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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與鄉村社會有效治理——基于黔東Y自治縣鄉賢參事會建設為例

作者:張春敏 張 領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6-15  瀏覽次數: 145

【摘 要】傳統民族地區鄉村治理面臨著村組組織的效力式微、鄉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農民的低組織化狀態等諸多困境,阻礙著民族地區鄉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東Y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通過充分挖掘當地治理資源,成功探索建設了鄉賢參事會這一重要農民組織載體。依據文化基因、制度基礎、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對鄉賢會的運行邏輯分析顯示,其具有促進民族地區鄉村經濟振興、培育農村社會資本、優化村級治理體系和實現村級民主治理等多重價值,這種探索對于實現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化,實現鄉村社會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參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區農民組織化水平,就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明確角色定位,在提升農村組織化的內生動力方面進行路徑完善。

【關鍵詞】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鄉賢參事會;鄉村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深化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封閉傳統同質的鄉村社會逐漸走向開放流動異質的現代社會,同時面臨著諸多發展和治理困境,尤其是后稅費時代,國家對于鄉村的治理方式發生很大的變化,以稅費為基礎的政治依附關系不復存在,傳統的村治模式已難以有效回應轉型期民眾大量的多樣化個性化服務需求,加之當前國家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背景下“資源(項目)下鄉”,由于村組組織的組織承接和服務能力不足,黨的惠農政策和資源在基層無法有效“落地”,村級組織的能力和責任出現巨大落差,無法有效組織和動員農民建設和發展鄉村,影響了基層群眾對于黨和國家的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組織需要重新構建,實現鄉村的自我整合和民主治理,以此來回應社會發展與轉型的挑戰。

一、民族地區鄉村組織化的回顧與現狀

(一)民族地區鄉村農民組織化的回顧

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國家并不直接對鄉村進行管理,而是通過鄉土社會中的鄉紳、宗族、寨老等進行間接統治,“鄉紳階層”處于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扮演著非常獨特而重要的中介作用。徐勇認為“傳統中國對鄉村的治理是一個正式的政權組織體系與非正式的權力網絡共同構成的”(1)。除了正式的皇權組織外,主要是通過紳權、族權等非正式權力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從而在廣大的鄉村社會實行“皇權不下縣”下的“鄉紳之治”,皇權、紳權和族權構成的三角權力結構也實現了鄉村社會歷經千年而超穩定的“雙軌”政治。晚清到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西方列強的侵入,中國國門被打開,中國被卷入世界現代化發展潮流;二是鄉村經濟日益衰敗,鄉村精英大量流失,造成鄉土社會日益凋敝;三是自晚清起國家加強了對鄉村的控制,國家權力日益下伸到鄉村社會,從而開啟了“國家政權建設現代化”的進程。然而此時的國家政權建設現代化并未給鄉村帶來繁榮,而是國家為了方便征稅和維持地方秩序,最終導致嚴重的“國家政權內卷化”(2)。后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士紳升遷結構的破壞,鄉村精英的大規模流失,造成了鄉紳品質的下降和士紳成分的變化,政府將原先的保護型鄉紳精英轉換為交易性的中間人擔當,原先的“中間人”角色開始向“經紀人”角色轉變,鄉村社會出現了“治理真空”;為改變鄉村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數仁人志士不斷進行鄉治探索,但從當時的社會發展現實看大都不理想,直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依靠農民力量,通過土地革命組織和動員農民革命最終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后,共產黨通過“政權下鄉”“政黨下鄉”“行政下鄉”等形式,實現了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組織和整合,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實現了國家意志的全面下滲和農民對國家的高度依附,達到了國家對農民組織化的最高峰,標志著國家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的立體化無縫隙全覆蓋控制,國家第一次實現了與農民的直接對話,而“鄉紳、家族和宗族等組織力量在鄉村社會也從此退出舞臺”(3)。

