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專題研究 > 婦女研究

"婦女貧困”路徑的減貧溢出與賦權異化——一個少數民族婦女扶貧實踐的發展學觀察

作者:李小云等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02期  發布時間:2019-06-11  瀏覽次數: 213

 要基于傳統的家庭性別勞動分工而非打亂現有的分工模式設計旨在緩解貧困的婦女發展干預項目是在傳統鄉村社會推動性別平等的可行路徑。按照這一路徑設計的干預項目可以大幅提高婦女的直接經濟收入。婦女直接經濟收入的提高對于貧困家庭的多維度貧困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減貧外溢十分顯著。但是婦女創收的直接福利效益更多地流向家庭和被男性捕獲“婦女貧困”路徑發生了性別福利異化。婦女經濟收入的提高并未明顯改變原有的性別結構經濟賦權與婦女地位改變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

【關鍵詞】婦女貧困;經濟賦權;異化


婦女在發展和反貧困實踐中的目標化是一系列有關性別問題理論和社會運動實踐的建構結果。女性主義思潮是女性目標化的主要思想資源。雖然女性主義有不同的流派但是所有的女性主義理論都認為女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1](PP2-8)。西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和由此推動的女權社會運動驅動了一系列針對女性的經濟賦權行動。自由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于個人和群體缺乏公平的競爭和受教育機會解決途徑是女性通過改善教育和經濟制度爭取到平等機會[1](PP68-71)。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支持下西方女權主義社會運動一直圍繞著如何在法律上賦予女性各種公平的權利特別是在教育和就業方面。

性別不平等被普遍認為是一個跨越文化的社會現象因此西方女權主義思潮一直影響和推動著聯合國相關機構的全球性議程。1951年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推動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婦女政治權利公約》;197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于1975年在墨西哥召開第一屆世界婦女大會的決定。1970年伊斯特·勃斯魯普(EsterBoserup)出版了《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Women’sRoleinEconomicDevelopment)一書。勃斯魯普和她的同事在發展中國家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婦女是發展的重要力量[2](PP2-20)。雖然她的觀點仍然是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下觀察婦女問題但是其動搖了現代化會自動解放婦女的傳統觀點為干預性的婦女發展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3](PP1-10)。勃斯魯普首次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視角帶入發展領域為在發展中追求婦女權力提供了重要的實證和理論支持她的理論觀點影響了國際多邊和雙邊組織關于婦女發展的政策和實踐。

1978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戴安娜·皮爾斯(DianaPearce)在《城市與社會變遷評論》(UrbanandSocialChangeReview)雜志上發表了基于美國貧困的實證研究。在這篇文章里她發現從1950年到1970年盡管美國更多的婦女獲得了就業機會但婦女的經濟地位是下降的美國16歲以上的窮人中2/3是婦女。據此她提出美國的貧困正在演化為“貧困女性化”(thefeminizationofpoverty)的觀點[4]。其后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支持了皮爾斯的研究結論[5][6](PP491-511)[7]。薩拉·馬克拉娜哈(SaraS.Mclanahan)和她的同事運用美國人口普查數據研究了1950-1980年男性和女性的貧困變化。馬克拉娜哈的研究從實證的角度支持了皮爾斯關于貧困女性化的觀點也提出了女性貧困化是相對概念的觀點[7](PP549-556)。從某種意義上講皮爾斯這項基于美國貧困問題研究所提出的“貧困婦女化”觀點將婦女的經濟賦權問題進一步具體化并與勃斯魯普的研究在發展領域合流迅速開始影響國際貧困研究和反貧困政策研究以及國際發展理論和實踐。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首次將“婦女與貧困”納入了聯合國婦女與發展議程中貧困的性別化開始占據發展的主流話語。

針對貧困女性化的主要爭議在于以下方面:首先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認為全世界70%的窮人是婦女的數據存在問題[8](PP187-194)[9](PP131-139)。其次基于工資作為生計支持的美國城市婦女和單親家庭為主要樣本的研究結果無法代表發展中國家以及農村貧困情況。與此同時聚焦收入性貧困忽視了婦女在其他方面的劣勢[10](PP165-197)。然而婦女與貧困的關系非常復雜依托支持婦女和女童發展從而擺脫貧困的路徑成為被普遍接受的方案婦女事實上成為全球減貧的主要對象和減貧的主要力量[11](P16)。發展中國家的婦女一方面成為貧困的犧牲品另一方面成為減貧的關鍵[12](P7)所以針對婦女的賦權也就一方面成為發展的目標另一方面成為當今發展界解決發展問題的重要手段婦女成為反貧困的“武器”[13](P1)。至此西方自由主義視角下婦女問題的基本理論在發展領域得以政策化和工具化。

