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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元結構到全景關照——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研究的視角轉換

作者:姜曉萍 代珊珊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6-04  瀏覽次數: 8499

【摘 要】“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闡釋范式,覆蓋了政治學界針對傳統中國鄉村治理領域的研究。本文在重新剖析、審視這種闡釋范式的基礎上,認為“官治紳理”的分析邏輯雖然能夠通過對治理主體進行本質性解構來說明傳統鄉村治理的權力邏輯與組織行為,但卻忽略了鄉村治理中“民意”的張力與作用,無法清晰揭示在中國傳統鄉村“治理場域”中的權力—權利內在邏輯。雖然學界已有突破原有研究框架的努力,但本文認為仍需在前人基礎上將研究視角從傳統的“國家—社會”二元主體分析維度,轉向國家—民眾—士紳(以民眾為核心)的多元主體分析維度。并且還要突破傳統研究范式僅僅從靜態治理主體解構鄉村治理結構的局限,從動態的治理機制視角解碼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運行規律,實現從二元結構到全景關照的研究視角轉換。

【關鍵詞】基層治理;“國家—社會”二元結構;全景關照;范式轉換


長期以來,關于中國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以及治理形態的研究存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假設,掌握著對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的闡釋權。一種認為傳統中國疆域遼闊,國家政權治理成本高、難度大,國家權力難以向下實現有效滲透,故而依靠基層社會中的鄉紳、宗族進行輔助,實現行政強控制;另一種假設則強調基層社會的地方精英與宗族等社會組織是民意的代言人和保護者,國家旨在宏觀上加以督導。但這兩種表面對立的研究實際出自同一路徑。若用本土化的話語資源進行表達,即是費孝通歸納表述的“雙軌政治”。即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存在一個分割的二元結構,其中一元由皇權及其官僚進行治理,另一元則由士紳或“地方精英”治理。(1)然而這種“官治紳理”的分析框架雖然能夠由解構治理主體來說明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權力邏輯與組織行為,但卻極大地忽略了鄉村治理中“民意”的張力與作用,無法清晰揭示在傳統鄉村“治理場域”中的權力——權利內在邏輯,且僅僅從靜態的治理主體視角解構鄉村治理結構未免失之偏頗,也需要從動態的治理機制視角解碼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運行規律。

一、“國家—社會”二元結構分析范式的思問

有關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由來已久且論著頗豐,但必須說明,傳統鄉村治理研究首先涉及到的領域是歷史學,其次才是政治學、社會學、乃至經濟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旨趣所在。因此歷史學科的研究視角與研究理路必然深刻嵌入到傳統鄉村治理的探索中,影響甚至指揮著其研究路徑。而歷史學的發展,自20世紀以來便備受西方范式影響,其寫作集矢于敘事建構,取代了帝制時代一度占主導地位的編年史。通過講述一個線索清晰的故事,并將與其歷史哲學或政治意識形態相一致的、統括一切的主題強加給敘事化的過去,史學家可以把貌似凌亂破碎的過去整理為前后一致且具備政治意義的“事實”。

而“國家—社會”這種分析范式的導入直接與西方中國學界對傳統命題的反思與修正有關。在肯定了國家政權的首席代表——官僚制度,與地方鄉村社會的區域劃分是建立于權力分化與平衡關系的基礎之上,該種切入方式假定了此二者分別為獨立的權力實體,組成相互對應的關系結構。雙方之間通過互動、談判、對峙,設定、變換著權力邊界,由此造成相關社會秩序、法則的變化。與先前注重宏觀分析的整體論研究視角相比,“國家—社會”的分析模式相當關注對微觀的社會權利邊界的審視,以及各種社會勢力在爭奪權力資源時表現出來的具體社會形態,也因此研究者們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到“士紳”這一傳統社會至為重要的權力主體上并直接開啟了至今仍在盛行的地方史研究。于是自40年代起,便陸續興起了關于中國士紳的研究,試圖延續之前對治理主體的探討,回答“在皇權無法深入農村基層時,究竟是誰在治理基層”的問題。在數十年的演進歷程中經歷了從“士紳”到“地方精英”的拓展,形成了“士紳”模式和“地方精英”模式。與之相對立的,還有華南學派的“宗族”模式。這幾種模式關注的治理主體不盡相同,內部也因此存在諸多抵牾,但都共享同一種研究視角,都在“國家—社會”分析框架的籠罩下對權力實體(治理主體)進行本質性的定義進而再展開對其具體治理活動的探索。但是,這種研究路徑在取得顯著成果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嚴重的問題,下文筆者將概述這一研究視角下鄉村治理研究的演變過程并進行反思審視。

