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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為與中國社會發展——社會學的研究發現及范式演變

作者:周飛舟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6-04  瀏覽次數: 275

【摘 要】政府行為研究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產生了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這與政府主導的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密不可分。社會學在分析政府行為時先后形成了三種范式:利益結構分析、制度分析、邁向有歷史維度的政府行為分析。它們相繼迭起,與改革進程和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國改革進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與經濟學、政治學的視角不同,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在分析政府與企業、市場的關系時,更加注重社會關系的作用。社會關系及其運作方式既是解釋改革前期鄉鎮企業繁榮和政企關系的關鍵因素,也是解釋“項目制”下政策失靈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圍繞社會關系在政府行為中的作用問題,社會學視角的研究呈現出豐富多樣的努力,并逐步突破了“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析范式。其中,邁向具有歷史維度的社會學研究已經超出政府行為研究的特定領域和范圍,它對社會學的中國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政府行為;鄉鎮企業;項目制;歷史維度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長達幾十年的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罕見的現象。對于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學術界占主流地位的解釋是“地方競爭理論”及其相關理論,如財政分權理論,(1)地方政府法團主義理論,(2)晉升的錦標賽理論,①(3)等等。這些理論雖然分析角度不同,但大都認為地方政府的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雖然從宏觀角度看,改革開放的進程伴隨著市場的發育、成長而日趨成熟,但是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沒有明顯減弱,它以橫向競爭的方式,通過經濟和公共政策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這些理論大多從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系來理解地方政府的行為尤其是績效表現,如分權理論和法團主義理論側重分析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體制的變化,而晉升錦標賽理論則側重分析中央與地方間的人事體制的變化。從這些理論看,無論是財政關系還是人事關系的制度變動都引導地方政府行為趨向于在GDP和財政收入方面形成互相競爭的態勢,形成了在制度框架下由利益驅動造成的競爭格局,這也顯示了中國改革的特色。

由制度的變化導致行為的變化,從而產生出一定的績效,這是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思路。與此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政府行為研究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范式。與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相比,社會學的研究顯示出不同的特點,而且這些特點也不同于歐美社會學,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從學科劃分的角度看,政府行為并非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社會學作為起源于歐洲、繁榮于北美的一門學科,其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在西方“國家與社會”范疇下與“社會”相關的各方面,而國家和政府一般是作為社會研究的“背景”甚至是批判的對象而存在。政府行為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且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社會學40年來發展的重要成果,這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色決定的。可以說,中國社會學的政府研究正是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道路的深刻反映和鮮明體現。本文通過系統梳理自改革以來的社會學研究成果,考察政府行為如何引起社會學的關注并逐漸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總結社會學在研究政府行為時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及其變化,力圖從中找到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學科發展經驗。總的來說,社會學在分析政府行為時先后運用了三種分析方式,這三種分析范式相繼迭起,與改革的進程和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緊緊聯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國改革進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一、利益結構分析(19781994

社會學從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和重建,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也決定了新時期社會學的發展必將緊密地與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聯系在一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其主要內容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即從以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體制向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體制的轉變過程。社會學在研究這個轉型過程時,主要采用利益結構分析的方法,并展現出了與經濟學分析有明顯差別的自身特點。

從社會學“國家與社會”的傳統分析范式看,中國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國家對“社會”的“分權讓利”的過程,或者說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關系調整和松動的過程。從八九十年代發生的經驗現實看,國家的確在逐步縮小其控制的范圍,控制的力度也在減弱。在這種情況下,“體制外”的部分迅速生長,產生了大量的“自由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4)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獨立或半獨立于國家控制的利益主體。隨著改革的全面鋪開,國家控制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行政組織以及國有的企事業單位,而處于國家控制邊緣、已經逐步“獨立”的利益主體首先是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農民,接著是農民興辦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繁榮引發了90年代開始的快速市場化進程。在這個進程中,民營企業的興起以及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革代替80年代的農民成為90年代國家控制外的“社會”的主體部分。這種結構性的變動引起的利益分化和利益調整成為社會學研究關注的主要目標,而其中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視角皆與“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析范式有關。

社會學恢復重建初期,社會學家的主要精力在于譯介西方理論和方法,經驗研究則主要集中于傳統的婚姻和家庭領域。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費孝通等前輩的影響下,(5)鄉鎮企業研究成為社會學經驗研究的重要內容,并取得一系列成果。鄉鎮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直到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鄉鎮企業介于政府和市場之間,也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巨大關注和研究興趣。經濟學家主要從生產要素配置以及產權結構入手,發現了鄉鎮企業諸多的“不合理”之處,即不合乎西方的新古典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理論。例如鄉鎮企業大多位于鄉村地區,交通和信息成本很高,不易獲得工業生產的規模效應;鄉鎮企業的產權是集體產權,產權結構模糊而缺少明晰的排他性,易產生委托代理問題,等等。也就是說,從理論上看,鄉鎮企業是缺乏效率的,那么,鄉鎮企業在現實中的成功就只能從經濟學理論之“外”進行解釋,這是鄉鎮企業研究在社會科學中興盛的主要原因。在這些解釋中,有些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解釋,認為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下,私有產權無法在計劃與市場雙軌并行的環境中立足,而恰恰是介于國有與私有之間的鄉鎮企業適逢其時,可以大行其道;(6)有些是經濟結構的解釋,認為當時的國有企業大都以生產重工業產品為主,鄉鎮企業生產的都是輕工業品和耐用消費品,填補了產業結構上的空白,可以獲得很高的利潤率;(7)有些解釋則偏重于文化,認為產權的不明晰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并不一定產生低效率,反而可能會因為中國的“合作文化”而獲得成功。(8)這些解釋大都從鄉鎮企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入手討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鄉鎮企業在現實中的成功因素,但還是沒有正面解釋鄉鎮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和經營過程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相比之下,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算得上正面出擊,“深入虎穴而得虎子”,揭開了中國鄉鎮企業的內部奧秘,也開啟了政府行為研究的序幕。