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出現的“發展中的婦女”(WomeninDevelopmentWID)還是“性別與發展”(GenderandDevelopmentGAD)其核心都是針對婦女的賦權。雖然“婦女與發展”和“性別與貧困”的概念在改革開放之初已經隨著國際雙邊、多邊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展工作被介紹到國內但國內普遍將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看作婦女與貧困研究和實踐在國內的起點[14](P116)。從研究角度講譚琳1994年在《婦女研究論叢》發表的《我國人口與婦女發展問題及對策論點綜述》[15]、李小云等1994年在《婦女研究論叢》發表的《對我國婦女與農村發展研究的討論》[16]、杜曉山等1995年在《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發表的《GB模式與中國FPC——改善農村貧困婦女生存和發展條件的有效途徑》[17]、溫永祥等1995年發表在《人口研究》的《甘肅貧困人口中的婦女問題研究》[18]等是國內最早關注婦女與發展和婦女貧困的研究。這些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國際發展領域有關婦女與發展、性別與發展理論的影響。與此同時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雙邊、多邊和非政府組織大量進入中國開展扶貧發展項目婦女與發展幾乎成為所有這些組織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婦女與貧困的發展干預實踐在中國迅速興起。至此發展的性別化和貧困的性別化逐漸成為國內婦女發展工作的主流話語和實踐形態。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性別不平等是一個跨文化現象但是性別關系本身又是一個特定的文化范式。雖然瞄準婦女的經濟賦權活動旨在通過為貧困婦女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從而可能獲得賦權的效果但是這一工具性的賦權途徑在不同的文化條件下其效果呈現是復雜的而且這樣的途徑能否有效地實現性別的實質性平等則依然存在著爭議。羅伊·安娜尼亞(RoyAnanya)認為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婦女先是被建構成一個犧牲品然后又成為效率和慈善的目標[19]。闡特·西爾維亞(ChantSylvia)通過分析有條件的現金轉移、小額信貸和向女童投資項目發現單獨瞄準婦女的政策措施在實踐上其實是“矛盾的和有問題的”[11]。

本文是作者在西南某地一個貧困的少數民族村莊(H村)從事扶貧實踐時所涉及的一個關于性別的實例。該扶貧項目的目標是通過支持婦女直接創收產生減貧和賦權的效果。本文的目的既不是力圖證明以婦女為主體的經濟創收如何有效也不是力圖說明婦女經濟創收的增加如何提高婦女的地位而是希望通過介紹和分析這樣一個案例展示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婦女直接參與經濟創收究竟會對貧困和自身地位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如何影響村莊性別關系的發展。本文重點就干預性性別變遷的社會意義展開討論。

一、研究案例的基本情況和研究方法

H村位于中國西南邊陲的一個山區全村57戶農戶人口約為210人是一個瑤族聚集的山村。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這個村莊幾乎沒有留守現象青年人長期外出打工的人數很少。村內社會分化程度較低幾乎沒有富裕戶貧富差異很小。2015年全村人均收入為4300多元人民幣其來源主要是甘蔗、砂仁等經濟作物和山地出租所得全村平均債務高于收入屬于典型的深度性貧困村莊。2015年作者帶來團隊駐扎該村展開駐村扶貧工作基于系統的參與式貧困診斷制定了該村的發展規劃。扶貧團隊根據H村地處熱帶雨林、氣候和文化資源豐富等特點首先啟動了“瑤族媽媽的客房”扶貧項目。以脫貧攻堅階段該貧困村的住房建設項目為載體在每個新建農居設置具有瑤族特色的、主客一體的“嵌入式瑤族媽媽的客房”同時在村內展開人居環境改造以及餐廳和會議設施建設H村打造成高端小型會址和自然教育基地從而實現收入倍增幫助村民走出深度貧困陷阱。圍繞著客居和會議功能的開發H村的婦女逐漸成為新產業的主要力量。“瑤族媽媽的客房”和“瑤族媽媽的廚房”成為H村收入的主要來源。2017-2018年全村來自客房和廚房的新增收入達到了80萬元以上戶均增收高達1.3萬元以上。瑤族媽媽在扶貧項目的支持下成為家庭收入的重要貢獻者。

作者及其團隊在H村的扶貧實踐不是一個調研項目也不是一個展開長期觀察的人類學研究而是一個與村民融合為一體的發展實踐。本文是基于自身實踐的觀察因此就面臨了大衛·莫斯(DavidMosse)所說的“參與者—內部人”的方法倫理困境。莫斯認為這樣的“自身經歷研究”容易模糊社會調查和自身經歷的界限但與此同時這樣的研究也有其優勢即可以實現真正意義的“真實性”莫斯將之稱為“內部人的民族志”或者“自我民族志”[20](PP5-9)。事實上將平時把我們視為自己人、對于我們幾乎毫無隱瞞的村民變成研究“對象”讓我們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從研究的角度講即使隱去真實姓名我們依然不能做到完全的“真實”因為我們必須犧牲一部分研究的需要以確保我們使用的案例不會對村莊造成任何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講作為H村發展的“內部人”的優勢能使得我們更清楚地展示鄉村的政治社會關系同時也局限了我們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優勢展開研究的可能。

