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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與“公共性”:鄉村振興的雙重動力與衰退地域重建

作者:蘆 恒 芮東根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6-16  瀏覽次數: 9156

【摘 要】鄉村空心化的報道日益增多,以鄉村終結為代表的“地域衰退敘事”層出不窮。作為回應,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為鄉村振興提供全方位整體規劃。更為重要的是,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深化之處在于鄉村動力問題的分析和指導框架的更新。鑒于此,“抗逆力”與“公共性”兩個活躍于社會科學的范式,在本體論、認識論和著力點等方面各有千秋,若將兩者的“動態能動性”與“常態反思性”相結合,就能捕捉到當今鄉村“風險”與“常態”同在的兩大特點,繼而促使我們從“風險性的主動應對”和“常態性的公共性營造”兩個角度思考鄉村振興的雙重動力問題,有利于在“動靜結合”之中對鄉村面臨的自然和社會風險做到“攻守兼備”,真正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可持續性發展。

【關鍵詞】抗逆力思維;公共性重建;鄉村振興;地域衰退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快速城鎮化的深入進行,農村作為硬幣的另一面,其空心化程度日益嚴重。典型的省份如河南省,2004年僅空心村閑置的土地至少有250萬畝[1]50-52。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唱衰鄉村”的地域衰退文化氛圍,突出表現為近幾年在微信、博客等新媒體上出現的人氣十足的“博士春節返鄉日記”,一些農村成長的博士春節回鄉后看到與城市文明形成強烈反差的農村后萬分傷感和迷茫,撰寫一些憂思農村衰退現狀的日記,從人口外遷、留守老人、農村賭博盛行等外在現象,到農村婚姻脆弱、鄉村信任危機、公共文化消解等內部衰敗,方方面面都體現出鄉村沒落。一方面,“鄉村衰敗敘事”反映出當今中國鄉村巨變的一些主要側面,不乏客觀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站在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立場,仍須全面整體看待鄉村衰敗和終結問題。正如田毅鵬反思“深度唱衰話語”一樣,“對走向衰退地域的深度文化批判是必要的,但這種以地域居民為對象的批判,將批判的目標指向地域居住者的一般稟賦及其所依托的大眾文化,其批判帶有極強的顛覆性,更易墮入基因論的危險,從而轉化一種‘唱衰機制’,加深地域的衰退”[2]88-95。可見,此類“釜底抽薪”式的鄉村徹底批判在學理上是十分危險的,缺乏整體性和嚴謹性。鑒于此,筆者深受最近國內學界出現的“鄉村公共性重建”研究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出現的災后重建的“抗逆力”研究的鼓舞和啟發[345]。本文試圖將“風險性”和“常態性”作為目前空心化背景下鄉村處境的兩大特性,探討“風險應對”與“常態公共性建設”之間的“有機結合”如何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并隨之將對應的“抗逆力”和“公共性”理論作為思考鄉村振興動力的重要框架。

一、鄉村衰敗與公共性重建

以鄉村空心化困境為代表的鄉村衰敗命題成為地域衰退的典型代表。有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村空心化本質上是在“城鄉轉型發展進程中,由于農村人口非農化引起的‘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舊’,新建住宅逐漸向外圍擴展,導致村莊用地規模擴大,閑置廢棄加劇的一種‘外擴內空’的不良演化過程。既包括農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農村產業空心化和基礎設施空心化,本質上是農村地域經濟社會功能的整體退化”[6]35-42。總之,此類從經濟到社會全面崩壞的地域衰退命題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然而,這種看似后現代反思性風格的“衰退話語”值得商榷。近幾年學界開始反思這種“唯經濟論”或“唯人口論”的“單向式問題視角”,認為將單一的經濟衰退或人口下降因素引發全面衰退的思維過于充滿“適者生存,不適者亡”的達爾文主義色彩,強調應從社會復雜性與中間環節去深入分析,并試圖積極引入“公共性重建”這一正向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探討鄉村社會重建之道。