改革開放以后,人民越發對于人民公社體制的不滿,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為了解決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國家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實行國家戰略重心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在農村開始“包產到戶、到組”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于1983年實現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并在鄉村建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的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自此,施行26年的人民公社體制走向解體,鄉村開始走向“鄉政村治”模式。但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城市化現代化的不斷推進,鄉村被迫卷入了經濟社會轉型大潮,鄉村精英、資源、財富向城市大規模轉移,鄉村則面臨人才、資源、禮俗和組織流失和衰敗,尤其是稅費改革以來,國家對于鄉村治理的方式轉變,以及鄉鎮政府財權上移,基層組織公共服務能力嚴重不足,基層組織動員和組織群眾嚴重不足,鄉村組織出現“治理真空”。

(二)當前民族地區鄉村發展的現狀

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當前中國民族社會轉型加速和城市化建設的情境下,民族地區鄉村社會面臨著衰敗和困境,尤其是民族地區村民自治組織的效力式微、鄉村精英大量流失和農民的低組織化狀態等因素都嚴重的影響當地鄉村社會整合和有效治理。

1.村民自治組織的效力式微消解著村莊政治基礎

村民自治組織作為鄉村的正式組織,是中國最基層的自治組織,在鄉村社會中發揮了組織和動員村民、帶領村民發家致富和社會治理的重任,村組組織既是國家在農村的代理人,又是村里的當家人,然而,村組的這種雙重角色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城市化運動的高漲,農民大量進城務工就業,其中由于鄉村干部的工資低少,不足以維持家庭經營,致使許多村組干部外出務工,鄉村基層組織處于無法運轉的“治理真空”,消解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預期中村民自治的良好局面并沒有出現,反而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且隨著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化,農村社會階層和村民利益的不斷分化,尤其是面對當前鄉村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的需求,村組組織難以及時有效的予以回應,結果致使鄉村社會風險和不確定因素激增,社會性群體性事件頻發,不利于鄉村的和諧穩定,影響國家在基層的社會認同。此外,稅費改革后村組組織的財力有限,造成村組組織“空轉”致使村集體虛化,直接導致了國家與基層社會的脫節,嚴重阻礙了國家政策在基層的執行,無法組織和動員村民發展村莊事業。

2.鄉村精英大量流失造成的鄉村內生發展動力不足

仝志輝認為,“那些比其他成員能調動更多社會資源,獲得更多權威性價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響力的人,可以稱為精英”(4)。鄉村精英是鄉村中擁有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村民,他們是鄉村社會中的中堅力量,承擔著鄉村社會政策執行、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培育鄉村社會資本和保護傳承鄉村優秀文化等鄉建的人力資本,尤其是在鄉村社會中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是鄉村社會建設和社會關聯的重要主體。然而,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當前國家城市化戰略的強力推進,鄉村社會轉型加速,農民大量進城務工就業,其中不乏眾多鄉村體制內成員,尤其是鄉村經濟和社會精英的大量流失,鄉村發展面臨內生困境,無法有效組織和引導農民持續發展生產,如農業精壯勞力的轉移,造成農村土地撂荒,農業生產受到影響,土地“荒蕪化”;農村體制內精英的流失,村莊內外部矛盾沖突無權威主體進行調解,使內生于鄉村社會中的村規族約失去效力,傳統禮俗文化衰弱,農村社會秩序面臨“斷裂”危險;此外,鄉村精英流失,尤其是體制外精英的流失,使村組組織出現“斷層”危機,村莊內部公共事務缺乏組織管理,國家扶貧資源項目出現村莊組織無力對接的困境,農民因而享受不到國家的惠農政策,同時“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面臨著物色不到合適人選的尷尬境地”(5),村組組織治權弱化,鄉村治理主體“缺位”。