二、“瑤族媽媽的客房”:婦女經濟收入空間的再造

男女勞動分工的差異是女性主義理論關注性別不平等的基本問題之一不同女性主義流派對于勞動分工與性別不平等的關系有不同的認識。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家瑪格麗特·本斯頓(MargaretBenston)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女性的從屬地位可以歸為女性的家務勞動。女性的勞動活動主要集中在家庭這些勞動的產品和勞務被直接消費了從未進入市場因此這些產品和勞務只有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換價值[21]。事實上本斯頓所提出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僅僅是性別不平等的一個方面因為在資本主義被消滅以后基于勞動分工的性別不平等依然存在。因此從勞動分工的角度審視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核心是“市場”。對此自由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者提出的觀點是: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讓無償的家務勞動得到同等的市場價值或者讓婦女進入市場[1](PP66-88)[22](PP780-790)。

雖然從理論上講任何推動婦女家務勞動的市場化建議都是可行的有償使用家務勞動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普遍現象[23][24]但是具體的實踐是復雜的[25]。作者對H村婦女發展活動的設計思路沒有沿用鼓勵婦女外出打工或培訓其從事產業的流行方式而是力圖基于H村家庭勞動分工的基本模式盡可能不打亂已有勞動分工模式因為家庭勞動分工模式是一個社會基本的社會關系任何調整都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微觀的發展實踐中不可能按照女性主義理論框架對已有模式進行革命性的干預而需要圍繞家務與市場這個關鍵點漸進性地展開。

1.傳統經濟的性別化分工

進入H村可以很容易看到上山砍柴和背柴的、到豬舍喂豬的基本都是女性甚至年過70歲的女性也出去砍柴。如表1所示44戶接受調查的農戶中31戶的家務勞動完全由婦女承擔只有13戶是由男女共同承擔;33戶農戶的養豬、養雞活動完全由婦女承擔只有10戶是由男女共同承擔10戶中男性基本上是在“老婆忙不贏(忙不過來)的時候會幫喂(雞/豬)”;經濟作物的生產是以男性為主雖然女性參與糧食作物生產的比例較高但男性依然是主要承擔者;正式的社交如出村參加婚禮和葬禮等大部分是男性;重大事項的決定、參與村內事務管理和家庭財務管理也是以男性為主。作者與L叔討論將他家的土地讓給村里做集體豬舍時L叔的愛人聽到后開始與L叔用瑤話激烈交流可以感受到她是反對的結果則是L叔果斷地做出讓地給集體的決策。H村有很多初中、高中畢業的年輕人他們經常找爸爸要錢給不給錢也是爸爸說了算。D哥常常自豪地說:“我每周都給兒子錢啊沒辦法啊。”H村的家庭分工呈現出典型的“女內—男外”模式。從H村的家庭勞動分工可以看出H村的家庭性別關系存在著女性依附問題。但是這樣的依附究竟在多大程度來源于勞動分工的模式則需要進一步研究。A姐說的話讓我們對于這兩者的聯系有了一點理解她說:“他們很辛苦啊干得比我們多掙的錢比我們多所以他們都說了算啊。

H村家庭勞動分工模式可以看出養殖業和家務勞動是婦女主導的領域。如何將這兩個領域與市場對接是這個項目的關鍵。養殖業的市場波動大、成本高增加規模的投入和勞動力需求都很大如果大幅度增加勞動力投入勢必大幅度增加婦女的負擔因為婦女的家務勞動不會因此而減少。基于反復的討論和對當地發展優勢與潛力的分析研究團隊與村民決定利用精準扶貧的政策支持建設小型會址和自然教育為一體的新業態村級經濟其中“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成為發展新業態經濟的核心。通過“瑤族媽媽的客房”將婦女的家庭勞動技能直接與市場需求對接將她們的家庭勞動延伸到市場將她們的產品和家務同時推向市場。“瑤族媽媽的客房”成為有機融合家務技能與市場的新的空間。“瑤族媽媽的客房”就是在每個農戶新建的干欄式木樓里建設一套嵌入式高端客居通過這個客居將婦女的勞動與市場對接。由于家務勞動是婦女的“文化空間”與市場對接以后這個文化空間就自然成為婦女獨立的“經濟空間”從而形成了一個基于原有勞動分工模式的婦女經濟創收路徑。