“公共性”是近年來公共管理、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人文地理學、城市規劃等多種學科日益關注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其相關的延伸概念也豐富多樣,諸如公共領域、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公共利益、公共空間、公共管理、公共產品、公共行政、服務型政府、公共權力、公民參與、公共精神、公民社會、公正公平等。如此多樣的概念在不同學科內的界定和內涵也龐雜不一,但總體而言,在西方社會科學范圍內,“公共性”大致遵循兩條理論脈絡。一是社會有機論前提下的“公共性”理論。該視角常見于社會學和人類學,將特定的社區或地域空間視為不同組成部分相互聯系互動的社會生態系統,聚焦于不同主體之間(居民、社區組織、外部政府、外部企業和外部制度環境等)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和形成公共精神而進行溝通互動,將系統內部通過公共服務進行保障的“公益性”,以及主體之間共同參與體現的“公民性”,兩者達致的一種平衡和諧狀態稱之為“公共性”。具體機制強調的是公私領域的參與和協作[789]。另一類是政治自由主義前提下的“公共性”。常見于政治學和行政學。該視角將政府通過公共政策以公正透明原則充分保障個體自由權利屬性的良性狀態稱之為公共性,強調“公正性”和“公開性”。該視角將個體或者私人領域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自由選擇和權益視為公共性的核心,在政府與個體、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框架下,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結構性張力視為發展公共性的動力[1011]

近十年來出現的鄉村衰退,自然成為“系統論公共性”理論的重要研究領域。特別是在強調和合共生文化的中國,大部分學者也傾向在系統內部不同要素間正反交融中求和諧之道,對于日益嚴重的農村空心化亦是如此,在村莊內部系統良性互動之中積極尋求“系統公共性”,以此來破解鄉村終結之困局。

一方面,從有機體的功能論角度看,學者們重新發現鄉村自身能夠體現和激活公共性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文化功能。例如,黃平強調傳統宗法制度資源在重建公共性方面的歷史功能,主張鄉村傳統公共文化資源的“再發現”和“再構造”對于公共性構建的重要意義[12]210;吳理財認為公共文化服務的實質就是建構公共性,公共文化在公共性日趨式微的轉型社會中,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治理功能[13]67;賀雪峰強調在當今鄉村空心化的半熟人社會,村民一方面互動減少,一方面卻對公共空間的需求強烈,農村公共生活重建的重點在于提供有效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公共空間[14]139-152;有學者強調宗族祠堂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重要性,其功能由傳統時期的社會教化和基層治理中心,轉變為新中國建立以后的集體化時期的社會主義鄉村教育場所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公共文化空間,更能發揮加強村民橫向聯系以及農民公共精神的重要作用[1516]。此外,鄉村公共儀式也成為研究公共性的整合性和互動性的重要文化形式。例如,李海云強調鄉村公共性研究須從中國村落的內在公共性訴求切入,觀察這一訴求在村落鄉民文化神圣傳統中的存身和呈現,通過觀察北方農村“燒大牛”儀式的過程,通過營造集體氣氛,釋放提升意志情感,公共儀式的持續性參與等機制,才能理解中國鄉土公共性的具體發生與存在態勢[17]36-41

另一方面,從主體的行動與組織化來看,有學者強調鄉土組織、鄉村公共人、鄉村精英等主體的公共參與行為和互動,來分析公共性體現的共同性和合作性。例如,呂方從“中間組織”的主體入手,認為新時期農村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為鄉土社會“中間組織”的重建提供契機。通過適當的助力和管理,農村社會組織與其他基層組織形成“共生合作”的局面,再造鄉土團結[18]133-138。李山將在農村公共領域內追求并踐行公共性的積極者稱之為“農村公共人”,強調他們成為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19]90-96。葉淑靜強調挖掘農村社會“草根性”資源的重要性,重點在于發現和培育農村社區當地的精英,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發掘農村社區的資源和優勢[20]。總之,國內學界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即鄉村的空心化不僅是人口空心化,關鍵在于“公共性空心化”,實質在于公共服務的式微和公共空間內主體互動溝通的減少。而鄉村公共性的重建自然聚焦于體現公共性的公共服務建設、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以及鄉村精英公共精神的培育等方面。可見,“公共性”范式可謂是理解當代中國地域衰退問題的重要理論和思維框架。