3.農民的低組織化狀態影響農民利益的維護和表達

稅費改革以來,國家對于鄉村治理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基層政府不能再通過收取稅費來維持基層政權運轉,公共財政極大削減,基層組織公共服務能力嚴重下降,成為“懸浮型政權”(6)。“項目下鄉”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鄉村資源發展困境,但在具體的運作實踐中,項目下鄉并未帶來預期的治理效果,如在項目申請和運轉的過程中,村干部基本將農民主體排除在外,甚至沒有與村民進行任何互動,村干部只是憑借自己主觀意志進行項目運作,村民的利益表達渠道狹窄和受阻,無法實現村民的利益訴求與項目內容的有效對接,更無法有效的組織和激活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由于基層組織無法有效的滿足農民的真實需求,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妨礙了農民的利益表達和維護,基層組織的“代理人”和“當家人”雙重角色難以勝任,影響到農民對于黨和政府的合法性認同,不利于基層社會的穩定。此外,由于村民在村莊事務中的利益表達和維護功能受阻,在與村莊體制內精英博弈時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削弱了農民在鄉村中的主體性地位,使村民自治“形同虛設”,基層政府的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明顯不足,導致基層組織權力運作的失范,降低了人民對于基層政府的信任度,國家與農民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疏遠。

民族地區鄉村村民自治組織效力的衰減、鄉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農民的低組織化狀態等都是當前民族地區農民組織化的困境圖景,在當前國家治理現代化總目標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號召下,民族地區鄉村面臨著基層組織重構以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發展任務,以及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選擇,在現代化城市化轉型的大背景下,鄉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基層組織要積極回應當前鄉村治理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單靠鄉村的村組組織很難實現有效治理。因此,在現有的基層組織體系中如何積極發掘鄉村社會中傳統和現代的治理資源,建立和培育能夠代表農民利益的新型社會組織,激活基層組織活力;如何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深化農民組織化參與鄉村治理,構建以農民為主體力量的新型發展模式,成為現代鄉村有效治理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為此,在國家社會治理創新的要求下,貴州Y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鄉賢參事會建設無疑為民族地區鄉村治理提供了一個有益參考。

二、民族地區的村治實踐:黔東Y縣“鄉賢參事會”分析

黔東Y縣地處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區梵凈山麓,境內以土家族和苗族等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民族自治縣,Y縣民族風情盛行,自然生態良好,是有名的“長壽之鄉”“書法之鄉”和“名茶之鄉”,同時也是國家精準扶貧的重點地區,經濟社會基礎薄弱,加快推動民族地區鄉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發展是其施政重點。自2014年以來,Y縣為響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號召和結合當地當前民族地區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困境,根據鄉情社情實際,以組織創新為載體,積極探索出鄉賢參事會(7)這一新型農民組織,實現了以黨政指導、鄉賢會決策、村組組織執行、其他經濟合作組織和村民等廣泛參與的較為完善的村級民主治理體系,目前鄉賢會組織在該縣已基本實現了全覆蓋,通過積極發展推廣運作,實現對Y縣鄉村農民主體的再組織化,并推動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

其組織運作邏輯如下:通過傳統鄉賢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深挖傳統內在資源,激發鄉賢的鄉建熱情,提高鄉村社會資本存量;通過組織化的參與式治理,實現村級公共事務治理的多元主體協商合作,增強農民的自主性和實現鄉村公共性再生產;通過鄉賢帶動發展鄉村產業,用合作經濟發展促進和整合農民力量,增強農民的利益理性,增強農民內生發展活力;通過組織吸納、輿論營造、平臺建設和法治規范,消除和完善鄉賢治村的后顧之憂,并實現其運作的規范化、制度化。而貫穿這四點之間的靈魂和理念則是農民的“再組織化”,通過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化,目的是重構基層治理體系,實現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