1 H村家庭性別勞動分工情況

注:受調查的44戶均為夫妻 其他家庭成員的家戶不考慮單親家庭;“其他家庭成員”包括戶主的子女及父母。

2.再造經濟空間中的女性貢獻

“瑤族媽媽的客房”自建成并開始運行以來除了單身男性家庭以外所有在婚家庭的客房都是由婦女管理。表2為H村30位婦女管理“瑤族媽媽的客房”所花費勞動時間的極值與平均值。當地婦女勞動力的機會成本為一天100-120元“瑤族媽媽的客房”一天最低收入為300元按照客人入住一天計算婦女平均需花費半天的服務時間而隨著客人入住時間的延長平均每天所花費的時間將大幅下降即婦女提供客房服務的邊際勞動時間逐漸遞減在其每天的總勞動時間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近兩年的客房運營中絕大多數客人入住時間為3天以上按照表2的平均時間計算客人入住3天婦女花費總時間為3小時 50分鐘 28分鐘3=314分鐘平均每天105分鐘小于2小時即婦女進行不足2小時的客房服務便可獲得300元的收益。


2 客房服務平均使用時間

這意味著“瑤族媽媽的客房”能夠間接地將婦女的家務勞動市場價值化而且這一勞動的價格將遠遠超過其外出務工的勞動價格。

H村已建好的客房自投入運營以來其住宿收入情況見圖1。由于客房建成的時間不同投入運營有先后所以戶與戶之間的客房收入差異較大獲得最高客房收入的第一個農戶于2017年4月首次投入服務截至2018年12月其收入超過25000元;最近一批建成客房的農戶于2018年8月陸續投入服務截至2018年12月最低收入也有近4000元。2018年H村由于亞洲野象的侵擾基本停止了原來作為家庭主要收入的甘蔗種植而近年來橡膠市場低迷許多農戶也選擇暫不割膠“瑤族媽媽的客房”的收入一躍成為H村農戶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Z哥曾在深圳打過2年工由于父親酗酒、母親多病2016年兩個妹妹一個考上大學、一個考上高中為了照顧家庭便回到村里他說要是沒有客房他兩個妹妹的上學都會有問題。L叔也有一個剛上大學的女兒每個月需要不低于1000元的生活費他說家里現在也是全靠這間客房了。與此同時Z哥生病的母親雖不能經常到山里或田間勞動卻能幫忙進行客房的清理和制作瑤族服飾給客人體驗讓她覺得自己“對兒子有用”;L叔的妻子也認為多打掃一間房并不會累還能增加收入。通過“居室”附加“客室”而形成的“瑤族媽媽的客房”最終成為婦女通過家務勞動延伸出的經濟創收空間這個空間的再造明顯改變了性別對于家庭經濟的貢獻比重。


1 現有45家農戶客房2017-2018年收入情況

注:橫坐標序號123…為農戶客房收入排序2017-2018年總收入第i名與2018年收入第i名并不一定是同一戶。

三、婦女經濟收入與賦權的尷尬

作者在H村生活工作了近4年由于一直沒有把自己作為研究者或者參與觀察者而盡可能把自己作為H村的“自己人”所以不自覺地降低了(甚至很多時候失去了)作為研究者的敏感性因此客觀地呈現H村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并非易事。“H村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傳統村落的家庭性別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事實上是一個高度文化化的問題。作者剛剛入村時就注意到了某種“先入為主”的現象。H村的婦女總是躲在離外來人很遠的地方即使現在也還是這樣。你問她們問題她們要么掩面而笑要么躲走。好像除了F姐等少數幾位婦女我們和很多婦女這么多年都沒有說過多少話。前述的性別分工(見表1)中H村從對家庭事務和財務的決策到對村內公共事務的決策等方面都呈現出男性主導的性別模式特點。問題是H村性別的差異是否就意味著性別的不平等?