社會學的鄉鎮企業研究是典型的實地研究,其材料和發現都來自于大量田野工作的積累。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鄉鎮企業研究中為東部地區的鄉鎮企業劃分了一些基本的模式,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在這三類模式中,“蘇南模式”發展最早,也最為成功。其集體化程度高,是最為典型的集體產權的鄉鎮企業。國外的研究者將這類鄉鎮企業稱為“模糊產權”,但是對這種“模糊產權”在實踐中如何運作,如何產生效率則大多語焉不詳。北京大學社會學學科的課題組對蘇南和山東的鄉鎮企業進行了深入的實地研究,其成果體現在馬戎、王漢生和劉世定編寫的著作(9)以及他們的系列論文中,其中劉世定的一系列研究正是針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展開的,本文以他的研究為代表來討論社會學的分析路徑。

1995年的一篇論文中,劉世定指出,在他們課題組考察的蘇南15個鄉鎮企業中,企業的主要經營環節如建廠、聯營、轉產、業務項目、原材料、產品銷售、技術、培訓,等等,都利用了他所說的“非正式社會關系資源”。(10)所謂非正式社會關系,是與法規、契約無關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血緣、地緣和業緣關系。雖然這類關系在世界各文明中都普遍存在,但它們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卻被學者們反復指出和強調。與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產權“模糊”的鄉鎮企業與當時計劃和市場雙軌并行的環境,使得這些關系大有用武之地,變成了企業重要的“關系資源”。

在八九十年代,企業界人士所說的“公共關系”,或者叫作“公關”,與西方的意思大相徑庭,“公關”實際上是指建立和疏通各種“私人”關系。這些私人關系或者先天存在,或者后天借助于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公共”來往而建立,但大都在企業運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關系”最重要的是其人格化特征,這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私人性——即使最初是一些公共的業務交往,很快也會變成具有私人性的交往特征,如果不能變成私人交往性質的,公共交往便往往會“淡薄”或中止;二是依附性——基本上完全依附于特定的個人,一個人的“關系叢”就只能是這個特定個人的關系叢,換了人以后,這個關系叢就會立刻轉換或者消失掉。劉世定之所以將這些“關系”稱為“資源”,就是因為對企業來說,關鍵的業務如聯營、項目和銷售等,都依附于特定的個人而非企業。一個國營大廠之所以將一部分業務包給某鄉鎮企業,大都是因為這個國營大廠的“生產科長”或“銷售科長”與這個鄉鎮企業廠長的個人關系,所以“廠長一般不換,弄不好換一個廠長倒一個企業”。(11)這種“關系”在改革前一切生產、銷售計劃都由國家控制、指揮的情況下較少發揮作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無論廠長個人還是企業職工也都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但在改革初期,尤其是計劃與市場并存的時期,“關系”便有了發揮作用的余地,扮演了連接“計劃內”與“計劃外”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重要角色。正如劉世定發現的,隨著市場擴張,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社會關系擴張的過程。

在企業內部的經營中,關系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單純從組織和制度視角來看,鄉鎮企業是位于鄉村地區的現代企業組織,這也正是其看上去缺乏經濟合理性的地方。但是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看,這些現代企業組織與傳統性很強的鄉村社會并沒有明確的邊界,這些“從農業里長出來的工業”,(12)其內部的運營形式有著很強的社會治理特征,這也被社會學家看作是中國社會結構特征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表現。(13)鄉村社會的一些治理特征,如權威關系的傳統形態會在企業內部的運轉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產權不明晰帶來的委托代理問題。(14

社會關系在企業的內部運營和外部業務方面發揮的作用構成了對“鄉鎮企業悖論”的一個“社會學”回答。這個回答并沒有否認私有產權的效率,而是說明了“模糊”產權或者集體產權在某些條件和環境下也可以達到一定的運營效率,或者說其引起的效率損失并非像經濟學理論所估計的那么嚴重。進一步而言,鄉鎮企業的效率問題并不是靠明晰產權帶來的“排他性”解決的,而是靠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或關聯性解決的。

鄉鎮企業的所有者是鄉鎮政府或者村委會,廠長或企業經理是實際的經營者,二者構成一個典型的委托代理結構。雖然它們之間的合同大多是“關系合同”,(15)也就是不完全合同,但是由于“二次嵌入”或“二次合同”(16)的存在,廠長或企業經理實際上獲得很大程度的經營獨立性。也就是說,廠長或企業經理的控制權是依靠“二次合同”帶來的信息優勢獲得的。這種優勢會變得很大,他們“在日常經營中權利擴張的彈性、在再締約中對委托人形成的壓力,都將比在制度環境穩定時要更大。這種狀態甚至會演變為委托人權力旁落的代理人控制”。(17)這種重重疊加的“關系合同”帶來了經營人事實上的“排他性”。與經濟學重復博弈論中的“民俗定理”相類似,這些靠一系列“關系”聯結出來的結構可能獲得了與明晰產權相近的績效,但是也會產生一些非常有中國特色的后果,這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社會關系——尤其是中國的這些人格化、私人性和依附性很強的社會關系是與真正的“公共”關系、或者說“契約性”關系格格不入的。從研究的發現來看,改革的成就雖然表現為經濟的增長和績效的提高,但是獲得這些績效的關鍵因素卻并不一定是一些具有現代市場意義或者現代社會意義的新因素,而有可能是一些與這些新因素相對立的傳統因素在新環境下的變種。至少就鄉鎮企業的研究成果而言,學者們看到的是伴隨工業化而迅速擴張的“非正式社會關系”的作用;另外一些學者則將正式的“契約性整合”與改革前的“行政性整合”進行二元的劃分,認為真正的改革和社會轉型將是一個從“行政性整合”走向“契約性整合”的過程。(18)但無論是期望“契約性整合”替代“行政性整合”,還是替代以“非正式社會關系”為主的“關系性整合”,(19)都只是社會學者于改革初期在“國家與社會”范式下的一廂情愿而已。這種愿望之所以被不斷強烈表達,是因為他們越來越發現改革是伴隨著“行政性整合”與“關系性整合”的擴張而展開的,相比之下,經濟雖然在增長,績效也在迅速提高,但是真正的“契約性整合”遲遲沒有到來。