(一)文化基因:深挖傳統鄉賢文化與資源,并實現其新時代背景下的變革與調試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學習時強調“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8)因此,破解鄉村社會治理困局要立足于中國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實際,挖掘傳統中國“鄉村自治”的文化基因。費孝通在描述中國鄉村時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鄉村是鄉土性的”(9),是一個生于斯、長于斯和死于斯的鄉土“熟人社會”,是通過鄉紳、族長等鄉村權威對于鄉村社會進行整合動員,以此實現中國鄉村社會的“超穩定”。而維系鄉村千年發展秩序的正是鄉賢文化,“它植根于鄉村社會土壤,蘊含見異思遷、崇德向善、誠實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10),是內生于鄉村社會的禮俗文化,規范著鄉村的社會秩序。鄉賢文化經過批判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并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契合,形成新時代背景下的新鄉賢文化。Y縣正是基于當地鄉村空心化、荒蕪化、文化斷層和經濟基礎薄弱等發展困境,通過深挖當地的鄉賢文化和鄉土資源,實現其現代化變革和調試,讓現代鄉賢(新鄉賢)(11)參與鄉村治理,重建鄉村中間層,從而使農民“再組織化”。新鄉賢是現代鄉村社會中的權威資源,是現代鄉村社會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更是實現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重要推手。因此,在當前國家治理主義要求下和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通過弘揚新鄉賢文化,積極引導“在場的”和“不在場的”鄉賢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實現鄉賢的“人才、資本、資源和要素”的回流與優化,增強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并在現代鄉村建設中充分發揮其主力力量,將農民組織起來,激發鄉賢建設鄉村熱情,提高鄉村社會資本存量,進而夯實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二)制度基礎:建構組織平臺和結構,并實現鄉賢制度化參與,實現村級民主治理

宗族、鄉紳、族長等階層曾是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的核心力量。而“新鄉賢”的興起無疑與近四十年的中國社會轉型有關,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的則是鄉村的衰敗,尤其是鄉村精英大量轉移之后出現的鄉村空心化問題,農民成為“一盤散沙”。出現這一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家通過強制整合實現對鄉土社會的全面改造,實現政黨對鄉村的全面控制,原先代表農民利益和運轉的中間組織解組和消失,沒有了可以正常上通下達的溝通渠道,農民組織化程度降低,基層治理變為一種“形式化治理”(12)。因此,為改變基層組織困境,除了要發揮既有的村組組織外,還必須強調鄉村精英的非正式治理作用。Y縣充分應用血緣、親緣、業緣和地緣關系,依法搭建鄉賢參事會的組織平臺,有效挖掘和匯集鄉賢資源,通過科學甄別鄉賢范圍和類別、走訪調查、建立鄉賢數據庫,之后通過“三推兩議一審”(13)吸納會員。本著自愿、奉獻原則,將農民鄉賢組織起來,成立鄉賢參事會。參事會會長一般由村支書擔任,選舉德才兼備的副會長兩名、秘書長一名和會員20-40人左右,通過《鄉賢參事會章程》,并按照《鄉賢會議事制度》《鄉賢會年會制度》《鄉賢會監督制度》《資金使用制度》等以制度形式規定鄉賢的運作方式,明確規定鄉賢會是村兩委指導下的村級民主治理組織,發揮輔助、補位功能,鄉賢通過會議參事、服務參事和活動參事3種形式充分的參與村級公共事務治理,如:鄉村修路修橋、水利建設、低保扶貧評定、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大事等關系鄉村發展大局的事務,鄉賢必須列席參與,發表意見和建議,通過的最后決議由村委會執行。這樣通過“先議后決”的方式,鄉村公共事務就實現了村兩委執行、鄉賢“決策”、村民廣泛參與的民主協商機制,尊重農民的主體,實現以鄉賢為代表的農民組織參與,進而重建鄉村的社會公共性,彌補鄉村的公共精神不足之勢。

(三)利益理性:以鄉賢引領帶動發展鄉村產業,增強風險抵御能力和內生發展活力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鄉差距日益拉大,為緩解鄉村困境,國家更多的采取外部性力量,尤其是取消農業稅后,國家開始采取財政轉移支付形式將財政資源下撥鄉村,但村組組織因其組織“渙散”、制度“空轉”,資源項目難以“落地”,缺乏有能力的鄉村組織對接項目致使鄉村經濟發展困頓,農民難以享受到國家的惠農政策好處,農民也因其原子化、個體化狀態,加上市場信息不對稱,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難以進行市場博弈,常常陷入買賣兩難的尷尬境地。基于此,Y縣針對鄉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及鄉村經濟發展薄弱等現狀,積極推動鄉賢返鄉創業就業,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鄉賢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如Y2014年通過實施《“雁歸工程”實施方案》和《小微企業“助保貸”風險補償暫行辦法》等扶持政策,在財政、金融、稅收等優惠政策,激活“雁歸經濟”。自2016年以來,在優惠政策的吸引下,Y縣累計新增雁歸人員2063人,其中創業171人,鄉賢解決群眾實際困難和問題603個,雁歸鄉賢主要從事種養植業、茶葉、食用菌等農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更幫助60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帶動63392.56萬貧困人員實現經濟務工收入超過1000萬元,人均月收入2500元左右。此外,Y縣還探索出“鄉賢 公司(合作社) 農戶”“鄉賢 合作社 農戶 基地”和“鄉賢 淘寶 農戶”等“鄉賢 ”模式,這些模式無疑將農民有效的動員和組織起來,這樣既更好的實施、促進和保護了鄉賢的經濟利益,也獲得更多農民的認同感,村民也因其自身獨立的利益理性,聯合參與市場競爭,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同時增強了鄉村內生發展活力。

