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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日本農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述評及思考

作者:李 哲 郝武峰  責任編輯:于佳佳  信息來源:《世界農業》2019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19-06-15  瀏覽次數: 136

【摘 要】通過對數據的對比發現,中國目前農業結構與日本20世紀60年代類似,存在傳統農業向現代化經營轉變過程中出現的“前期農地市場”和“過小農戶制”。圍繞農民階層分化、農地流轉、農地價格與地租,本文整理了日本20世紀6080年代的相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并進行了評述,最后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中國農地流轉中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優勢,具體如下:①在農業結構調整中具有更高效率。②在地租分配中能夠實現集體、經營者、農民的利益統一。另外,要實現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和市場化,必須在農地制度、產權制度和交易制度上進行“頂層設計”,并在農業政策上重點扶持符合中國特色的、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的農業經營組織。最終通過建立保證市場運行的正的機制和減少影響市場機制的已有的負的制度性成本,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目標。

【關鍵詞】農民階層分化;農地流轉;地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1引言

關于農地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農地集中和農地市場”的框架進行解釋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生產力的發展是變化的主要原因,生產力的差異或生產率的差異通過競爭引導經濟結構(生產關系)的變化。同樣在農業中,生產力(率)的差異決定了經營的優勝劣汰,農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因此變得集中。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農業的現代化生產方式是否已經形成。到目前為止,以農民階層分化為對象的研究,特別是關于經營生產效率差異而導致的農地流轉集中的方向及程度的討論非常豐富。但是,如表1所示,日本的歷史和現實表明農地流轉集中并沒有像理論研究的結論一樣實現飛躍式的發展。為了找到其根源,以下將針對農地集中和農地市場這一問題展開討論。由于日本農業資源稟賦與中國類似,其從1961年舊農業基本法制定以來的農業構造改革(包括農業現代化進程)要早于中國,所以,本文主要通過梳理日本的相關研究,進一步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場下的農地相關問題。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數據,1961年日本農業從人口為1196萬人,農地(耕地)面積為607hm2,人均經營農地面積約為0.5075hm2。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7》數據顯示,2016年農村農業從業人口為21469萬人,農地(耕地)1面積為13492hm2,人均經營農地面積為0.6284hm2。中國人均經營農地面積雖然略大于日本1961年人均經營面積,但基本上同日本20世紀60年代處于接近水平。考慮到中國農業資源稟賦與日本類似,本文認為日本關于農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對中國同樣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日本人均農地經營面積變化



2關于農地規模經濟性的研究

2.1關于農民階層分化的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于農業經營的資本主義方式的發展(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在理論上被假設為歷史“正常”的演進,實際上在19世紀的英國也確實如此。日本作為后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業資本主義方式的轉變問題也被廣泛關注。也就是說,如果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農民階層的分化無法形成,意味著日本經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背離,即小農的存在應該被認為是生產方式的過渡形態。東畑和宇野[1]1959)認為在日本開始高速發展的1955年以前均為“過小農制2”:明治時期(18671912年),伴隨著寄生地主體制3的發展,自耕中農開始兩極分化和小規模零碎化,雖然大正(19121926年)和昭和前期(19261945年)實施的是中農標準化制度,但1945年日本戰敗后由于農地改革又造成了普遍的零碎化,19501955年又開始出現中農標準化的傾向。

日本關于農民階層分化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整體經濟結構”與農業的相關作用機制研究、農業內部的階層間競爭關系研究。針對后一方面,阪本[2]1968)通過理論分析,認為是更有競爭力的大規模經營對小規模經營的驅趕作用造成的,而現實中農民階層分化需要兩個必要條件:①產業利潤率>前期的利潤率(產業化以前小農戶經營的利潤率)。②大規模經營的產品的生產價格<小規模經營的產品的生產成本。關于條件②的滿足,阪本認為大規模經營和小規模經營的生產率必須得有“足夠大的”差距。這也被認為是今村·梶井理論的先驅研究。