鄉鎮企業的委托人——鄉鎮政府或村委會雖然與經理人簽訂了“關系合同”,(20)而且事實上經理人也具有相當大的“排他性”,但是經營權利上的“排他性”不等于在社會關系上可以做到“排他”或者獨立。委托人與經營人之間的信任并非來自于關系合同(契約),而是來自于“關系”本身,而“關系”本身正是以缺乏排他性為基本特征的。就鄉鎮企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而言,其“關系”的特殊性在于,二者雖然在合同上是平等的委托代理關系,但是在“關系”上卻有領導和被領導的權威意義,這又形成了對經營人行為的制約。也就是說,雖然關系合同為經理人帶來鄉鎮企業的“縱向排他硬化”,但是“關系”本身卻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縱向排他軟化”,(21)即在社會關系上經理人很難做到對鄉鎮政府領導的“排他”。

鄉鎮政府與其所屬企業、鄉鎮政府領導和企業經理人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既獨立、又“合謀”的關系。如果說“獨立”代表的是企業經理人的經營權,那么“合謀”則是指,為保持這種獨立性,鄉鎮政府與企業經理人合力對付更為強大的上級政府。這是社會學在研究中第一次明確地將鄉鎮政府與其上級政府區分開來。研究發現,以鄉鎮政府為代表的基層政府行為表現出很強的“變通”性。(22)比如,鄉鎮企業一般都有兩本賬,或者說有兩種“利潤”——賬面利潤和結算利潤。前者是上報給鄉鎮及其上級政府的,后者則是與鄉鎮企業進行利潤分成和結算用的。在有些地區,這兩本賬的差別非常大。(23)這當然是鄉鎮政府與企業的“合謀”。通過類似的種種機制,鄉鎮政府既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鄉鎮企業的經營獨立性,又避開了上級政府對企業可能造成的干預,如要求提高上交利潤比例等。從鄉鎮企業的角度看,雖然企業對鄉鎮政府無法避免“縱向排他軟化”的問題,但是對其他上級政府,則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縱向排他硬化”的結果。

鄉鎮政府的行為為什么呈現出如此之強的變通性和兩面性特征?從分析上看,這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學分析范式是利益結構分析。以劉世定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研究者,從企業的經營和運作角度分析委托者和經營者各自的利益及利益結構的變動過程,并對鄉鎮政府的“理性選擇行為”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討論。(24)從這個時期國外社會學關于市場轉型的討論來看,爭論主要發生在“誰會在轉型中受益”的問題上。在“精英循環論”者看來,市場的興起必然是有利于直接生產者而非舊體制中的權力精英,(25)而在“精英再生產”者看來,權力精英有能力和有機會利用轉型體制成為新體制中的權力精英或經濟精英。(26)這種爭論的一個延伸點就是地方政府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中的獲利問題。與此相呼應,在國內社會學研究中,張靜使用“政權經營者”概念來對基層政府行為的轉變進行概括,(27)楊善華和蘇紅則更加明確地用“謀利型政權經營者”指代基層政府的趨利取向。(28)這種經營和謀利趨向,從利益結構方面考察,來自于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變化。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政府在全國推行“財政包干制”以代替改革前的“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各級地方政府采取的是“層層包干”的辦法,地方政府稱為“分灶吃飯”。就基層政府而言,只要超額完成財政包干任務,就能獲得自由支配的財力。如果不能完成包干任務,就連發放財政供養人員的工資都會出現困難。包干包的是“稅”,在中國當時的稅收結構中,產品稅(即后來的增值稅)占1/3以上。產品稅的稅基實際上相當于銷售收入,與企業的規模密切相關。這使得地方政府只要投資辦企業就能解決稅收包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基層政府興起了“大辦企業”和“辦大企業”的熱潮,就是所謂的“放水養魚”,成為理解鄉鎮企業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29

由對鄉鎮企業與鄉鎮政府關系的分析進展到鄉鎮政府與上級政府關系的分析,是社會學政府行為研究的開始。在對具有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現象的分析中,社會學家發現其成功的秘訣在于企業與政府間的復雜關系。與經濟學的分析不同,社會學并沒有陷于二者關系的博弈分析中,而是上溯至政府內部的利益結構中。上級政府、基層政府與鄉鎮企業在社會學的分析中構成三個既各具獨立性、又有密切關系的利益主體。要理解政企關系,則需理解政府間的關系。“放水養魚”的利益分析構成社會學對政府行為的最初理解。但是當大量社會學研究關注政府行為之后,分析方式很快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與中國改革的現實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二、制度分析(19952012

就政府間關系而言,影響最大的改革無疑是1994年底實施的分稅制。分稅制主要是針對財政包干制引發的問題而來。財政包干制在促進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同時,造成中央財政比例迅速下降的財力分散的局面。分稅制在中央和地方間實行按稅種分享的改革方案,將在90年代初占總稅收比重40%的增值稅的新增部分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配,一舉將中央地方的財政收入比重由“倒三七開”變為“正三七開”。大量的財力由地方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體系向地方進行分配。(30)分稅制改革意味著80年代初形成的“分權讓利”的局面發生改變,中央的財政集權對地方政府的行為產生深遠影響,成為我們理解后一階段改革的關鍵。

