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專題研究 > 民族地區研究

涼山彝族婚姻習俗與貧困代際傳遞研究

作者:王 卓 李蔓莉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6-04  瀏覽次數: 305

【摘 要】涼山彝族雙重社會分層體系、家支身份與經濟地位關系的分離以及婚姻匹配規則的轉變,是彝族家支體系具有“資本”意義的根本原因。“家支資本”可視為彝族種姓身份在婚姻選擇上的博弈籌碼,影響著涼山彝族的階層流動。涼山彝族特有的通婚規則,使“家支資本”參與婚姻選擇并與經濟資本進行兌換,不斷攀升的彩禮使“異類匹配”的婚姻逐漸增多。家支的“資本化”和高額彩禮的出現,看似強化了彝族的家支身份認同,實質上加速了彝族等級身份系統的解體。

【關鍵詞】涼山彝族;家支資本;高額彩禮;階層流動


一、引言

彝族彩禮(Bridewealth)是彝族傳統的婚姻習俗,具有償付和資助功能。隨著涼山彝族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彩禮金額也隨之節節攀高:在2009年之前,彩禮金額平均在2萬元以下;但2010年突然提高到7萬元以上,且每年以2萬元到3萬元的速度急速上漲,給涼山彝族地區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諸多貧困家庭面臨著難以承擔的婚嫁重負,而且越是貧困的地區,彩禮金額要求越高,導致其陷入貧困代際傳遞的惡性循環。

關于彩禮上漲的原因有幾種解釋,包括:青年婚姻協商的自主權提升,并集體向新郎家庭索要彩禮(1);市場經濟導致貧困地區勞動力流動,形成對新娘有利的“女方市場”(2);以及彩禮性質轉變為“炫耀性消費”的途徑。(3)但一般的彩禮理論和實踐難以涵蓋少數民族的地方性知識,因此本文力圖為少數民族地區出現的高額彩禮提供具有民族性的解釋機制。當追求工具理性的現代性價值觀侵入古老的村莊,涼山彝族特殊的社會分層與流動機制如何響應?家支如何從種姓身份轉變為資本形態?“家支資本”進入婚姻領域后,如何催生了涼山彝族的“高額彩禮”?“高額彩禮”如何加深了涼山彝族的貧困代際傳遞?

彝族地區曾經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家支”是奴隸等級制度的具體形式,彝語為“此偉”,作為父系的血緣集團,其含義為同祖先兄弟,集中體現了彝族社會的政治關系。等級制度和家支制度構成了涼山彝族奴隸制度的統治基礎。“其他一切,無論是社會習俗、文化生活、道德規范、意識形態等,都離不開這兩個核心。”(4)家支組織實際上構成習慣法指定和實施的權力機關,對個體和家庭均有約束力。在經歷了民主改革、改革開放等之后,家支體系仍在彝族社區發揮作用。現有研究將家支作為社會集團組織形式,從傳統的功能主義視角考察家支體系的組織和庇護功能,如傳統習慣法的基層調解作用,家支嵌入涼山彝族的鄉村治理等。

事實上,由于涼山彝族婚姻制度形成于奴隸社會時期,其通婚原則與家支制度有密切的聯系,實行嚴格的“民族內婚”“家支外婚”“等級內婚”等婚姻制度。(5)家支體系通過影響彝人 的婚姻匹配,形塑著涼山彝族的階層再生產。隨著改革開放對彝族村落的沖擊,更多的現代性元素改變了彝人物質精神生活。作為一種種姓制度,家支身份由直接傳遞的血親關系所決定,在彝族的生活場域中,家支成為等級區分的符號。結合課題組的田野資料,本研究重點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家支分層與現代社會經濟地位分層體系的關系;家支身份等級化的變遷,以及“資本化”的可能性。第二,隨著彝族“等級內婚”的逐步瓦解,“家支資本”通過彩禮使“異類匹配”婚姻得以實現并開始泛化。

調研地G村位于四川省彝族自治縣A縣,該縣轄6個鎮、13個鄉,共129個村7個社區居委會,其中有106個貧困村,境內以小涼山彝族人口為主,主要聚居在縣境內西南高地。G村生活著172戶家庭,共計734人。該村大約形成于19世紀,其祖先主要來自大涼山的美姑縣。從20159月開始,課題組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深度訪談彝族村民,輔以專訪縣政府、學校領導和村委干部等,獲得本研究的原始資料。(6