2.2大規模經營和小規模經營的生產率和競爭力差異討論

大農論和小農論,或者說關于大規模經營和小規模經營在農業中誰處于競爭優勢這一問題,一直是從考茨基(1899年)《農業問題》以來的爭論焦點。一般來看,關于優越性的討論應該基于大規模經營和小規模經營的生產率或收益率的差異比較去進行研究。因此,作為討論的前提,應該通過農戶經濟調查等方式得到能夠說明經營主體的經濟性的一手資料。但由于農戶經濟可能具有多種經營(種植作物種類、種植畜牧等經營種類的差異),從調查對象來看,只能選取單一地域的單一經營部門來進行研究。在日本,水稻種植具有重要地位,因此21世紀以前的日本關于規模差異經營的研究主要以不同農家的水稻種植生產率差異為研究內容。

在日本農地經濟研究史上,1970年前后出現的今村·梶井理論意義重大(今村[3]1969;梶井,1970[4]1973[5])。今村[3]在對新澙下越地區1966年的大米生產費調查問卷進行統計的基礎上發現,上層農(大規模種植階層)的剩余大于下層農(小規模種植階層)的剩余,從而形成了生產率的差異;梶井[4]1967年以不同農業地區的大米生產費調差統計為基礎,對北海道、近畿和九州的農業地區在地區層級上的研究發現,農地流動化成立的經濟條件是“水稻種植上層農”和“小企業農”的形成。梶井[5]理論認為,特定階層的收入(包括勞動收入的混合收入)會通過地租的形式由另外的階層提供。也就是說,特定的階層“什么也不干”,把農地流轉租賃出去的收入會更多。當然這種情況應該被認為是“終極”的生產率差異。但是,在此之后的現實卻是,農地向大規模階層流轉集中的速度放緩。這種集中程度帶來的農業結構的變化普遍被認為是不充分的4。那么,是何原因導致了農地流轉程度的緩慢,成為以后需要討論的問題。

今村·梶井理論發現的生產率差異在現實層面并沒有具體化。按照今村·梶井理論,以單位農地面積為前提,農地集中實現飛躍發展應該滿足以下條件:小規模階層的農業所得≤大規模階層的農業剩余。但實際上,如果要讓上述生產率差異有意義,必須考慮另外一個條件:租地費用(地租)必須在一定的范圍內。即:小規模階層的農業所得≤實際地租≤大規模階層的農業剩余。也就是說,滿足這一條件才可能實現農地流轉的加速。雖然以上關系被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成立(盛田[6]1988),但實際上日本的農地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也并未獲得飛躍般的進展。

在此之后,日本關于農地流動化和農地集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進入了停滯期。這主要是因為其對于農地流轉集中的經濟學的解釋遇到了瓶頸。究其原因,本文認為,在農業生產中,除了農地集中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外,水利管理、堆肥管理以及生產時機的把握對單位面積的產出量和作物品質都有很大影響,單靠規模擴大而沒有經過土地整理的分散型農場,帶來的水利管理、堆肥管理的困難也會造成單產下降。另外,實證表明,一方面通過對單位面積投入勞動量的增加會增加產出;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作物的附加價值以及通過農業合作社等方式開展統一銷售,增加銷售批量,也會提升農產的售價,從而提升單產的經濟效益。小規模單產收益的提升,無疑會減弱甚至抵消大規模生產的規模經濟性,從而成為阻礙農地流轉集中的因素。