二、風險視角下的鄉村衰敗與“抗逆力”思維

“公共性重建”日益成為中國鄉村空心化背景下思考農村秩序重建的重要理論和實踐框架,對于思考大城市舊城衰敗,東北地區衰退等非鄉村地區的地域衰退問題同樣意義非凡。但無獨有偶,在公共性敘事流行于社會科學的同時,工程學、演化經濟學、區域經濟學、人文地理學、災害地理學等交叉學科學者也積極在思考衰退地域的治理之道,只不過運用了“抗逆力”(resilience)的概念和理論框架。該思維和“公共性”,雖然是“一動一靜”,但卻殊途同歸,都討論的是地域衰退重建的動力問題。下面我們不妨認識一下這一陌生且看似晦澀難懂的領域。

“抗逆力”這一概念的英文原文為resilience,與我們熟悉的“風險社會”密切相關,實際上是一種抵御風險的能力和思維方式。中國大陸翻譯為“抗逆力”,有抵抗逆境的能力之意,港臺地區則譯為“復原力”;日本和韓國翻譯為“恢復力”或“恢復彈力性”。雖然字面上表述不一,單從漢字的“抗逆”“復原”“恢復”等字面上不難看出切入點都集中于“外在風險”,探究個體、家庭、社區、地域等主體在面對外在的風險時,是如何“抵抗”風險,又是如何“恢復”到原來狀態,或者在逆境中成長為新的狀態。因此,“抗逆力”作為一個風險管理的范式應運而生。因為當今現代性后期的幾乎所有社會類型皆處于各類風險之中。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被稱為20世紀末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他認為風險的產生來源于工業社會的異化發展在現代性后期顛覆了自身的穩定性基礎,即階層的去傳統化,婚姻、親子關系、性、愛等家庭的基礎趨于瓦解,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彈性化帶來的風險;科學、進步、民主等理念基礎面臨崩潰,由亞政治領域所掌控。由此產生的風險不同于19世紀到20世紀中半葉的工廠或職業危機。風險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團體,而是呈現出全球化趨勢[21]8-9。正如貝克強調“這種批判不純粹是勸誡性的悲觀主義”一樣[21]7,其本意并非表達“談風險色變”草木皆兵式的消極論調,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強調用理性的精神來應對和治療現代性風險。在此角度上看,“抗逆力”概念的提出也是一種應對風險的自反性理性的典型代表。該概念最早出現在工程學,指一個物體在遭受外力后恢復原狀的程度。隨后在1973年,加拿大生態學家霍林(C.S.Holling)在其《抗逆力與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一文中,較早將“抗逆力”視為積極思考系統自我修復能力的思維方式。他認為“抗逆力決定了一個系統內部各種關系的持續性,是一種測量系統吸收諸多情形變量產生變化的能力,這種能力能夠驅動變量和參數并且能夠保持承受狀態”[22]1-23。此后,“抗逆力”概念拓展到社會生態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管理學、演化經濟學、人文地理學、地理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逐漸形成一種有較強反思性和能動性的重要范式,被稱之為“抗逆力思維”(resilience thinking)。

那么,“抗逆力”對于思考鄉村衰敗等地域衰退重建的意義何在呢?筆者基于多年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衰敗社區重建和農村草根志愿者研究的經驗,認為當代很多中國地域衰退的問題首先要自覺置于“風險”的框架之下來思考,而不僅是在一個“常態”缺乏沖突矛盾的“溫室”環境中進行研究。鄉村衰敗,東北連片城市棚戶區等現象,都首先處于中國巨大轉型風險的大背景之中,“抗逆力”本身就在“風險社會”前提下研究社會發展動力,因此一拍即合,但多年運用的“公共性”與強調公私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也是一拍即合,也不能隨意拋棄。鑒于此,筆者試圖將強調“風險分析”的“抗逆力”和常態分析“公共性”相結合,兩者并行不悖,共同作為鄉村振興等衰退地域重建的雙重動力,但在分析動力之前,不妨先將兩者的各自特色展示如下:

