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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主義:中國農村治理的邏輯與底色

作者:陳 明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9-06-08  瀏覽次數: 5145

【摘 要】傳統中國村莊以家戶制為制度底色,這種家戶制傳統同當前中國農村市場化進程很好地嵌入到一起,呈現出明顯的家戶主義形態,形塑著當前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實踐,具體表現為:在當代農村社會中,農民的基本行動與認同單位仍然是家戶,其行為動機是追求家戶利益,奉行家戶利益至上,在形態上表現為家戶主義;這種家戶主義邏輯,形塑了當代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的基本形態。農民依據家戶主義邏輯來決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參與家戶外的公共生活。在家戶主義盛行的農村甚至無法發育出現代治理所需要的公共性規則。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實踐必須回應農民家戶主義行為邏輯帶來的挑戰并回歸本土治理邏輯,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治理與政治發展道路。

【關鍵詞】農民;家戶制;家戶主義;農村治理


一、家戶制的理論緣起

家戶制的提出源于徐勇關于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的研究。徐勇認為理解歷史變遷與社會轉型的兩個基本命題是“起點決定路徑”和“原型規制轉型”。(1)而傳統社會的制度原型不僅構成了一個國家現代化轉型與發展的起點(2),而且規制了社會變遷的局限性條件、激勵約束機制以及變遷的方向。(3)因此,一個社會的傳統制度原型,對于認識和理解一個社會的轉型與變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更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種內在依賴與聯結機制。基于對現代社會影響的效度,徐勇將“傳統”概括為三種類型,即本源型傳統、次生型傳統以及派生型傳統。而本源型傳統構成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制度,是現代社會的歷史起點和給定條件。通過對比印、俄的村社制傳統,(4)家戶制也因此構成了中國農村社會的制度原型,以此區別于東方社會的村社制、西方社會的莊園制以及民族地區的部落制等。

家戶制就是以強大的習俗為支撐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強大的國家行政為支撐的完整的戶籍制度共同構成5)的一種制度。這里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

一是家戶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家庭制度形態,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概念。它的特殊性在于中國農民的家庭構成不是以婚姻為唯一識別標志,而是以戶籍制度為標準發育出來的,即農民的家庭認同來源于國家戶籍制度的承認,這種承認的方式在于分家析產并由此獲取的連帶的權威關系和政治責任。而家庭的概念無法突出中國農村戶的特質及其功能(6),所以用家戶的概念來取代家庭的概念更準確。(7)農民家戶裂變的標志是分家析產并由此獲得新的戶頭,分家的過程是一戶分裂為兩個甚至更多個戶的過程。只要不分家,多個已婚家庭依然是一個家戶,并具有獨立的政治、經濟、社交以及文化功能。所以,中國農村的家庭制度形態是以家戶為單位與結構的家戶制,家戶而非家庭是中國農民最基本的也是最準確的生育、文化、社交、政治以及經濟單位。

二是家戶制是一種制度形態,是一種持續不斷的行為規則。為了適應并實現對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的統治與管理,中國封建王朝以家文化為核心,建構出從經濟形態到權威關系、文化結構、政治觀念以及共同體秩序的強大的家戶自治習俗與行為規則體系。這就是中國農村家戶自治基因與傳統的由來。在完整的家戶內部,有家長、家規、家法以及獨立家戶信仰體系,家戶成員的行為完全被國家建構的家戶秩序所束縛著,并在歷史的發展中孕育成為一種自覺的習俗。中國農民的家庭一個自成一體的小天國,是一個微型的邦國”(8)。同時,為了保障封建皇權統治的穩定性,歷代王朝都以家戶制為核心進行基層統治。可以說,家戶制的存在對于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統治的延續至關重要。

從理論演繹的層面上看,家戶制已然在實踐和制度層面孕育了傳統中國農村的基本政治形態以及農民的日常行為邏輯。在當前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實際中,農民的行為與動機是否如同歷史一樣無法剝離家戶制?農民與家戶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這種關聯對當前中國農村治理又有著何種影響?帶著種種疑問,本文以作者在安徽、河南、吉林、陜西等地村莊的觀察與思考為背景,將以上問題具體化為家戶同中國農村治理之間的關系。同時,本文將使用家戶來代替家庭。之所以這樣使用,一方面基于家戶制傳統的認知,另一方面是基于對所調研村莊的認知,如在安徽陳村的日常用語中,家庭并不是一個被廣泛接受使用和接受的詞。陳村所體現出來的是家與戶的情景化使用。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陳村人會選擇使用,還是使用的使用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是當面對國家或者面對地方行政系統時所使用的詞匯。所以,在農民的日常交談中,農民都是用某某家”“俺家”“他家”“人家等標識對象身份。而在面對外部人員往往使用某某戶”“俺這一戶”“他那一戶等來指代。除了客套用語中都是一家人這種抽象表述之外,家與戶的具體指代是明晰的。家戶可以是一個人的家戶,也可以是由多個家庭構成,它產生的標志是分家析產并獲得獨立的利益單位與身份資格。除了特殊的情況,家戶一般是由具有獨立利益資格且獲得國家戶籍承認的家庭構成。