3關于農地流轉機制的研究

3.1從農地價格論到地租論

馬克思認為農地價格只是地租的資本化,“地價就是地租的集中表現[7]”。關于農地價格論,以下主要以阪本(1958[8]1968[9]1982[10])的研究為基礎進行整理。作為農地市場的結構分析,阪本(1958)在討論當時農產品市場的前期結構的基礎上,認為明治中前期(18671877年)存在“前期的農地市場”。根據其研究,農民的農地核算價格與地主及商人的核算價格存在不一致的情況。日本的現實情況則表現為,農地價格基本上與米價呈正相關的關系,而地主對實際單位面積的農產品剩余所占比重(地租或實物地租)高于農地購入額的貸款利息。即地主賣地收入的年利息<占有農民租地所產生的農業剩余中的地租額,地主出租農地所取得的收入要高于賣地收入的年利息。這意味著,在明治中前期仍處于農業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日本,地租(或者實物地租)高于按照當時借貸利息率計算出的地價。

因此,阪本[8]認為,農地的供給曲線與通常的情況相反,表現向右下方傾斜,隨著價格降低,供給增加。而農地的需求曲線同樣為向右下方傾斜,并且斜率更大。兩條右下傾斜的曲線的交點決定了農地的市場價格和農地交易量。阪本的結論是“農產品價格(農地價格)與農地的交易量呈負相關”。

雖然阪本[8]的觀點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情況,但對其分析過程存疑。馬克思認為在研究地租時,可能存在“三個妨礙分析的主要錯誤”。而其中之一就是“把適應于社會生產過程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來”[7]。雖然在前期的農地市場,地租與現代化的農地市場中地租具有共同性——“都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即不同的人借以獨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虛構在經濟上的實現”[7],但阪本可能忽略了當時地主在政治及法律上地位的優勢,即地主在占有佃農生產的農業剩余中比例上所具有的有利地位。正是這種有利的地位導致了其對地租的占有從量上要高于與地價等額資金的借貸年利息,從而導致了地主核算的地價要高于農民核算的地價。而他僅從農地價格核算上的分裂推論出“地價與供給負相關”的分析過程顯然有待進一步商榷。

與此相對,1912年以后,由于“前期的農產品市場”逐步消失導致了農地市場的結構變化,農地市場分化為近畿型(近畿及其他地區)和東北型(東北及其他地區)。前者表現為逐步現代化的農地市場,后者為仍然保留著“前期市場”特征的農地市場。

基于上述農地市場分析,“農地分散制的農地價格論”被提出。其主要觀點為,追加農地取得的地租=增加的流動資本(增加的可變資本 增加的勞動力工資),即不是:可能支付的地租=農業剩余-平均生產成本;而是:可能支付的地租=農業剩余-邊際生產成本。另外,由于追加分散的農地所產生的生產成本>追加毗鄰的農地所產生的生產成本,所以,對于追加分散的農地可能支付的地租<追加毗鄰的農地可能支付的地租。從而得出在耕地分散制度下農地價格和地租偏離的結論。

1945年以后,農地價格論表現出不同的含義。由于政府對農地流轉和地租的管制,形成了低地租和高地價(超出利潤范疇成立的程度)的局面。阪本[9]1968)認為19601965年前后是農地價格可以在限于農業范圍內考察的時期,這一時期適用于“耕地分散制下的農地價格論”。但梶井[4]1970)通過對1961年后農地價格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現實中仍然存在“農地價格的土地價格化”(即農地價格與地租偏離并趨向更高)問題。隨著農地價格的進一步上升,伊藤[11]1984)認為,到19711972年左右,已經是“農地價格化的消滅”“農地價格論的終焉”。即通過地租(農業剩余)的方式對土地價格進行經濟上的計算已然不能解釋現實了。1972年后,地價與地租進一步偏離。伊藤[11]1984)認為,農地價格已經高到了“農業收益不可觸及的地步”,農地價格僅“由買方的支付能力決定”,而地租卻“被農業收益的支付能力規定了上限”。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以上理論基本認同的佐伯[12]1976)認為,農地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政策管制和農地市場的分散),還應該考慮買賣雙方的特殊“情況”,即賣方對于收入的持久穩定性和資產保有性的強烈意愿。也就是說,在日本,通過買賣形式實現農地流動集中的可能性很小。而當今的日本農地流動的形式主要包括租賃、委托生產、集落營農5,也恰恰驗證了上述研究得出的結論。