二、家支何以為資本:雙重階層觀的親和與分離

在涼山彝族地區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分層體系,其對應的生活世界場域具有特殊的邏輯和自主性。隨著彝族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舊社會決定主奴關系的種姓等級轉化為家支身份的優劣,同時種姓等級與經濟資本的關系逐漸減弱;但家支與家族的性情系統、社會網絡和政治資源仍保持親和性,這是家支身份成為世俗化的資本的前提。在此,本研究提出“家支資本”的概念,是對于布迪厄所提資本概念(7)的情境性借用。“家支資本”所對應的是涼山彝族地區的婚姻領域,同樣會引發資本占據者對該資本的競爭。

(一)民主改革前后的雙重社會分層體系

社會分層的規則決定了資本的優先性,個體擁有資本籌碼決定其社會地位。在涼山彝族地區有兩種同時發生作用的分層系統:傳統種姓分層系統和現代社會經濟分層系統。彝族社會傳統的分層系統包括四個身份等級:土司、黑彝、白彝、娃子。土司和頭目統稱為“茲伙”,是彝族社會的統治階級;“諾伙”指黑彝,“曲洛”統稱為白彝,奴隸被稱為“娃子”(也稱阿加或呷西)。黑彝是在土司之下的貴族階級,對白彝和娃子有嚴格的管理控制權力。在舊涼山彝族生活世界的場域內,以黑彝父系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制度服務于等級制度。(8)這種等級制度完全由家族原初屬性和通婚歷史所決定,在彝族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羅羅王國”中,家支所屬等級是非常明晰的,年紀越長的彝人,對種姓等級分層系統更為認可。

現代社會的經濟地位分層系統從經典的一元分層體系發展為至今的多元分層系統。作為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的源頭,馬克思提出將經濟生產資料的占有作為判斷階級關系的依據(9);韋伯將其擴展為以權力、財富、聲望三位一體的分層模式(10);現代分層指標,如陸學藝等人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分層標準(11),大多可以追溯到三位一體的古典分層理論。隨著涼山彝族青年謀生職業的改變,他們逐漸接受了現代經濟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例如,G村村民非常認可教育對于社會流動的意義,教育有助于彝族青年在勞動力市場贏得優勢,也是獲取政治身份的基礎,這囊括了他們對于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追求。

在不同時期,這兩種分層系統在涼山彝族的作用存在差異。以1956年民主改革為界(12),在1956年之前的傳統時期,黑彝、白彝和娃子之間等級固定且森嚴,黑彝對村內白彝和奴隸均有統治實權;在1956年之后的轉型時期,黑彝的特權地位已逐漸消失,黑彝與奴隸不再有統治隸屬關系。但傳統分層體制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由種姓的分層演化為家支的優劣。

由于家支地位來源于傳統等級制度,因而具有“好壞”“高低”之分,即:個體與生俱來的家支身份,決定了其在彝族傳統分層系統中的位置。家支的優劣主要根據是否遵循了通婚規則進行判別。導致家支“走下坡路”的原因包括:一是奴隸主跟不是明媒正娶的奴隸發生關系,導致奴隸懷孕并生下了非婚子,家支血統遭到“污染”。另一種是一個好家族“全部沒有了”,即整個家族都死去,沒有后代,在彝族稱為“吃絕業”,原來沒有姓氏的奴隸,繼承了主人的姓氏,這種家支被彝族人稱為“假家支”。因此即便是同一個名稱的家支,其形成歷史的差異導致其“骨頭”存在差別。遵循這樣的判斷原則,在1966年以后,G村里二十余個白彝家支被區分為上、中、下三層。



11949年后G村分層規則變遷圖。如圖1所示,在1949年之前,由于G村沒有“土司”階層,主要區分為黑彝、白彝和奴隸。在1956年民主改革時期,階級劃分主要參考了彝族的等級身份,將黑彝直接轉化為地主,根據白彝的資產數量劃分為勞動者,而奴隸則轉化為奴隸和半奴隸。在1966年以后,黑彝對于白彝和奴隸不再是主奴關系,這種等級制度雖然看似已經瓦解,實質上卻轉化為了家支的優劣差別,曾經的白彝轉化成上等、中等家支,而曾經的奴隸和半奴隸則對應為下等家支。從一定意義上講,G村的等級變遷是涼山彝族種姓分層變遷的縮影。

(二)種姓等級與經濟地位的關系

涼山彝族家支優劣與家族的物質資產與經濟地位有密切關聯,經濟地位是判斷社會身份的標準,家支身份和經濟地位呈現高度的正相關。在1949年乃至1956年之前,G村里家家戶戶都種鴉片,用鴉片與外面商人換銀子等,再用銀子向“丁家阿干”(13)換“娃子”。在那個時期,黑彝的主要收入包括地租和自營土地的收入,后者是剝削白彝和“娃子”的無償勞動所得。民主改革期間,政府主要根據奴隸數量和占有土地劃分階級成分,也與彝族的等級身份相對應。地主的前身份是黑彝,一般擁有34個“娃子”和占有30畝以上的土地;其次是由白彝轉化而來的富裕勞動者和一般勞動者,他們占有的資源也較多。詳見表1所示。