二、家戶主義的形態及其特征

一般來說,農民日常行為都具有明顯的內在動機,而這種內在動機最基本的單位指向的是家戶,而不是其他。在村莊內部,個人的存在與發展同家戶的存在與發展是內化在一起的,個人之間的行為互動在本質上是家戶之間的行為互動。可以說,中國農民的行動單位不是個人,因而農民的行動理性也不是個人理性。從方法論上講,西方理性選擇論者所堅持的方法論都是個人主義的,從而與功能主義為代表的整體主義(或集體主義)相對立。(9)那么,中國農民的行動單位不同于個人與集體,而是家戶。這種家戶單位介于集體和個人之間,能夠很好地規避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弊端。

家戶在中國農民日常生活中具有優先性。正如梁漱溟所認為的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家庭”,個人淹沒于“家庭”之中。(10)而這里的“家庭”其完整的表述應該是家戶。在中國農村家戶內部,農民相對于所在家戶是利他的,因為農民本身并不是獨立的利益個體,個人的存在是為家戶延續與發展而存在的。而在家戶之外,農民則變成“利己主義者”。以往我們對于“己”的理解往往指涉農民個體,這種理解是有誤區的。但這里“己”不是個人,而指代自己所在的家戶。費孝通先生關于中國農民的“自我主義”特征的概括,可以看成是中國農民的一種自我的心理鏡像:一方面它意指“我認為他是怎樣想的”,突出個人的主觀能動,另一方面在建構的基礎上突出“我的地位與身份是怎樣的”的一種心理暗示。而這種暗示最終都會轉化為農民對于其所在家戶形象與身份的評價與認知。自我主義在本質上是農民家戶利益的一種主觀的表現與建構方式。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農民行動是基于“公”還是基于“私”,最終取決于家戶利益對于“公”與“私”的需求。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中國農村社會并不是基于個人主義之上的,也不是基于最大化追求公共利益的集體主義。農民的行為動機追求的是家戶利益,奉行家戶利益至上。

家戶利益源于農民對于家戶財產與身份的認定。財產是物質形態的,如土地、房屋、莊稼、樹木及其他,身份是抽象的觀念形態,如面子、形象、地位、運氣、命理、權威以及權力等。一旦某項事物被認定是自家的,農民就會為此而采取相應的行動策略。但是這種對家戶利益的追求,并不是追求家戶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同經濟學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設不同的地方。農民為了維持家戶的延續與發展,必須做出相應的利益妥協,因此一種行為背后的動機是基于對家戶利益損益的多重衡量,追求的是家戶利益的增益。這種非家戶利益最大化,也集中反映了中國農民的實用主義策略,亦稱之為家戶理性。所謂家戶理性,就是指農民行動以家戶利益為最高價值取向,進而支配農民去思考、判斷與行動的心理認知結構。(11)中國農民是理性的,這種理性不是基于個人主義的經濟理性,也不是貨幣理性、生存理性,更不是集體理性。同樣,農民日常生活中經濟行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以及政治行為背后都是農民遵循家戶理性、追求家戶利益的表現。

農民這種遵循家戶理性、奉行家戶利益至上的行為與觀念方式,我們稱之為家戶主義。這一表述的核心可以概括為農民的行為動機是追求家戶利益的增益,行為邏輯是家戶主義。這種家戶主義區別于家庭主義。家庭是一種人類學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是指父母及其包括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單位(12),但這種界定模糊,無法突出中國農村家戶的特質。而家戶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概念,是由中國的戶籍制度建構起來的。同時,家庭主義并不能概括中國農村家戶的特質,因為西方社會同樣存在家庭主義。在中國的現實研究中,有學者提出新家庭主義的概念,突出核心家庭,但這本質上是市場化過程中家戶主義赤裸裸的體現。家庭主義有其合理性,但具有解釋上的局限性,無法取代家戶主義。