3.2關于農地地租論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農地價格的土地價格化”對農地直接買賣的阻礙,農地借貸流轉的規模逐漸擴大。在此狀況下,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對肩負日本農業重任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的研究開始增多。例如,在今村·梶井理論的基礎上,伊藤[11]1984)把生產力分析作為研究起點,對農民的階層構成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確認了新型農業經營體在經營上具有規模經濟性。雖然關于地租的整體研究數量并不多,但仍有磯辺(1982[13]1985[14])、武部[15]1984)、宮崎[16]1985)等的研究值得關注。磯辺[13]對“低工資、高地租”的農業剩余的構成一直持批判態度,并在1945年后日本的自耕農農業結構的研究中發現了“工資與地租的沖突”的現象。武部[15]從農地市場分析的角度,對不同地域對應的不同市場分類進行了模型分析。宮崎[16]對地租進行了總括性的分析,使地租研究逐步體系化。從1985年至今已過去30多年,關于日本農業中地租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依然很少,而近期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對案例的調研和利用計量對已有理論的實證檢驗。何以產生這種情況,磯辺[14]認為,主要困難是在討論生產力或生產率差異時,關于家族經營中存在的自家勞動的評價問題。也就是說,對于自己勞動的評價是否會以及如何影響到農地流轉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另外,關于地租價格形成機制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學范疇的問題,也涉及法學、社會學、心理學,在研究地租問題時需要對可能影響經濟的意外因素加以考量,特別是農地的地理物理特性、農地制度、產權制度、交易成本等制度性因素對農地通過租賃市場流轉集中都有一定的影響。

作為根本的問題,農地通過市場交易(租賃)困難是由農地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其不僅在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動,農業生產本身也是一種“集體化的經濟”。同時,農地也是一種具有多種外部性的資本,如對灌溉水利等基本設施的要求需要具有同一性,耕地的拋荒會成為病蟲害的溫床等。再者,在農村社會關系中,農地并非單純的生產要素,也是象征家族社會地位的象征性財產,甚至被看作永續繼承的家產,其對于農村社會的維持具有重要作用。

農地要想自由買賣或者借貸,所有權或借貸權的確立是前提。但是,即使確權后,對于借貸農地來說,流轉方和租借方權利平衡也會左右流轉的難易程度。對租賃雙方權利的平衡,關系到農地租賃的達成效果。對于借出方來說,要保證能讓其更容易地收回農地;對于借入方來說,要保證能讓其安心地繼續耕作農地。如果借入方的權利過強,借出方會擔心無法收回土地而拒絕流轉農地,則農地供給減少。相反,如果借出方權利過強,借入方擔心會被強制收回農地而減少對農地的需求。甚至,由于經營不穩定,借入方會猶豫是否對大型機械等進行投資,從而可能會阻礙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另外,在農地租賃交易時,由于信息不對稱會造成尋找交易對象搜尋成本、土質和日照等農地條件的確認成本、交易條件的交涉成本、制度層面的手續成本等。交易成本的存在阻礙了農地市場順暢地進行資源配置。加之,不在地主的存在也是搜尋交易對象成本增大的原因之一。農地的零碎、小規模所有也增加了交易對手的數量,從而增加了借入方尋找交易對象的成本。