(四)精英再造:建立長效化的精英吸納機制,提供完善保障服務,做好精英回流工作

“為鄉賢群體參與鄉村社會治理搭建有效平臺和提供制度保障,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14),Y縣作為民族地區國家級貧困縣,在現代鄉村振興中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困境,尤其是以新鄉賢為代表的鄉村精英的大量流失,造成鄉村勞動力銳減、老齡化、空心化和文化“斷裂”的困境,因此,必須積極實現鄉村精英的回流與精英群體的再造。Y縣地方政府通過在《Y縣日報》、主流媒體和各鄉鎮微信公眾號開辟“鄉賢專欄”,充分挖掘在村和不在村鄉賢的先進事跡、善行善舉進行刊載和傳播,并載入當地的“鄉賢榜”鄉賢廊和村莊大事記,使鄉賢人士獲得更多的歸屬感和成就感;對鄉村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鄉賢人士,由各鄉鎮鄉賢會進行評比,并推選“模范鄉賢”“鄉賢先進集體”等激勵措施;對于對鄉村社會發展有重大貢獻的鄉賢人士在扶貧項目、貸款利息、技術培訓和土地政策等方面予以優惠對待,并將其中的優秀鄉賢吸納為黨員、村干部后備人選、“鄉村顧問”“鎮長助理”等,給予一定的政治待遇,通過地方政府的組織關懷、政策傾斜和輿論營造,保障和完善鄉賢回鄉的后顧之憂。新鄉賢是鄉村精英主體力量,除了完善上述措施之外,還積極完善鄉賢參與回鄉建設的平臺機制,成立鄉賢“智囊團”、鄉賢調解室、鄉賢慈善基金等平臺,實現其功能優化。Y縣通過一系列精英吸納和后顧保障,讓鄉賢參與鄉村發展,則有助于他們留在鄉村,發揮鄉賢的最大價值,帶動更多的鄉賢回流鄉村,激發鄉村內生活力,實現鄉村的再組織化,進而“重新成為有情誼的共同體”(15)。

三、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的價值意蘊及其對于鄉村治理的啟示

(一)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的價值

1.促進鄉村經濟振興和維護農民利益

鄉賢會中的經濟精英作為民族地區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社會資源、技術管理經驗,在當前國家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背景下,鄉村因為有資源而缺乏資金、能人而無法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而鄉賢回歸進行創業就業,發揮能人帶動作用,將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業鏈引入鄉村,為實現城鄉融合,縮小城鄉差距,完成民族地區脫貧攻堅任務,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提升鄉村內生發展動力,撬動整合社會資源,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此外,鄉賢組織能夠作為承接國家資源下鄉的組織對接,對實現國家農業產業化、現代化和培養龍頭產業、種糧大戶等新型農業和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現代經營管理,共同抵御市場風險挑戰,增強了農民的市場選擇機會,為農民參與經濟事務提供了管理平臺,增強了農民的主動性、利益理性和市場博弈能力,增強了集體行動能力,進而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