分稅制一度給地方政府造成明顯的財政困局。1994年后,由于企業新增的增值稅基本上劃入中央財政,所以地方政府缺乏 “放水養魚”的動力,開始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革、鄉鎮企業的轉制,到90年代末,大量的國有企業工人因為股份化改革而下崗,而盛極一時的鄉鎮企業則消失殆盡,這使得90年代后半段成為改革史上市場化進程最快的一段時間。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農民負擔問題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度被認為是國家和農民關系自“大包干”以來的巨大變化。但學者們很快發現,農民負擔的關鍵問題與基層干部的善惡和工作作風關系不大,其實是基層財政的困境所致,而這種困境與分稅制后鄉鎮企業的倒閉和轉制密切相關。(31)從90年代末開始,農民負擔問題研究的重點逐步轉移到政府間關系,尤其在2002年稅費改革開始以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調整被看作是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根本出路。(32)在東部地區,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與中西部地區農民工的流入,地方政府的行為迅速由過去的“大辦企業”向“大興土木”的城市建設轉變,開辟出一條新的“生財之道”。(33)進入21世紀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與土地融資機制進一步完善,發展出一整套土地、財政和金融“三位一體”的城鎮化機制,(34)使得城鎮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也導致了城市的高地價和高房價,這構成我們理解中國當前改革許多核心問題的基本背景。

分稅制雖然集中了大量地方財力,但是仍被許多經濟學家看作是一種“分權”式的改革。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并沒有集中地方的支出責任,大量的支出仍然留在地方。為解決地方的支出困難,分稅制改革同時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轉移支付體系,將中央集中的財力再轉移到地方進行支出。這表面上是“一上一下”的過程,但經過這個過程,中央政府將大量從東部地區集中起來的財力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也就是說,雖然轉移支付是一個縱向的過程,但其實際效果則是“橫向”的。(35)在財政資金大規模由中央向地方流動的過程中,政府間關系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也帶動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

中央在向地方進行轉移支付的過程中,相當大比例的資金都是以“專項資金”或“項目資金”的名義下撥的。這些資金俗稱“帶帽資金”,附帶特定的支出條件,指定資金的使用主體、特定用途,等等。項目資金的優勢在于可以較為精確地貫徹上級政府的意圖,事前有申報、審批,事后有評估、檢查,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穿透能力”,即突破中國政府間關系“下管一級”的傳統體制,中央政府通過項目資金可以有能力直接指定資金使用在某縣、某鄉鎮甚至某村的某特定項目上。(36)這種運用項目管理的思路來規范政府間關系的努力最初只限于轉移支付資金中的“專項資金”,但很快就蔓延到一般的財政資金,出現了一個“財政資金專項化”的過程,(37)進而蔓延到政府與各種公共單位以及社會組織的關系當中,(38)這種現象被有些社會學者稱為“項目制”,已經具有一種新的治理體制的意義。(39

項目制的大規模蔓延,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對自身以及非政府領域力圖加強控制的直接努力。這種努力與計劃經濟時期“放權—收權”的“收放”邏輯不同之處在于,中央政府力圖通過運用新的制度和技術手段來實現權力的上移。從各種項目的精細化設計實施到城市社區的“網格化”管理,都體現出“技術治理”(40)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政府行為的技術化和制度化取向,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也出現明顯的轉型,即普遍采用制度分析的方法,(41)這顯示出社會學研究緊貼現實的特征。

社會學研究緊貼社會現實的特征,更加鮮明地顯示在政府行為分析的發展路徑中——這些制度分析方法越來越側重于發現制度的“失靈”,即項目制在運行過程中的漏洞和失效現象。周雪光的一篇文章可以說開創了這類分析的先河。他運用組織社會學的制度分析方法討論基層政府的行為方式,提出 “逆向軟預算約束”的概念,用以指代基層政府不斷上馬新項目、創立新政績的現象,這會使上級政府陷入“被動”而不得不開口子或者松動已有的措施。(42)在周雪光的分析中,這種“逆向軟預算約束”看起來好像出于基層政府的主動性,是基層政府有意為之的結果,但在后來的大量關于政府行為的社會學研究中,項目制的“失效”乃至“失控”卻不一定是基層政府主動“追求”或與上級政府“博弈”的結果,而是由于基層社會治理本身的“復雜性”所致。決策權越上移,上級政府做出的決定越難以符合地方實際,這時候如果利用嚴苛的技術和制度要求基層政府百分百地執行政策,則會出現各種非預期后果。從事情的結果看,好像是基層政府在“倒逼”上級政府,但實際上這種結果恰恰是“項目制”的極端發展導致的。(43)在總結大量項目制研究的基礎上,周雪光進行了一個嘗試,也就是將項目制研究理論化,即從組織社會學出發,發展出 “控制權”理論。該理論是一個典型的制度分析理論,將“契約規定的權力之外的剩余控制權”進行分類,分成目標設定權、檢查驗收權、實施/激勵權三類權力,然后再根據項目制的資金用途性質分成直控式、承包式、托管式和自治式四種項目類型,分析上述三類權力在四類項目中的動態變化過程。他發現在項目執行的過程中,“控制權”會發生各種變化,而這與多種因素有關,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項目的專有性、目標模糊性、委托方的注意力分配以及基層的自由裁量權等。(44)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對合同或契約的“剩余控制權”進行研究,與劉世定注重合同雙方的利益關系相比,周雪光更注重合同剩余權的分配方式以及影響因素。這些因素雖然在各種項目中的分布不同、發揮作用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根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這種分析顯示出社會學制度分析的一個邏輯,即制度運作的機制要放到更加宏大的制度背景中去理解。就像將地方政府的利益放在財政包干制和分稅制的政府間關系進行理解一樣,項目制的效率和社會后果都應該放在中央地方的政府間關系中去理解。在對地方政府“共謀”現象的分析中,周雪光提出理解中國政府間關系的“三個悖論”,可以作為社會學之制度分析政府間關系的代表。周雪光指出,下級政府之間(包括橫向和縱向)經常出現的針對上級政府的“共謀”現象顯示出中國國家治理的一些悖論,這包括政策一統性與執行靈活性之間的悖論,激勵強度與目標替代的悖論,科層制度非人格化與行政關系人緣化的悖論。(45)這些悖論充分展示了國家治理的困境:中央的統一要求越強、激勵措施越強,地方的變通就越大、目標的偏離度就越大;將這個發現應用到項目制研究上,則可以說,項目的預期越強,其非預期后果就會越強。