民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放涼山彝族的奴隸和半奴隸,沒收地主和富裕勞動者等黑彝和上等白彝的財物,這對于彝族的階層結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在經歷“復查補課運動”后,黑彝階層的損失最嚴重;奴隸和半奴隸受益最大,他們不僅不再受到奴隸主的控制和管理,其社會經濟地位也得到提升;此外,也有一些家支較好的上等白彝,因為種種原因并未劃分為富裕勞動者。總之,在經歷了“平等化”傾向的民主改革之后,家支身份與其擁有的財富資源不再有緊密的聯系。



1949年前,彝族社會的階層流動與經濟地位變動的關系密切。在舊涼山,黑彝家支通常名氣較大,在大小涼山彝區都相互認識,黑彝的地位不易變動;白彝下降為“娃子”,大多因為債務和貧困,以及被“丁家阿干”拐賣到其他地區;“娃子”希望上升為白彝,通常當其奴隸主家支全部死亡以后,才會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民主改革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彝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現代化和城市化對彝族群眾的認知產生了影響,弱化了家支身份與經濟地位的關系。

分離的原因是兩者的流動率存在差異。首先,家支地位相對固化,主要通過與不同等級家支通婚的方式進行細微調整;其次,經濟地位的流動率更高,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里,彝族地區逐漸興起外出打工潮,機會平等的經濟地位流動沖破了傳統家支地位的阻礙。有些家支地位較低的白彝,甚至舊社會奴隸的后代,有不少人取得了顯赫的經濟地位。同時有些黑彝的后代,由于不思進取,反而落入了貧困境地。村里的年長者描述了這種“階層倒置”的現狀:

“有些人祖祖輩輩是貴族,兒子慢慢就好吃懶做了;以前(父輩)是奴隸的變成百萬富翁的也有。”(S-JYSB0910

“以前黑彝是最富的,現在白彝比黑彝富的也多,像木羅(黑彝后代)呢,再等幾年,他這樣懶惰習慣不改的話,他就是現在的‘奴隸’,就反過來了!”(S-SMGZ1012

(三)家支的祛魅:從等級到資本

家支地位在彝族地區是不言自明的,彝人幾乎對生活世界中的家支環境了如指掌,不僅熟知村里家支的地位等級、與本家支的匹配程度,對鄰村、同鄉乃至整個大小涼山的知名家支等級譜系都有所知曉。這不僅關系到彝人成年后婚嫁選擇的范圍,而且決定了彝人間互動的原則。“家支好”“骨頭硬”的家族通常名氣遠揚,在涼山地區都享有聲譽,而“差一點”的家族則不受重視。如前所述,家支等級與社會經濟地位的親和性逐漸削弱,彝族社群對正統家支的尊崇,可能并非來自對現代社會分層模式的認可。那是否來自血統崇拜的慣性?

對此,本研究考察了家支身份與不同類型資本的關系。資本(capital)是傳統的經濟學概念,布迪厄對資本進行非經濟的擴展和解讀,提出四類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他將市場延伸為場域,而個體在場域中進行各種資本的競爭。布迪厄語境下的資本類似于紙牌游戲中的“王牌”,擁有“王牌”使個體在各種社會博弈中區別于簡單的碰運氣,進而個體擁有各類資本的多寡,決定其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

通過比較不同家支的性情系統、社會網絡關系和基層政治資源的差異,本研究發現,雖然家支等級與高流動率的經濟收入的關系在消減,但其等級特性已具有現代性意義上的資本表征。

第一,家支的性情系統共性。

許烺光所稱“性情(personality)”或曰“個性結構”。(15)相同的家支等級具有相似的性情結構,好家支的家族具有較強的組織性,家支內部成員團結和睦、顧全大局,珍惜家族的名譽,不會隨便與下等家支成員通婚。每個較好的家支有“說得起話”的家支頭人,這使家支整體能夠平穩上升,名氣越來越大。而下等家支組織較為零散,沒有家族的領導來協調內部事務。G村在2015年年初曾發生一起家支內部的沖突,下等家支SR內部兩兄弟間發生矛盾,半夜攜械斗毆,甚至驚動了警方。村內上等家支的青年這樣認為:

“不是我們看不起家支不好的,是看不起他們生活的方式,比較自私,誰也不管誰,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光道,卻沒想到以前是同根生的人。”(S-JYXJ0921