1.日常性別實踐的隱喻

女性主義的基本邏輯是:全世界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文化都形成了男權制男權制是跨文化現象。男權制的核心問題是男性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教育和家庭中處于統治地位。男權制將女性客體化和他者化從而造成了將男性的意志強加于女性進而統治和剝削女性的勞動形成了對女性的壓迫[1](PP8-11)。H村的日常性別實踐似乎也繞不開這樣一個邏輯。村里人說Y哥過去很有錢因為外面“有女人”把錢都花沒了。當問到他家女人對此有沒有意見時村里人說“我們瑤族女人賢惠啊”。另有L哥經常打罵妻子但是妻子從來不反抗。“瑤族女人賢惠”好像隱喻了一個如同瑪麗亞·格林(MariaGreen)所說的“習慣了的傷害”(sanctionedharm)[26](PP309-327)的文化現象。即使和愛說話的F姐聊天也會發現她對此并不認為有什么問題用她的話說“我們瑤族女人就這樣啊”——家里來客人時婦女從來不會同桌吃飯;當肉和脂肪類的食物短缺時要優先保證男人的供給“因為他們要出去干重活”;過年吃殺豬飯好吃的肉也都是男人們先吃。問F姐為什么她說“他們要喝酒啊喝酒就得吃肉啊就這樣啊”。P哥的妻子外面“有人”跑了好多次都被P哥帶著幾個哥們連打帶拉給弄回來。如果妻子不早起燒火做飯男人就會覺得沒面子。盡管村里的男人也做飯尤其是有客人來的時候但要是問村里的男人平常在家做飯嗎他們會鄙視地說“我不做那個!”D哥的口頭禪是“女人啊干不了啥的!”D妹最近一直一個人帶孩子村里說她丈夫把別的女人帶回家和她離婚了。盡管我們駐村的學生也說“別看瑤族婦女表面不說話在家里她們厲害著呢但似乎只有在天冷的晚上男女一起烤火聊天時才顯得很平等。目前F姐家不僅建有一間“瑤族媽媽的客房”還有一套“瑤族媽媽的廚房”為進村客人提供餐飲服務。廚房的收入歸F姐客房的收入歸她丈夫。廚房和客房即便是兩個人共同打理F姐花的時間相比于丈夫還是更多所以收益更高的廚房收入歸她所有。

盡管作者在H村所觀察到的家庭性別關系如此多樣村民所呈現出來的性別差異甚至我們所謂的“性別不平等”可能只是一個文化現象但從總體上看我們依然假定H村存在著普遍的性別不平等。村里人絕對不會承認村里的男人壓迫女人因為他們對于性別不平等的文化解讀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但是從村內日常生活的呈現可以發現H村本質上仍屬于男性主導的社會。H村婦女覺得男人重要是因為他們干重活掙錢養家。例如D哥是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他常會在開玩笑時洋洋得意地說“我掙錢多啊當然要說了算大多數婦女對此也表示認同。H村的日常片段性敘事所呈現的是男性的主導和性別的不平等同時也隱含了如果婦女掙錢多了就可能改變她們自身地位的經濟賦權的假設。

2.經濟收入“歸屬”的尷尬

如前所述“瑤族媽媽的客房”不僅給每個家戶增加了收入而且客房收入取代其他收入成為所有建有客房家庭相當重要的收入來源(見圖2)H村2018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7%。那么H村婦女對于家庭收入的貢獻究竟產生了怎樣的性別影響呢?


2 2018年H村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結構

首先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建構過程很難期望在一兩年的時間內會有大的變化。其次任何試圖說明兩者關系的研究都受到衡量婦女地位相關指標的影響。但是我們仍然希望了解這樣一個婦女經濟賦權項目所揭示的婦女經濟收入與賦權的關系。與客房收入比較高的家庭聊天中發現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沒有覺得這是“女人的收入”。客人離開以后H姐在收拾房間問她這客房的收入是不是她掙得她笑著說:“不是啊是家里一起啊。”從花費的勞動時間來看客房的服務是女人做但是似乎連女人也不覺得這是自己的收入。M妹說:“這個事(家務)不費勁啊隨便就做了沒有客房也是我做啊。”F姐和幾個婦女出村到山下打工一天工作10小時只掙到100元。J妹也打工估算一下2018年掙了2000多元。她說這是她的錢問她為啥她說這是她辛苦掙的啊。客房和打工收入都是婦女掙的但是卻發生了收入“歸屬”的差異。按照本斯頓和莫頓的觀點無償的家務勞動構成了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21][27]解決這一問題的戰略是把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生產也就是必須朝著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方向發展并以此作為女性解放的先決條件[1](PP91-93)。當把無償家務空間通過“瑤族媽媽的客房”轉化成有償的經濟空間以后H村的人竟然沒有形成“收入歸屬”的性別認同而同一時期的婦女外出務工收入則有著清楚的性別認同而且很多婦女對于自己打工的收入有較高程度的支配權H姐“有去打工就給自己買衣服在家就不買”。這種由于“內和外”不同的空間所產生的不同性別賦權效應暗示了性別作為一個文化結構的堅固性和經濟賦權途徑的復雜性。