提到鄉村治理研究,繞不開費孝通為代表的原創型學者,他們最先在“國家—社會”分析框架前提下展開研究,敏銳地覺察到廣大鄉村與國家權力的梳離關系,發明了“上下分治”、“皇權無為”、“紳權緩沖”、“長老統治”(2)諸多極富解釋力的概念。雖然他們的研究領域多集中于社會學、歷史學,但其研究成果早已外溢到鄉村治理研究領域,基本奠定了日后研究的主旋律。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費孝通針對鄉村權力來源,提出的反映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的“雙軌制”假說。費氏認為在上的中央集權有效性僅到縣一級為止,在下的地方自治由以士紳為代表的地方權威負責,國家政權很少加以干涉。而牽制皇權專制統治有兩道防線,一是傳統皇權的無為主義,另一個就是行政機構范圍上的限制,使得皇權并不直接針對每個家庭。(3)而對地方權威的權力來源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認為權威主要來自于國家體制的承認(“功名”);另一種則主張地方權威對地方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才是其獲取權力資源的主要方式,從而其權威來自地方社會授予。不同的權力來源導向各異的權力配置與權力行使方式,也因此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或者地方權威同國家合作,充當國家利益在鄉村的代言人;或者地方權威和民意站在一邊,形成庇護關系,與國家機器分庭抗禮。于是,在“國家—社會”的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

研究假設中的第一種,便是強調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制度將基層社會里的半正式或非正式行政人員收買為維護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給予其在鄉村治理中的權威,令其嚴密控制監督廣大鄉村,遏止任何自治自主性質的活動的發展。此類學說典型代表如蕭公權,就認為清代皇帝為了鞏固統治,不斷集中權力,制定嚴刑峻法監控臣民,實行暴政。反映在基層統治方式上,就是利用鄉民輔佐官治,以國家代理人的身份監督、控制鄉民言行,時時向官府回報鄉村治理的動向。靠著這樣一套“準行政”制度,帝國專制統治得以在基層無孔不入。(4)瞿同祖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同樣認為通過種種監督手段,鄉民皆落于國家股掌之中。(5)孔飛力則通過研究晚清“鄉村自治運動”,發現在來自社會各界的奏本文獻中,“自治”建議的出發點在于密切地方社會與中央政府之聯系,促進二者目標一致契合,使地方政權成為助長國家政權的左膀右臂。(6

從他們的看法中可以發現,其一,操縱村事的基本都是鄉紳、族長一類的精英人物,在治理鄉村的具體實踐中看不到不同村民的身影,他們被當作愚昧無知的群氓,湮沒在茫茫史料當中,也因此傳統中國鄉村未能發展出由基層民眾共同參與的自治共同體。其二,即使是那些在村社內握有實權的地方權威,在跟官府打交道時也毫無優勢可言,不論是士紳階層的利益還是村民的利益都得不到法令上的和事實上的保障。其三,地方權威充當兩面角色,對內主宰鄉村日常生活,對外遵循官方意志協助官府。