第二,家支與社會關系網絡。

家支組織是涼山彝族奴隸社會時期的社會基礎,如彝族俗語“老虎靠嘴巴,諾伙靠家支”所述,家支成員對血親系統持有高度的信任感,在重大事件中會相互援助和幫扶。上等家支通常擁有良好的外交關系,而傳統社會時期嚴格的“等級內婚制”匹配模式,家支結的親家均屬于同一家支社會階層,兩方都擁有高質量且廣泛的社交團體,形成并鞏固了上等家支階層網絡。社會關系網絡對彝族青年外出打工有極大的影響,作為一種“新興成年禮”(16),彝族鄉村青年渴望走出大山,但由于與漢族區域相聯系的社會網絡的稀缺,大部分彝族青年個體很難與外界建立關系,無法獲得需要的工作機會,而社會關系豐富的“小老板”則根據工廠需求,在多個村內招工,并收取中介費,形成在彝族地區特有的“帶工制”。這種由社會資本帶來的經濟回饋與家支網絡密切相關。

第三,家支與基層政治資源。

舊社會的黑彝因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糾紛沖突中,往往作為令人信服的仲裁人出現,其領導角色在彝族地區得以保留。而地位較低的家支,則很難得到眾人認可。上等家支在基層的根基延續到其后輩,G村“最好”的四個白彝家支的后代均擔任村內要職,分別為現任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村文書和村內畢摩;村內最德高望重的“德古”也屬于其中的三個家支。家支地位與基層政治地位相對而言有較強的親和性。現今的村干部換屆選舉,很多村民也擁護家支地位較高的后代,同時反對奴隸后代擔任村干部,他們認為奴隸后代做事不顧全大局,反而會導致村內建設的倒退。一位村民描述了家支身份在基層治理中的重要性:

“幾十年前,家支不好的,根本沒有人能聽你說話,你說話沒有人聽,尤其在美姑,出了一些小事,都需要黑彝出面解決。”(M-GMTB1008

綜合而言,在涼山彝族生活世界的場域內存在力量和競爭,家支不僅僅是與血統相關的種姓身份,還作為資本在主觀或客觀結構中積蓄能量,家支身份符合資本的排他性和獲利性特征,是決定彝人在生活世界中競爭的邏輯之一。布迪厄認為,社會過程并不像賭局一樣每局獨立,“現實社會是不斷累積迭代的過程,在連貫的時間線上緊密相關”。(17)資本則是在結構和社會系統的規律中進行不斷的積累。既然上等家支身份意味著規范的家族組織、穩定良好的社會網絡和基層政治資源,那么彝人對“好骨頭”家支后代的推崇,事實上也與現代社會地位的價值體系相契合。

因此,賦予在家支身份中血親崇拜的意味逐漸消解,而呈現出世俗化的現代性資本意蘊。更重要的是,“家支資本”不僅是場域活動中競爭的手段,同時也是場域活動中競爭的目標。而彝族階層流動過程則集中體現了彝人對“家支資本”的爭奪,階層流動強調階層地位的代際延續,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婚姻匹配導致的代內階層流動;第二,父輩資本的傳遞導致的代際流動。由于各種資本的傳遞率和傳遞方式存在差異,導致涼山彝族階層再生產過程更為復雜。那么“家支資本”是如何在階層流動過程中運作?彝族現代婚配規則的變遷,如何影響了不同資本間的兌換和重組?

三、“家支資本”的運作:婚姻交換與階層流動

在哈貝馬斯構建的“系統-生活世界”理論中,當以金錢為載體的市場力量和以權力為媒介的國家力量,介入到本屬于私人領域的生活世界(18)——“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時,本來是私人領域交往行為的婚姻選擇和撫育子女都將遵循工具理性的邏輯。“生活世界殖民化”影響了涼山彝族的階層流動。首先,通婚圈的擴大和通婚模式的改變;其次,不同的資本相互轉換和兌換,這集中體現在彩禮這種婚姻支付媒介上,“異類匹配”的婚姻促生了“高額彩禮”的出現,“高額彩禮”也反過來促進了“異類匹配”的婚姻。

(一)通婚規則:從“同類匹配”到“異類匹配”

現代婚姻理論將“婚姻匹配”界定為兩種模式:“同類匹配”模式與“異類匹配”模式。(19)前者是指結婚時相互選擇那些在種族或民族身份、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等各方面條件相匹配或相近的對象結婚;后者則相反,結婚雙方的條件具有差異,包括“攀上婚”和“就下婚”兩種模式。貝克爾認為,只有當婚姻的收益大于獨身的收益,人們才會選擇結婚。當配偶雙方是互補關系時,“同類匹配”婚姻結合的效益最大;而雙方呈現替代關系時,“異類匹配”的婚姻結合最佳。(20)所以,當家支等級觀在婚姻中的支配地位降低,個體會根據婚姻的收益選擇婚配對象,而不是完全遵從傳統的婚姻風俗。我們發現,涼山彝族地區“婚姻改革”,逐漸瓦解彝人對家支匹配的堅持,進入21世紀以來,彝族地區“異類匹配”婚姻逐漸增多。