很多研究將女性是否擁有家庭事務的決定權作為衡量女性家庭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28]。徐安琪曾就上海家庭妻子在家庭事務的“經常性管理”中說了算作為婦女地位上升的指標[29]。有的學者則傾向使用“重大家庭事務決策”來反映婦女的地位[30]。本文結合這兩方面來觀察H村在“瑤族媽媽的客房”建立以后婦女地位的變化。表3是在“瑤族媽媽的客房”收入提高過程中通過日常觀察得出的有關女性家庭決策變化的評價結果。為了更能反映實際的決策權作者將“誰先提出決策”作為問題以此反映個人自主權。而個人自主權可以反映夫妻的實際權力狀況[31]。事實上2017年開始產生收入到2019年通過日常觀察并未發現H村的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的決策權有所提高。說到這個問題F姐說“這能有啥變化我們還是我們啊人家男人不想要我們還不是就不想要啊”(隨后她稱自己說的是笑話)。G姐說掙的錢是大家的嘛大家一起商量;但是H姐說那可不是啊男的想花的還不就花了啊。很多男性認為“瑤族媽媽的客房”是以他們為主裝修起來的現在婦女多花點時間打理也不能說就是婦女自己掙的錢。L哥說不管誰掙的錢都是家里用但是他不得不同意家里買摩托車、給孩子買手機都是他說了算。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瑤族媽媽的客房”雖然是婦女在負責管理但是很多情況下收入都是通過微信轉給了丈夫。微信轉賬一般要求村民的微信賬號綁定銀行卡(以便取現)也需要收款人能熟練使用該手機軟件。不計長期外出成員H村80%以上的家庭只擁有一張農村信用社銀行卡其中大約90%的銀行卡戶主都是男性;而且村內女性擁有微信賬戶的時間普遍晚于男性目前H村加入村集體微信群的146位村民中僅有37位是女性。這也許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婦女對于客房收入的控制然而即便婦女能夠控制這個收入婦女直接收入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會改變性別的決策仍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3 H村婦女決策變化的長期觀察評價(15個家庭的觀察)

注:由于任何家庭事務都是由家庭成員共同商量決策的所以為了明確決策權一般聊天時會問“誰最先提出決策”作為客觀依據。表3是長期觀察的結果并非準確統計。

3.賦權效應下的性別福利異化

除了從決策的維度觀察經濟賦權的性別影響以外婦女經濟收入的提高如何影響婦女自身的福利也是一個反映經濟賦權效應的指標尤其是很多福利維度的指標直接與女性的貧困化問題相聯系。由于村內便民店主要為村民服務因此便民店的商品出售情況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村民的福利變化。

根據便民店在煙草局登記進貨的準確數據2017年和2018年其香煙進貨額接近10萬元約是2015年的1.5倍。便民店老板坦言這兩年銷量增加最快的商品就是煙酒(尤其是煙因為改造項目支持村長開發自烤玉米酒村民現在都去村長家買酒)他回憶扶貧改造以前的生意狀況時說:“以前不好賣有時候三四天都沒賣完一條煙。”而香煙是什么時候開始變得好賣的呢?“應該是從大家都建房子的時候建房子主人家要給來幫忙的人發煙啊。”那為什么房子建好了香煙的銷量卻不回落呢?(見圖3)便民店老板說:“現在嘛外面人來多請客喝酒都要抽煙的……每次客房有收入那個月煙就好賣一個星期能賣20多條。”根據便民店在煙草局的微信訂單數據統計2017年該店總共出售1270條香煙(每條10包)估計總售價為112006元2018年總共出售1131條估計總售價為111188元(全部按照標價售出的情況);2017年平均每包煙售價為8.81元2018年平均每包煙為9.83元便民店老板表示常購的香煙品種并未漲價那么這一均價的上漲就意味著村民在2018年比2017年更頻繁地購買每包10元以上的香煙種類從側面反映了村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便民店老板肯定了我們這種猜測:“從去年(2018年)以來更多人來了會買11塊錢的煙8塊錢的人少了一點家里來客人也會買更貴一點的煙。”村民主要消費價格為8-12元的香煙現金寬裕的情況下會選擇這個價位中較貴的品種。便民店的銷售額并不能全面反映村民的總消費不少村民在出村道路硬化后增加了到鎮上購買日用品的頻率其中也包括煙酒。根據2015-2018年的全村普查數據農戶煙酒(由于農戶難以清晰分開兩者的消費情況因此在調查中煙和酒記為一項支出)的戶均消費趨勢見圖3。


3 2015-2018年戶均煙酒消費

注:由于每年普查中有部分家戶外出務工或由于其他原因而無法接受訪問因此統計的家戶數各年略有不同以戶均支出計算較為合理。

便民店在增加煙酒進貨量和豐富煙酒種類的同時并沒有增加女性衛生用品的數量2015年以前一樣店內只銷售2-3種衛生巾銷量并沒有提高。雖然煙酒和衛生用品銷售的差異并不必然反映出性別的福利差異因為H村煙酒的消費一直都是家庭消費的主要部分這是其文化的一個部分但可以明顯看到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了煙酒的消費而煙酒消費的主體是男性。

