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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中新鄉賢培育的障礙及其對策

作者:許歡科 滕俊磊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1期  發布時間:2019-06-11  瀏覽次數: 232

 鄉村振興中新鄉賢的培育有益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應對民眾參與不足問題及集體行動困境的關鍵所在。然而當前新鄉賢的培育面臨缺乏支持、動力不足、制度規范缺失、鄉村社會組織發展滯后等問題。為此在新一輪的鄉賢培育中我們應規范鄉賢認定程序引導新鄉賢的介入重視鄉賢精神激勵增強鄉賢培育動力健全新鄉賢回歸的保障機制培育鄉村社會組織。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鄉賢鄉村治理政府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截至2017年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為81347萬占總人口的58.2%戶籍城鎮化率為42.35%。城鎮化的迅速發展帶來了農村精英流失、人心離散和日益嚴重的空殼化問題。面對農村“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鄉村的振興不僅是經濟、生態和社會的振興也是鄉賢文化的振興。農村空殼化的根源是傳統鄉村文化的衰亡。鄉賢文化作為一種鄉村文化可以增強基層治理能力涵育文明鄉風。通過建設新鄉賢文化重構傳統鄉村文化將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

傳統的鄉賢是指鄉村的賢能之士隨著社會變遷“新鄉賢”的內涵更加豐富:“鄉”的范圍擴大“賢”的類型也日趨多元化從限定在儒家知識分子擴大到具有公民道德和職業道德的人[1]。當代鄉賢參與村莊治理是對傳統鄉賢治村的傳承、拓展與創新有利于促進鄉村治理體系中精英主導與大眾參與的有機統一、經濟發展與道德文化建設的齊頭并進[2]。傳統社會的鄉賢依靠傳統倫理來制定鄉規民約依據情感共識來建立和維護鄉村共同體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秉承的是志愿精神具有無償性不會給傳統農村帶來經濟上的負擔[3]。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鄉規民約在行政力量的滲透下被破壞農村規則的制定則更多地來源于行政授權和政府管理這增加了農村社會的管理成本降低了鄉村治理效率[4]。城鄉二元結構下鄉村精英大量流失到城市進一步弱化了鄉村治理主體。而城市作為經濟的主導者、文化的引領者理應借助反哺農村的政策擔負起新鄉賢的培育的責任[5]。因此在新鄉賢的培育中我們應分析鄉賢回歸的動力邏輯、歷史邏輯和功能邏輯進而厘清鄉賢回歸的行動邏輯吸引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返場[6]。

鄉賢參與鄉村治理能有效地增強鄉村自治力量是以德治村、依法治村的重要補充。因此我們應破除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障礙弘揚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優良傳統。這不僅是重塑鄉土文化、推動鄉村善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客觀要求。

二、鄉賢的歷史演進脈絡

傳統中國鄉村是皇權與紳權并行的“雙軌政治”這是在封建王權無法完全覆蓋地方治理的各個角落時地方主動保護自身利益的一種表現方式。作為聯系官與民的紐帶鄉賢扮演著政策的推行者、落實者和農民利益代言人的雙重角色。這體現了傳統鄉村治理中自治和德治的特征也反映了鄉村治理需要依靠多種力量的協作通過最大程度地調動社會資源實現最佳治理效果。

我國的鄉賢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虞舜時期《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虞舜居住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突出了鄉賢道德感化的力量及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對民眾的吸引力。春秋戰國時期設立鄉里制度鄉賢被稱為“父老”他們在救貧扶弱、化解矛盾方面已經發揮了作用。西漢的“三老制”具有教化鄉民的作用。在漢代鄉賢已經成為了鄉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導者他們致力于維持社會秩序和建設鄉村倫理文化。“舉孝廉”的官員任用模式進一步激發了鄉賢的能動性并為鄉賢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氛圍。隋唐的科舉制度打破了以血緣關系為主導的世族對權力的壟斷推動了社會階層的合理流動使社會中下層也有登上國家權力舞臺施展抱負的機會造就了一大批社會精英鄉賢品德和才學的提升進一步加強了其治村的內生性權威。明清兩代有嚴格的戶籍制度官僚退休后必須回到原籍他們出于對“在朝則美政在鄉則美俗”的價值追求往往比較注重自身的聲譽在當地的風俗教化、鄉村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作為文化威權階層他們往往自覺地充當文化的引導者興辦學堂、教書育人、資助貧困學子等。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切斷了士紳產生的路徑堵塞了階級流動的通道。新中國成立前“三座大山”壓在農民頭頂國內戰事不斷鄉村凋敝民不聊生大量鄉賢不愿附和權力土豪劣紳作為政府新的代理人把持了鄉村社會他們的權威是國家授予的而非鄉民認同的這造成了其與地方利益的分離從原來的“保護型經紀”變成了“營利型經紀”[7]33-37。新中國成立后出于消滅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鞏固新生政權的需要土豪劣紳被批倒傳統的鄉賢退出歷史舞臺被曾經的邊緣人物貧下中農等新型政治精英所取代[8]。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西方思想文化的沖擊城鄉差距的拉大鄉村內生權威流失、道德教化弱化、軟性治理不足的現實“呼喚”著鄉賢文化的回歸新鄉賢的角色定位及其參與鄉村治理的路徑也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