涼山彝族地區經歷了三次“婚姻改革”,其主要內容包括反對包辦和買賣婚、反對轉房制、推行男女婚姻地位平等,主要趨勢是破除舊式的婚姻模式,引入自由婚配方式。而彝族地區婚姻風俗的基本原則是:“民族內婚”“家支外婚”“等級內婚”。即:不與外族通婚,而與同等級的不同家支通婚。這樣的通婚規則可以保證“以祖先等級論自己的等級”,家支不會“走下坡路”。因此,傳統的彝族婚姻規則是以家支身份的同類婚為主,政府對涼山彝族的“婚姻改革”是希望削弱家支身份的等級觀,引導彝族青年沖破家支桎梏,形成平等自由的婚姻觀念。

舊社會彝族地區等級森嚴,黑彝、白彝和娃子間絕無通婚的可能,屬于“等級內婚”。同樣,在白彝內部家支存在分層,不同等級的家支也不能通婚。而且家支較好的白彝家庭,為了維護家族的血脈純正,會謹慎地對待后輩的配偶選擇,尤其反對與下等家支通婚。由于黑彝在彝族人口中的數量較少,因此,在婚姻的家支等級限制下,他們結婚的選擇余地非常有限。在調查點A縣,黑彝人數不足千人,占A縣彝族總人口的1%左右,他們許多到三四十歲都難以成婚。與彝族青年相比,彝族長輩更加看重傳統的家支“等級內婚”,一位上等家支的長者這樣描述道:

“如果我娃兒沒結婚,那家有個女兒長得漂漂亮亮的,或者他屋頭咋個有錢,送給我,一個錢都不要我的,我也不會去娶那家的女兒!”(S-SMGZ0925

在轉型時期,雖然“門當戶對”的家支結親仍是基本規則,事實上家支的“攀上婚”也得到長輩的應許和鼓勵。在1956年民主改革之后,彝人近乎探險地進入現代社會空間,生計、教育、人際交往的各方面都受到沖擊,“異類匹配”——“跨等級、跨民族間互通婚姻和自主婚姻的婚變現象”(21)越來越顯著。現代婚姻轉型的特點是對“浪漫愛情”(22)的追求,彝族青年的婚姻自主性增強,城市地區的彝族婚姻甚至接納了漢族等其他民族,而農村彝族婚配文化則相對傳統,仍然以族內婚為主,但出現不同家支等級的“異類匹配”婚姻案例。

“異類匹配”的方式為“婚姻交換”埋下伏筆。但這種“異類匹配”并非單純“攀上婚”和“就下婚”,而是在結親雙方家庭交涉博弈中,達到雙方均滿意的平衡點,實現不同資源的互補,因而具有經濟人類學領域中的交換意義。“婚姻交換”不是強調孤立的財富積聚,而是通過交換考察經濟體整合的模式,經濟人類學家波蘭尼將其區別為:互惠、再分配及市場交換三類。(23)例如,在G村,一位家支較好但身體殘疾的JY家支聾啞男性,娶了一位家支較差、但身體健全的SR家支女性。這樣的交易方式尚且可視為“互惠”,而在更廣闊的市場概念——“完全市場”中,這樣的婚配無疑會涉及金錢,進而形成彝族婚姻市場交換,而“高額彩禮”則是流動其中的交換媒介。

(二)高額彩禮:“家支資本”的策略性實踐

彝族的彩禮從2010年左右開始攀升至今,已超越了普通百姓能承受的范圍。當彝族地區男女雙方同意婚事后,男方通過媒人派遣彩禮(在彝語中稱為“者果”,俗稱為“身價錢”),需向女方支付聘金的一部分。彩禮的多寡大多視男方家庭財力而定。在A縣,由于白彝居多,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彩禮的數目在特定的時期比較固定。據課題組在調查點收集的資料顯示:在1980年彩禮大約100元;在1990年前后,彩禮約為200元到700元不等;隨著經濟水平的上升,2005年時彩禮約為10002000元之間,2009年為2萬元左右。到2010年左右,彩禮迅速攀升至7萬元以上,且以年均2萬元到3萬元急速上漲。G村有彩禮20萬元的婚姻,而A縣里甚至有彩禮上百萬元的案例。彝族地區高額彩禮已成為社會輿論焦點,其發生原因尚有若干猜想,除了彝人收入增加(24)、通婚圈內“女方市場”(25)以外,本文認為重要原因是“家支資本”進入彝族的婚姻領域中,由于家支在彝族生活世界場域中的重要性,引發了彝人利用高額彩禮對“家支資本”的競爭。