第一,本體論方面,“抗逆力”立基于系統論,“公共性”是一種自由主義和系統論的混合體。“抗逆力”的前提是一種非線性的復雜系統論,基本假設為,面對風險的主體,無論是個體,家庭還是社區甚至地區,都是一個復雜的適應性系統,不認為系統與系統之間是單線聯系和作用的過程,而是雙向甚至復雜性的主動適應過程。因此,“抗逆力”背后作為支撐的是“復雜適應性系統理論”(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其實質是一種演化式思維,挑戰了許多傳統經濟理論的卓越觀點。傳統的觀點認為經濟體現出一種單線的動力且回到靜態的平衡。真正的經濟狀態,其假設并非是一種靜態的平衡性整體,取而代之的是雙重秩序和復雜性,并且是一種不穩定的不可預測的急速發展和破壞性崩潰的動力”[23]923-945。與“抗逆力”的指向性明確相對的是,“公共性”本身是一個龐雜而不統一的理論集合。若從政治自由主義角度的“公共性”來看,其思維是二元沖突論,認為社會系統的動力在于政府對于私人權益的單一性保障。盡管后期強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主體之間的互動聯系,但前提仍然建立在二元對立思維之上。若從有機系統角度的“公共性”而言,其強調系統內部達到一種公私平衡性即是公共性,但其前提立基于一種封閉系統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靜態拼接性”的平衡狀態,較少涉及部分之間的動態適應過程。

第二,從認識論來看,“抗逆力”強調積極的功能分析,“公共性”偏向反思性和批判性。一般而言,“抗逆力”是一種分析風險與社會生態系統之間關系的功能分析,也是一種積極思維,傾向于積極看待系統內部主體適應風險的能動性。正如布萊恩·沃克(Brian Walker)和大衛·索爾克(David Salt)所界定的一樣,“彈性思維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涉及該如何認識那些重要事務的內部系統、聯系、閾值和循環,以及事物內部驅動它們的關鍵所在,它主張理解和欣然接受變化,而不是堅持一成不變”[24]110。非二元性的思維方式勢必很難從問題視角,而是從積極正向的角度看待系統內部的能動適應和再生過程。正如馬丁(Martin)強調“停滯”的積極性一樣,他認為也有一種積極的地區性“停滯”(hysteresis)。“積極的停滯性效果體現在地域衰退之前增長率的恢復,或者持續性高增長率的恢復。體現出積極性停滯效果的地域經濟被認為具有高度的抗逆力性”[25]1-32。換言之,一個地區即使是靜態性的經濟停滯,若存在動態的恢復也被視為具有抗逆力。特別是近幾年有學者認為傳統系統論的抗逆力忽略了人類行動者的能動性,強調行動者視角的抗逆力(agency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突出個體、家庭、社區等主體積極應對風險的主動性,且強調通過行動主體之間的積極互動形成的開放性網絡和新型的復雜性適應系統[26]923-945。相對而言,“公共性”視角主要聚焦于公權力,針對政治上公權力的實施程序,以及道德上公權力的道德自律,進行評判和反思。換言之,公共性從四個方面對公權力進行評判,即以政府為代表的公權力是否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保障共同的利益(公益性);是否在公正原則下分配資源(公正性);在決定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是否充分發揮公民的參與能力,是否實現參與的制度化(公民性);在自由表達和決策過程中是否具有開放性和透明性(公開性)。可見,公共性的認識論實質上是一種聚焦于“有無公共性”的批判意識,公共性具有強烈的道德性,是一種反思民主現代性的框架。即使也關注人們的公共參與能動性,但目的在于作為測量是否有公民性,不同于“抗逆力”研究人類主體適應風險的能動性行為與主體性網絡。兩者在本體論上的差異導致認識論的不同面向。