H村第二種明顯增加的商品是摩托車。2018年有18個家戶新購置摩托車19輛超過總戶數的30%。由于進村路硬化后駕車不再有太大的困難婦女也會開著摩托車進出村但是摩托車依然是男性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因為男性負責市場采購及其他公共事務。從工具主義角度講摩托車并非具有明顯的性別化特點然而當一個物品長期與某一個性別相互聯系時該物品的生產不僅會按照這樣的性別符號來建構而且會以這樣的性別屬性來塑造[32]。H姐說D哥家的摩托車很漂亮但她覺得這個摩托車太大不適合女性她說“我們(婦女)也會開摩托車但都是男人開得多”。2017年下半年H村通了4G網絡不久之后全村覆蓋了Wi-Fi;2018年全村新增手機約40部幾乎都是男人或上學的孩子用新手機然后把用過的手機給婦女。問F姐為什么不買一個新手機她說能用就可以啦他們(丈夫)要新的手機好用能轉賬。一到晚上H村很多男人和小孩都會在住宅的架空層下面坐著看視頻、打游戲。擁有手機以后村民很少看電視這兩年幾乎沒有新買電視機的家庭。除了購置摩托車和手機這樣的大額度消費品以外H村農戶家庭的主要支出仍然是孩子的上學費用和客房的裝修投資。

2018年H村客房收入占總收入很大的比重。L叔算過一筆賬2018年度他的家庭種養殖總收入為4500元村干部補貼為2400元邊民補助為2000元退耕還林補貼為1250元種糧補貼為840元“瑤族媽媽的客房”及廚房收入約為26000元。也就是說H村婦女的勞動所提供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很高因此可以認為H村家庭的支出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婦女的貢獻。H村家庭支出占比最大的部分是生產投資(含客房建設)(30%)、教育(10%)、醫療(9%)和煙酒消費(8%)。2015年H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00元人均支出約5000元;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600元人均支出10000元(若不計最后一批農戶建房的大額支出人均支出為7500元);2015年客房收入為02018年客房及其相關產品(餐飲、特產及民族服飾銷售)的人均收入為3000元占比為37%(見圖2)。除此之外由于“瑤族媽媽的客房”建設過程中培養了男性村民的建房技術2018年起村內自發組建起兩支施工隊短期外出包工建房年創收總額超過20萬元占全村總收入的12%。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增加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貧困的緩解。很顯然H村貧困的大幅度緩解得益于婦女的貢獻。這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將婦女發展作為減貧路徑的有效性。

H村的婦女在“瑤族媽媽的客房”這個新的經濟空間里將自己的家務勞動技能轉化成市場收益對家庭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貢獻在作為工具性變量實現減貧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那么在這樣的過程中是否通過參與市場活動而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賦權呢?H村婦女的總體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90%以上的婦女對現在的生活感到非常滿意。但是這并不能真實地反映H村婦女相比于男性在自身福利方面的改善也不能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賦權。

“瑤族媽媽的客房”的收入很大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一般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周需要花費30-50元用于支付食物、文具和往返家校的交通費用。傳統農業生產的收入如甘蔗、砂仁都要到年底收獲以后才能取得“以前每到星期天就要找錢給小孩讀書(生活費)”;現在“瑤族媽媽的客房”能夠提供經常性的收入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戶現金流的短缺。煙酒等日常性消費主要通過“瑤族媽媽的客房”的收入來支付“瑤族媽媽的客房”的改善和投資也都是從客房的收入中扣除的。近兩年H村家庭成人和上初中的小孩基本都擁有手機這項支出也要由客房收入來支付。就像很多村民說的那樣:“‘瑤族媽媽的客房’現在對我們都很重要保證了我們家庭日常生活的支出。”如果我們假定摩托車和手機的購置都來自于打工和其他農產品銷售收入就基本可以描述出H村的性別收入—支出模式:男性收入為主—男性支出為主。“瑤族媽媽的客房”明顯改變了性別收入結構但從一個相對狹隘的個體福利收益角度而言H村婦女在經濟貢獻增加的同時并沒有成比例地改善福利。相反男性是這個過程中個體福利改善最大的群體因為摩托車、手機以及日常的煙酒消費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消費項目。H村在經濟賦權條件下造成的性別福利差異暗示了在特定文化條件下通過經濟賦權實現對婦女賦權的復雜性。H村婦女對現狀主觀評價的普遍滿意與其自身創收所得更多地流向對家庭總體福利(尤其是男性福利)改善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暗示了在這樣一個傳統村落里通過市場性賦權來打破性別不平等結構的艱難性。