彩禮在經濟人類學研究領域有兩類理論工具。第一,在家庭功能層面,彩禮具有傳統禮節性的償付功能和資助功能(26),閆云翔將彩禮視作禮物交換,是兩個共同體的長者所使用的集體策略(27);費孝通認為彩禮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勞動力喪失的經濟補償和權力讓渡。(28)第二,在社會群體結構方面,古德認為彩禮的形成取決于社會財產的傳播模式和分層體制。在經濟地位分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人們會避免與低階層建立親屬關系,而彩禮和嫁妝可以使階層關系更接近,使結親雙方的總體資本更平衡,以保持婚姻的穩定性。(29)因此,彩禮是彌補異質性婚姻社會經濟地位差距的形式。基于彝族地區家支“異質婚姻”增加的事實,如果女方的家支比男方家支更高貴,這種在舊社會不被接受的匹配模式,在轉型時期,彩禮——尤其是高額彩禮便可以彌補家支間不可逾越的階層鴻溝。

此外,從“資本轉換”的理論視角來看,高額彩禮是男方“經濟資本”與女方其他資本兌換的產物。布迪厄認為主要是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征資本圍繞“經濟資本”而進行,雖然“資本轉換”主要是行動者個體的決策,但也符合社會交換理論范式。上等家支在本地婚姻場域仍屬于稀缺資源,從而彩禮成為婚姻的重要籌碼。在實踐中,一些家支較低、但經濟實力較強的男性,結婚時可以花高價娶走家支地位較高的姑娘,呈現為男方家庭在家支地位上的“攀上婚”和女方家庭在經濟地位上的“攀上婚”。村民認為這正是以彩禮“買骨頭”的婚姻實踐:

“他出10萬沒人嫁給他,如果出30萬、40萬,就娶起走了。”(B-SYML1015

“他們就是用錢來買這個‘骨頭’,換這個社會地位。”(L-NKJN1021

這說明“家支資本”已進入彝族婚姻領域,而且具有極高的交換價值。當“等級內婚”逐漸松動,維持家族血脈純正的壓力漸弱,一些上等家支的女兒有寬泛的配偶選擇,甚至愿意接受家支等級的“下嫁”,而得到男方家庭高額的彩禮。例如,在A縣的AS家族,他們本是等級較低的白彝家支,但其父輩開始做生意,子輩的青年人也做小批發、搞小工程,積累了較高的經濟財富,AS家支的后代娶了QM家支的女性,QM家支在彝族“骨頭最硬”,而這樁婚姻的彩禮則高達百萬元。

而涼山彝族是傳統鄉土熟人社會,彩禮雖然屬于結親當事雙方家庭“討價還價”的結果,根據新郎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新娘“身價”而定,但其意義往往從某一樁婚事中脫離,通過村民口口相傳而波及其他婚事。多樁婚事的彩禮價格則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參考體系,而且彝族傳統的“等級內婚”導致年輕彝人的通婚圈較小,通婚圈越小,只要較少的“高額彩禮”婚姻前例便可“抬高”整體彩禮水平,從而形塑了該地區彩禮的“底價”。隨著家支間“異類匹配”婚姻的增加,彩禮價格不斷上漲。雖然不乏年輕人沖破家族觀念,或稱難以承受“高額彩禮”的負擔,從而選擇與漢族或其他民族結婚,但大部分的婚配對象仍然在大小涼山境內的彝族社區。這樣有限的婚配范圍以及“好”家支在婚姻場域的稀缺性,是“家支資本”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重要背景。

(三)彩禮與涼山彝族貧困代際傳遞

社會流動的繼承性模式認為,父輩在某一社會階層位置的時間越長,會形成與該階層相契合的慣習,進而影響后輩的資源獲得和階層狀態,即強調階層的再生產模式與階層固化。在涼山彝族地區,由于傳統的家支分層與現代社會經濟地位分層機制的共存,所對應的兩種階層流動模式也存在差異。首先,在強調“等級內婚”的傳統社會時期,家支身份傳遞模式是無折損的,等級邊界不會被輕易滲透。但在家支間通婚逐漸增加的轉型時期,通過“高額彩禮”對雙方家支梯度距離的彌合,使家支等級具有流動的可能性,等級森嚴的家支體系開始呈現融合趨勢。對于后輩而言,他/她所繼承的家支身份是父母家支的“平均化”,進一步導致家支的世俗化和現代性功用。

其次,在現代社會經濟分層體系中,社會階層體現的是資本總量的差異,其識別標志包括:資源的構成和結構;資本資源所需的社會背景和時間總量。與漢族地區無異,在涼山彝族地區,經濟資本同樣是一種不容置疑的強勢資本,經濟資本在總資本中所占比例越高,越容易處于社會地位的上層,而且經濟資本的傳遞更直接,折損率極低,容易與其他資本進行兌換,而且父輩的經濟地位可以通過教育資源等中介影響子輩的階層地位。盡管如此,經濟資本與家支資本相比,其流動率更大。