第三,從著力點來看,“抗逆力思維”的著力點在于立基于應變行為的風險管理模式,“公共性”偏向于常態下的結構分析。“抗逆力”以“社會變遷”為切入點,落腳于如何通過一些“舉動”來“抗變”。最初工程學意義上的“抗逆力”強調有壓力必定會彈回的“一壓一彈”式回應,其舉動只有“彈回”。但后來社會生態系統的抗逆力強調多種因素互動之后才能產生相應的“應變舉動”,不僅是簡單的“彈回”。其中,“適應”(adaptability)和“轉換”(transformability)是最為核心的“應變舉動”。“適應”指的是“社會生態系統的一種學習和整合經驗知識的能力,以調節其對于變動的外部驅動和內部過程的適應力,在現有穩定的范圍或中心之內繼續發展”[27]20。其強調一種“維持”的“應變”。而“轉換”常與“創新”“變革”等詞相聯系,強調“涅槃重生”式的“應變”,被定義為“一種從穩定的狀態進行轉化的能力,以變化成另一種不同的系統,旨在當生態、經濟或者社會結構使現有結構不能維持之時,能夠在本質上創造出一個新系統”[27]20。卡爾·福克(Carl Folke)等人強調積極的轉換需要一種抗逆力思維,首先評估面對變化時,現有的狀況具有的相對和潛在的優勢,形成更加有利的穩定結構;其次培育一種創造新的發展路徑的抗逆力,形成一種新的中心[27]20。總之,“抗逆力”強調的是一個將適應和轉換進行有機整合的動態風險管理過程。相較于前者的“好動”,公共性“喜靜”,較少關注“應變的舉動”,強調一種在公益性,公民性,公正性,公開性等方面都處于理性狀態的穩定性。盡管也強調公民的積極行動,積極促進公共主體之間的互動和網絡,但是在相對“靜態”的過程和框架中去進行分析。



三、“抗逆力”和“公共性”動靜結合:鄉村振興與地域衰退治理

近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和快速城市化成為我國高速發展時期的標志。同時在城鄉和地區發展差異的結構性障礙持續作用的背景下,鄉村崩壞的“唱衰話語”也不絕于耳。但令人鼓舞的是,鄉村衰敗并非“只破不立”,“鄉村振興”成為新發展綱領,提升到新時代的國家戰略高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有學者解讀“鄉村振興”的戰略高度和創新性,稱之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深化版。其創新之處在于,“用‘產業興旺’替代‘生產發展’;用‘生態宜居’替代‘村容整潔’;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用‘生活富裕’替代‘生活寬裕’”(1)。可見,“鄉村振興”的確是化解鄉村衰退困境的新型發展理念和模式。進而言之,“鄉村振興”的創新之處應在于思維方式的徹底轉換,并非只是一些詞匯“提法”的變化和具體做法的改進。因此,“抗逆力”和“公共性”等思維框架的一些理念和內容可以運用到“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之中。

“抗逆力”思維的關鍵在于“主動抵抗”逆境,體現為主體抵御風險的能動性和過程的動態性。“抗逆力”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測量和操作化的動態過程。由奧洛克(T.D.ORourke)提出的4R成為國際上較為通用的抗逆力測量方式(特別是在宏觀層面的社區抗逆力方面),即內固性(Robustness)是指系統沒有在衰敗或喪失功能的情況下,具有內在的優勢來抵抗外在的風險;儲備性(Redundancy)是指在壓力下允許變化,可供選擇和可替代的系統資源;資源動員性(Resourcefulness)是指在突發情況下動員所需資源和服務的能力;快速性(Rapidity)是指克服困境的速度,以及安全,服務和資金得以恢復的穩定狀態[28]22-29。抗逆力的4個操作性指標實際上也是抵御外在風險的4個動態階段。再加上奧洛克分別在技術、組織、社會、經濟等維度來分析抗逆力的四個動態過程。若將此運用到鄉村振興戰略,則體現為4維度上抵御困境的動態階段。