另一種假設中士紳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則積極得多。“庇護”是該種研究假設的核心詞,蓋因地方權威的權力來源是地方社會,因此士紳們對內作為有聲望的民眾利益的代言人,按照地方習俗調解主持村級內部事務,對外抵制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滲透,和行政人員討價還價,努力使村莊治理獲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這一方向的研究者,當以韋伯為先聲。他對傳統中國的認知始終停留在中央政權的“有限治理”,著重強調地方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韋伯認為中國村莊的自主和凝聚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宗族勢力抵制了世襲君主行政體系,支配著鄉村社會生活,一個必然的結果,便是“自上而下的世襲君主統治與自下而上的宗族強大反制力的沖突(7)”。其次是村莊中以宗族為基礎的自治組織,多以村廟為聚集點行使類似于當今公共服務的職能。韋伯相信,正是由于鄉村有組織的自治和強大的宗族勢力使得國家政權建設無法深入鄉間。他認定中國的村莊是“一個沒有朝廷官員的自治的居民點(8)”。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學者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它包括不斷交錯影響的等級組織和非正式相互關聯網,諸如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級組織以及諸如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系。身處其中的鄉村精英出于維護自身威望、實踐保護鄉民的道德義務對村民提供庇護。也據此地方社會精英建立起了他們的權威,被稱為“保護型經紀人”。(9

事實上,鄉村精英權力來源在實際操作中并非就能劃分得如此清楚,通常是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握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德高望重的宗族領袖三者合為一體,使得權力來源呈現多樣性、復雜性的特征。組合的復雜程度也因此影響到了他們與鄉村民眾的關系,令地方權威的治理實踐更多是在兩種“理想類型”之間游走,既出現在關系鄉村利益的事務上與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抗衡;又表現出對國家行政指令亦步亦趨的現象。也因此,晚近的研究大有兩種假設合流之勢。不過,迄今為止,絕大部分研究關注點都是縣級及其以上區域,縣以下的研究鳳毛麟角,治理情況也便不得而知。但同時我們也應承認,此類研究可能永遠不能覆蓋到整個國家。實際上,“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在鄉村治理研究中已嚴重泛化,以致該領域內的研究者們大多都自覺不自覺的以此為研究視角。比如近年來十分流行的“皇權不下縣(10)”一說,其實質與費孝通的“雙軌制”并無不同,只不過它將問題的關注點更為細化而已。其分析路徑與近年來西方熱門討論的國家自主權有一定相似之處。美國學者邁克爾·曼區分了兩個層面的國家權力,其一是國家專制性權力,即國家政權可以在不必與市民社會各集團進行例行化、制度化的討價還價的前提下自行行動的范圍;其二是國家基礎性權力,即國家能力,指的是國家事實上滲透市民社會,在其統治的領域內有效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11)而“皇權不下縣”的相關論說即是認為傳統中國國家基礎性能力薄弱,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難以建立貫通上下的高效官僚制,中央權力只能下沉到縣一級。但是這一論點遭到了有力的反擊,歷史學者胡恒即通過對清代縣級正印官之外的僚屬官佐貳官群體設置與職能安排進行的細密研究,有力修正了國家權力向地方大規模擴張始于清末新政的刻板論斷。(12)然而,這一不可多得的研究仍舊是以承認“國家—社會”二元對立關系為前提,只是集中于質疑這一支配關系始于何時,以及實施程度有多深罷了。

截至目前,有關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已汗牛充棟,但大都共享“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研究范式。相應的,其研究視角也多著眼在國家和社會,或國家—士紳/地方精英—社會之間的權力拉鋸戰上,圍繞著“國家支配—社會反抗”展開論述,較少質疑“國家—社會”這一假設前提的合理性,得出的研究成果雖豐富,但也存在較為嚴重的弊病,不可小覷。

第一,“國家—社會”分析范式的要義是建基于近代西方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形成及其與王權相對抗的歷史事實之上的。哈貝馬斯已反復申述使用這一框架需考慮到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時代內涵。(13)梁治平曾對“civil society”一詞做過探討,總結指出“civil society”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包括:一個公共權威之外的私人活動空間;由私人活動中脫胎而出的公共領域;一個外在且獨立于國家、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會。(14)這個概念系統從西方語境中抽取出來并被挪用到中國問題研究時,必須首先成立的研究前提,是士紳等作為地方權威必須具有獨立于國家控制的權利意識與權威結構,而且其權利的自主性邊界必須完全可以在地方與國家的分離格局中清晰地勾畫出來,為地方權威提供與國家進行互動的談判場域。(15)可如果根據中國家國同構的歷史經驗,地方權威只識“天下”不知“國家”,有極大可能根本就不具備類似西方的、如此明晰的“權利”觀念。因此根本無從談起與國家構成實質上的對立關系。如果這一假設不能成立,那么我們據此框架所進行的相關探索,就極有可能只構成一種虛擬的研究關系,而不能真實反映傳統鄉村實際存在的治理活動。