對項目制的非預期后果的分析展開得最為充分的部分是農村基層治理研究。(46)項目制在政府間蔓延的一個主要形式是各地普遍實行的“目標管理責任制”,這是政府追求技術治理的典型形式,因為目標管理最容易“制度化”,也最容易“量化”和“考核”。(47)這實際上是借用企業組織的管理方式來規范政府間關系。用形式上發展得比較成熟的管理學思路來考察政府間關系,項目制就更易于被理解為“行政發包制”。(48)上對下叫“發包”,而下對上就是“承包”,所謂承包,就是注重目標而不注重過程的管理方式。從歷史考察來看,項目制在分稅制以后出現,本來是對“承包制”的一種反動,但在其實踐過程中,能夠取得較好效果、非預期后果較少的任務,還是那些易于發包、便于承包的任務,而對那些不易于發包、過程管理比目標管理更重要的任務,過去用承包制難以解決,現在用項目制、用“目標管理責任制”、用“行政發包制”仍然難以解決。

在農村基層治理的實踐中,項目制能夠保證項目和資金相對安全地“直達”農村基層,但是卻難以保證項目和資金高效地落實和使用。項目能否被高效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決于項目的設計、監督和執行過程,而是取決于基層政權尤其是鄉鎮政府的協調和治理能力。(49)如果基層政權的協調和治理能力不夠或者懷有其他意圖,則會出現各種非預期后果,諸如“倒逼”現象或“資源依賴”,即需要不斷地“跑部錢進”,依靠不斷輸入項目來解決已有項目引發的問題和沖突,導致所謂的“內卷化”現象。(50)在大量考察項目制的非預期后果之后,學者們發現,追求技術化和制度化的項目體制已經形成一套與實際治理能力關系不大的純“制度主義”邏輯:“就項目治理體制而言,無疑存在著兩條并行運作的主線。一條是自上而下的科層‘發包’的控制邏輯,另一條是自下而上的‘打包’和‘抓包’的反控制邏輯;一條是專業技術化的項目競標制度,另一條是關系主導下的競爭機制;一條是市場化的競標競爭制度,另一條是權力運作下的‘打包’和‘抓包’操作。這兩條主線同時運作,但是何種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則視權力運作者的意圖是否可以達成而定。所以,在項目制度平臺上,市場是有權力的市場,科層制是有關系的科層制,標準化專業化的技術過程是有非正式運作的社會過程。”(51

很明顯,追求技術化和制度化的項目制雖然得到形式上的發展,但是并沒有改變實際治理過程中的運作邏輯,主導基層治理過程的力量并非技術和制度,仍然是權力、關系和非正式運作。如果我們運用八九十年代社會學使用的概念,那么“行政性整合”和“關系性整合”仍然是治理過程的主導性原則,技術化和制度化的操作方式雖然在形式上接近“契約性整合”,但只是限于形式,而且這種形式發展得越迅速,就越脫離基層的治理實踐,反而使得“行政性整合”和“關系性整合”在這些形式的掩蓋下得到強化。

三、邁向有歷史維度的政府行為分析(2013— )

社會學對項目制展開的豐富而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了“技術治理”背后的深層次問題,也使得社會學對基于經濟學和組織學的制度分析方法進行反思。這種反思,表面上是學科方法和范式建設的努力,實質上也是制度分析在前一階段取得豐富成果的必然結果。現實中的“制度失靈”是社會學制度分析的主要成果之一,但是在發現制度失靈之后,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對于權力、關系和非正式運作的研究就難以單純依靠制度分析。制度失靈最終導致制度分析的失靈是有必然性的。社會學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新一輪努力就是引入歷史維度的分析。

作為制度分析的典范型學者,周雪光最早系統地將分析視角向中國歷史延伸。基于韋伯的中國研究視角,周雪光宏觀性地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的中央地方關系和官僚體制,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制度分析的新觀點。他從治理的分析角度入手,力圖用幾對重要概念如委托與代理、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名與實等來把握中華帝國在特有的國家規模上處理集權和分權的內在邏輯。這種努力突破了一些學者簡單化地用西方組織學和管理學概念來衡量中國國家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局限,指出中國的政府間關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現的,也不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而建立的,而是有著自己一以貫之的邏輯的,并且強調“中國大歷史脈絡中國家邏輯的延續性和共性,認為當代中國國家建設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困難與帝國時期并無實質性改變,因此歷史上的帝國邏輯與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間多有關聯”。(52)沿著這條分析路徑,周雪光將其早期提出的國家治理的一些“悖論”發展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威體制和有效治理間的復雜關系,使我們看到,眾多在當前研究中出現的政府行為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實際上都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中。在這一分析路徑下,還有曹正漢的一系列研究。通過對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他以“風險論”為視角得出“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分治論,構成與周雪光不同的社會學理解。(53