第一階段為挖掘自身的內固性階段。對于鄉村振興來說,精準扶貧是其重要基礎。而精準扶貧首先要有風險意識,尋找適合自身特點的技術和經濟規模,而非一刀切式盲目進行技術和經濟投入。在技術和經濟上并非提倡有機農業就等同于精準扶貧,一些地區的自然條件、農業人工成本、技術成本等達不到有機農業標準,盲目上馬的話,風險會接踵而來。反而是一些瀕臨失傳的種植方法或老品種能夠抵御風險。例如有報道說六葉茄、北京棍豆、北京秋瓜等老品種重返田間進行種植,其穩定性足以抵御外來風險,增加了農民的收入(2)。可見,我們應重視挖掘鄉村傳統內在的技術優勢以促進村莊抗風險的穩定性。此外,在組織和社會層面,其穩固性體現在農民的組織化和認同感。農民的組織化一方面表現在政治性的民主自治方面。例如貴州省九溪村在出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危機和公共治理危機之時,行使具有經濟互惠、社會互動和公益職能的民間“會”傳統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建立“四老會”“幫扶會(錢會)”“老協會”等組織,參與農村的民主自治,公共產品生產以及公共治理[12]255268。另一方面,表現在公益服務方面。除了參與鄉村公共政治管理的組織之外,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純粹是農民自發形成的“農民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鄉村的公共服務和公益領域。筆者從2015年來一直深入研究的吉林省扶余市農民“精神文明志愿者組織”即是典型。該組織最先在20世紀90年代由精通多種手藝的鄉村木匠自發形成。服務范圍從修葺村道,美化村屯環境逐漸擴展到抗災扶貧,自編自演小品和講座宣傳傳統文化,自建農村大院開展農村公共生活等方面,逐漸成為擁有3000人遍及60個村屯的大型農民志愿組織。在抵御風險方面較為典型的例子是201833日,扶余市連續三天遭受雪災,農民志愿者們積極行動分班分組或者發動家庭成員參加清雪勞動,僅用一個小時將鄉路打通。除此之外,扶余市的農民志愿者組織逐漸名聲在外,受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關注,普通農民認為獲得了成就感并實現人生價值,也感染其他在外打工的同村農民回鄉參與志愿者服務中來,在互幫互助中重建鄉村公共精神,逐漸抵御了鄉村人口外遷空心化和道德崩壞的社會風險。

第二階段為儲備性階段。抵御風險除了挖掘自身內部優勢之外,還涉及到各類資源的儲備性和盈余性。在技術和經濟層面上,農村精準扶貧需要考慮在當地投入糧食或經濟作物之后,出現突發狀況或種植失敗時,是否有替代性的技術保障和額外的經濟資源。例如,筆者團隊在對精準扶貧的調研中發現,一些基層對口扶貧干部主張將扶貧重點聚焦于農村中等大戶,在實行政府推廣的新品種扶貧項目時,大戶可以用本來富余的土地來“試錯”。其他的土地仍然堅持老計劃。因此,從儲備性角度上看,將扶貧重點傾向于有技術和經濟資源儲備的種植大戶,項目成功時能發揮帶頭示范作用,失敗時也能抵御風險,將損失降到最小,達到“攻守兼備”的效果;在組織和社會層面,特別是災害頻發地區,設立災害管理的應急替代性部門,同時儲備災害應急的住房等各類資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非自然風險的鄉村公共治理風險,在組織和社會層面也注意儲備資源。例如,湖北省秭歸縣在村落治理方面實行“一長八員”制度,可視為鄉村公共治理風險管理的儲備性資源,該制度擴大村委會規模,成立村落理事會,由村落理事長和八位理事組成(經濟員、宣傳員、幫扶員、調解員、維權員、管護員、環保員、張羅員等“八員”)。在全縣選舉產生9347名,這些“編外工作隊”在當地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公益事業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29]281

第三階段為資源動員階段。“抗逆力”主動抵御風險的特點在于對資源的動員和吸收方面。該階段不僅局限于社區內部的資源動員和鏈接,也體現在外部主體和社區內部之間互動中形成抵御風險的資源。除了技術和經濟層面是人們普遍關注的方面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組織和社會層面如何具有應變困境滿足人們特殊需求的能力。近期西方抗逆力研究從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 perspective)的角度主張抗逆力產生于行動者發揮各自能動性之后互動產生的網絡之中[30]28。由此看來,資源動員來源于各類主體的能動性行動結成的網絡之中。典型的例子為外來民間治沙協會與當地農村居民合作共同抵御土地沙化風險的吉林省通榆治沙協會。當地農村社區自身沒有資源和能力處理100公頃沙地,而外來正式注冊的環保治沙協會剛開始不能完全說服當地居民合作治沙,而是通過一些主動策略,即遵從鄉土邏輯利用社區的人情互惠原則,積極參與當地的紅白喜事力所能及地給有需要的村民幫工。一些接受過幫工,關系較好的農民便開始在農閑時主動做一些簡單的治沙工作。此外,該協會將治沙示范區植樹的木材作為與農民的共有財產,收益五五分成,簽訂合同形成合作關系,積極調動當地農民的參與,最終廣大農民在經濟實用理性之外,形成自愿治沙的公共志愿精神,自愿動員當地居民參與抵御沙化風險的行動[31]194-203。可見,抗逆力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主體之間能動性的互動與協作,資源的動員即是在這種動態的互助合作中得以聚集和分配。