四、結論與討論

發展與性別的關系涉及社會性別關系中兩個維度的問題。第一個維度的問題是傳統將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品限制于家務空間之內導致女性被從有償的市場性工作空間中排除從而造成了女性的從屬性和地位低下[22](PP487-500)[33](PP273-331)[34](PP137-169)。事實上無論經典的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還是現代發展主義的婦女與發展和性別與發展理論都在不同方面確認了女性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2][3][16][35]。雖然貧困婦女化的理論最早來源于針對美國以就業和工資為主要家庭生計支撐的社會文化但在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生計、生產市場化程度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鄉村社會中性別的不平等以及女性的相對貧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框架中鼓勵和支持婦女的就業和創收活動和提高婦女的人力資本和經濟能力一直被作為改變婦女從屬地位和消除貧困的重要途徑[35][36][37]。這一維度主要涉及賦權的工具性路徑。第二個維度的問題是由于性別不平等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性別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市場化的力量會加劇性別不平等[3][4][38]。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性別的平等本身應該成為發展的目標。這是發展賦權的本質性而不是工具性路徑。

在一個傳統鄉村社會推動婦女經濟賦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過程。鼓勵婦女外出打工會形成嚴重的留守問題而鼓勵婦女從事其他行業又會極大地增加婦女的負擔因為無論從經濟承受能力還是社會服務的可獲得性而言鄉村社會均不可能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意味著很多能夠增加婦女收入的創收活動事實上會在無法減少婦女家務勞動的同時進一步增加婦女的負擔并有可能損害婦女的健康最終損害婦女的福利[39][40]。因此圍繞著基于社區以及婦女本身技能的新的經濟創收空間是傳統鄉村社區經濟賦權的可行路徑。“瑤族媽媽的客房”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將瑤族媽媽的家務勞動延伸到市場不是讓女性出村進入市場而是在原地創造出市場這樣就將家務勞動和婦女的自身技能與市場進行了有機對接。“瑤族媽媽的客房”這個新的經濟空間同時又容納了男性的勞動發育出一種以女性為主又不增加女性負擔的新的就業模式。“瑤族媽媽的客房”成功運行展示了鄉村社會與現代市場對接的良好前景也展示了如何在鄉村振興行動中發育適合鄉村自然、社會、文化特點的新業態產業路徑。

盡管有關婦女在發展中的重要性觀點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是在發展和扶貧領域如何通過挖掘婦女的潛在經濟能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工作依然沒能得到充分的重視[41]。在精準扶貧過程中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等政策雖然都反映了貧困婦女的實際需求學界和政策界也普遍接受婦女是貧困最大的受害者在政策和措施中將貧困婦女的受益作為重要的政策目標[14][40],但是并沒有直接的婦女反貧困計劃其主要原因是忽視了婦女經濟賦權的反貧困路徑。與同時在當地啟動的很多其他產業扶貧項目相比“瑤族媽媽的客房”所實現的收入遠遠高于這些扶貧項目。“瑤族媽媽的客房”已經成為H村這樣一個深度性貧困村莊脫貧的重要資源。從收入性貧困的角度以及性別的結構性特點而言針對婦女經濟賦權的減貧效益是非常寬泛化的婦女往往會將增加的收入用于改善家庭福利特別是孩子的教育方面[11][42][43]。H村“瑤族媽媽的客房”所產生的收入正是主要用于孩子教育和房屋改善投資。H村所呈現的性別與貧困之間的關系是中國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農村減貧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充分發揮婦女的作用。

婦女在經濟發展中對經濟發展和減貧的工具性作用只是婦女經濟賦權的一個方面婦女在經濟發展和減貧中的積極作用并不必然意味著婦女福利的改善和地位的提升。婦女自身經濟狀況的提升自然是其福利改善和政治社會地位提升的基礎[35][44]但是婦女自身福利和政治社會地位的提升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問題。穆罕默德·瓦吉德·塔希爾(MuhammadWajidTahir)等人針對在巴基斯坦實施“男女企業家伙伴計劃”的研究發現雖然該項目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收入但是男性事實更多地受益[45]。H村的男性都承認婦女們通過“瑤族媽媽的客房”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通過H村家庭支出的分析發現首先婦女勞動的直接收入大部分成為改善家庭福利的資源也就是說婦女勞動所產生的收入是真正意義上“家庭的”。當然從性別角度來講男性勞動所帶來的收入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庭的”但是H村“瑤族媽媽的客房”的實踐所展示的性別含義在于:婦女收入帶來的福利效應在惠及家庭的同時有相當一部分的收入被男性所“捕獲”成為改善男性福利的資源。更為重要的是女性收入的福利效應在流入男性的同時并沒有伴隨女性福利相應的改善相反卻是在婦女做出犧牲的基礎上發生的。這種瞄準婦女的反貧困路徑所產生的減貧效益外溢和性別福利異化顯示了通過經濟賦權來實現性別平等路徑的復雜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通過提高經濟地位從而根本上改變女性地位的眾多理論假設。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經濟賦權還是性別結構的變化都將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發生。本文所展示的僅僅是在“瑤族媽媽的客房”這個項目運行兩年來的一些觀察這些觀察并不必然意味著H村的性別結構將永遠不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會在以后的研究中繼續報道這一問題。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