在民主改革之后,當分層模式所對應的資本進行兌換和交易時,兩種原本分離甚至“倒置”的階層關系,出現了再次聚合的可能。具體而言,階層流動包括代內和代際兩個過程。第一,代內階層重組。婚姻匹配方式會影響婚姻的社會流動功能。“同類婚”并不能改變個體的階層地位,但是“異類婚”則將實現社會流動,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女性,可以通過“攀上婚”進行向上流動。(30)但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結親雙方資本總量的平衡,有利于婚姻的穩定性。由于資本的多類型和可轉化性特征,促使婚姻匹配的實質是不同資本的互補。在涼山彝族地區的婚姻場域中,擁有“好家支”的家族與“經濟資本”存量豐富的家族結合,通過婚姻彌補彼此某類資本的缺額。第二,代際階層再生產。在涼山彝族的階層再生產中,各類資本的傳遞模式存在差異,家支的身份符號具有穩定的代際流動率,經濟資本在轉換中也有較強的可兌換性和較低的折損率,由于經濟資本的優勢群體可以與“骨頭硬”的家支相結合,其后輩則繼承并鞏固了父輩在兩種分層體系中的優勢。但對于經濟分層中的弱勢群體而言,彩禮的攀高最直接的影響是加重男方家庭和新家庭的經濟負擔。由于彝族地區對彩禮的特殊規定,彩禮從男方家庭傳遞到女方家庭,女方家庭雖然作為彩禮的實際流入方,卻不能獲得全部彩禮。彩禮的流出路徑包括:女方的親戚朋友,如母舅、叔叔、兄弟、姐妹分得部分彩禮;籌備婚禮的過程中,伴郎、伴娘和重要來賓分得部分彩禮;而酒席籌備排場也需要彩禮的支持。另一方面,男方家庭作為彩禮的支出方,由于高額彩禮已經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但子女到了適婚年齡需要成婚,父母往往通過四處舉債的方式,籌備彩禮。而新成立的家庭得不到男方家庭的彩禮支持,反而會因為“父債子償”而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

綜合而言,與傳統社會時期家支身份與社會經濟地位的對應不同,目前涼山彝族地區的“資本再整合”實質是經濟資本對家支身份的追逐和自我匹配。由于家支分層系統的特殊性,家支等級將不斷同質化,經過多代通婚后,家支等級的界限可能越來越模糊。但目前“高額彩禮”也會導致部分經濟弱勢群體陷入長期貧困的惡性循環。

四、總結與討論

家支作為一種“資本”運作于彝族地區的婚姻領域,其表現形式為男女雙方家庭對彩禮的操弄。彝族地區“家支資本”的逐漸成形,主要基于兩個背景。

首先,涼山彝族的社會分層遵循兩種基本原則。第一,傳統血親性質的家支種姓制度;第二,現代分層系統則體現為資本總量的差異。同時還有傳統社會時期和轉型社會時期的差異。在傳統社會時期,家支分層與資本分層有親和性,而這樣的分層與家支系統內的“好與壞”相對應。在轉型社會時期,家支地位與現代經濟地位相關性減弱。此外,在涼山彝族的生活場域中,家支的種姓等級身份仍與彝人的性情系統、社會網絡和政治資源有關聯,上等家支仍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是彝人希望爭奪的資本之一,以期更好地在其場域中博弈和競爭。

其次,涼山彝族“等級內婚”的松動,“異類匹配”婚姻模式的出現,使原本基于血緣傳遞而固化的家支身份得以在婚姻場域進行交易。基于“家支資本”的形成和資本間不同類型的可轉換性,構成了行動者策略的基礎,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過轉換來保證資本、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的再生產。而婚姻是階層再生產的重要內容,彩禮作為男方家庭給女方家庭的經濟補償,事實上是根據女方的“價值”進行估算的。與漢族地區無異,女方的出生、長相、學歷和工作也是協商彩禮的重要籌碼。在涼山彝族地區,“家支資本”與“經濟資本”產生的兌換關系,可以對彝族自2010年開始急速上漲的彩禮進行部分解釋:男方家庭與女方家庭家支等級的差異越大,女方家支“骨頭”越硬,彩禮的金額越高。隨著彝族地區經濟流動加速,貧富差距加大,更多的經濟資本能夠填補家支間的差距,彩禮價格越發迅猛地上漲。