三、鄉村振興中新鄉賢培育存在的現實障礙

(一)鄉賢介入缺乏支持

從鄉賢產生的政治基礎來看我國古代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農民面臨賦稅與徭役的壓力承擔著土地被兼并的風險能夠“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人在農村只是少數考取功名的更少鄉村精英的稀缺及皇權、紳權并行的“雙軌政治”使得鄉村的政治權力與文化權力往往合為一體并由鄉賢主導。20世紀80年代鄉鎮政府的設立及村民自治的推廣在基層形成了完善的縣-鄉-村治理格局標志著基層進入了“鄉政村治”時代。鄉鎮政府與村兩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古代鄉賢的功能。鄉鎮機關承擔的是管理與服務的職能有別于古代鄉賢在政治-文化共同體基礎上通過封建倫理對村民的控制國家行政權力對村莊秩序的合法嵌入弱化了鄉賢的內生基礎。


從社會支持方面來看鄉村精英流失嚴重留守的多是思想保守、學習能力相對差的農民他們具有長期形成的固化的自我心理結構如果鄉賢在短期內無法為其帶來可見的現實利益則很難在鄉村立足。鄉村的封閉性也帶來了權力結構的封閉性鄉賢介入鄉村治理后一些村干部擔心鄉賢憑借自身的權威和影響力會侵犯其既得利益會在心理上排斥鄉賢使鄉賢面臨著內生權力結構對外來力量的天然排斥性的壓力。

(二)新鄉賢培育的動力不足

鄉土社會是禮俗社會鄉賢可以用村民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鄉村精英在維持村莊穩定、帶領村民致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如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帶領華西村由負債累累的貧困村逐步發展為人均存款超百萬的“天下第一村”吳仁寶也獲得“中國農民第一人”“中國十大扶貧狀元”等諸多榮譽稱號。

但目前農村仍存在著對鄉賢的吸引力不足的問題:從經濟方面來看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經濟沒能與城市經濟形成良好的互補關系甚至城市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機會導致農村與城市發展的非協同性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的同時也使得鄉村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城市對鄉村精英的虹吸效應日益顯著農村面臨日益嚴重的空心化問題失去了自治與發展的動力。從文化方面來看精英的流失造成村莊治理主體單一、素質相對較低這使得村莊的治理能力嚴重弱化鄉村進入了“后鄉村精英時代”[9]。在此背景下部分村干部能力不足或不務實無法真正思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鄉村社會深度結合的方式。優秀傳統文化的衰退與后期思想教育的不足弱化了鄉村發展的基礎。

(三)促進鄉賢回歸的制度規范缺失

鄉賢的回歸有利于引入外部資源參與鄉村建設:對上鄉賢可以憑借他們在鄉村“熟人社會”中的話語權協助政府解決“想辦而無力辦”的事對下鄉賢可以在村官與村民之間充當溝通的橋梁彌合雙方分歧增強互信緩解對立。我們雖然大力提倡鄉賢文化的回歸但缺乏具體明確的法律法規許多地方政府只能自己探索出臺一些指導意見。制度規范的缺失導致鄉賢回歸的運行機制不健全不利于鄉賢與政府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從鄉賢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來看鄉賢攜帶較強的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介入地方尤其是在“弱鄉弱村”鄉賢的地位甚至超過了基層政府領導。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如果鄉賢越位將個人意志強加于地方極易妨礙鄉鎮政府及村兩委的正常平穩運行如果鄉賢錯位鄉賢會很容易“宗族化”成為家族宗派力量的代表。而如果鄉鎮政府領導利用行政力量對鄉賢會進行強制性改造將會給鄉村多元治理形態帶來負面效應。