如果說,周雪光的分析仍然是從現代和西方的角度考察歷史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那么渠敬東的研究則是直接從中國歷史切入,用封建和郡縣的本土概念來分析中國歷史的國家治理在現代社會中的傳統,而非實用性地對歷史進行借鑒式的考察。(54)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渠敬東有意避開直接從國家治理的邏輯進入中國歷史。在他看來,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傳統也并非當代國家治理邏輯的源頭,真正的源頭不是古代中國的治理制度邏輯,而是中國的經史傳統。(55)也就是說,我們在引入歷史維度考察中國社會治理的深層結構時,并非去總結古代社會治理的經驗或者教訓,也不是挖掘古代社會治理的邏輯,而是要花大力氣再向上追溯一層,深入到古代社會結構的精神和價值層面——順著制度的源流去追尋意義的源頭。

在這個意義上,應星等人的革命史研究也是對政府行為和國家治理的一種探源式研究。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不但包含古代中國的傳統,也包括近百年以來的革命傳統。革命傳統如何與過去的經史傳統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傳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深入細致的歷史研究。在應星等人的研究中,我們能夠看到這樣一種清晰的問題意識和一些初步的發現,(56)這些都表明引入歷史維度的重要性。

從對項目制的制度分析中可以看到,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發現了“制度失靈”的根本原因在于那些“非制度化”的因素,如權力、關系以及二者的非正式運作。分稅制以來的政府實踐表明,單純的制度建設和技術監督很難影響到這些因素,政府行為中所包含的“關系”和“非正式運作”不但沒有被制度和技術所取代,而且還導致制度“失靈”,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制度和技術只能部分規范人的行為,卻無法規范人們的“關系”和“非正式運作”,因為“關系”和“非正式運作”不但表現在人的行為之中,還扎根于人的觀念層面,其中包含一些歷史久遠的社會倫理觀念。

這些社會倫理觀念實際上有著很強的約束力,被有的學者稱為“社會性合約”。在對一個村莊鄉鎮企業轉制的案例分析中,折曉葉和陳嬰嬰深入細致地展示了這種“合約”所顯示的巨大力量。用她們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在村子里人人皆知、成為一種符合社區情理的、具有社會合法性的、對合約雙方都有很強約束的力量,我們在此稱之為‘社區力’或‘集體力’”。(57)這種力量像一個巨大的磁場,保證那些沒有文本的“口頭合同”、那些雖然有文本但是漏洞百出的“關系合同”、那些將集體企業私有化的文本得以順利實施。這種力量實際上是一些歷史久遠的社會情理和倫理觀念,如在折曉葉和陳嬰嬰的案例中,這些觀念可以表述為諸如“企業雖然是集體的,但是企業家創辦并壯大的”、“沒有了企業家,就沒有了企業發展”、“企業是集體的,所以應該保證村里人的基本福利和就業機會”這樣一些合乎“情理”的觀念。違反這些情理觀念的合同,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文本的,甚至是法律的,都難以得到順利實施。

這些倫理觀念中的重互惠、重互讓、重情面的原則,并非是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下發展出來的新觀念,而是一些無所不在的傳統觀念,有學者稱之為“社會底蘊”,(58)這是各種制度和“關系”運作的基礎。社會學在政府行為研究中不斷遇到的“關系”和“非正式運作”,正是以這種觀念和“底蘊”為底色的。筆者就“關系”和“非正式運作”這兩個現象與社會倫理觀念的關系進行一些討論。

中國社會學對“關系”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大多將“關系”看作是一種“社會資本”,將“關系”視為人際交往的可資利用的投資工具。這種視角是一種純西方的分析視角,它忽視 “關系”的人格化和倫理性,這導致“關系”雖然是研究政府行為以及其他社會現象的解釋因素,但是卻經常被“還原”為利益或權力結構,變成一些解釋的中介變量。例如在“關系合同”的分析中,“社會資本”的視角會將企業經理人及其社會關系視為由一系列社會經濟和身份特征作為標志的資本集合,這些資本在企業經營和外部“公關”中起到關鍵的作用。但是,企業績效的最終解釋并不是來自這些“資本”,而是從根本上來自與這些資本密切相關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和身份特征的“變量”。這種分析背后隱含的意涵就是,我們最終可以通過改變這些社會經濟和身份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來影響企業的績效,這種分析邏輯就是社會學研究總是將“關系”驅趕到陰暗的角落里而無視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關系”的人格化特征,是指“關系”的私人性和依附性。“關系”總是與特定的人“粘合”在一起,人走茶涼。究其原因,私人性和依附性均源于“關系”的倫理性,即人與人之間發生的私人互動與交換,是發生在對對方人格和行動倫理的不斷認知中展開的。倫理性越強,“人越靠得住”,互動和交換便越持久,“關系”就越密切。一個人的“關系叢”是否豐厚,除與其社會地位有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與其人格和倫理有關。“關系合同”中留下的“合同缺口”,正是靠這背后的關系“倫理”來彌補的。所以,在劉世定的研究中,“關系合同”總是與特定的人聯系在一起。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我們對于“非正式運作”行為的理解。“非正式運作”不等于“任意運作”,它的運作受到各種“關系”及其附帶的人格和倫理的約束。