從表面上看,家支成為場域中競爭的資本,說明彝族人對家支身份仍然十分重視。這似乎是強化了家支的等級屬性,而與國家政策希望引導的“平等化”目標相悖,尤其是家支資本化屬性引發了高額彩禮的競奪,導致彩禮致貧等不良社會后果。輿論則將這種貧困事實歸咎于彝族民俗和陋習,政府和社會也力圖移風易俗,倡導現代文明、禮儀規范的婚嫁活動,例如:“德古協會”已經頒布相關政策,規定禮錢不得高于5萬元。(31

但另一方面,“家支資本”進入婚姻領域,是彝族婚姻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為身份、等級制度的淡化是打破種姓制度的前提。這事實上意味著對傳統的“等級內婚”的解構。奴隸社會時期遺留下的家支制度,曾經導致嚴重的社會隔離,給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現代社會“浪漫愛情”理論強調婚戀的自由和平等,削弱婚姻雙方社會地位的匹配度,家支對于婚配的控制逐漸萎縮。此外,家支身份逐漸被世俗化,經濟資本提供了一種打破家支等級規范的可能性。這是現代性因素自發驅動的結果。

本研究認為涼山彝族的階層流動正處于過渡時期。“家支資本”的出現似乎強化了彝人對家支身份的認同,然而,家支間的通婚由于經濟資本的介入加速了家支等級的同質性轉化。彩禮的提高可視為傳統被逐漸消解的過程,但真正的解構或許是彩禮這一媒介的消失。總之,涼山彝族家支等級身份的淡化不是短期可實現的,其趨勢是在長期的多代“異類匹配”通婚中逐漸解體。


注釋:

[1][27]Yan Y“The Individu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dewealth in Rural North China”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11no.42005pp.637-658.

[2]Laughlin C D“MaximizationMarriageand Residence among the So”American Ethnologistvol.1no.12010pp.129-141.

[3]李懷:《婚嫁消費升級的意義供給機制轉型:一個多重邏輯的分析》,《浙江學刊》2017年第3期。

[4]林耀華:《涼山彝家的巨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39頁。

[5]王卓、張伍呷:《涼山彝族婚姻制度的松動與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貧困代際傳遞的原因》,《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袁亞愚:《當代涼山彝族的社會和家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8頁。

[6]個案編碼規則為:第一部分為家支等級(黑彝家支編碼為“B”;上等、中等和下等白彝家支分別編碼為“S”“M”“L”),第二部分是訪談案主的姓名英文簡稱,第三部分是訪談日期。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家支名稱均以大寫字母作隱匿處理。

[7]《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尓迪厄訪談錄》,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頁。

[8]何耀華:《論涼山彝族的家支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

[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5頁。

[10]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33-339頁。

[11]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8頁。

[12]19562月,涼山州召開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通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廢除奴隸制度,解放奴隸,實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廢除奴隸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行勞動人民的土地所有制。”

[13]“丁家阿干”類似現代社會的人販子,他們終日游蕩在大小涼山和彝漢邊界,專門從事奴隸交易。

[14]根據村內歷史情況的口述整理而成。

[15]許烺光:《祖蔭下》,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1年,第9頁。

[16]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69頁。

[17]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i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 Research of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West 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6pp.280-291.

[18]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205-210頁。

[19]李煜:《婚姻匹配的變遷:社會開放性的視角》,《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

[20]貝克爾:《家庭論》,王獻生、王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36-138頁。

[21]戴慶廈、嶺福祥主編:《中國彝學》第2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08頁。

[22][]安東尼·吉登斯:《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43-44頁。

[23][]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劉陽、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8頁。三種交換類型:第一,互惠交換: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的“總體贈予”,交換的目的在于維護情感和關系本身;第二,再分配交換:是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向心”和“離心”運動,即當權力的中心與邊緣間形成經濟上的不平等關系,由中心抽取社會勞動的成果分配給邊緣地區;第三,市場交換:這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換,是需求群體和供給群體之間進行的貨品配置運動,商品價格、供需關系決定了市場交換的進行。

[24]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彩禮也會隨之提高。但計算村民的收入,從1990年代之前平均年收入200元左右,到2010年前后平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收入上漲了10倍,但彩禮卻上漲了200倍,這只能部分解釋彩禮上漲的原因。

[25]魏國學、熊啟泉等:《轉型期的中國農村人口高彩禮婚姻——基于經濟學視角的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8年第4期。

[26]Comaroff J L.The Meaning of Marriage PaymentsLondonAcademic Press1980pp.164-166.

[28]費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31頁。

[29]GoodyJ.& S.J.TambiahBridewealth and Dowr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3p.426.

[30]CrollElisabeth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69.

[31]《峨邊推進移風易俗三年攻堅 “德古”忙搭橋彝鄉吹新風》,新華網,2017613日,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7-06/13/c_1121137491.htm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