從家戶主義的行為邏輯來看,基于個人理性的個人主義、基于集體理性的集體主義(包括家族主義)、基于公共理性的治理主義以及基于貨幣理性的貨幣主義(這里特指“社會化小農”)等,在解釋中國農民行為與農村治理邏輯時面臨種種困境就很容易得到解答。正是家戶主義邏輯決定了農民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如何進行選擇,即決定是否進入集體,進入政治,還是進入市場。傳統的一些研究一直將中國人的行為取向定性為集體主義,以實現同歐美社會個人主義的區別。也有部分學者將其稱之為“東方集體主義”或“家族集體主義”,其核心依據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具有很強的家族觀念。但實際上,中國農民在歷史演變中并不是以家族為基本形態而存在的,家族只是中國農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下實現家戶秩序的一種方式或者結構。家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上自治自洽的單元,古代中國農村的郡縣制也都是以家戶制為基礎的,家族和村落的秩序結構都是家戶結構的一種擴大和延伸。(13)事實上,關于中國人行為特質的研究陷入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二元對立的范疇中去了。(14)很多時候,我們對于中國農村“集體主義”行為特質的概括,主要是為了表達中國社會中的“非個人主義”特征。(15)但是這種特質同集體主義相去甚遠。

總結來看,中國農民的基本行動與認同單位是家戶,其行為動機是追求家戶利益,奉行家戶利益至上,在形態上表現為家戶主義。這種家戶主義至少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農民行動與利益認同的基本單位是家戶。家戶是中國農民最小也是最基本的利益認同單位。在村莊日常生活實踐中,農民是其所在家戶的象征性符號,個人就是家戶,家戶亦即個人。農民幾乎一切行為的發生都源于對家戶利益的考量,并因此做出行為層面的選擇。對于中國農民的理解與認知,脫離家戶這一基本單位,就可能會脫離農村社會事實與真相本身。第二,農民以家戶利益的增益為行為動機。在家戶之外,每個農民都是“自利”的,這種“自利”是以自身所在家戶利益的實現和滿足為特征依歸的。在村莊生活實踐中,幾乎所有農民行動的發生與呈現,在動機上都將最終指向家戶利益增益。農民一旦走出家門,將會在不知不覺中將自身所接收的信息關聯到家戶利益層面。農民將保護和實現家戶利益作為生命意義的實現方式。第三,在一定環境和條件的約束下,農民會選擇實現和滿足自身家戶利益的最合理方案。農民追求家戶利益的實現和滿足,不一定是最大化的,而更多的是追求家戶利益的適度、均衡與安全等。不同的家戶利益構成,會產生不同的家戶行動策略,這些行動策略既可以表現為“弱者的武器”,也可表現為強勢抗爭。每個家戶都會根據自己家戶的實際境況而努力改變不利的家戶現狀。第四,農民日常生活中呈現出的是保護型家戶行動策略。村莊日常生活其實就是一個家戶利益博弈場。但是家戶利益博弈的基本狀態呈現出的是保護機制。家戶成員努力改善所在家戶的經濟狀態,目的也是為了不被其他家戶鄙視與欺辱,并獲得人們的尊重。第五,幾乎不存在脫離家戶利益驅動的農民行動。農民的一切行動都是基于家戶利益的考量而發生的。在家戶利益之外的公共利益要想實現,都必須建立在促進家戶利益增益的基礎之上。脫離這一原則,一切呈現出來的集體行動都是形式化的,最終是失敗的。沒有農民會在對自己家戶利益沒有增益的情況下選擇去促進群體或公共的利益。同樣,由于家戶利益的存在,農民缺少參與政治活動的直接動力,而保護型的家戶行動策略又決定了農民的政治參與形態更多地體現出一種規避型的政治。