作為讀者,我們往往忽略了“國家—社會”分析框架之所以引入中國,實際上與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密不可分。經歷了由天下主義分娩出來的陣痛,建構民族國家的需求是伴隨著民族主義的極度焦慮感出現的,對其時的學者和政治精英而言,他們對現實的洞察及其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政治社會實踐,會激勵或束縛他們描繪過去,他們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出發點是為國家現實決策的合法化尋找歷史依據,而不是在追求真理,或是如實地再現歷史。所以,這些研究者用來架構傳統鄉村社會治理事實的意識形態和隨之而來的方法論都富含了政治目的,并最終致力于民族國家的政權建設。

第二,與前人類似,目前學者對“國家—社會”分析框架的廣泛應用,同樣重視在鄉村治理過程中作為中介的地方精英如何挪用國家符號以及“蒙蔽”國家。它揭示了在具體社會過程中國家的弱勢面向,反映草根社會在“天高皇帝遠”的通俗認識下,對抽象國家形象的排斥與不滿,研究者有意無意地承認這種拒斥心理的合理性,其背后實際隱含著一種對近代以來不斷加強的政治規訓現象的負面表述。(16)例如,他們對鄉村治理中宗族的復興的解釋大多擺脫了“科學—迷信”二元對立的科學主義式解說,而賦予其地方合理性。以鄉村自治為由突出民間團體力量,進而為市民社會尋找理論依據,直接粗暴的將古今狀況進行無縫對接,忽視了實際鄉村治理過程中那些無法用“權力關系”或“經濟理性”來解釋的行動,容易忽略掉本土概念所呈現的復雜社會過程。另外還有一種十分明顯的思考取向,通過表達強烈的反現代化關懷,試圖尋找基層社會中異質于現代化的傳統品質,比如“地方性知識”來重構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框架。但是這種先入為主的預設常常將復雜的社會互動還原為簡單的二元關系,反映的不是鄉村治理主體的視角,而是研究者對政治邏輯和目標的關心。總的來說,這些思考取向都是基于應然邏輯的規范性哲學視角,而不是基于實然邏輯的歸納性社會科學視角,所以相當部分的學者是在觀念之土壤上耕耘而非在彼時社會現實之土壤上耘耕。

第三,由前文之分析,不可避免涉及到如下問題:現有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能真實反映當時的鄉村治理狀況?“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研究視角實際將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的性質,理解為中央政權和地方權威爭奪成為唯一治理主體的控制權力的斗爭。所以以上種種士紳模式、宗族模式,都是理所當然地在用國家政權與地方權威之間的權力漲落來理解“國家—社會”關系的變動。圍繞著權力競爭的預定假設,便形成了兩種前文提及的主要的解釋框架。然而,這種對立假設注意的是“支配權力所處的位置,而不是它本身的規范性質(17)”。那么當對立假設用來當作解釋性因素時,它的規范性內涵又是什么?它讓我們看到的只是國家政權和地方權威之間的權力沖突,而不是治理實踐中不同規范或處理原則的沖突。并且,這種權力爭斗的根本動力和后果又是什么?不以解釋而以批判為目的的研究取向,只會降低研究者對研究問題的敏感度,成為理解傳統鄉村治理問題的重要認識阻礙。

第四,“國家—社會”的分析取向直接拓展出了地方史研究的新境界,為鄉村治理研究增添了材料來源和諸種研究之可能性。但是這一取向引發了很多問題。一是地方史關注的地方態勢自成一體,好像一個獨立王國,脫離了與其他地區和國家政權的聯系。這容易導致對跨區域現象的漠視,比如天災、叛亂、貿易活動等會對鄉村治理狀況產生較大影響的自然與社會事件。二是由此導致的碎片化、空洞化的研究特點,體現為通過研究傳達鄉村治理基本態勢以及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困難,學術研究由此失去了實際意義,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種地方實踐的表達形式。我們不能無視地方鄉村研究本身呈現的魅力,但此種路徑仍舊不能表現跨地區的整合意義。要理解這些整合作用,就要把“政治”當作一種相對獨立的運轉機制進行再研究,不斷超越“地方性”的感覺重新建立起整體解釋的意識。

