to 1925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ull2002p.118p.264p.267.

10、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95pp.302-303.

11、Alun Howkins Reshaping Rural England 1850-1925 a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1992p.9.

12、Lloyd Bonfield Marriage Settlements 1601-17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55-56p.81.

13、Ibid.pp.87-90.

14、F.M.L. Thompson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1963p.66.

15、M.E. Turner J.V. Beckett and B. Afton Agricultural rent in England 169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7.

16、James Cuddon A Succinct Treatise on the Copyhold Acts London Law booksellers and publishers1865p.1.

17、J.A. Venn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p.29.

18、Charles Watkins A treatise on Copyholds third edition Vol.II London J. Butterworth1799pp.197-207.

19、John Scriven The Copyhold and Customary Act 4&5 Vict. Cap.35. London Henry Butterworth1841pp.1-108.

20、The Institution of surveyors Transactions Vol.1. London at the room of the institutionofficers1868-69p.130.

21、Edward Smyth On Tables for the Enfranchisement of Copyholds of Inheritanc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 and Assurance MagazineVol.21No.6JULY1879),p.402.

22、Ibid.p.386.

23、Michael E. Turner and John V. Beckett Freehold from copyhold and leasehold. Tenurial transition in England between the 16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Bas J.P. van bavel and Peter Hoppenbrouwers eds.) , Landholding and land transfer in the North Sea area late Middle Ages-19th century),p.288.

24、Martin Trevor Craven Copyhold Tenure and its survival in Holderness in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from c.1750 to 1925p.304.

25、Law of Property Act 1922 The National Archives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Geo5/12-13/16/contents.

26、Law of Property Act Amendment 1924 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Geo5/15-16/5/contents Law of Property Act 1925The National Archives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Geo5/15-16/20/contents.

27、Martin Trevor Craven Copyhold Tenure and its survival in Holderness in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from c.1750 to 1925p.299p350.

28、 Ibid. p.338 p.340.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