對歷史維度的引入在當前的社會學研究中才剛剛開始,應該說,這與中國的社會學對政府行為研究的不斷深入結合在一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社會學研究發現政府行為在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的關鍵位置時,就已經注意到各種“非正式關系”、“非正式運作”對政府行為的影響,只是在這個階段,利益結構的分析占據主導地位,社會學者往往將這些關系和運作看作是利益分配的工具和手段。(59)雖然社會學研究發現了大量這類“非正式關系”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國家與社會”分析范疇影響下的社會學者帶有一種理論上的信念,認為隨著市場轉型和社會發展,這些“非正式關系”會被正式關系如“契約性關系”所取代。隨著項目制的展開,政府行為的制度化趨勢成為政府行為的主流,同時社會學的研究也由利益分析轉向制度分析。在這個時期,許多社會學者的期望是制度建設會逐步替代掉政府行為中的“非正式關系”、“非正式運作”的現象。但是作為一門經驗性學科,社會學的制度分析在發現大量的制度失效和失靈的現象后,使得社會學者逐漸達成一個基本認識:制度是“嵌入”在權力、關系和非正式運作之中的,后者不但不能被前者替代,而且正是前者之所以出現問題的根源之所在。社會學又到了一個重新面對這些“非正式關系”和“非正式運作”的時代。

歷史維度實際上是對制度分析的補充,補充的手段就是將人而非制度作為分析的中心,或者說,是在對制度的分析之上加入對人的行動方式和行動意義的考察。(60)這種研究工作并不容易深入,因為對“關系”的分析要避開制度分析的窠臼,跳出“制度建設——制度失靈——制度再建設”的循環,將“關系”放回到“人”本身,就需要將“非正式關系”、“非正式運作”等現象當作具有價值意涵的歷史傳統看待,這正是邁向具有歷史維度的社會學研究的意義所在。

結論

社會學恢復重建近40年以來,政府行為研究無疑是成果最為豐富、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領域之一。這與其說是社會學發展的成就,不如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道路的結果。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是一條政府主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的漸進式改革之路。在改革過程中,政府行為一直是理解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背景下,繁榮的政府行為研究必然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主要領域,這也是社會學緊貼社會現實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在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中,社會學家不但有豐富的研究發現,而且隨著改革和發展的深入,研究范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回顧社會學的政府研究范式演變,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突破了西方社會學“國家與社會”的傳統范式,視“國家與社會”為一體。在中國社會,政府行為的影響幾乎遍及社會生活各領域,而政府行為中,亦貫穿著與社會生活中相近的邏輯。社會學在政府行為研究的范式演變過程中,逐步走出 “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西方范式,這既根源于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征,也是社會學深入社會現實的必然結果。

第二,政府行為研究的三個分析范式先后迭興,并非簡單的彼此替代的關系,而是層層疊加和逐漸深入的關系。制度分析范式既是對利益結構分析范式的補充,也是政府行為分析的拓展,其最大的特點是引入大量西方組織學和管理學的分析方式,使得政府行為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而歷史維度的研究范式則是將前兩個研究范式中的核心問題引入中國傳統的歷史視野中,使得政府行為研究向縱深演進。在增進政府行為研究范式豐富化和多樣化的同時,也需要注意三種研究范式中還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如政府內部的復雜運作機制的分析尚不充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容易陷入整體化想象,等等。

第三,政府行為研究范式發展到第三階段時,已經基本突破政府研究領域,開始為社會學的中國化提供研究資源。政府行為研究面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宏觀的國家治理問題,它以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間關系為基本研究對象;二是微觀的社會關系問題,它以權力的各種微觀運作機制為基本研究對象。當研究范式邁向歷史維度時,宏觀和微觀的問題開始整合為社會行動的歷史傳統問題,“情理機制”的歷史淵源成為研究的關注對象。從對研究范式的梳理中,可以清晰地辨識出社會學家對“關系合同”背后那些“剩余”權力的持續而深入的關注:對于這些“剩余”權力,從利益分配的視角、制度安排的視角到情理機制的歷史傳統的視角逐步深入,從利益的層次進入到制度的層次,又進入到歷史、倫理和精神的層次。

費孝通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中強調人心的“主體性”和“道德性”,認為社會學要找到一條能夠直面人和人心的路徑,這才是擴展社會學研究的正確方向。(61)他強調要回到歷史尤其是經史傳統中,才是挖掘、把握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結構的關鍵。費孝通2003年寫就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最近幾年社會學研究歷史轉向的預言。實際上,邁向具有歷史維度的社會學研究已經超出政府行為研究的特定領域和范圍,它對社會學的中國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當然,社會學的政府行為領域對此有著更為迫切的需要。我們只有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由以制度為中心的分析進入到以人為中心的分析,進而進入到以“人心”為基礎的分析,才能使政府行為中的官員主體形象和精神氣質更加鮮明地展現出來,也才能真正拓展中國社會學的傳統界限。


注釋:

[1]代表性的論文參見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1997pp.83-92Yingyi Qian,“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in Dani Rodriked.In Search of Prosperity 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 297-333.

[2]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45no.11992pp.99-126Jean 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no.1441995pp.1132-1149.與地方政府法團主義理論比較相似的提法還有“地方政府廠商論”,參見

[3]Andrew 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21995pp.263-301. 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經濟研究》2004年第6期;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

[4]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5]費孝通先生在這段時期有一系列的文章討論鄉鎮企業問題,提出“蘇南模式”等重要概念。他對于發展模式的反思集中于《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四年思路回顧》等文章,分別參見《費孝通全集》第12卷、第1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6]David Li,“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23no.11996pp.1-19.

[7]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8]Martin L. Weitzman and Xu Chenggang,“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18no.21994pp.121-145.