二、“第三場域”與鄉規治理的視角發現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研究逐步拓展了研究范圍,注重在研究方法上加強對治理活動和代表性事件的過程分析,努力兼顧宏觀理論分析和微觀實證研究,研究視角也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這都緣起于對鄉村治理性質的重新思考和界定。隨著研究在時間和史料范圍上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前人研究中意識形態的復雜構造作用,并認識到舊有研究視角的狹隘。他們發現權力沖突的假設說服力日漸不足,不僅找到了史料上的證據,也意識到此種工具的局限。比如,美國著名漢學家曾小萍在她研究清代財政和地方治理的專著中指出,滿清統治者并不情愿借助官僚制度將國家權力直接滲透到基層社會。相反,他們總是傾向盡量減少政府對民間管理事務的干預。究其原因,是出于國家精英對下層官員和胥吏的極度不信任。(18)當國內外的研究者耽溺于對傳統鄉村治理權力來源和配置的探討,就不同治理主體如何行使權力展開爭論時,這些研究者則開啟了傳統鄉村治理研究視角的新方向,將研究重心傾斜到對治理規則和治理過程的關注當中。當研究者進入日常生活之中來爬梳鄉村治理下社會秩序的產生機制時,“策略”、“實踐”、“過程”、“規則”便成為難以繞開的核心概念。

其中頗具影響力的,當屬以黃宗智為首的“新法律史”研究,它洞察到鄉村治理中遵循的規范及原則,將其納入到研究視野進行了系統分析,因而拓寬了傳統鄉村治理的研究空間。為此有研究者將這一路徑的研究稱為“一場在中國法律史領域隆然發生的智識地震(19)”。黃宗智發現,華北地域的自然村中,庶民一反常態代替有名望的士紳成為治理村務的主導者,治理質量可佳。于是他提出用一個更全面的、囊括國家、士紳和村民三方的結構以取代簡單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因為后者幾乎完全忽略了普通鄉民在治理實踐中的貢獻。黃的研究顯示,雖然華北村莊內生的領導(首事)并非是由一個平等的民主共同體所選出的代表,但是,他們并不像研究者過去所想像的那樣,與普通村民有巨大的利益沖突和思想差距。相反,他們“認同于自然村的利益多于外界的政權(20)”,而且他們的服務多是自愿性的,一般并不特別有利可圖。據此,黃宗智提出了“第三領域”這一富有啟發性的概念來表述國家與社會之外可能存在的獨特領域。它處于“公域”與“私域”之間,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都參與其間的區域。絕大多數村民正是由此領域才感受到國家的存在意義。(21)黃宗智的這一研究為彰顯傳統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復雜關系做出了有益貢獻:在這一領域中,國家官僚和地方精英或士紳實現共同合作、鄉村內部自治社團和國家政權進行商討和交流,它為國家和鄉村的有效互動提供了場域,使國家權力和鄉村權威共同成為鄉村治理中的主體。黃宗智的研究發現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即傳統中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截然分割的治理結構,而是存在一個由多主體共同參與協商的共同治理場域。

但是,雖然黃宣稱自己提出“第三領域”概念的目的是要超越之前的建構,仍有學者對黃宗智的“第三領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如許慧文認為用正式和非正式來重構問題以便為“半正式”騰出活動空間,只是割裂了二元對立關系,卻并沒有消解這種對立。用“第三領域”來思考處于民間和官方之間的準官員的活動,好像只會在原有的概念分割之間再加上一個空間,而這種概念分隔是“我們都同意應該消除的”,也就是說,它并未超越自己的反思對象,“簡約治理”在黃宗智看來更多的是國家并未親自在基層社會“在場”,而是借由準官員來實現基層社會的治理。(22