從鄉賢的利益保障制度來看農村產權的封閉性引發了人們對“外來鄉賢”的排斥。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指出不準向城市居民出售農民住宅也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用集體土地建宅。《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指出嚴禁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嚴禁為城鎮居民在農村購買和違法建造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農村產權的封閉性也造成了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的封閉性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參加村民委員會選舉的人員應是戶籍在本村的村民或戶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居住滿一年以上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參加選舉的公民。這為具有城鎮戶籍的優秀人才通過依法選舉加入村干部隊伍并參與鄉村治理帶來了一定的阻礙。

(四)鄉村社會組織發育不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10]。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多以鄉賢理事會等社會組織為載體需要基層政府的支持。但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組織的基礎較差表現為總體規模偏小、整體發育不完善、技術缺乏、人才匱乏尤其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由于可支配資源的匱乏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緩慢且不平衡運營不規范專業性不強很難與鄉賢的培育相對接。鄉村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的隊伍分散缺乏有效的合作協調機制這造成了鄉村治理資源投入分散、遺漏、重疊的問題各主體間存在職責不清、推諉搪塞、扯皮罵架、爭功奪利等現象[11]難以形成合力。

四、鄉村振興中新鄉賢培育的對策

(一)規范鄉賢認定程序引導新鄉賢的介入

在當前的治理模式下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不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而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對其監督不到位會在一定程度上虛化村民權利損害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這也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以彌補外部監督力量的不足提供了可能。首先應通過政策動員解決鄉賢的身份認定問題。鄉賢介入鄉村治理需要完善人們對“新鄉賢”這一概念的認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歷史文化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要處理好繼承與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12]。與傳統社會的“鄉紳”“鄉賢”相比新鄉賢的作用機制已截然不同許多新鄉賢已不是“生與斯長于斯”的傳統鄉賢而是長期在外奮斗甚至取得城鎮戶籍并在城市定居的“新鄉賢”傳統的認定方法已不適用。基于鄉村良性發展的要求應對鄉賢的認定標準、組織程序、責任義務等進行與時俱進地認定和規范增強鄉賢的政治認同。

其次各級政府組織應在回鄉投資、用地保障、資金支持等方面提供綠色通道合理引導鄉賢在鄉村治理體系中“返場”。根據鄉賢的具體成就和主要特長我們將鄉賢分為“官鄉賢”“文鄉賢”“德鄉賢”“富鄉賢”等“官鄉賢”可以及時為村民解讀國家政策為村莊爭取政策優惠與項目扶持并為村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提供指導“文鄉賢”可以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弘揚崇文興學的優秀傳統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并通過“精神扶貧”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的脫貧觀念和脫貧的信心“德鄉賢”可以發揮價值引領作用宣傳勤勞、互助、仁愛的思想理念從而形成黨統領全局村委執行鄉賢輔助的鄉村治理格局。例如重慶市永川區遴選了108名具備法律知識、善于調解糾紛、熱心公共事務的鄉賢成立了鄉賢評理堂并組織政法部門對其進行專業指導與集中培訓鄉賢評理員在普及法律知識、規范村民行為、調解鄰里糾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第一季度永川區隆順村的矛盾糾紛同比下降30%做到了“小事不出院、矛盾不上交、鄰里更和諧”[13]。

(二)重視鄉賢精神激勵增強鄉賢培育動力

村莊內生秩序的獲得不僅與村莊之外的宏觀經濟形勢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關系而且與村莊的內在結構狀況密切相關[14]。因此應有效結合行政嵌入與村莊內生秩序使其達到一種平衡。從這個意義上看“鄉賢回歸”就是行政嵌入與村莊內生秩序相結合的典型即將具有內生性的鄉賢通過行政手段嵌入到鄉村治理結構中使村委的內部資源和外部政治資源與鄉賢的外部社會資源相結合。