[9]參見馬戎、王漢生、劉世定:《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歷史與運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10]劉世定:《鄉鎮企業發展中對非正式社會關系資源的利用》,《改革》1995年第2期。

[11]劉世定:《鄉鎮企業發展中對非正式社會關系資源的利用》,《改革》1995年第2期。

[12]參見費孝通:《在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費孝通全集》第12卷。

[13]渠敬東:《占有、經營與治理:鄉鎮企業的三重分析概念》,《社會》2013年第12期。

[14]周飛舟:《回歸鄉土與現實:鄉鎮企業研究的路徑反思》,《社會》2013年第3期。

[15]關系合同的特點是,“由于簽署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合同是有缺口的,并且這種缺口無法通過合同法來彌補,而要依靠在一個關系體系中的協商來解決。也就是說,未來訂立新合同的社會關系基礎在事前就已經建立,關系合同內生于一定的社會關系體系中”,參見劉世定:《嵌入性與關系合同》,《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

[16]劉世定提出的重要概念。委托人與經營代理人簽訂的合同“嵌入于他們之間的關系”,所以歸類于“關系合同”,“而在這個合同締結之后,經營代理人在相對獨立地從事經營活動的過程中和他的經營伙伴締結合同,并使合同嵌入于他們之間的關系”,他將后一次嵌入稱為“二次嵌入”,或者稱為“二次合同”。參見劉世定:《嵌入性與關系合同》,《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

[17]劉世定:《嵌入性與關系合同》,《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

[18]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19]在此指代“非正式社會關系”及其帶來的社會聯結和整合效應。

[20]準確地說,鄉鎮企業中鄉辦企業大多與經營者有明文的“關系合同”,而村辦企業中卻有相當多的企業與村委會之間并無明文合同,而是一些彼此默認的約定。這些“約定”與“關系合同”差不多。

[21]劉世定:《占有的三個維度及占有認定機制——以鄉鎮企業為例》,潘乃谷、馬戎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王漢生、劉世定、孫立平:《作為制度運作和制度變遷方式的變通》,《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號,總第21卷。

[23]劉世定:《占有的三個維度及占有認定機制——以鄉鎮企業為例》,潘乃谷、馬戎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下)。

[24]張漢音、王漢生:《理性選擇和越軌行為——12個鄉鎮企業的案例研究》,《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5期。

[25]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51989Victor Nee“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61991.

[26]Yanjie Bian and John 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51996Akos Rona-Tas“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0no.11994.

[27]參見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28]楊善華、蘇紅:《從“代理型政權經營者”到“謀利型政權經營者”——向市場經濟轉型背景下的鄉鎮政權》,《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1期。

[29]這個觀點最早參見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pp.99-126. 詳細分析參見周飛舟:《以利為利——財政關系與地方政府行為》,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

[30]參見劉克崮、賈康主編:《親歷與回顧:中國財稅改革三十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31]參見陳錫文主編:《中國縣鄉財政與農民增收問題研究》,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年。

[32]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33]參見周飛舟:《大興土木:土地財政與地方政府行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3期;周飛舟:《生財有道:土地開發和轉讓中的政府和農民》,《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1期。

[34]周飛舟、王紹琛:《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35]周飛舟:《分稅制十年:制度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36]郭琳琳、段鋼:《項目制:一種新的公共治理邏輯》,《學海》2014年第5期。

[37]周飛舟:《財政資金的專項化及其問題——兼論項目治國》,《社會》2012年第1期。

[38]關于項目制的蔓延及其涉及的領域,可參見下列研究,如艾云:《上下級政府間“考核檢查”與“應對”過程的組織學分析》,《社會》2011年第3期;陳家建:《項目制與基層政府動員——對社會管理項目化運作的社會學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史普原:《多重制度邏輯下的項目制:一個分析框架》,《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陳水生:《項目制的執行過程與運作邏輯》,《公共行政評論》2014年第3期;王向民:《中國社會組織的項目制治理》,《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5期。

[39]渠敬東:《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40]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41]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海外中國研究的“市場轉型”爭論也出現一個明顯轉向,即從精英的利益結構分析轉向“新制度主義分析”,參見陳那波:《海外關于中國市場轉型論爭十五年文獻述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當然,海外中國研究的這種轉向與國內學者的制度分析轉向有很多不同之處,本文重點分析的是國內制度分析范式的形成。

[42]周雪光:《“逆向軟預算約束”:一個政府行為的組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43]陳家建、張瓊文、胡俞:《項目制與政府間權責關系演變:機制及其影響》,《社會》2015年第5期。

[44]周雪光:《項目制:一個“控制權”理論》,《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45]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6期。

[46]對城市基層社區以及城市中的非政府組織的大量研究也在項目制的研究框架下展開,研究的總體發現與農村基層治理的研究相類似。其中典型的研究有黃曉春:《技術治理的運作機制研究:以上海市L街道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為案例》,《社會》2010年第3期;黃曉春:《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

[47]王漢生、王一鴿:《目標管理責任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實踐邏輯》,《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2期。

[48]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2014年第6期。

[49]付偉、焦長權:《“協調型政權”:項目制運作下的鄉鎮政府》,《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2期。

[50]李祖佩、鐘漲寶:《分級處理與資源依賴——項目制基層實踐中矛盾調處與秩序維持》,《中國農村觀察》2015年第2期。

[51]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項目進村”案例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52]周雪光:《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53]曹正漢:《統治風險與地方分權:關于中國國家治理的三種理論及其比較》,《社會》2014年第6期;曹正漢:《中國的集權與分權:“風險論”及歷史證據》,《社會》2017年第3期。

[54]渠敬東:《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治理體系:封建與郡縣之辨》,《社會》2016年第2期。

[55]渠敬東:《返回歷史視野,重塑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國近世變遷及經史研究的新傳統》,《社會》2015年第1期。

[56]應星:《學校、地緣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網絡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為例》,《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1期。

[57]折曉葉、陳嬰嬰:《產權怎樣界定——一份集體產權私化的社會文本》,《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

[58]楊善華、孫飛宇:《社會底蘊:田野經驗與思考》,《社會》2015年第1期。

[59]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

[60]周飛舟:《論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維度——以政府行為研究為例》,《江海學刊》2016年第1期。

[61]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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