作為黃宗智的門下弟子,李懷印的研究也許很好的彌補了黃宗智在這方面的不足。他在河北獲鹿縣展開的文獻研究發現,鄉民在處理關涉自身利益而生的各類沖突時都是以村規為自己的訴求依據,國家政權在縣一級的官員代理也是以村規為判決的合理依據,即便村規在某些方面與國家的成文法之間存在沖突,成為糾紛判決依據的仍然是村規。(23)這一研究鮮明地指出了傳統鄉村社會“自治”的實質或根本依據是村社內部的共同話語規范。雖然國家行政機構有介入到鄉村的具體治理實踐,但常態卻是鄉民依據地方性知識來支持村落內生勢力建立的地方性規范,維持鄉村社會既有的秩序與規則。基層社會作為一個各種統治手段綜合運用的調控系統,各種村民共同認同的倫理和規則才是它最本質的內容。

另一項引起筆者注意的研究發現,是趙旭東近年來對傳統鄉村進行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作為費孝通先生的弟子,趙旭東的研究理路深受費氏影響,但卻在努力擺脫舊有研究框架的桎梏。他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鄉土中國及其轉變的理論解釋框架。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詳細闡述,筆者僅選取鄉村治理研究的相關部分,一窺其研究視角。趙氏指出,中國的傳統鄉村并不是完全閉合,沒有縫隙的,相反具有轉換到開放狀態的潛質。閉合性與開放性是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二者之間相互補充構成一個循環。由此,趙旭東認為,盡管不能完全否定在中國鄉村有所謂鄉村自治共同體的存在和蔓延,但至少它的恒定性是存在問題的。與之相比,鄉村社會閉合與開放之間的捭闔,倒可能成為真實社會里發生的一種常態結構。(24)特別是在最基層的行政區域,出現了極為嚴重的不可控的社會動蕩或災害時,往往是中央政府出面解決問題,并借此機會,進入原本可能相對密閉的鄉村社會中去,政府力量也借此得到增強,也因此使得帝國從其一開始所強調的那種相互貫通一致的宇宙觀念和道德力量能夠得到實踐。此時的鄉村,也自然會從一種封閉或半封閉的狀態轉變成為全面的開放。趙氏的解釋框架,重在以動態的視角去看待鄉村治理的日常,同時又沒有忽略將其與國家政權視為一體進行考慮,在強調整體性視角的同時兼顧平衡性,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傳統不強調走極端而強調平衡,告誡研究同行不能顧此失彼。(25

除此之外,國外學者對傳統研究框架也多有突破,科大衛為首的華南學派,認識到以往研究的參考資料基本都是以國家上層的利益為核心,指出要重新審視官方記錄以外下的地方歷史,把沒有在傳統歷史記錄中發聲的普通鄉民的參與投入也整合進去。通過對華南地區多年來的田野考察,他的團隊發現“地方社會會主動巧妙地將國家制度引入到地方上來,這個地方整合到國家的過程實際就是一種認同的過程。它和地方社會與國家機構打交道的形式很有關系(26)”。回顧以往的治理研究,多是否認普通村民的治理主體地位和治理能動性,基本都是被動的參與到治理活動中,真正的主角總是士紳、豪民等有權勢有地位的基層權威,斷言鄉民們對地方權威的控制壓榨束手無策,遑論對高高在上的國家指令發表意見。唯唯諾諾、逆來順受,易受蒙蔽,是對普通鄉民的最一般刻畫。的確,“支配—依附”關系是分析鄉村權力結構的一個有力概念,但是我們不能把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簡約概括為國家權力恣意延伸,地方士紳精英為刀俎,魚肉鄉民,從而完全否定地方自主性。現實生活中鄉民集體在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并不如我們預先假設的那樣微弱,他們發揮的作用也不止停留在節制地方精英濫用權力那樣單一。由此聯系到國家制度的正式系統未滲透到鄉村,也極有可能不只鄉村社會反抗抵制這一種解釋。已有研究顯示,在維持地方制度的正常運行時,國家政權和地方的鄉村社會都采取了互相合作的態度,尤其地方宗族勢力并不必然與國家處在對立的位置。(27