第四階段為快速應對風險階段。應變的速度雖然被視為最后的階段,實際上貫穿于抗逆力的整個階段,抗逆力的內構性、儲備性、資源動員的效果都需要時間維度來進行衡量。抗逆力一方面需要技術和經濟層面的事先預估風險發生后恢復的時間和速度;另一方面,組織和社會層面的組織結構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以及協作網絡中的信息傳遞反饋的速度等都是評估抗逆力強度的關鍵因素。例如,上述吉林省通榆縣治沙協會僅用了16年把1500公頃沙地變成綠洲。但是對于當地農民而言,種樹退沙的效果仍然很漫長。因此,治沙協會除了改進技術,還在經濟上強調短期的經濟效益先滿足小農的實用需求,以利益促進農民做公益的積極性。再比如草原牧牛項目,協會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將恢復的草原提供給牧牛戶放牧,但牧牛戶必須以加入草原志愿看護對作為回報,農戶積極參與到草原的看護工作中,是因為切實感受到草原保護給社區帶來的經濟實惠[31]194-203。可見,“短期”的經濟效益與“長期”的環保恢復計劃并非“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而可以在一個廣為、廣泛的組織系統中達到互動和平衡。

行文至此,似乎一個村莊經歷了以上四個階段,在技術、經濟、組織和社會等方面發揮主體能動性就能快速抵御各類風險,形成一個內部平衡的適應系統。但是只靠動態的抗逆過程很難自動使地域社會形成穩定的內部秩序,只能是成功抵御風險后的“重建”或“再生”,還需要“公共性”的反思性框架來評估抵御風險的效果和構建“再生基礎”。換言之,衰退地域的真正重建需要“抗逆力”和“公共性”的“動靜結合”,方能夯實地域再生的內生性基礎。“公共性”近年來成為社會科學的熱門話題。總體來說,國內的公共性研究大多聚焦于概念考據、理論或功能的分析,較少從實證的角度將“公共性”作為一個實踐框架進行操作化和量化。在公共性的量化研究上,韓國學者走在前列。2014年的“世越號”沉船事件(3)標志“公共性重建”無論從學理上還是政策實施上都提上議事日程。為此,“公共性”的操作化和指數化成為韓國政治學和社會學界的重要任務,以作為評估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以及民間組織公益性的重要依據。韓國首爾大學的丘惠蘭較早對此進行探索。如表3所示,她在借鑒西方公共性測量的基礎上,將公共性操作化為四類二級指標:第一類經濟物質層面上的公益性,是指維護共同利益的國家和私人領域的資源投入和分配程度,主要體現在政府在社會支出、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等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務;第二類價值層面的公正性,是指獲得資源和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均衡性,具體是指收入兩極分化、就業性別分化、健康分化等社會公平程度;第三類社會層面的公民性,是指解決公民相關問題的過程中公民參與能力和制度化程度,具體是指法制程度、社會共識和溝通程度、公民的參與能力、社會組織強度等;第四類政治文化方面的公開性,是指表達想法的自由程度和決策過程中的開放性和透明性,具體體現在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腐敗認識程度、輿論媒體的多元性等。