2.有利于培育鄉村社會資本和維護鄉村秩序

社會資本即“能夠通過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16)。鄉土社會雖然經歷社會大轉型,傳統鄉村組織式微,但鄉土社會并未徹底坍塌,“熟人社會”的運行邏輯依然存在。而Y縣鄉賢會之所以能夠有效運行就是充分激活和利用這些鄉村社會蘊含的社會資本的價值,一方面鄉賢會組織起村中的社會精英,通過傳承優秀的鄉賢文化,踐行鄉賢的優良品質和善行善舉,增加村民的社會認同和信任;另一方面,社會精英的鄉土權威地位能夠在鄉村社會中發揮“面子”“習俗”“輿論”“威信”和“道理”等本土性特色治理方式,在鄉賢會的基礎上探索成立了建議“智囊團”、創業“導師團”、糾紛調解“老娘舅”、鄉風文明“督導隊”和慈善公益“志愿隊”等組織模式,調動農民自己解決社會問題糾紛,解決村組組織難以完成或管不了的事情,為農民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農民的需要,填補國家權力的空白。此外,通過組織鄉賢會既可以收集民意向上反映,又可以傳達政策給村民,成為國家和民間力量的緩沖地帶,從而實現“正式權力非正式化運作”(17),這樣既可以弱化正式制度帶來的某些不利影響,也因其簡單高效符合農村實際,大大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增強鄉村內生活力,實現鄉村自主治理。

3.有利于優化村級治理體系和實現鄉村民主治理

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本質就是鄉村秩序和治理結構的重構過程。傳統的村治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整合社會的外在力量,是一種一元治理模式,經過近四十年的基層實踐,這種模式顯現出巨大的治理困境,尤其是在當前鄉村社會轉型的語境下,村組組織難以有效回應和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然而,鄉村社會的特點決定了村級治理不能僅僅依靠村兩委的正式力量,而應更多的依靠鄉村的內生性。Y縣的實踐證明,改善村治困境,優化村級治理體系,實現民主治理,要靠整合和動員社會力量的組織參與,“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地區廣大民眾的智慧與力量,最大限度地增強他們對社會事務的關注度,增強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8)。通過“智囊團”的補位和輔助功能,組織化參與鄉村建設和治理,分享村級治理權力,對于村莊公共事務實行協商民主,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做到“先議后決”,既增強了村兩委的合法性,實現村務監督民主化、科學化,加強了對村兩委的民主監督,防止村組織權力濫用,又可以培養農民的民主素養,提升農民的參政能力,實現鄉村治理結構的優化,實現基層政府、村支黨委、村民委員會、鄉賢會、村級經濟合作組織、其他社會組織和群眾廣泛參與的村級治理體系,提升了農民的主體地位,“鄉村問題的解決,天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我們組織鄉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決問題的主力”(19),而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解決了村治“治理真空”困境,是發自鄉村的內生力量,解決了村治面臨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實現村級自主治理。

(二)民族地區農民再組織建設的啟示

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實現鄉村社會有效治理,如何通過農村內部力量,讓農民組織起來,使鄉村社會有效運轉,真正實現基于村民利益的村民自治制度,從而實現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目標,Y縣的村治實踐啟示有兩點可供參考。

1.轉變政府職能,明確角色定位

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的核心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實現新時代國家與社會關系在鄉村的再平衡,避免國家權力直接行使于農民,促進鄉村農民組織和社會組織成為適應當前鄉村發展的新型組織基礎,成為代表農民主體利益的行動力量,為此政府應切實理順政社關系,做到:一要改變政府的“全能主義”模式,轉變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型政府,更多地發揮其宏觀調控的“領導”角色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公仆”角色,為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加強村兩委的規范化、透明化建設,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在稅收、登記、財政補助、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等方面采取政策傾斜,避免政府對農村社會組織的過度干預,形成政府與農村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二是強化農民組織,吸引更多的鄉村精英回流,吸納到村級組織中,加強農民組織自身能力建設,充分發揮農民組織在鄉村治理的補位和輔助作用,協同村組組織開展村級治理,形成“國家-農民組織-農民”的三重權力結構體系,發揮農民組織在新時代鄉村治理中的“中介人”作用,成為維護和體現農民意志的“代言人”。