從晚近的中國鄉村研究,可以看出學者們突破原有框架的努力,新一代的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研究有望日后逐漸突破陳舊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模型。但是新的研究視角的建立并非易事,盡管很多學者努力通過個別地方鄉村治理的研究提煉出整體性的框架和視野,但大多數作品仍停留在普通鄉民與國家制度的正式系統相對抗的行為言論層面。如何有別于傳統框架支配下的解釋,重新裁剪并拼貼出一幅完整真實的鄉村治理圖象,仍是亟待完成的議題。

三、跨域對話與全景關照的視角轉換

鄉村治理當中,我們首先應當關注的,是如何能以一個真實的、不歪曲歷史的表述方式還原傳統鄉村治理境況。國家治權、鄉村精英和農民的關系不斷發生著變化,已有的研究涉及人口流動、權威秩序、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或是關注國家專制權力而忽略了地方權威與村民,或是聚焦地方權威卻省略了農民的在場,所設計的分析框架似乎邏輯性很強能自圓其說,但實際上卻是對西方語境的盲目效仿,對理解傳統鄉村治理的真實狀況有弊無利。鄉村治理應是國家、鄉村社會和農民的共同參與,缺少任何一方的能動參與去研究鄉村治理的真實情況都無從談起。因此,國家權力在鄉村的配置及運作方式、地方權威的傾向品性以及普通鄉民的行動邏輯都應被納入到學者的研究視角當中。

如此看來,我們對傳統鄉村治理模式的理解,當不宜僅僅囿于國家與士紳、地方精英之間或依附順從、或充滿緊張的簡單關系,而應當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超越這一主導研究框架,在研究視角上實現轉換:

首先,從學科角度,傳統鄉村治理的模式建構建基于不只一門學科的基本理論,實際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研究的領域,牽涉到多種社會學科的理論范式應用。而且,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研究者越來越多的和政治學研究者一樣,關注鄉村治理問題,他們的研究范圍已經外溢出自身領域,政治學、行政學也大量借用歷史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在相同的研究假設前提下開展研究工作。但是目前面臨的研究悖論是,學科專門化的趨勢下,對研究方法嚴格性的專注加劇了各個學科自我孤立的趨勢,將不同學科的學者彼此隔開、拒絕分享,制造新的、被學科術語和特有興趣阻隔的研究孤島。這樣的研究發現往往脫離具體情境,引用其他研究學者的成果時也經常是蜻蜓點水,這不僅抑制了跨學科的研究,也妨礙了對鄉村治理的總體把握。換句話說,從學科研究的角度看,鄉村治理的研究發展似乎表明學科之間的藩籬已越來越少,但從鄉村治理研究內部角度看,這其實反映了研究本身碎片化的態勢。如何促進各學科之間針對同一研究主題的對話交流,是亟待解決的緊迫任務。筆者認為,鄉村治理的研究者必須不斷在與其他研究取向的對話中尋求靈感,避免研究過程中無意識地認同目前意識形態賦予的鄉村治理分析框架,自覺超越地方鄉村治理的教條而賦予鄉村治理研究以新意,重新培養起整體解釋的意識。

其次,發掘本土鄉村治理經驗,推進從中國本土經驗出發的理論化努力。一個世紀之前,前人引進“國家—社會”框架時,由于急于找尋到解救中國于危難之際的藥方,深信取西學可以變中國之舊,在輕信引導下跟著走,以缺乏主體意識的人對不成片斷的新知,造成了一種新的蒙昧,這種沒有歷經過消化的熟知便發展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獨面接受,但我們可以自覺避免再落入前人窠臼。應當認識到,由學者和政治精英引入的“國家”和“社會”等現代性概念,在傳統鄉村治理主體的意識中并不存在,也就不會對其治理實踐產生干擾,因此也就不適宜再用涂爾干意義上的“社會事實”或者韋伯意義上的“社會行動”等相關社會學概念來分析治理主體具體的治理活動。而為治理主體真正采納動的過程。的治理原則以及由此指導的治理實踐模式,正是一直以來被我們嚴重忽略的。正因如此,這些本土經驗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論化的寶庫。(28)以“國家”概念為例,其成為一個神圣重大的觀念始于現代,但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其核心觀念不是“國家”而是“民本”,這也是傳統鄉村治理背后遵循的一套道學政融為一體,卻難以為現代盛行的學科分類所界定的觀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傳統鄉村的政治敘述中,國家的意義和安危是由黎民來界定和確定的。(29)也因此,反觀傳統中國人的話語體系,極少提到“國家”,隨處可見的卻是“天下”,因為民本在天下。這套道理在數千年里前后傳承、層疊厚積,從而深入人心,至今仍為民眾和政治精英熟識。因此,未來的鄉村治理研究不妨對傳統中國社會的諸種重要概念、思想加強關注,并分析其作用于鄉村社會治理的影響機制。但與此同時必須明確,拋棄掉舊有的以西方為是的研究框架,不代表我們就要用還原論的辦法竭力尋找或假定一種恒久不變的、植根鄉土的前現代“中國性”。