4對中國農地流轉的思考

1)從以上討論可以確認的是,由小規模農戶的分散經營向較大規模集中經營是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過程,而此種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轉變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整體提升而產生的。對于農地集中流轉來說,生產力發展對其發揮促進機制,但農地的特質及各種制度層面的因素對其影響也很大。目前,中國的農業從結構上來看仍處于類似于日本“前期的”生產方式——小農為主的生產方式。但隨著二三產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帶來的機械、服務以及科學技術等在農業中的應用,必然會帶來農業生產率的差異化,從而推進農業結構(生產關系)的變化(現實情況也是這樣),構建能夠促進其結構優化的機制體制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另外,隨著中國大多數城市工業化的完成,城市資本長期存在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就為資本向仍未完成產業化的農村地區轉移提供了條件。但需要考慮的問題,一是農業結構變化的速度和比例,也就是農地流轉集中的速度及應該達到的程度,不同經營規模的比例如何構成才能實現收益最大化;二是關于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具體形式,包括家庭農場(大規模農戶)、農業企業和合作社(類似于日本的集落營農),既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條件通過市場來調整,也要考慮其長期性和持續性,通過政策重點扶持適合中國國情和特色的農業經營組織。

2)由于中國農地集體所有,所以并不存在日本農地流轉過程中出現的“農地價格的土地化”問題,即農地買賣的價格與地租的偏離問題。當前,建立在農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農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改革,一方面能為農地流轉提供產權制度上的保證,從而加速農地的集中流轉,實現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和農業經營主體的升級;另一方面,地租特別是極差地租,作為農業剩余的一部分,其實質是在實現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帶來的超過平均利潤的部分。農地集體所有和三權分置在產權制度上,通過法的形式確立了各參與主體對其的分配和占有。也就是說,在農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能夠從制度上解決日本存在的所謂的“低工資、高地租”問題,能夠通過地租作為紐帶從根本上保證農民、經營者和集體的利益和生產關系的和諧統一[17]。如何利用中國農地集體所有的優勢,更有效率地調整農業中的經營結構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特別是在農地整治和集中流轉中,這種生產關系上的調整優勢,會反過來促進生產方式向現代化農業轉換,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

3)農地流轉市場由于受到農地特質以及其他制度層面因素的影響,不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另外,農地市場由于具有區域性,所以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從日本的經驗來看,1952年日本農地法頒布,其中關于地租限制的主要內容包括最高額限制(21條)、規定金額制(22條、23條)和減額請求權(24條)。其中,規定了地租上限的最高限額制在1970年的農地法修訂中被廢止,規定金額制于2000年的修訂中被廢止,后來的標準地租制度也于2009年的法律修訂中被廢止。目前,由地方的農業委員會設定建議上(并非強制)的“地租的標準額”,對顯著超過此標準額的地租會勸導其降低地租價格。可見在日本,政府對于地租的管制在逐步放松,但地方農業委員會設定的地租標準(雖然其依據仍是以往的市場地租價格)仍會左右地租價格的市場過大波動。本文認為日本現在的地租制度在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的基礎上,抑制了地租價格的較大波動,對于農地租賃市場的長期穩定具有正面作用、值得中國加以借鑒。

綜上,中國的農業在所謂的“前期農地市場”和類似于“過小農戶制”的實際情況下,要實現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和市場化,必須在農地制度、產權制度和交易制度上進行“頂層設計”,并在農業政策上重點扶持符合中國特色的、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的農業經營組織。最終通過建立保證市場運行的正的機制和減少影響市場機制的已有的負的制度性成本,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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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把農業用地分為耕地、園林、林地、草地和其他5類。為了與日本的農地(僅指耕作用地)進行對比及敘述的統一,此處的農地特指耕地。

2、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類來看,“過小農”是指由于經營規模小而分散的農業不能完全吸收家庭勞動力,僅依靠農業無法生存的農民階層。

3、以地主佃農關系為主體的農業經營制度。

4、但是,農地流轉集中速度本身是“假設”上的概念,對于其能夠實現與否的討論仍不夠充分。農地經營中的結構變化程度的評價標準也應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從實踐序列和國際比較兩方面)進一步討論。

5、日本農林水產省《農業構造動態調查地域就業等構造調查報告書》(2000年)對集落營農組織定義如下:以集落作為單位,在關于農業生產過程的一部分或全部達成共同化、統一化的相關協議的前提下,開展農業經營(僅采取農業機械的共同所有、種植協定或者給排水管理的協議措施的不在此范圍)。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