2.發掘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內生動力

Y縣鄉賢會組織建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充分挖掘鄉村傳統文化和社會資源,在弘揚鄉賢文化的范圍下,通過血緣、親緣、業緣等紐帶,吸引更多的外出農民鄉賢回歸,同時也發揮在村鄉賢的積極作用,通過一定的組織機制建構起鄉賢組織的運行發展藍圖,實現了農民的再組織化和政治社會經濟生態的良性運行,從而推動鄉村社會的有效運轉。在這里有3點重點:一是農民組織化水平提高要充分挖掘本地鄉村的傳統文化和內生資源,并在此基礎上與現代組織管理技術和經驗相契合,從而賦予農民組織更強的生命力;二是注重鄉村精英的培養,鄉村精英是鄉村發展的主體力量,是農民組織化的帶動領導群體,尤其是村中經濟精英,能在當前民族地區鄉村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政府可以考慮以適當的形式將“新鄉賢”納入正式組織體系,通過對其進行教育培訓使其成為新時代鄉村組織的主體力量;三是鄉村治理要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進行村莊公共事務的決策執行,鄉村治理變革也要尊重農民的自主性,尊重農民的創造性,重新發現鄉村價值,發揮農民組織的集體行動力量,進而誘使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創新,“把群眾制度創新與政府制度創新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以民意為基礎的互動型制度創新機制,促進鄉村治理的有序變遷”(20)。

四、結語

Y縣鄉村治理模式的核心就是體現和實現農民再組織化,讓鄉村中的農民真正發揮其主體力量,通過傳統治理資源和現代治理機制的有機結合,化解當前民族地區鄉村治理困境,對實現轉型期民族地區鄉村有序有效治理的路途上又邁進了一大步。當然,推動農民組織化發展,需要加強新時代下黨的基層領導作用,加強頂層設計和制度供給,對于鄉村社會組織的規范化建設提供財力物力支持力度,并通過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和機制引導參與鄉村治理,從而推進鄉村協商民主和有效治理。


注釋:

[1]徐勇:《政權下鄉:現代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整合》,《貴州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

[2][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陸益龍:《后鄉土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00頁。

[4]仝志輝:《農民選舉參與中的精英動員》,《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1期。

[5]闕春萍,周畢芬:《農業人口轉移背景下的鄉村精英流失的影響及對策》,《廣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6]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3期。

[7]Y縣于2014年以TS村為試點成立了該縣第一個鄉賢會,后試點成功后,在全縣模式推廣,截止日前,Y縣已組建鄉賢會71個,建立鄉賢微信群60個,吸納會員5135名,鄉賢自愿捐款金額320余萬元,200多個村正在積極籌建鄉賢會。

[8]習近平:《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對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EB/OL].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id/4417/.

[9]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10]黃海:《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人民日報》2015101日。

[11]現代鄉賢(新鄉賢)是對于鄉村社會中各種精英人才的合稱,它的主體范圍相對廣泛,包括村莊中的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等先進典型,也包括鄰里威望、口碑好的群體,如在村和在外的的退休黨員干部、鄉村教師、醫生、科技工作者、知識分子、駐村干部、大學生、個體戶、中農、合作社法人代表、私營企業家、族長、海外華人華僑等群體,是村莊“鄉村精英”,“意見領袖”。

[12]魏小換,吳長春,《形式化治理:村級組織性質的再認識》,《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13]三推兩議一審即通過村民聯名推薦、村兩委會議推薦、村民小組定額推薦三種方式提出會員人選,經村兩委初議、張榜公示后復議,并上報縣(鄉)鎮黨委登記備案。

[14]白現軍,張長立:《鄉賢群體參與現代鄉村治理的政治邏輯與機制建構》,《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1期。

[15]姚中秋:《推動鄉賢治理之制度化》,《文化縱橫》2018年第1期。

[16][美]羅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王列,賴海榕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頁。

[17]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非正式化運作的過程分析》,《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版。

[18]辛立平:《試論民族地區公眾參與社會政策的能力提升》,《貴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19]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

[20]李莉,盧福營:《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變遷》,《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0年第6期。

    组六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