第三,研究主體要突破“國家—社會”二元結構,形成國家——民眾——士紳(以民眾為核心)的全景主體研究視角;研究方法要突破靜態的主體結構視角形成動態的治理視角。

在傳統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從地方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充滿張力的關系來窺探傳統鄉村的治理態勢,其特點便是從地方權威(治理主體)的角度來審視鄉村治理,忽視了所謂被治理者及其對國家行政指令的策略性應對,從而簡化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對象,無法全面地呈現鄉村治理實踐的復雜形態。而全景關照式的研究視角則聚焦于基層治理實踐中的具體行動以及參與互動的各方,不僅能夠關注治理實踐中的被治理者(特別是分析他們對于治理的反向影響),同時也能兼顧治理者,分析在治理活動中農民為了爭取對自身有利的治理如何策略性地進行情景建構與規則引入,治理者如何針對農民的行為的采取應對措施,從而使研究形態多向化、立體化。(30)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焦點只限于在村中據支配地位的士紳精英身上,而將村民看作無能力維護自身利益的庸民群氓。相反,他們是多元治理主體的重要一端,有能力表達并維護其自身利益,在日常治理生活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家、地方精英和村民之間,也就不僅僅只有單向的“支配—服從”或“支配—反抗”關系,而是一種多向互動的過程。


注釋:

[1]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60-63頁。

[2]參見費孝通:《論紳士》、《論“知識階級”》;袁方:《論天高皇帝遠》;胡慶鈞:《論紳權》;史靖:《紳權的本質》;均載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3]費孝通:《鄉土重建·基層行政的僵化》,《費孝通文集》第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

[4]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鋒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

[6]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農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97頁。

[7][8]馬克思·韋伯:《韋伯作品集V: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6頁,第91頁。

[9]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頁。

[10]溫鐵軍:《半個世紀的農村制度變遷》,《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6期。

[11]劉昶:《邁克爾·曼論國家自主性權力》,《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12]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13]J·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問題的答問》,《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

[14]梁治平:《“民間”、“民間社會”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檢討》,《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15][16]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張靜:《國家政權建設與鄉村自治單位——問題與回顧》,《開放時代》2001年第9期。

[18]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十八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19]Diam,AntJ.Neil.“Book Review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no.22001.

[20]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1]黃宗智主編:《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調解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中國鄉村研究》第5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22]許慧文:《統治的節目單和權威的混合本質》,劉昶譯,《開放時代》2008年第2期。

[23]李懷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24]趙旭東:《閉合性與開放性的循環發展——一種理解鄉土中國及其轉變的理論解釋框架》,《開放時代》2011年第12期。

[25]趙旭東:《平常的日子與非常的控制——一次晚清鄉村危機及其社會結構的再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

[26]科大衛,張士閃:《“大一統”與差異化——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社會研究——科大衛教授訪談錄》,《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27]王日根:《明清基層社會管理組織系統論綱》,《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8]梁永佳:《中國農村宗教復興與“宗教”的中國命運》,《社會》2015年第1期。

[29]楊國強:《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與社會脫榫》,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30]狄金華、鐘漲寶:《從主體到規則的轉向-中國傳統農村的基層治理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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