三、基于家戶主義的農村治理邏輯

家戶主義普遍存在于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基于日常生活的實踐邏輯是否可以上升到治理的邏輯呢?以作者調研過的陳村文明創建中的公共垃圾池修建為例。面對政府出資的惠民項目,陳村每位農民在態度上都歡迎和支持,但是在行動上每個家戶都反對將垃圾池建在自家附近,最終導致這種公共治理項目的受阻,甚至發揮不了效用。在這一事件中,農民在態度和行為上是矛盾的,態度上的支持與行為上的不支持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修建村莊公共垃圾池之初,經過政策宣傳與動員,陳村農民在態度上給予了這一文明創建項目以明確的支持。而支持的原因主要包括不用自家出錢、方便家里處理垃圾、改善家里衛生狀態等等,這些原因在本質上反映出的是每位農民基于家戶利益的一種考量,而非公共治理理論中基于公共利益的共識。但是,態度上的“共識”并沒有催生出行動上的“共識”。當因為垃圾池選址的問題出現以后,沒有農民愿意將垃圾池修建在自己家的門口,哪怕有點近也不行,是鄰避效應嗎?(16)其實并不然,行動上的不支持源于環境、風水、面子、恩怨等多重因素,如影響自家的風水和家人的命理財運、說明家里在村子里沒有地位和面子、某些家戶的故意報復等。不管是態度上的支持,還是具體行動上的反對,其本質上反映出的都是每位農民基于家戶利益的考量。而在這些考量中,公共利益不是首要的。因此,在農民的利益結構中,家戶利益幾乎是唯一的考量標準,是自覺出現的,而公共利益則更多體現在農民家戶之外,呈現出游離的狀態。

陳村的這個案例說明,農民是基于自身家戶利益的結構來決定對公共事務治理的態度。在中國農村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共識的達成是因為這一事件本身有利于相對應的農民家戶利益的增益,而不是因為農民為了公共利益的實現采取行動。公共治理事件并不一定能夠推導出農民具有很強的公共意識和公共行動力。相反,如果有農民反對一項公共治理活動,也并不一定說他就沒有公共意識,而是因為他的行為與判斷是基于家戶利益的考量來做出的。所以,政策與理論中的理論預設同現實中的農民行為邏輯可能是不同的。從這一視角來看,一直以來我們提出的關于發展農民自治組織、培育農民民主能力以及公共精神之所以困難重重,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這些政策實踐與理論推理是基于現代性公共規則,而農村社會的基本邏輯是基于家戶主義的。而家戶主義無法發育出現代性的公共規則,即使建構起來的現代性公共規則最終還是會被這種家戶主義邏輯所撕裂。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現代農村治理機制很難在農村獲取活力,也進一步厘清了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困境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總體來看,中國農村治理背后的真實邏輯是指向家戶主義的。在家戶主義盛行的村莊,家戶主義同村莊治理的邏輯關聯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除非有利于家戶利益的實現,否則沒有農民會主動參與到村莊公共利益的實現過程。即使存在外在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農民也僅僅是被動參與,并以隱蔽的方式實現或保護家戶利益。在農民的觀念里,公共利益僅僅是一種建構性的而非自覺性的認知,它的實現主體是政府或者國家,即農民口中的“公家”。相對于“公家”,“自家”才是農民日常生活實踐的本我。對于“公家”的事,基于對家戶利益的保護,農民會對正式的國家權力做出形式化的回應,而不會為此而做出更加具體的努力。即使有更加具體的努力,也是基于自己的家戶利益,而不僅僅為了公共利益。

第二,農民會自覺地認為公共事務的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并以此形成政治認同。在農民看來,“公”的領域從來都是政府該管的。農民的公共治理需求與公共治理行為之間是分離的。內在治理需求并不必然產生內在治理行動。由于國家在農村公共政策層面的投入,對農民權利的積極賦予,以及社會流動而產生的城鄉生活狀態的心理差距,使得農民具有很強的公共層面的治理需求。但家戶主義使得農民之間無法通過合作的方式實現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政府成為唯一提供這種公共事務治理的合法主體,而且治理的效果直接決定了農民對于政府的評價。

第三,在這樣的村莊,農民的政治形態表現為家戶主義政治。在村莊日常生活實踐中,農民不會主動參與基層政治生活。農民可以為了家戶利益進入外部的政治世界,但農民不會為了外部政治而選擇放棄家戶利益。在家戶利益之外,農民缺乏參與政治的內在動力。農民幾乎所有的政治行為與態度都是指向自身所在的家戶利益。農民更像是生活在家戶秩序中的人,而不是生活在公共秩序中的人。

家戶主義基本型塑了當前農村治理的主要形態,農村治理要想獲得實質上的發展,必須對家戶主義予以正視和回應。在當代農村日常生活中,農民的基本行動與認同單位依然是家戶,其行為動機是追求家戶利益,奉行家戶利益之上,在形態上表現為家戶主義。家戶主義是制約當前中國農村治理與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

四、小結

從傳統家戶制延續下來的當代農村家戶主義構成了中國農村治理的基本制度與實踐底色。作為一種基本制度與實踐底色,需要追問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農村社會的市場化進程是否削弱了家戶主義?