如前所述,“公共性”視角主要傾向于監督公權力實施及其道德自律的反思性,公共性的具體操作化指標不僅用以測量公共性的具體程度,也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維度監督權力的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框架。質言之,“抗逆力”傾向于一種客觀的“過程性”,而“公共性”則帶有更強烈的“道德色彩”。在一個公共性較弱的社區,盡管客觀上表現出較強的抗逆力,如果是抗逆力的分配不均等,等同于另一種形式的兩極分化。即同一區域內一些階層具有抗逆力,而另一群體不具有擁有抗逆力能力的基礎條件。誠如穆里爾·寇特(Muriel Cote)和安德里亞·南丁格爾(Andrea J. Nightingale)強調一種“情境性抗逆力”(situated resilience)一樣,認為“傳統生態性抗逆力的致命缺陷在于當運用到社會領域時,不去追問權力和文化在適應能力的角色,或者不去分析是什么的抗逆力,或者當我們把抗逆力運用到社會領域時是為了誰培育抗逆力?……情境性抗逆力分析除了圍繞價值來獲得動力,也包括平等和正義,它們使得我們去追問哪些抗逆力是可取的,以及抗逆力是否或如何凌駕于其他人之上”[33]。可見,“公共性”可視為評判抗逆力的“情境性標準”,抗逆力是在公共性的四個維度中實現其從適應到轉換的能動過程。具體到鄉村振興而言,鄉村振興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目標,都需要公共性的保駕護航。經濟和環保方面的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不僅是村莊內部之事,而是立基于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充足性和公正性(公益性,公正性);“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需要所有村民群體的民主參與,上文提及的“四老會”“幫扶會”“一長八員”“農民志愿者組織”“農民草原志愿看護隊”等農民組織化參與鄉村治理和鄉村公益,充分體現了公共性的公民性是培育抗逆力的核心所在;最后農村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過程中的信息公開化(公開性)也是抗逆力的重要保障,若是資源分配過程中的信息不公開,只是一部分人形成抗逆力,抗逆力本身則會導致社區內部分化和瓦解,其本身沒有公共性的結構性保障和價值依托,再談抗逆力則失去意義。總之,鄉村振興話語自身應包含“風險應對”和“公共性反思”的兩種考量,兩者動靜結合、共生互促、相得益彰,最終為鄉村的“振興”提供雙重動力。

四、結論與討論

以鄉村崩潰為代表的地域衰退話語近幾年在媒體和學術界呈現燎原之勢。但正如貝克提出風險社會是為了促進人們反思現代性,并非渲染聳人聽聞的恐怖氣氛和消極情緒一樣。作為知識分子,我們也應沉著面對衰退風險,希望重新喚回理性的光輝照耀大地。值得欣慰的是,近幾年,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者積極挖掘“公共性”的理性基礎,并將此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視角;另一方面,以人文地理學、演化經濟學、生態社會學者為代表的“抗逆力”學派,以“風險”為切入點,強調個體、家庭、城市、鄉村、地區等主體能夠在復雜情況下通過適應和轉換等能動過程主動應對風險的挑戰。國內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為契機,學界也逐漸重視災后農村的“抗逆力”培育。受此啟發,筆者嘗試將兩者結合來探討目前衰退風險背景下鄉村振興的動力結構和機制問題。本體論、認識論、著力點等方面,抗逆力以“動態風險管理”見長,公共性的優點則在于“常態性的結構性反思”。若將兩者“動靜結合”應用到鄉村振興戰略之中,“抗逆力”的能動性和動態性可以分析衰退鄉村運用自身優勢克服風險的具體過程和機制;同時,“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反思性和道德性也成為評估抗逆力有效性和價值性的重要因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為以后的深入研究拋磚引玉。尚存一些有待推敲之處;例如,公共性中公民性強調公民參與的主動性,與抗逆力過程中抵御風險的能動性之間,存在何種關聯和區別?抗逆力中的行動者網絡視角(ANT)認為行動者除了包括人類行為之外,也包括非人類的客觀物質表現出的能動性[31]28。例如,農作物老品種的穩定性和多樣性也會促進農村抵御風險能力的增長。但這種客觀物質的能動性如何與人類行動的能動性進行互動才能真正推動鄉村的發展,這些都是下一步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總之,“公共性”和“抗逆力”是一個充滿魅力和前景的領域,值得我們為伊消得人憔悴,繼續深入探討鄉村振興之外其他衰退地域的重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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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李周.人民日報大家手筆:深入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人民網,http//opinion. people. com. cn/n1/2018/0205/C1003-20

[2]王蔚萍.消失20多年的老品種回來了.中國財經網http//finance. china. com. cn/roll/20160808/3848207. shtml

[3]2014年417日,韓國“世越號”號客輪在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觀梅島西南方向約3公里海上沉沒。該船載有476人,其中包含修學旅行的高中二年級學生325人,船員20人,最后導致295人死亡,172人受傷,9人下落不明。隨著該事件的繼續發酵,人們問責的不僅是客船公司,直接指向韓國社會的公共性危機,即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的不作為,民間組織的利益集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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