首先重視精神激勵。鄉賢在積累一定的財富后追求的是自身價值的實現因此應加強對鄉賢的精神激勵。對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鄉賢政府可以授予其鄉鎮經濟社會發展顧問、村名譽主任等稱號。對符合條件的代表政府可以邀請其列席鎮黨代會、人代會并積極引導他們參與鄉村干部競選。對于有突出貢獻的鄉賢政府可以為其頒發證書修建鄉賢文化長廊展示其事跡并編入縣志給予鄉賢衣錦還鄉的榮譽感。

其次加強情感動員。當前鄉村社會以血緣地緣維系的關系雖然淡化但未崩坍我們可以利用鄉愁作為推動新鄉賢反哺家鄉的動力。例如紹興市上虞區2001年成立鄉賢研究會研究會以“弘揚鄉賢精神服務上虞發展”為宗旨挖掘鄉賢資源并為鄉賢提供服務。“稀土之父”徐光憲由于久居外地家中祖墳早已無從辨認鄉賢研究會多次去湯浦尋找并在找到徐家祖墳后又聯系某企業捐資對其進行修繕。為此徐光憲甚為感動帶領美國的女兒和外孫女專門回鄉祭祖并表示自己將永遠銘記家鄉的恩情如果家鄉有需要自己一定會盡力幫忙[15]。

最后增強項目動員。許多鄉賢常年在外對鄉村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我們可以借助鄉賢會這一平臺介紹本鄉鎮的發展需求。例如浙江省杜橋鎮每年都會利用清明節外商回鄉祭祖的有利時機邀請全國各地的杜橋籍在外商人召開項目推介會鼓勵鄉賢回鄉興業。2017年杜橋鎮共向杜橋籍在外商人推介了24個項目激發了他們回鄉創業的熱情吸引總投資超百億元人民幣。

(三)健全新鄉賢回歸的保障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治理發展的歷程告訴我們鄉村治理不能寄希望于個人而是要通過多元主體的合作博弈形塑良性相倚的國家與社會互動格局[16]。因此應把握原有鄉村精英與新鄉賢之間的行動邏輯和利益訴求通過制度規范厘清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首先充分保障鄉賢的利益結合鄉村的民風與習俗制定詳細的鄉賢權益保障辦法解決鄉賢回歸后的醫療、住房等問題。其次完善權力監督機制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使鄉賢工作組織化、規范化、制度化。明確鄉賢會的地位和功能改變鄉鎮政府與村兩委共同主導的二元治理格局。村委的法理性權威和鄉賢個人的卡里斯馬型權威相互促進可以構成“民主-權威”型政治的差序格局形成鄉村治理中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力。最后健全鄉賢會的準入機制、約束評價機制和退出機制使鄉賢自覺約束和規范自身的行為確保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連續性和有效性增強鄉村的自我發展能力。

(四)培育鄉村社會組織

傳統的具有同質性和單一性的鄉村受到現代化的肢解直接原因在于沒有構建一個與當前鄉村社會重大變化相適應的治理體系與治理結構[17]。鄉村社會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缺位也造成了非制度性治理的缺失。我們應積極培育農村社會組織并以此為平臺與鄉賢介入農村治理相對接。

其一社會組織具有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特征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贈。資金和政策的缺乏會限制甚至阻礙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導致其很難吸引專業性的人才。我們應加大對社會組織的資金支持與政策扶持加強制度建設規范組織行為使其在政策和制度層面參與到與鄉村治理相對接的頂層設計中來。同時應拓展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提高其參與鄉村治理的能力和積極性。其二從人才的增量開發與存量優化兩方面建立穩健的人才梯隊促進社會組織的穩步發展。就增量開發而言積極整合社會資源加大對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的專業化培訓提高其工作能力并探索與民政部門、高校聯合培養職業化人才就存量優化而言制定人才的晉升激勵機制與流動機制投入專項資金引進人才并依靠這些人才對員工進行再培訓提高員工的專業知識水平和業務能力。

五、結論

新鄉賢的培育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探討新鄉賢培育的障礙及其對策對新形勢下解決鄉村治理主體弱化、軟性治理不足及鄉村建設中資金和人才的短缺等問題實現鄉村持續健康發展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依靠外部力量推動的鄉賢回歸不是長久之計只有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才能真正提升鄉村對人才的培養能力和對人才的吸引力。因此新鄉賢的培育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而寓于鄉村振興這一國家戰略下的新鄉賢文化建設仍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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