農村社會市場化導致先前半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體系解體,開始進入一個幾乎完全依靠市場的現代消費時代。傳統家戶主義是建立在自然生產的基礎之上,家戶主義的治理體系與機制源于對不可控自然與政治力量的防御,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在家戶基礎之上衍生出來的組織體系。而當代市場化以及擴大的消費導致農民的家戶支出快速膨脹,而原有的依靠土地生產的農民家戶收支體系無法維持現有的消費需求,于是農民便逃離農村,傳統的家戶主義體系與機制便隨之削弱或解體。但家戶主義本身并沒有因此而削弱,相反家戶主義同市場化的符號消費本身完美地嵌合到一起,家戶的地位、身份、認同、權威與權力都同市場化的商品符號緊密地聯系到一起,符號化標簽背后是一系列相連接的家戶利益的呈現。當代家戶主義是脫離傳統家戶主義體系與機制的新家戶主義,更進一步地追求家戶利益。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農村市場化本身所帶來的各種符號與特質,并不是呈現出所謂的個人主義或者集體主義的崛起,而是赤裸裸的家戶主義。

二是家戶主義邏輯所產生的困境能否得到有效解決?

當代家戶主義治理邏輯帶來的不是治理的實現,而是一系列的治理困境。這些困境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的特征,并表現出頑強性。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實踐多年以來無法實現質的飛躍的原因。一方面我們基于西方民主理論的自治邏輯缺少對中國農村社會本源型制度——家戶制傳統的回應,另一方面我們關于農村治理與政治的一系列實踐缺少了對農村社會運行規律與邏輯的尊重,過于強調建構性,忽視了內生性。家戶主義困境決定了任何僅僅依靠社會、市場或政府的單一治理思路都會失敗,任何試圖通過外部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元建構的方式也會面臨各種困境。真正有效的治理方式,應該是政府主導、村莊主位、農民主體的介入式治理。不論是治理抑或自治,農村社會的發展與運行離不開政府。當代家戶主義的種種弊端需要政府的強勢介入,但這種強勢介入必須是民主、公開、公正、透明的。因為家戶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保守的政治行動邏輯,它是規避政府與政治的。在集體或集團利益不與家戶利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農民是游離于政治之外的安分守己的公民。而這種安分守己的公民又無法有效實現合作與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一村莊公共層面的治理就需要政府介入或引導。

三是家戶主義是否普遍存在于中國農村社會?

關于家戶制以及家戶主義的研究是一個系統的龐大的學術工程。作者的研究僅僅來源于自身對于安徽、河南、陜西、吉林等村莊的調研認知,所以本文的觀點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喜的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開展的中國農村區域調研,包括長江小農、黃河小農、華南小農等調研結果也基本證實了家戶制原型的存在。僅從日常的家戶主義邏輯來看,未來中國農村的發展一方面必須正視農村普遍存在的家戶主義邏輯,另一方面又必須找到有效方法限制農民家戶主義過度膨脹而導致的對于公共性規則的不遵守甚至破壞,并找到家戶主義同公共性規則之間的一個利益均衡點。家戶主義的存在也說明了中國農村的治理底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國農村治理應該基于自身的制度原型發展出獨特的理論話語與體系,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村治理發展道路。這樣一條道路應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標志:一是尊重中國傳統的農村制度原型,凸顯中國農村社會傳統;二是基于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家戶主義的引導,如黨的領導、法治政府等彰顯出來的服務宗旨,凸顯中國農村治理模式;三是發展一條不同于西方民主社會實踐與理論的治理與民主話語體系,凸顯中國農村民主道路。


注釋:

[1]參見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

[2]參見[]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3]參見劉義強、胡軍:《村戶制傳統及其演化:中國農村治理基礎性制度形式的再發現》,載《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1期。

[4]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徐勇將中國農村社會的本源型傳統概括為家戶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中國農村發展道路。

[5]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

[6]參見[加拿大]朱愛嵐:《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胡玉坤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頁。

[7]參見[]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參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9]參見文軍:《西方社會學理論:經典傳統與當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頁。

[10]參見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

[11]這里的家戶理性概念,參照了李東關于家族理性概念的界定,參見李東:《家族理性與家族企業》,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年第7期。

[12]參見費孝通:《江村經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第33頁。

[13]參見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載《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

[14]參見翟學偉:《中國人社會行動的結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終結》,載《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15]參見楊中芳:《如何理解中國人》,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頁。

[16]在這里,作者認為單純的鄰避效應是無法完全解釋垃圾池的建設選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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